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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作为我国第一部较为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其文“细密详赡，富于文采;微婉蕴藉，意味深长”，历来为人赏玩不尽。唐代刘知几称“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清代刘大櫆则称赞它“情韵并美，文采照耀”（《论文偶记》）。《烛之武退秦师》就是选自《左传》的一篇课文，无论是在叙事、写人、记言上，都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些特点，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婉曲从容的历史故事，诸多光华熠熠的人物形象，向来引人寻绎不尽。对此文，笔者试图从“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君，师必退”一句入手，贯通全篇，绾合整个故事，并就此透析人物的心理。
一、“国危矣”关涉事件起因
结构上，“国危矣”，上连事件起因：“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前后墨断气连;下与郑文公从谏如流，屈尊纡贵向烛之武致歉、恭请其出山相关。
内容上，“危”字精准地再现了郑国当时危如累卵的处境，同时为我们琢磨当时人物的心理构建了平台。
“危”字以本故事的起因“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为背景，首先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剑拔弩张战场画面：公元前630年，晋秦两个大国气势汹汹，围困着力量悬殊的郑国。形势一目了然，晋秦大军虎踞龙盘，泰山压顶，胜券稳操，占据着“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的所有主动权。晋文公、秦穆公自恃大国威风正等待着不战而屈人之兵，并秣马厉兵准备破城溃敌。当然，老谋深算的晋文公、野心勃勃的秦穆公也在各怀鬼胎，一刻不停地冥想着“万世”计划，描绘着东征西讨，一匡天下的远景。
重耳是这次战役的重要发起者，早就盘算好了如何瓜分胜利果实、划定封疆界限了。无论如何，郑国的土地都会实际掌控在自己手里，秦“越国以鄙远”，自然鞭长莫及。秦穆公算起来只能是这次行动的帮凶，从文本排序“晋侯、秦伯”可以知道，晋国是主;从“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个伐郑口实知道，主要原因是“无礼于晋”。从驻军情况看，晋军距郑国都城新郑很近（7公里左右），而秦军距郑国都城较远（40公里左右），也可以推知晋文公是主，而秦穆公是从，秦穆公对破城后瓜分多少郑国城池不是很上心。
“危”字让我们看到的第二幅图画是郑国君臣的一片紧张惶恐。“国危矣，——”佚之狐开口就喊“危”，在郑文公眼里，佚之狐向来沉稳、富有主见，现在连他都慌乱了，这无异于为笼罩着郑国的死亡气息点了把火，让郑文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郑国朝堂此时的恐怖气氛可想而知。佚之狐越是慌张，郑文公就会越加焦灼，这就为后面推荐烛之武打好了基础，也为郑文公引咎自责（“是寡人之过也”）做好了铺垫。佚之狐深知要解围需用烛之武，但要破格推荐一个底层马夫绝非易事。虽说非常之事，可用非常之人，但正因为如此非常时刻，要让君王信服一马夫，若没有点手段肯定不行。所以佚之狐这一“危”字出口不凡，意义深远。
“危”字的第三个作用是照应了后文的“夜缒而出”。因为“危”，才会不开城门，乘着夜色，让一风烛残年的佝偻老人悬索越墙。总之，“危”与“夜缒而出”前后呼应体现了军情十万火急。此处，人教社教师教学用书解释为：“夜缒而出，进一步说明郑国形势之严重，秦晋已完全包围郑国，连城门也打不开了”，很不符合实情。分析当时形势和查阅秦晋驻军情况，应该是佚之狐、烛之武等出于军事机密考虑，屏蔽晋国的消息较为确切。据考证：函陵，“春秋时期郑地。在今河南新郑市新村镇，黄水河东岸。距离新郑七公里左右”;而“氾南”，杜预注：“此东氾也，在荥阳中牟县南。”距离新郑四十公里左右，何至于连城门都打不开呢？
二、“若使烛之武”关涉事件经过
结构上，“若使烛之武”关联郑国破格让一马夫临危受命作使者的曲折过程，也为后文智退秦伯留下了线索。主要包括佚之狐的知人善荐;郑文公从谏如流，勇于认错;烛之武始而抱怨，婉言以拒，最终许国。
内容上，“若使烛之武”照应郑文公紧急召见智囊团，寻求纾解国难的人。文章直接进入郑文公委任烛之武为国出使时饶有深意的对话。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佚之狐从马厩里为君王选出一位须发皆白、身体佝偻的老朽做特使，这本身就是一奇。奇在庙堂之上没有安邦定国之人，马厩里却潜藏着经天纬地的奇才，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可想而知，其中暗寓着作者对现实的多少喟叹！字里行间满溢着对佚之狐这样慧眼识才的伯乐的多少赞许！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佚之狐对烛之武是多么的熟识和无奈。而一地位卑微的老者竟敢当面忤逆自己的君王（“无能为也已”），这更是二奇。奇在一个地位如此卑下的“养马官”竟敢无视唯我独尊的一国之君！联系佚之狐在庙堂之上胸有成竹的举荐，和对化险为夷的运筹帷幄来看，他们之间一定早已有了默契，烛之武也一定早已答应许国驰驱，否则佚之狐哪敢在君王百官面前如此断言（“师必退”）。因此，烛之武此时只不过是在君王面前诉说自己的委屈。这点郑文公自然能看出来。400余年后的荆轲在易水边上不也曾怒斥过燕丹吗？《战国策·荆轲刺秦》：“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身居高位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国君竟能低三下四的给一个“圉正”认错（是寡人之过），这又是三奇。究竟是什么过失令万乘之君反思过失低首心折？联系烛之武的抱怨，推知最大原因就是他幡然悔悟不惜才爱才，误把美玉当璞石，空老了国之栋梁;满腹牢骚、一生被误的老朽之人仅能放弃个人恩怨，置生死于不顾以身犯险为国驰驱（“许之”），这又是四奇。奇在一个下九流人物竟有如此阔大的心胸和眼界，能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得失面前正确取舍，甘愿以一人之身救国救民于水火。佚之狐能力荐其人一定取决于深入的了解，烛之武敢应成，一定是凭借自身的实力，他们自然都经过了反复研判。
此外，“若使烛之武”的“若”字别有意味。一个意思是：“如果派烛之武——”，另一种意思则隐含着一个省略前提：曾有不用烛之武的背景，再基于这种前提下说：“如果派烛之武——”，构成一种承前省略语式。如果没有这个区别，那么同样是让烛之武出使，为何不着一“可”字，而用一“若”字呢？同样是选择使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则用“可”字：“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从“可”字的词性说，“可”是能愿动词，有应该、应当的意义，即按道理、按规则应该怎么样。这里自然应该“使”庙堂之上的三公九卿，他们居高位食俸禄，死国死君、御敌谋国是他们的日常职责。宜用无疑问、勿需求证、表肯定意思的词“可”;而烛之武乃一老马夫，地位卑微，这种国之大事本不属他的日常工作，自然不在应该正常役使范围，举荐他属超越常格，故用“若”。“若”是假设关系连词，有推测商酌选择的意思，呈探讨、斟酌的语气。另外，从这犹疑不决的语气，可见佚之狐现在举荐烛之武仍十分忐忑，推知他过去应该举荐过他。联系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说烛之武是郑国三朝老臣，但始终得不到升官，一直担任“圉正”（养马的长官）来看，郑文公是不尚贤用能的。综合起来，郑文公自己的道歉语“我不能早用子”之“早”字，有没有尽早发现的虚饰，更有埋没人才悔不当初的实锤。 总之，“若使烛之武”五个字内涵丰富，使主要人物甫一出场就不同凡响。
三、“见秦君”关涉事件高潮
结构上，“见秦君”连接着事件的高潮，与后文的烛之武舌战秦伯形成前后映照，呈伏笔态势。
内容上，“见秦君”三字，紧紧串联着后文的烛之武智退秦师部分。即烛之武运用高超的技艺完美的说辞彻底攻破秦伯心理防线说辞，是“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的主体内容。由此反观当时历史，为什么佚之狐是直接主张去“见秦君”而不是晋君？晋秦两路大局军压境，其时晋已是霸主（公元前632年称霸），又是此次围郑的始作俑者，为何佚之狐单单推荐烛之武去见秦君，而不是晋君。若说动晋文公问题不是更好解决吗？只说动秦穆公还并不一定就能解决，因为晋是实力雄厚的大国，城濮之战（公元前628年）能大败楚国，不依靠秦国也完全可能灭了郑国的。你看即使秦穆公“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时，晋国大将子犯不是还“请击之”吗？说明根本没把秦军放在眼里。至于后来的晋军撤走，也不全是重耳的“不仁”“不智”“不武”，更多的应该是担心秦国黄雀在后，以及马上与秦国为敌，不论是从政治形势看还是从战略发展看，都还不适宜。这则正是佚之狐、烛之武高瞻远瞩切中要害的地方。
直接“见秦君”，还说明佚之狐与烛之武早已就时局问题交换了看法，对当时诸侯情况了如指掌，对晋秦联盟的微妙关系和脆弱之处洞若观火，对离间秦伯已万事俱备。说明两人对“伐交”英雄所见略同，对击破晋秦联盟方略如出一辙，甚至对瓦解秦穆公心理防线的步骤、火候都做了一一论证。这才可能大胆推荐，这才可能直接提出去见“秦君”，而不是晋侯。由于他们两人的密切配合，准确研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才会有了后面烛之武的十足底气和精彩说辞，有出乎晋军意料的秦师背盟助郑历史。
烛之武说辞真正击倒秦伯的硬核在哪里？关于“亡郑”秦晋利益的实际对比，和“舍郑”秦晋利益的实际对比，以及重翻晋国忘恩负义旧事唤起仇恨，这些面上的道理咱们就不提了。要说的硬核是，烛之武真正撼动秦穆公背盟的深层原因是亡郑会导致晋国强大，而自己相对弱小，导致迟滞自己搬倒东扩路上的绊脚石计划。《史记》载：“公元前651年，晋国臣子里克杀死公子奚齐和卓子，想迎奉重耳回国，秦穆公先同意，但后经臣子提醒重耳贤能皆胜过夷吾，这样会让晋国变得更强大，从而威胁到我国。于是他转而迎立夷吾为国君，是为晋惠公”。秦穆公抑制晋国强盛，处心积虑东进扩张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在“亡郑”毫无实际利益和“舍郑”可在东进中原的道路上接下一个盟国，布下一个棋子，预伏一支奇兵，形成下步东扩的策应力量，对晋国构成东西包围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亡郑”是晋国实际补充血液，那只会加速晋国东西扩张的战略步伐，缩短晋国向自己开刀的时间（“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
《史记》记载，早在“公元前655年，秦穆公亲自向晋献公提亲，晋献公就把大女儿嫁给了他，结成秦晋之好”，这个政治联姻不过是借助当时力量强大的晋国，以韬光养晦待时而动罢了。这次同来围郑有尊重盟约（前632年，城濮之战时他们就是盟友）的意思，也有顺便分一杯羹的狡猾，更有惹得起你弱郑，惹不起他强晋的心理，重要的是还不能过早地公开以强晋为敌。所以，当烛之武说到“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时，算是真正击到了他内心的柔软处，在得罪晋文公和增强晋国实力使自己无法抗衡面前，他当然要选择阻止晋国壮大。已故，狡猾的秦伯这才同意撤兵，与之结盟并且“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共同抵御晋军，其以邻为敌的心机昭然若揭。秦穆公急于东进占据中原完成霸业的野心，我们从仅仅三年后就心急火燎地挑起“崤之战（前627年）”，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烛之武伐交成功，联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是秦穆公欲早日称霸的野心。
四、“师必退”关涉事件结果
结构上，“师必退”牵连着事件的结果，秦军背盟并帮助郑国防守，导致晋国计划流产，最后撤军。
内容上，“必退”反映出佚之狐对晋秦两国扩张称霸本质的清楚认识，对晋秦政治联盟薄弱环节、两国驻军客观形势的客观把握，对晋秦两国相互提防相互倾轧的情况准确研判，对烛之武邦国意识时局意识外交辞辩的充分信任。
“必”字无疑精警，充分扣合后文的秦军背盟助守，晋军知难而退。一方面等于是向郑国君臣立下了军令状，自然增强了推荐力量，使郑文公打消疑虑破格任用烛之武;一方面显示出佚之狐对烛之武才能的了如指掌，对晋、秦、郑三国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变化已有充分洞察和预见，并断定野心勃勃的秦穆公对大利晋国不利自己的“亡郑”不感兴趣本质，因而，捅破强化要害他必然背盟，再以“东道主”之战略利益诱之，一定成功。秦师撤走，晋军必然不敢恋战，狡黠的晋文公必然会担忧黄雀在后，后院起火，郑国自然会化险为夷。“不仁、不智、不武”那不过是他假仁假义的幌子。当然，佚之狐敢在君王面前用“必”，夸下如此海口，足见他早已和烛之武就退敌之策促膝绸缪，筹策妥当了。
一句之要，关涉全篇。由此充分证明了《左传》叙事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伏线精警，重点突出等藝术特色。关键处，一字难易，更看出继承了《春秋》“一字褒贬”的匠心。
[作者通联：贵州印江一中]
一、“国危矣”关涉事件起因
结构上，“国危矣”，上连事件起因：“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前后墨断气连;下与郑文公从谏如流，屈尊纡贵向烛之武致歉、恭请其出山相关。
内容上，“危”字精准地再现了郑国当时危如累卵的处境，同时为我们琢磨当时人物的心理构建了平台。
“危”字以本故事的起因“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晋军函陵，秦军氾南”为背景，首先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剑拔弩张战场画面：公元前630年，晋秦两个大国气势汹汹，围困着力量悬殊的郑国。形势一目了然，晋秦大军虎踞龙盘，泰山压顶，胜券稳操，占据着“伐谋，伐交，伐兵，攻城”的所有主动权。晋文公、秦穆公自恃大国威风正等待着不战而屈人之兵，并秣马厉兵准备破城溃敌。当然，老谋深算的晋文公、野心勃勃的秦穆公也在各怀鬼胎，一刻不停地冥想着“万世”计划，描绘着东征西讨，一匡天下的远景。
重耳是这次战役的重要发起者，早就盘算好了如何瓜分胜利果实、划定封疆界限了。无论如何，郑国的土地都会实际掌控在自己手里，秦“越国以鄙远”，自然鞭长莫及。秦穆公算起来只能是这次行动的帮凶，从文本排序“晋侯、秦伯”可以知道，晋国是主;从“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个伐郑口实知道，主要原因是“无礼于晋”。从驻军情况看，晋军距郑国都城新郑很近（7公里左右），而秦军距郑国都城较远（40公里左右），也可以推知晋文公是主，而秦穆公是从，秦穆公对破城后瓜分多少郑国城池不是很上心。
“危”字让我们看到的第二幅图画是郑国君臣的一片紧张惶恐。“国危矣，——”佚之狐开口就喊“危”，在郑文公眼里，佚之狐向来沉稳、富有主见，现在连他都慌乱了，这无异于为笼罩着郑国的死亡气息点了把火，让郑文公急如热锅上的蚂蚁。郑国朝堂此时的恐怖气氛可想而知。佚之狐越是慌张，郑文公就会越加焦灼，这就为后面推荐烛之武打好了基础，也为郑文公引咎自责（“是寡人之过也”）做好了铺垫。佚之狐深知要解围需用烛之武，但要破格推荐一个底层马夫绝非易事。虽说非常之事，可用非常之人，但正因为如此非常时刻，要让君王信服一马夫，若没有点手段肯定不行。所以佚之狐这一“危”字出口不凡，意义深远。
“危”字的第三个作用是照应了后文的“夜缒而出”。因为“危”，才会不开城门，乘着夜色，让一风烛残年的佝偻老人悬索越墙。总之，“危”与“夜缒而出”前后呼应体现了军情十万火急。此处，人教社教师教学用书解释为：“夜缒而出，进一步说明郑国形势之严重，秦晋已完全包围郑国，连城门也打不开了”，很不符合实情。分析当时形势和查阅秦晋驻军情况，应该是佚之狐、烛之武等出于军事机密考虑，屏蔽晋国的消息较为确切。据考证：函陵，“春秋时期郑地。在今河南新郑市新村镇，黄水河东岸。距离新郑七公里左右”;而“氾南”，杜预注：“此东氾也，在荥阳中牟县南。”距离新郑四十公里左右，何至于连城门都打不开呢？
二、“若使烛之武”关涉事件经过
结构上，“若使烛之武”关联郑国破格让一马夫临危受命作使者的曲折过程，也为后文智退秦伯留下了线索。主要包括佚之狐的知人善荐;郑文公从谏如流，勇于认错;烛之武始而抱怨，婉言以拒，最终许国。
内容上，“若使烛之武”照应郑文公紧急召见智囊团，寻求纾解国难的人。文章直接进入郑文公委任烛之武为国出使时饶有深意的对话。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佚之狐从马厩里为君王选出一位须发皆白、身体佝偻的老朽做特使，这本身就是一奇。奇在庙堂之上没有安邦定国之人，马厩里却潜藏着经天纬地的奇才，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可想而知，其中暗寓着作者对现实的多少喟叹！字里行间满溢着对佚之狐这样慧眼识才的伯乐的多少赞许！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佚之狐对烛之武是多么的熟识和无奈。而一地位卑微的老者竟敢当面忤逆自己的君王（“无能为也已”），这更是二奇。奇在一个地位如此卑下的“养马官”竟敢无视唯我独尊的一国之君！联系佚之狐在庙堂之上胸有成竹的举荐，和对化险为夷的运筹帷幄来看，他们之间一定早已有了默契，烛之武也一定早已答应许国驰驱，否则佚之狐哪敢在君王百官面前如此断言（“师必退”）。因此，烛之武此时只不过是在君王面前诉说自己的委屈。这点郑文公自然能看出来。400余年后的荆轲在易水边上不也曾怒斥过燕丹吗？《战国策·荆轲刺秦》：“荆轲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竖子也！’”身居高位有着生杀予夺大权的国君竟能低三下四的给一个“圉正”认错（是寡人之过），这又是三奇。究竟是什么过失令万乘之君反思过失低首心折？联系烛之武的抱怨，推知最大原因就是他幡然悔悟不惜才爱才，误把美玉当璞石，空老了国之栋梁;满腹牢骚、一生被误的老朽之人仅能放弃个人恩怨，置生死于不顾以身犯险为国驰驱（“许之”），这又是四奇。奇在一个下九流人物竟有如此阔大的心胸和眼界，能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得失面前正确取舍，甘愿以一人之身救国救民于水火。佚之狐能力荐其人一定取决于深入的了解，烛之武敢应成，一定是凭借自身的实力，他们自然都经过了反复研判。
此外，“若使烛之武”的“若”字别有意味。一个意思是：“如果派烛之武——”，另一种意思则隐含着一个省略前提：曾有不用烛之武的背景，再基于这种前提下说：“如果派烛之武——”，构成一种承前省略语式。如果没有这个区别，那么同样是让烛之武出使，为何不着一“可”字，而用一“若”字呢？同样是选择使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则用“可”字：“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宦者令缪贤曰：‘臣舍人蔺相如可使’。”从“可”字的词性说，“可”是能愿动词，有应该、应当的意义，即按道理、按规则应该怎么样。这里自然应该“使”庙堂之上的三公九卿，他们居高位食俸禄，死国死君、御敌谋国是他们的日常职责。宜用无疑问、勿需求证、表肯定意思的词“可”;而烛之武乃一老马夫，地位卑微，这种国之大事本不属他的日常工作，自然不在应该正常役使范围，举荐他属超越常格，故用“若”。“若”是假设关系连词，有推测商酌选择的意思，呈探讨、斟酌的语气。另外，从这犹疑不决的语气，可见佚之狐现在举荐烛之武仍十分忐忑，推知他过去应该举荐过他。联系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说烛之武是郑国三朝老臣，但始终得不到升官，一直担任“圉正”（养马的长官）来看，郑文公是不尚贤用能的。综合起来，郑文公自己的道歉语“我不能早用子”之“早”字，有没有尽早发现的虚饰，更有埋没人才悔不当初的实锤。 总之，“若使烛之武”五个字内涵丰富，使主要人物甫一出场就不同凡响。
三、“见秦君”关涉事件高潮
结构上，“见秦君”连接着事件的高潮，与后文的烛之武舌战秦伯形成前后映照，呈伏笔态势。
内容上，“见秦君”三字，紧紧串联着后文的烛之武智退秦师部分。即烛之武运用高超的技艺完美的说辞彻底攻破秦伯心理防线说辞，是“烛之武退秦师”一文的主体内容。由此反观当时历史，为什么佚之狐是直接主张去“见秦君”而不是晋君？晋秦两路大局军压境，其时晋已是霸主（公元前632年称霸），又是此次围郑的始作俑者，为何佚之狐单单推荐烛之武去见秦君，而不是晋君。若说动晋文公问题不是更好解决吗？只说动秦穆公还并不一定就能解决，因为晋是实力雄厚的大国，城濮之战（公元前628年）能大败楚国，不依靠秦国也完全可能灭了郑国的。你看即使秦穆公“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乃还”时，晋国大将子犯不是还“请击之”吗？说明根本没把秦军放在眼里。至于后来的晋军撤走，也不全是重耳的“不仁”“不智”“不武”，更多的应该是担心秦国黄雀在后，以及马上与秦国为敌，不论是从政治形势看还是从战略发展看，都还不适宜。这则正是佚之狐、烛之武高瞻远瞩切中要害的地方。
直接“见秦君”，还说明佚之狐与烛之武早已就时局问题交换了看法，对当时诸侯情况了如指掌，对晋秦联盟的微妙关系和脆弱之处洞若观火，对离间秦伯已万事俱备。说明两人对“伐交”英雄所见略同，对击破晋秦联盟方略如出一辙，甚至对瓦解秦穆公心理防线的步骤、火候都做了一一论证。这才可能大胆推荐，这才可能直接提出去见“秦君”，而不是晋侯。由于他们两人的密切配合，准确研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才会有了后面烛之武的十足底气和精彩说辞，有出乎晋军意料的秦师背盟助郑历史。
烛之武说辞真正击倒秦伯的硬核在哪里？关于“亡郑”秦晋利益的实际对比，和“舍郑”秦晋利益的实际对比，以及重翻晋国忘恩负义旧事唤起仇恨，这些面上的道理咱们就不提了。要说的硬核是，烛之武真正撼动秦穆公背盟的深层原因是亡郑会导致晋国强大，而自己相对弱小，导致迟滞自己搬倒东扩路上的绊脚石计划。《史记》载：“公元前651年，晋国臣子里克杀死公子奚齐和卓子，想迎奉重耳回国，秦穆公先同意，但后经臣子提醒重耳贤能皆胜过夷吾，这样会让晋国变得更强大，从而威胁到我国。于是他转而迎立夷吾为国君，是为晋惠公”。秦穆公抑制晋国强盛，处心积虑东进扩张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在“亡郑”毫无实际利益和“舍郑”可在东进中原的道路上接下一个盟国，布下一个棋子，预伏一支奇兵，形成下步东扩的策应力量，对晋国构成东西包围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亡郑”是晋国实际补充血液，那只会加速晋国东西扩张的战略步伐，缩短晋国向自己开刀的时间（“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
《史记》记载，早在“公元前655年，秦穆公亲自向晋献公提亲，晋献公就把大女儿嫁给了他，结成秦晋之好”，这个政治联姻不过是借助当时力量强大的晋国，以韬光养晦待时而动罢了。这次同来围郑有尊重盟约（前632年，城濮之战时他们就是盟友）的意思，也有顺便分一杯羹的狡猾，更有惹得起你弱郑，惹不起他强晋的心理，重要的是还不能过早地公开以强晋为敌。所以，当烛之武说到“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时，算是真正击到了他内心的柔软处，在得罪晋文公和增强晋国实力使自己无法抗衡面前，他当然要选择阻止晋国壮大。已故，狡猾的秦伯这才同意撤兵，与之结盟并且“使杞子、逢孙、杨孙戍之”，共同抵御晋军，其以邻为敌的心机昭然若揭。秦穆公急于东进占据中原完成霸业的野心，我们从仅仅三年后就心急火燎地挑起“崤之战（前627年）”，也看得清清楚楚。因此，烛之武伐交成功，联盟破裂的深层原因是秦穆公欲早日称霸的野心。
四、“师必退”关涉事件结果
结构上，“师必退”牵连着事件的结果，秦军背盟并帮助郑国防守，导致晋国计划流产，最后撤军。
内容上，“必退”反映出佚之狐对晋秦两国扩张称霸本质的清楚认识，对晋秦政治联盟薄弱环节、两国驻军客观形势的客观把握，对晋秦两国相互提防相互倾轧的情况准确研判，对烛之武邦国意识时局意识外交辞辩的充分信任。
“必”字无疑精警，充分扣合后文的秦军背盟助守，晋军知难而退。一方面等于是向郑国君臣立下了军令状，自然增强了推荐力量，使郑文公打消疑虑破格任用烛之武;一方面显示出佚之狐对烛之武才能的了如指掌，对晋、秦、郑三国的政治形势和力量变化已有充分洞察和预见，并断定野心勃勃的秦穆公对大利晋国不利自己的“亡郑”不感兴趣本质，因而，捅破强化要害他必然背盟，再以“东道主”之战略利益诱之，一定成功。秦师撤走，晋军必然不敢恋战，狡黠的晋文公必然会担忧黄雀在后，后院起火，郑国自然会化险为夷。“不仁、不智、不武”那不过是他假仁假义的幌子。当然，佚之狐敢在君王面前用“必”，夸下如此海口，足见他早已和烛之武就退敌之策促膝绸缪，筹策妥当了。
一句之要，关涉全篇。由此充分证明了《左传》叙事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伏线精警，重点突出等藝术特色。关键处，一字难易，更看出继承了《春秋》“一字褒贬”的匠心。
[作者通联：贵州印江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