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菜是从新发地进的吗？”北京益民购物中心青年路店的蔬菜摊主们，近期免不了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位摊主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北京东边的菜市场一般都去通州八里桥批发市场，我们平常就不怎么去新发地。”
　　2020年6月13日，因北京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活动轨迹涉及新发地市场，在市场从业人员及环境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简称新发地）宣布暂时休市。
　　由于新发地在北京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特殊地位，其下游接受新发地农产品货源的农贸市场、餐饮单位和机关单位受到波及，菜市场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再次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此后也密集开展对传统菜市场、大中型商超、提供生食类水产品的餐饮单位的食品安全检查。
　　“脏乱差”“城市堵点”……当作为“小菜篮”的社区菜市场的环境开始逐渐改观、普遍升级的时候，作为“大菜篮”的农批市场却还难以摆脱这些负面标签。
　　为何城市菜篮的现代化步伐总比城市发展的速度慢半拍？在生鲜电商和社区生鲜超市越来越普及的当下，城市还需要不同规模的农批市场、农贸市场（以下统一称菜市场）吗？其升级之困要如何解决？

存废之争

　　“出了问题之后，许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关停、取缔。新发地出现新疫情之后，有相当一部分观点就认为需要重构农产品供应和流通体系，以直销模式取代分销模式，以短链代替长链，说白了就是‘绕过农产品批发市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冰川在近期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围绕传统菜市场的存废，一直存在不小的争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批农贸市场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大场所，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里是城乡边界较为模糊的地带，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前现代城市空间与社会活动形态，城市现代化进程越快，这个城乡连接点的尴尬与困局就越突出。

　　上世纪80年代末以降，农产品原有的“统购统销”体系被打破后，几十年来为中国人解决餐桌供应的“传统菜篮”体系以农批市场为中心，即“农户→产销地农批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模式所面临的挑战也增加了。21世纪之初，星罗棋布于城市之中的钢棚菜市场，就成了“脏乱差”的代表，有的城市对这些菜市场进行了搬迁、升级，有的城市则选择推进“农改超”。
　　小型化、連锁化、超市化的城市副食品供应业态被视为更符合现代城市的新体系。在新世纪初率先进行“农改超”的城市是福州，“农改超”既能改善传统菜市场对市容环境的影响，也可通过企业自我约束力提高食品安全。此后，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推动福州模式。
　　针对“传统菜篮”的首次存废之争，伴随着早期“农改超”试验而起，但当时的争议还不足以动摇“传统菜篮”的地位。推行几年后，“农改超”遇到了来自居民消费习惯、投资成本和企业经营风险的多重阻力，学界对此表示了担忧，政策开始鼓励更加符合实际的“农加超”，即在菜市场中增加超市。
　　2005年，商务部、农业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工作的通知》，四年后，商务部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实施标准化菜市场示范工程的通知》。后者使得全国菜市场有了转型目标，也造就了近十年来城市居民所看到的社区菜市场标准形态。
　　与此同时，城市居民的购买习惯开始向超市、生鲜便利店和社区菜店倾斜，这些场所供应的农产品“品貌新鲜、包装卫生”;近年，生鲜电商入局，多种零售渠道逐渐冲击着社区菜市场的地位。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处近期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城市居民的农产品消费习惯、购买渠道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方面，食品新鲜和卫生干净成为消费者购买时的首要决策因素;另一方面，农产品终端零售渠道结构变化明显，其中超市消费受影响不大，生鲜电商、社区菜店和社区团购激增，传统菜市场消费下降明显，社区菜店成为占比仅次于超市消费的购买渠道。

留下菜市场

　　搜集有关菜市场的新闻可以发现，近五年来，“拆迁”“消失”的字眼出现频率极高，传统菜市场因老旧、落后、脏乱、管理不善，而经历关停整顿、升级改造的新闻屡见不鲜。例如，北京2015年前后，大中型菜市场迎来一场大规模拆除;2017年，在一系列“疏解整治促提升”政策下，社区菜市场又再次清理整顿。
　　处于菜市场上游的农批市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零售端渠道变革的冲击。
　　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副院长、教授王晓平对本刊表示，如今的农产品流通模式主要有自产自销模式、农超对接模式、农批市场模式，以及“互联网 ”下的创新模式。
　　其中，农超对接（产地→配送商→超市）模式绕开销地农批市场，“互联网 ”下的生鲜电商也可以实现产地直销。据2014年中国乡村之声报道，全国多个农批市场出现业户流失、竞争加剧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各大中小城市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对农批农贸市场进行了搬迁、合并。
　　北京最大的农批市场新发地暂时休市，就像堵住了一条大河最重要的支流，北京其他农批市场迎来一次“潮涌”。北京大洋路批发市场是主要分流市场之一，这个距离国贸只有7公里的农批市场，在承接分流任务之后成为“堵点”，有进货商反映，受此影响，进出大洋路批发市场需要4个多小时。
　　传统菜市场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产业本身，“低端”的业态、粗放的管理和给城市管理带来的负担成了“原罪”。“传统菜篮”一边忙着标准化升级改造，一边面临第二次存废之争，其背景不仅是城市农产品供应体系的业态升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批农贸市场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大场所，从社会学角度而言，这里是城乡边界较为模糊的地带，某种程度上保留着前现代城市空间与社会活动形态，城市现代化进程越快，这个城乡连接点的尴尬与困局就越突出。
　　此次新发地疫情的暴发，使得农超对接模式在北京进一步得到消费者的接受。王晓平认为，在大城市以后的农产品流通中，超市和社区菜店有可能逐渐取代传统菜市场。
　　但“留下菜市场”的呼声也很强烈。
　　首先，我国食品消费习惯细碎多元，供应渠道完全依赖超市和小型社区菜店很难满足这一需求;其次，菜市场提供的社会交往和邻里关怀功能，是规模化的超市难以取代的，其本身也是城市文化景观的一部分;再次，完全取缔菜市场，将使赖此为生的商贩（一般为外来务工者）面临失业风险。
　　江西财经大学教授、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应恒在2003年曾预判“尽管超市地位日益提升，农贸市场在中国不会消失，而会减少”，如今，零售端结构从原来的菜市场为主体变为超市占比更高，而上游农批市场仍然是整个流通体系的核心。

　　2019年12月， 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举办有关“菜市场转型升级”问题的发布会，强调在推动菜市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只注重环境整治提升，更主要是推进市场管理标准化。

　　“销地农批市场是核心，占主导地位，也是农产品价格形成的中心。”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市场开发部经理郭智勇对本刊说。近年来随着新零售业态的发展，直销模式有所提升，但是并未改变农副产品供应中分销模式的主导地位，三分之二的农副产品供应仍然来自分销模式。

不能止于环境改造

　　菜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是其物业空间和充分调动社会劳动力带来的经营优势，如今菜市场在城市中还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提供产品性价比依然突出。
　　位于北京朝阳区青年路地铁站旁的北京益民购物中心青年路店，近年刚完成标准化改造升级，与其仅隔一条马路，就是一家地利生鲜连锁超市，不远处朝阳大悦城里还有一家大型超市。即使如此，这家农贸市场仍然颇受欢迎，因疫情防控需要，它曾经历过两个多月的休市，重新开放后却很快恢复了人气。
　　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三源里菜市场作为北京市标准化达标社区菜市场，经过2004年后一系列的升级改造、提高经营准入门槛、提升档次，甚至在2017年一度跃升为“网红”。
　　人们首先惊叹三源里菜市场的“颜值”，此后是精细化管理和每个商贩的服务与营销能力。这里成了传统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模范”之一，证明菜市场经过升级可以适应现代化城市的需要。
　　2020年5月1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務部部长钟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党中央把扩大内需作为重大战略，商务部要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将从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推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发展生活服务业等三方面下工夫，其中打造“15分钟便民生活圈”内容就涉及推进菜市场标准化改造。
　　“标准化改造”并非改造环境而已。2019年12月，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政府举办有关“菜市场转型升级”问题的发布会，强调在推动菜市场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不只注重环境整治提升，更主要是推进市场管理标准化。在全国各个城市菜市场的升级行动中，这并不是孤例。
　　整体而言，菜市场升级涉及环境改造、经营改造、供应链改造和业态改造，无论是硬件改造还是软件升级，都要进行动辄百万级的投入。大部分升级改造受限于装修、硬件设备，而管理水平如何提高一直是一大症结。有行业人士分析，菜市场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管理和从业人员相对年龄结构偏高，从业经历以传统行业为主，很难适应精细管理的要求。
　　疫情之下，农批市场的管理痛点显得比农贸市场更加突出。郭智勇总结，首先是标准化程度不高，采购离不开现场看货，市场车水马龙;其次净菜比例不高，货物一般是到农批市场再分拣加工，带来很多城市垃圾;再次信息化水平不高，造成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难以溯源，且信息不对称造成生产盲目性，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
　　针对净菜比例低的问题，周应恒认为，应在农产品产地进行标准化和商品化处理，提高农批市场对货物的准入标准，不符合标准的货物不进场。

全国农产品流通骨干网络

　　王晓平认为，要想改变目前农批市场“人多车多”的现状，一方面应弱化甚至取消农批市场的零售功能，强化批发功能，另一方面，可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将线下交易转变为线上交易，让农批市场发挥物流中心而非商品售卖的作用，这样将改善市场环境，减少人流车流。
　　在平日，北京大洋路批发市场夜间做批发生意，白天以零售为主，24小时都有人流进出。2020年6月15日起，因疫情防控需要，该市场宣布日间不再开放零售业务。这一措施是否常态化推行，目前尚不确定。
　　而北京益民购物中心青年路店的主要货源地八里桥批发市场不久前刚完成一轮改造，整体环境较为整洁，且分出了批发区和零售区，目前仍然开放零售。一位零售区商户对本刊记者说：“夜间和上午批发区人最多，下午批发区闭市，只开放零售区。”

关键在于重塑体系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安玉发近日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采访时表示：“批发市场的升级再造，要求的不仅仅是市场本身，它意味着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的方向提升管理水平。” 　　“传统菜篮”升级改造的问题核心，实际上是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优化重塑。
　　王晓平认为，在城市对于农批农贸市场的规划上，应进行分级分类：一级批发市场只做批发，且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二级批发市场以批发为主，数量规模可以适当减小;三级农贸市场仅做零售，面向大众消费者。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甄贞近期撰文指出，城市商业规划和市场项目批建之间的管理衔接不够紧密，常出现农批市场开发体量过剩的情况。这不仅导致激烈竞争、部分市场严重空置而不能给地方财政带来受益，而且严重浪费土地资源，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针对此次疫情暴露的农产品流通体系问题，在农批市场规划方面，郭智勇认为大城市应多核保障，不能对单一市场依存度过大。

农产品流通流程示意图

　　规划的关键在于平衡“多核保障”与“体量合理”。“在进行批发市场规划时，要对整个城市的各级批发市场进行规划设计，也就是每个批发市场有合理的辐射范围;同时要设定价格标准和经营范围，不要出现不同批发市场价格差异比较大的情况，也不要出现有些农产品只能到特定的市场才能购买的情况。”王晓平说。

　　“批发市场的升级再造，要求的不仅仅是市场本身，它意味着生产、加工、仓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的方向提升管理水平。”

　　地方政府层面，不少城市都出臺了农产品流通领域政策及规划，其中，以上海市的政策与规划最为详尽，先后发布过《关于加快本市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指导意见》《上海市食用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发展规划（2011-2020）》，后者对于农批农贸市场进行了详细的布局规划。
　　“针对食品溯源问题、信息化问题，政府也要逐步主动参与，通过政府采购或委派机构加强管理。”郭智勇说。
　　“农批市场电商化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这对于管理有效性和提升安全性方面都不失为一条合理路径。”周应恒认为，目前生鲜电商在我国具有一定发展基础，在传统的供应体系中也导入电商化，将有助于其升级。
　　在这方面，已经有企业进行了尝试，由广州江南市场起家的广州江楠（集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就建立了B2B生鲜垂直品类平台“江楠鲜品”。

重视公益性

　　中国蔬菜流通协会会长戴中久认为，加强市场的数字化信息体系建设和数字化支付，提高商户对接效率，通过市场内的交易数据、销售数据、客流数据、菜价数据、商户数据、活动数据，可以达到食品安全追溯，并提升商户交易体验。
　　这也是近年来不少专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想要引入的一种新模式，即“智慧农批”。

　　这一模式很有可能率先在浙江温州孵化出来。2016年起，温州菜篮子有限公司开始承担温州市属国有农贸市场的统一运营。从硬件改造、管理革新、商业创新、品牌建设等方面对菜市场进行了系统性提升，打造“现代菜篮子”品牌，并进行了智慧化管理试验。
　　试验的样板是“现代菜篮子”新田园农贸市场，这个市场运用自主研发数字农贸运营系统，实现了非接触无线支付、客流大数据统计，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凸显了数字化管控带来的便捷与高效。据悉，“现代菜篮子”还在研发能够实现交易数据全量采集解决交易溯源问题的升级版运营系统。
　　显然，这种升级需要巨大投入，且回收期长，对于大部分达不到集团化水平的菜市场而言，无论从能力还是意愿上来看，都存在阻力。
　　郭智勇认为，涉及公共安全、公共福利的农产品流通体系升级，会存在市场失灵：“我国农批市场有很强的原生性，村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据行业重要位置，逐利性大于公益性;如深圳农产品、上海蔬菜集团、温州菜篮子和供销系统这样的国有力量相对薄弱，大概占30%。”
　　201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鲜活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鲜活农产品市场“公益性”的概念。2014年，农产品市场公益性进入备受重视的全新阶段，当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内贸流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制定全国公益性批发市场发展规划，统筹公益性市场建设，培育一批全国和区域公益性农产品批发市场。
　　郭智勇认为，由于缺乏长效机制，在民营企业占主导的情况下，不能改变行业忽视公益性的情况，建议提高农批市场中国有企业（含供销社企业）占比，促使农批市场由盈利性组织向公益性组织转变。
　　从全国来看，如上海一样通过立法明确上海一级农批市场地位的城市还很少，菜市场准入门槛低、对建设运营的主体要求低，这使得其建设运营质量难以保证，而政府监督和对大型服务企业的扶持政策较为缺位，造成劣币驱逐良币，这说明行业相关立法亟待加强。
　　在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有为农产品批发而制定的法律。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在市场立法、规划、政府管理、市场准入与运行规范等方面，中国还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甄贞建议，依据中国国情，制定和颁布具有国家法律地位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如果一时难于出台国家层面的立法，也可以发挥地方人大的立法作用，加快推动符合区域特点的地方性立法，加强整体规划和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