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闾蘅是婉约的，更是率真的，她的身上集中了女性知性的柔美和忘我的坦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个人事业成长的同时，她更不惜将大把时间用来为祖国的发展献计献策，似乎在为她那一直思归未归的伯父弥补些什么。值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记者前往她下榻的饭店拜访，聆听她谈及大伯张学良夫妇的幽禁往事。
　　
　　李宗仁代任总统，立即安排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杨自由。此时，国，共两党已是划江而治的局面
　　
　　1948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濒于崩溃，宋美龄决定只身赴美游说，争取杜鲁门的支持。张学良听说后，写了一封信给于凤至，托毛人凤转宋美龄带去。
　　


　　1949年1月23日，张学良读报时，看到了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声明：“……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是在内有白崇禧、李宗仁相胁，外有美国人不支持的内外夹击下，以退为进，“引退”并返回浙江奉化溪口的。表面上看蒋介石躲在家乡，实际上依旧操纵并遥控着大小事务，如长江布防、安排蒋经国到台湾等。这一时期，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来往于溪口途中。
　　李宗仁代任总统，立即安排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杨自由。此时，国、共两党已是划江而治的局面。
　　1月25日，负责看守的刘乙光给了张学良一张申报，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寥寥数字，无悲无喜。
　　刘乙光次日赶赴台北请示，几天后托人给张学良捎来一信称“大体已定，只等飞机”。到2月1日，刘乙光返回井上，说事情又有变化，马上搬迁转移，但“仍未告知去何处”。
　　2月2日，夜里3点从井上出发，赶到新竹飞机场，因天气恶劣，直到11点才起飞，12点10分抵台南冈山镇机场，机场已有军用汽车等候，下了飞机就直奔高雄要塞，秘密将张学良、赵一荻藏于要塞的兵舍中。为何要连夜紧急迁移?据后来一些台湾方面解密文件得知：其时代总统李宗仁要求“恢复张、杨自由”，保密局毛人凤等借口不知“张、杨”在何处，推托不办。尽管各界呼声甚高，但没有“蒋先生”点头，自然无人去落实，故一拖再拖，终成一纸空文。而张学良、赵一荻被囚禁于台湾井上温泉已被外人知晓，为“安全”故，遂将二人紧急转移高雄，与外界隔绝。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降下“青天白日旗”。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自此，海峡两岸形成对峙，往来断绝。数十年间，一代“少帅”张学良与其妻赵一荻再没能返回故土。
　　
　　大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我知道，大伯的有些愿望是永远无法实现了
　　
　　张闾蘅第一次见到大伯大妈是在上小学5年级的时候，她站在医院病房的走廊上，和家人一起等待大伯大妈的到来。大伯、大妈长什么模样?她在心里琢磨着。“一会儿，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见了背影。妈妈说：因为你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到台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我无法理解，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
　　“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台湾当年的交通远未及今天这么便利，新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是很遥远了。大伯、大妈在人烟稀少的山里一呆就是10余年呀!”
　　“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志德)约我们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作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儿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心里甚感不平的是，这个政府真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的长辈关了那么久?见一面跟‘做贼’一样。太不公平!”
　　张闾蘅在美国读完大学，于1967年回台湾休养，这时，和大伯大妈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每过几天，张学良和赵一荻就会到张闾蘅家里来一次。亲人相聚，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虽然每次都会有看守跟着，弄出很大的动静，但并不妨碍家人之间的交流。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他很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或者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家在北投，在他们家里，除了吴妈，其余‘服侍’他们的人，都是保密局派来的看守特务。在大伯家的外围，也布满保密局的警卫点，不让外人靠近。我们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当时我真是无法理解，看着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心里很压抑也很气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干、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
　　“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逢年过节。每到年三十，我们与大伯、大妈一起在北投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大妈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她烧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绝，小巧精致、香甜诱人。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均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捂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他手里，看我们沮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说，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时，玩过了通宵，亦不知疲倦，而我们都东倒西歪了。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爱热闹、爱玩、爱生活。”
　　张学良非常喜欢到张闾蘅家，“有时一呆就是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的就不时上楼来催，大妈有些紧张，可大伯正聊得兴头上，故意装听不见，能多呆一会儿，他就多‘赖’一会儿……每次看 到大伯如贪玩的顽童不愿‘回家’，而‘跟班’的又不停地催促，心里又痛又恨!大伯、大妈已经被他们囚禁了那么久，为什么还不放过他们?这种‘管束’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呢?听大伯讲，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连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家有一个‘顽童’般的大伯，喜欢与他聊天，听他讲故事。只要你跟他呆一会儿，你就会被他的睿智所吸引。
　　“我常对自己说，我真幸运能有这么一位长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对我们的呵护、关爱，细微无声，往往就，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他认为我们做得不对时，最多说一句，‘你们不懂’或‘糊涂’，然后他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像对朋友一样娓娓道来。从他的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又黯然神伤，音落神凝。”
　　“大伯、大妈后来去了夏威夷，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同沐浴阳光与海风，这样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我是看着他生气勃勃的躯体日渐枯干，炯炯有神的目光在悄然暗淡……我读懂了什么叫‘力不从心’!我无法阻挡时间的脚步，在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也画上了人生句号。大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我知道，大伯的有些愿望是永远无法实现了!”
　　正是有着一代爱国名将张学良的侄女这样的身份，作为来自香港的全国政协委员，张闾蘅对于祖国统一、香港发展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更加感触良深。她说，香港回归祖国10年来，最大的变化是民众的政治地位，最大的不变是民生问题，这样的变化和不变化使香港民众皆大欢喜。她说：“回归之前，香港主要是以经济挂帅为主，很少参与和关心政治，因为那毕竟是英国人的政治；回归以后，我们在政治上有了地位，有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在谈到对“港人治港”问题怎么看时，她表示，现在中央政府很少干预或者说基本不干预香港的政策、制度，真正做到了“港人治港”。但是为什么某一个政策出台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她对此表示很不理解，她说：“我真的不理解那些人，为什么情愿做洋奴，也不愿意自主。也许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她认为：回归10年，香港的民生问题没有太大的变化，只能说香港更繁荣、更稳定了。10年前，很多人怕回归后的政策体制影响到自己目前的生活和事业，贱卖房屋，纷纷移民。“事实证明：我们这些不移民的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当初移民的人，七成以上已经回来，也看到了目前的形势。所以，好的政策还是要自己亲身体验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