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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家的诞生取决于经营环境的市场化
博鳌观察：国内银行家中有不少是官员出身，银行也是由职能部门转化而来的，在这种背景下，能诞生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吗？
郭田勇：从表面上看，中国的银行家群体已经在时代的舞台上出现—但凡能在一家中型以上商业银行担任行长或其他高管，应该都可以称之为银行家。然而我认为，中国目前仍然缺少真正的银行家。因为真正的银行家应该在完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中历经商业历练和竞争的洗涤，成为术业精专的金融职业经理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去留取舍由股东依据市场标尺决定，银行家具有与官员所不一样的“职业气质”。
当今社会对活跃在金融舞台上的银行家还存有一定质疑，这主要是由银行业准入垄断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的。虽然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国有大行掌舵者殊为不易，但内外部环境导致这类银行家并不能展现其不可替代性，凝练出真正的“银行家范儿”。
历经30余年的金融改革，中国金融界虽然几经风云变幻，但却依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银行家时代。目前活跃在一线的银行“掌门人”算是承上启下的“准银行家”。我相信，未来10年存在职业银行家真正主导、推动银行业的可能。这种论断并非是对现有银行经营者能力的怀疑，而是因为缺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充分竞争市场、没有充分市场化的选贤任能机制，银行业的周期性辉煌很难凸显出银行家的个人价值。
一言以蔽之，银行家要依靠市场机制来筛选，真正的银行家的诞生要靠打破官本位体制。
博鳌观察：据您所说，未来10年中国有可能出现真正的银行家。那么，其标准是什么？
郭田勇：按照中国文化传统，真正可以称为“家”的都是开承新局、有大作为的人。就银行家而言，我认为，这一职业跟企业家本质上别无二致。因此，真正的银行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善经营、会管理、懂市场、专业务。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说，把单位经营好才是称职的，亏损的、发不出工资的肯定不是好银行家；其次，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战略，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掌管一家银行的银行家尤其要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等领域具有前瞻、动态的战略和策略，要使自己的理念和措施适合市场及自身银行的发展，进退有据、张弛有度，进而寻求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色化的经营；最后，要能够打造、带领和锻造优秀的管理团队，让团队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紧紧围绕既定的目标打拼。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真正以银行家为领队的经营团队，在长期风险与短期利益之间取舍、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笑到最后。
差异化经营是趋势
博鳌观察：说到定位和差异化的问题，我们拿美国三家银行做比较，花旗银行（Citibank）、富国银行（Wells Fargo）和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它们的市场定位其实非常清楚，花旗客户遍布全球，但是富国就做中小企业，纽约梅隆银行则专注做证券托管。你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差异化问题？
郭田勇：美国金融业实施利率市场化时对商业银行冲击非常大，很多中小银行甚至大型银行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源在于原有的存贷款利差盈利模式被颠覆之后，很多银行并未寻找到可替代的风险与收益均衡发展模式。其间，花旗、纽约银行等行业龙头也经历了以跨州兼并、混业经营、国际化布局等为特点的发展时期。大浪淘沙始见金，富国银行成为目前的王者。其秘籍在于服务于中小客户、深耕美国本土—做得既专又精，形成了独有的核心竞争力，获取的实际利差反而比利率市场化之前要高出许多。
所以我们讲真正的银行家，一定要给银行一个合理且专一的清晰定位。反观中国银行业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原因固然有竞争不充分的因素，但因缺乏真正银行家的智慧，不具备差异化的坚持和引领，进而造成核心竞争力的缺失才是真正的原因。
博鳌观察：国内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的经营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国有色彩相对淡一些。
郭田勇：我比较认同这两家银行在零售和小微业务方面的优势和特色。究其根源，一是领导层的经营管理能力的确比较突出，且战略执行具有长期性，二是他们的激励机制做得也比较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门人和管理团队考虑的目标相对单一，心无旁骛，这样才可能把银行做好。当然官本位色彩不浓也会有其他的心理平衡因素，比如说这几家银行的薪资水平也较高。
博鳌观察：中国银行业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郭田勇：2002年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其实是中国银行业真正商业化的开始。2002年之前，尽管已经实施了《商业银行法》，但在财政税务体制渐进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等环境下，银行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然而在商业化之后，市场又有了银行“暴利说”。因为相对于实体经济，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要更容易、更高。在实体经济向好的时候，这种矛盾还不那么明显，但一旦实体经济出现下滑，矛盾就会凸现。归根结底，银行业的竞争不充分。如果充分竞争，银行也自然会回归到经济领域的平均利润水平。
未来银行业挣钱越来越不容易
博鳌观察：您怎么看银行“暴利说”？
郭田勇：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失衡的问题需要慎重反思。媒体舆论一直说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M2超过了100万亿，全球最高，背后的原因暂不详谈。另一方面，M2天量的同时，资金价格却始终高企。这是一个悖论，原因固然来自多方面，但从银行业本身来讲，商业银行作为社会资金的转换器，转换效率过低，推高了整体资金成本。金融业本质是资金期限与价值交换的服务业，经营成本—风险与效率是这一行业的永恒问题。其实所谓金融业深化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应有之义就是要降低经营成本。经营成本降低了，才意味着从整个社会来讲实现了资金最有效率的配置。
博鳌观察：有些发展比较快的城商行主张打破“以出身定终身”，您支持这种观点吗？ 郭田勇：英雄不论出处。我还是很支持这个观点的。有的城商行规模都已经过万亿了，而有些属于第二梯队的城商行，规模只有两三千亿。如果要求银行能否跨区经营仅仅依据其出生来限定，在目前市场和监管环境中的确有失偏颇。所以国务院“金融十条”也提出来银行业在监管上要优化科学分类，要有一套大家都信服的评价标准才行。
我也不支持所有银行都跨地区经营、到处扩张，而不考虑自己的管理水平、资本金和团队能力。以圈地运动的方式发展银行业务也是很危险的。美国银行现在有90%多的银行都是小的社区银行，并非它们不想成为花旗，而是综合考虑自己的实力做出理性决策。如果社区银行经营不善或是战略布局出现失误，市场的惩罚会导致它们直接破产。
博鳌观察：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已经8年，外资银行并未像此前人们说的那样“狼来了”，相反，他们发展很缓慢。您认为其原因是什么？
郭田勇：全球经验必须融合本土智慧，中国银行业的本土市场具有非常突出的地域特色。银行业并非高新产业，任何一家银行皆不能申请独门秘籍和专利。目前银行业中强外弱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资银行的学习与应变能力在提升。另外，中国社会信用环境比较差，在应对这种恶劣环境的问题上，外资行做得远远不够。
博鳌观察：您怎么看中国的零售银行发展？现在国内银行的零售业务占比还是偏低的，虽然各家银行都在大力发展零售业务。
郭田勇：我认为中国银行业若想真正成功转型并实现完全市场化，零售银行业务是其中的核心纽带。市场也正在形成倒逼银行向零售业务转型的机制：一方面，社会融资结构突变、大企业金融脱媒加剧，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承受很大压力。而零售银行和小微金融的服务对象对银行依赖程度高，银行的定价能力也强。另一方面，居民财富和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80后与90后陆续走上社会，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和消费金融服务面临“几代同堂”的市场机遇。我曾经说过，有肉吃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啃骨头。转型不仅仅是口号，更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未来的银行业，会成为一个挣钱越来越不容易的行业，现在竞争还不够。
互联网金融可能推动整个银行业发生变革
博鳌观察：除零售银行之外，这几年电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发展很快，互联网对于金融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大，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移动支付。你怎么看新技术对行业的影响？
郭田勇：服务行业一定要朝着交易成本越来越低的方向前行，这是充分竞争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互联网金融兴起虽然有其小智慧，但却没有脱离这个大道理。我看好互联网金融，首先因为它的交易成本更低；其次是服务面更广，“长尾理论”在互联网金融体现极为明显；最后在信用与融资领域，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手段是基于大数据，对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控制是极其有效的。我建议今天的准银行家们，对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予以足够重视，因为它可能推动整个银行业发生变革。
利率市场化：银行业改革要推倒的最后一块砖
博鳌观察：关于利率市场化，它应该是银行业改革的一个核心，您怎么看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度？
郭田勇：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表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银行。2002年国有银行改革之后，监管机构和银行从业者说，他们对银行业这些年的发展感觉很好，朦朦胧胧地知道中国银行业正在朝着真正的银行方向走，但现在可能要推倒最后一道屏障—利率。利率市场化会使银行的经营体制和机制本身发生根本性变化。就拿银行暴利这个话题来说，苹果公司、马云的阿里巴巴都赚取高额利润，但他们并未招致“羡慕嫉妒恨”。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苹果和阿里巴巴获取高利润是因为技术高，而银行业的高利润是由准入垄断带来的。
博鳌观察：国内银行家中有不少是官员出身，银行也是由职能部门转化而来的，在这种背景下，能诞生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吗？
郭田勇：从表面上看，中国的银行家群体已经在时代的舞台上出现—但凡能在一家中型以上商业银行担任行长或其他高管，应该都可以称之为银行家。然而我认为，中国目前仍然缺少真正的银行家。因为真正的银行家应该在完全市场化的经营环境中历经商业历练和竞争的洗涤，成为术业精专的金融职业经理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去留取舍由股东依据市场标尺决定，银行家具有与官员所不一样的“职业气质”。
当今社会对活跃在金融舞台上的银行家还存有一定质疑，这主要是由银行业准入垄断和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的。虽然中国工商银行这样的国有大行掌舵者殊为不易，但内外部环境导致这类银行家并不能展现其不可替代性，凝练出真正的“银行家范儿”。
历经30余年的金融改革，中国金融界虽然几经风云变幻，但却依然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银行家时代。目前活跃在一线的银行“掌门人”算是承上启下的“准银行家”。我相信，未来10年存在职业银行家真正主导、推动银行业的可能。这种论断并非是对现有银行经营者能力的怀疑，而是因为缺乏“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充分竞争市场、没有充分市场化的选贤任能机制，银行业的周期性辉煌很难凸显出银行家的个人价值。
一言以蔽之，银行家要依靠市场机制来筛选，真正的银行家的诞生要靠打破官本位体制。
博鳌观察：据您所说，未来10年中国有可能出现真正的银行家。那么，其标准是什么？
郭田勇：按照中国文化传统，真正可以称为“家”的都是开承新局、有大作为的人。就银行家而言，我认为，这一职业跟企业家本质上别无二致。因此，真正的银行家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善经营、会管理、懂市场、专业务。用老百姓最通俗的话说，把单位经营好才是称职的，亏损的、发不出工资的肯定不是好银行家；其次，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战略，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掌管一家银行的银行家尤其要在公司治理、风险控制等领域具有前瞻、动态的战略和策略，要使自己的理念和措施适合市场及自身银行的发展，进退有据、张弛有度，进而寻求差异化的市场定位和特色化的经营；最后，要能够打造、带领和锻造优秀的管理团队，让团队具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紧紧围绕既定的目标打拼。这样才有可能形成真正以银行家为领队的经营团队，在长期风险与短期利益之间取舍、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中笑到最后。
差异化经营是趋势
博鳌观察：说到定位和差异化的问题，我们拿美国三家银行做比较，花旗银行（Citibank）、富国银行（Wells Fargo）和纽约梅隆银行（BNY Mellon）。它们的市场定位其实非常清楚，花旗客户遍布全球，但是富国就做中小企业，纽约梅隆银行则专注做证券托管。你如何看待中国银行业的差异化问题？
郭田勇：美国金融业实施利率市场化时对商业银行冲击非常大，很多中小银行甚至大型银行都退出了历史舞台。根源在于原有的存贷款利差盈利模式被颠覆之后，很多银行并未寻找到可替代的风险与收益均衡发展模式。其间，花旗、纽约银行等行业龙头也经历了以跨州兼并、混业经营、国际化布局等为特点的发展时期。大浪淘沙始见金，富国银行成为目前的王者。其秘籍在于服务于中小客户、深耕美国本土—做得既专又精，形成了独有的核心竞争力，获取的实际利差反而比利率市场化之前要高出许多。
所以我们讲真正的银行家，一定要给银行一个合理且专一的清晰定位。反观中国银行业的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原因固然有竞争不充分的因素，但因缺乏真正银行家的智慧，不具备差异化的坚持和引领，进而造成核心竞争力的缺失才是真正的原因。
博鳌观察：国内招商银行和民生银行的经营还是比较有特色的，国有色彩相对淡一些。
郭田勇：我比较认同这两家银行在零售和小微业务方面的优势和特色。究其根源，一是领导层的经营管理能力的确比较突出，且战略执行具有长期性，二是他们的激励机制做得也比较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掌门人和管理团队考虑的目标相对单一，心无旁骛，这样才可能把银行做好。当然官本位色彩不浓也会有其他的心理平衡因素，比如说这几家银行的薪资水平也较高。
博鳌观察：中国银行业现在处在什么阶段？
郭田勇：2002年的中国银行业改革其实是中国银行业真正商业化的开始。2002年之前，尽管已经实施了《商业银行法》，但在财政税务体制渐进完善、国资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等环境下，银行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然而在商业化之后，市场又有了银行“暴利说”。因为相对于实体经济，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要更容易、更高。在实体经济向好的时候，这种矛盾还不那么明显，但一旦实体经济出现下滑，矛盾就会凸现。归根结底，银行业的竞争不充分。如果充分竞争，银行也自然会回归到经济领域的平均利润水平。
未来银行业挣钱越来越不容易
博鳌观察：您怎么看银行“暴利说”？
郭田勇：中国金融体系结构性失衡的问题需要慎重反思。媒体舆论一直说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M2超过了100万亿，全球最高，背后的原因暂不详谈。另一方面，M2天量的同时，资金价格却始终高企。这是一个悖论，原因固然来自多方面，但从银行业本身来讲，商业银行作为社会资金的转换器，转换效率过低，推高了整体资金成本。金融业本质是资金期限与价值交换的服务业，经营成本—风险与效率是这一行业的永恒问题。其实所谓金融业深化改革、服务实体经济，应有之义就是要降低经营成本。经营成本降低了，才意味着从整个社会来讲实现了资金最有效率的配置。
博鳌观察：有些发展比较快的城商行主张打破“以出身定终身”，您支持这种观点吗？ 郭田勇：英雄不论出处。我还是很支持这个观点的。有的城商行规模都已经过万亿了，而有些属于第二梯队的城商行，规模只有两三千亿。如果要求银行能否跨区经营仅仅依据其出生来限定，在目前市场和监管环境中的确有失偏颇。所以国务院“金融十条”也提出来银行业在监管上要优化科学分类，要有一套大家都信服的评价标准才行。
我也不支持所有银行都跨地区经营、到处扩张，而不考虑自己的管理水平、资本金和团队能力。以圈地运动的方式发展银行业务也是很危险的。美国银行现在有90%多的银行都是小的社区银行，并非它们不想成为花旗，而是综合考虑自己的实力做出理性决策。如果社区银行经营不善或是战略布局出现失误，市场的惩罚会导致它们直接破产。
博鳌观察：中国银行业全面开放已经8年，外资银行并未像此前人们说的那样“狼来了”，相反，他们发展很缓慢。您认为其原因是什么？
郭田勇：全球经验必须融合本土智慧，中国银行业的本土市场具有非常突出的地域特色。银行业并非高新产业，任何一家银行皆不能申请独门秘籍和专利。目前银行业中强外弱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资银行的学习与应变能力在提升。另外，中国社会信用环境比较差，在应对这种恶劣环境的问题上，外资行做得远远不够。
博鳌观察：您怎么看中国的零售银行发展？现在国内银行的零售业务占比还是偏低的，虽然各家银行都在大力发展零售业务。
郭田勇：我认为中国银行业若想真正成功转型并实现完全市场化，零售银行业务是其中的核心纽带。市场也正在形成倒逼银行向零售业务转型的机制：一方面，社会融资结构突变、大企业金融脱媒加剧，银行传统的信贷业务承受很大压力。而零售银行和小微金融的服务对象对银行依赖程度高，银行的定价能力也强。另一方面，居民财富和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80后与90后陆续走上社会，商业银行的财富管理和消费金融服务面临“几代同堂”的市场机遇。我曾经说过，有肉吃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啃骨头。转型不仅仅是口号，更需要持之以恒的行动。未来的银行业，会成为一个挣钱越来越不容易的行业，现在竞争还不够。
互联网金融可能推动整个银行业发生变革
博鳌观察：除零售银行之外，这几年电子银行和互联网金融发展很快，互联网对于金融的影响和渗透越来越大，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例如移动支付。你怎么看新技术对行业的影响？
郭田勇：服务行业一定要朝着交易成本越来越低的方向前行，这是充分竞争带来的必然结果，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互联网金融兴起虽然有其小智慧，但却没有脱离这个大道理。我看好互联网金融，首先因为它的交易成本更低；其次是服务面更广，“长尾理论”在互联网金融体现极为明显；最后在信用与融资领域，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控制手段是基于大数据，对小额信用贷款的风险控制是极其有效的。我建议今天的准银行家们，对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予以足够重视，因为它可能推动整个银行业发生变革。
利率市场化：银行业改革要推倒的最后一块砖
博鳌观察：关于利率市场化，它应该是银行业改革的一个核心，您怎么看中国利率市场化的进度？
郭田勇：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曾表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那个时候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银行。2002年国有银行改革之后，监管机构和银行从业者说，他们对银行业这些年的发展感觉很好，朦朦胧胧地知道中国银行业正在朝着真正的银行方向走，但现在可能要推倒最后一道屏障—利率。利率市场化会使银行的经营体制和机制本身发生根本性变化。就拿银行暴利这个话题来说，苹果公司、马云的阿里巴巴都赚取高额利润，但他们并未招致“羡慕嫉妒恨”。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苹果和阿里巴巴获取高利润是因为技术高，而银行业的高利润是由准入垄断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