过去几十年中，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便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就纯粹的经济学而言，中国奇迹般的增长速度或许并不是什么奇迹，而是严格遵循新古典经济学说的表现：高储蓄、高投资、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深入的工业化等。在高增长期间，中国也处在有利的人口结构和国际环境之中。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采用这些学说的方式。在1978年之前，中国经历了较长的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存在许多错误，但这一时期的重工业仍为国民经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支撑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快速发展。中国从经济开放中受益，但它是以自己的速度开放，并保持了很强的重商主义色彩，其特点是有管理的汇率，不对称的进出口政策，以及在某些战略性部门对外国直接投资施行市场换技术政策。尽管在1995-2005年出现了一波改革浪潮，但国有企业仍然在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享有获得信贷和市场准入的特权。
　　展望未来30年，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两大挑战：一个是人口结构的恶化，另一个是更加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人口结构的恶化将弱化资本积累对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从而创新将变得愈加重要，因此国内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在国际方面，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要求国家采取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战略。以上这两种变化悄然而至，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对这些变化做出预判，并提供相应建议。

一、伟大的成就

　　中国经济在唐宋时期达到顶峰，在明清兩代陷入停滞，虽然农业部门仍有增长，但人口的增长使人均收入下降。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低迷，这种颓势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以扭转。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1%，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破败贫穷的国家。
　　但中国自1950年以来的成就依然显著。在1954-1977年期间，中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6.14%。1950-2000年期间，中国的年增长速度较全球平均水平高2.1个百分点。但是，前30年的增长波动较大，并且，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人为抬高的重工业产品价格使得经济增速被高估。可持续的增长只发生在1978年以后。在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9.44%的速度增长。我们的研究显示，204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例预计将恢复到1820年的水平，中国的人均收入将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

二、结构变化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显著的结构性变化，其中的两个主要变化是告别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和去工业化。伴随这两个变化，一方面，再平衡已经发生，除了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之外，劳动收入比重已经停止下降，服务业比重增加；另一方面，整体增长放缓，并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
　　（一）增长模式的转变
　　在1978年以前，中国经济封闭，出口很少。1978年以后，出口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9-2001年，这一时期虽然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但出口平均增长率还是可观的，达到了16%，原因之一是中国出口的起点较低，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中国的出口额仅为2662亿美元。第二个阶段是2002-2008年，由于加入WTO，中国的出口以每年27.3%的速度增长，在短短7年时间里，其总量增加了5.37倍，达到1.43万亿美元，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以后，在此期间，出口增长率下降到每年6.8%，2009年、2015年和2016年甚至出现负增长。然而，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快于世界贸易增长。大型经济体的出口占GDP的比重通常不高，如美国约为10%，日本约为17%；2007年中国的这一比例达到36%，此后开始下降。由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一直在放缓，如果中国的出口增速在未来继续放缓，就不足为奇。
　　2002-2008年之间，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整体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刘遵义等（2007）的研究，通过净出口和上下游联系，出口带动的贡献占中国GDP的11%-15%，这意味着，这期间出口增长贡献了3-4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占同期中国GDP增长的30%到40%。相比之下，自2008年以来，出口的平均贡献率已降至约1个百分点左右，在某些年份其贡献甚至是负的。这一迹象表明，尽管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已不再是增长的强劲驱动力。
　　在内部，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来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经过60年来艰苦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进入去工业化阶段。中国遵循了成功经济体结构转型的共同模式：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二产业比重先升后降。第二产业的走势是工业化及随后的去工业化进程的标志。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占比在2006年达到峰值（48%），2012年就业占比达到峰值（30.3%）。由于就业占比通常比增加值占比更具黏性，可以得出结论，2012年中国已经结束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了去工业化阶段。
　　然而，中国的去工业化进程可能是提前了。刘亚琳等（2018）通过校准一个动态的多部门模型发现，如果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工业化将持续到2017年左右。作为对比，正是在2017年左右，中国的人均GDP达到韩国1990年的水平，而1990年是韩国的工业就业比例达到峰值的一年。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21世纪的头10年里，第二产业增加了10个百分点的就业份额，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退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确实对中国增长带来了不利影响。
　　（二）结构转型的后果
　　退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首要后果是增长放缓。当出口能够推动增长时，工业扩张几乎没有任何上限，因为需求与国内消费无关；在告别出口导向型增长和去工业化开始之后，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强劲动力，而其需求必须在国内产生。在2001-2010年，工业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7.5%，而服务业增长为45.8%。2011-2017年间，服务业占比上升至62.2%，工业占比下降至32.6%。这是中国增长模式的巨变，在最低限度上，这意味着中国许多旨在促进工业发展和出口的政策必须中性化，但目前为止这一变化还没有发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工业发展不再重要。研究表明，持续的产业升级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成为高收入国家至关重要（Su and Yao，2017）。但是，现在的产业升级不能靠资本积累自动完成，相反，它需要依靠领先的创新。
　　然而，创新不太可能带来非常快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采用了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其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9%，但第一次石油危机迫使其放弃了这个模式，就像全球金融危机迫使中国这样做一样。此后，日本经济成功地转型为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导了世界创新舞台。然而，在1973-1993年，日本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5%，1993年以后增长更是几乎停止了。由于存在由收入差距引起的内部趋同，中国或许能够比日本做得更好，但这需要内陆省份赶上沿海省份的效率，而这本身并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Yao and Wang，2017）。因此，中国可能不得不降低对增长率的预期。
　　不过，去工业化并不只带来了坏消息，前面讨论的再平衡是去工业化的好结果之一。尽管储蓄率下降也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但总体而言，消费比重的上升使中国经济回归到更加平衡的增长轨道上。当然，最重要的好消息是劳动收入的比重上升，收入分配变得更好了。改善收入分配不仅是政府的目標之一，也有利于国内消费。经过2003-2012年的大幅扩张，中国经济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缺乏有效需求已成为加速增长的制约因素，当普通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提高的时候，国内消费就会增加。

三、展望

　　中国已经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踏上了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新征程。展望未来30年，中国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成为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将面临较大的阻力。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大规模扩张模式已不再是发展的选项。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已开始启动“再平衡”，创新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面向未来，中国需要处理好下面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TFP增速的下降。尽管创新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创新不足以保证TFP的高增长率。在许多领域，中国已经达到或接近世界技术前沿，因此，中国的技术进步率下降是一件自然的事情。另外，资本回报率的下降给TFP带来很大的下行压力。尽管资本回报率的大部分下降可以用人口结构的恶化和外部需求的下降来解释，但金融领域的资金错配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国有企业获得不成比例的资金，但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却比民营企业低很多。因此，国有企业和金融市场改革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
　　第二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老龄化是一头“灰犀牛”，没有什么措施能够避免，中国需要做的是适应它，并学习如何在一个老龄化社会中继续保持合理的增长速度。这需要国家的政策框架发生范式变革。
　　第三个挑战是国际环境的变化。由于具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当中国的收入水平上升时，世界都会随之改变。当全球30%至40%的增长来自中国时，每个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感受到其影响，最近的中美贸易摩擦可能是全球对中国崛起进行长期调整的开始。尽管中国对全球需求的依赖正在减弱，但其完整的生产网络和蓬勃发展的国内市场阻碍了中端产业向国外转移。雁阵理论有可能在中国失效，全球增长的列车或许将在“中国站”停留很长一段时间。这将不仅是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问题，而且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需要考虑如何为世界带来繁荣，而不是仅仅向其他国家出口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