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后待在家中，父亲建议我跟随他去加利福尼亚，那是他年轻时生活的地方。我对家族在加州的分支机构了解甚少，但我很快爱上了它们以及美丽的旧金山、那里的人们，城市的感觉，以及那儿的友好和不拘礼节。很快我就想，在如此适宜的气氛和美丽的环境中工作该有多好，因此我决心争取留下来。我告诉父亲，如果他帮助我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我会收起自尊，放弃我先前在芝加哥找的一份工作。
　　旧金山当时有4份报纸。上午发行的《旧金山纪事报》可能是最受尊敬的声音。与之竞争的是赫斯特的《洛杉矶观察家报》，是当时仍然充满活力的赫斯特王国最好和最强的报纸。两份下午发行的报纸是典型的、旧式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路边小报，有巨大的头条标题，滞后的故事，比早报有更多有关性和犯罪的报道。我父亲打电话给他的朋友，在《旧金山新闻报》给我找了一份两个月的工作。我们的竞争者是赫斯特的另一份下午发行的报纸《旧金山呼声报》。
　　我很惊讶父亲没有向他在《旧金山纪事报》的朋友求助，那是一份更为人知和更为传统的报纸。但是事实证明，到《旧金山新闻报》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幸运，因为它是一份不那么正式、人手不多、热闹、进取、有趣的下午报——是初学者的理想之地，因为它给了我在更为规范、有序的环境中无法得到的机会。但是事情并不都这么快乐地开场。我在这座城市里没有熟人，更糟的是不知道这份工作的要领，既没干过很多打字的活儿，当然也没作过多少采访报道。我不了解这座城市，也不知道该如何了解它，所有的事似乎都突然不可战胜。我坐在桌子旁，满怀对失败的担心，在开始工作前感到迷惑同时充满挫折感。
　　父亲逗留了几天，一天晚上我走到他的房间，哭着告诉他，我担心自己撑不住，我感到没有能力做这份工作，对这份报纸起不到什么作用，当然也不配得到每周21美元的薪水，我想和他一起回家。父亲仅仅说，每个人都必须去学习，或许我应考虑一段时间再决定放弃，尽管那时我不配得到每周21美元的薪水，但今后我的价值会大得多，因为我会逐渐学会现在没勇气去学的东西。我不确定是什么说服了我，但我同意留下来，反正我随时可以放弃。就在我哭着闹着要离开的一个月后，我的新生活变得有趣起来。到8月中旬，我开始感到进步多于倒退。我感到雄心勃勃，对前程看得更远了。我认识到不仅《旧金山新闻报》，连旧金山这座城市对我来说都是开始工作的一个好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与报业巨头有关系，而且即使有些人知道，他们也不关心。事实上，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邮报》，而且我怀疑一些人根本没听说过华盛顿。
　　在工作上，我学习写或改写通过电话传来的消息。我写新闻的用时仍然很长，但严苛的编辑们对我的新闻稿修改得越来越少。我还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如找一些人拍照片。我甚至报道了酒保联合会会议。我的第一份重要任务是某个编辑安排的。妇女基督教节制联合会在城里举行集会，这位编辑建议我用一个简单的提议把一些代表引到酒吧，让她们看看她们正在抱怨的罪行，并以此写篇文章。我按时完成了任务，并写了文章。工作没多久，我在报社的邻桌、《旧金山新闻报》经验丰富的劳工报道记者鲍勃·埃利科特靠过来说，他听说我对劳工报道感兴趣，问我是否愿意做他的“采访助手”，协助他完成两个重大问题的报道，一个是仓库工人联合会可能会罢工，从而使码头区的矛盾冲突不断上升；另一个是零售商店职工威胁反对城市百货商店。我高兴地同意了，于是开始与相关的许多重要人物在旧金山码头区相处了几周，写了一篇长篇报道。
　　就在我开始对罢工进行采访时，负责装卸船的港口工人，和负责将从港口运来的货品储藏在仓库以及随后搬走的仓库工人组成了一个大的联合会ILWU，即国际港口工人和仓库工人联合会。来自所有企业的供应商厌倦了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垮并且被这个日益强大的联合会所分裂，于是走到一起决定通过把ILWU排除在外来运用他们的联合阵线，这样他们才能为整个码头区事件达成一项权威的协议。当罢工在伍尔沃思仓库发生时，供应商协会开来一辆货车，货是由非联合会人员装上的，并下令卸货。这辆车被称为“热车”（意思是一辆由破坏罢工者装载的铁路货物运输车），它在码头区每个仓库停下来要求卸货，而联合会成员拒绝工作。
　　作为报道这一事件的记者，我的工作之一是跟着“热车”沿码头区行进，观察货车卸货的每一个仓库和随后停工的情况，并向埃利科特报告。太平洋海岸劳工局由一群激进的经济学家和职业调和者组成，领导人是亨利·梅尔尼科夫。最能干、最坚决和最有魅力的成员之一是萨姆·卡格尔，他是ILWU中非常成功的谈判家，但对媒体人员没有好感。但是，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在所有报道此事的报纸中，他对《旧金山新闻报》的厌恶不那么强烈，他认为在所有公开反对联合会的媒体中，它是最公正的。
　　罢工结束后，我被指定全力以赴报道从报纸的角度来说是一场更加重要的冲突——零售商店职员大罢工。与旧金山所有劳工冲突一样，这次罢工持续的时间长而且激烈，对社区的经济繁荣造成了破坏。此时，我在报社工作两个月的时间到了，但我依然兴奋，非常希望能够继续留在这里。但是情况变得复杂，原因是零售商店职员大罢工引起了报界的经济紧缩。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就下一步应怎么做征求他的意见。他很快作出回应，打电话给我老板，感谢他过去几周对我的帮助，并让他可以轻松地决定此事。令人高兴的是，我的老板说他希望我留下，我工作很出色，他们愿意把我永远留下来，而我值得让父亲感到骄傲。
　　与父亲对国内和国际事件的观点相比，对我个人未来更重要的是父亲对《邮报》所发生事情的评价。华盛顿的所有报纸都压缩了版面，《华盛顿时报》和《华盛顿先驱报》压缩得最多，而《邮报》最少，但是《星报》的广告版面比我们的多一倍还多。父亲对发行增长持乐观态度，他也对《邮报》在一段相对稳定的阶段后获得可观收入持乐观态度。我们的收入是11.7万美元，希望在增长放缓前达到125万美元。
　　我自己的信主要包括三个主题：对欧洲即将来临的战争感到痛苦，我的工作以及我的消遣。无论我如何沉浸于后两者，我都很难忘记交织在一起的欧洲战事，尽管欧洲到加利福尼亚似乎比到东海岸远得多。一天早上，听过希特勒的一篇演讲，我写下这样的话：“听着广播里的声音多少有点像误入了动物园——被吼叫不时打断的刺耳的声音听起来像一群疯狂的动物”。国外的形势变得越严峻，我越觉得努力了解这场游戏十分重要。尽管我不认为自己或者任何人可以改变它，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不尽我所能就会疯掉。理论化的，因此感到作为采访助手的例行活动非常有趣。现在我准备开始成为一名记者。一开始，我报道伤感故事——一个小女孩儿的圣诞树烧掉了，《旧金山新闻报》给她送去礼物；一起跳金门桥的自杀事件；采访一个因丈夫不再爱自己而一时气愤试图掐死自己孩子的妇女。
　　旧金山的报纸都在报道一条来自欧洲的新闻——一个漂亮的金发女人被强奸和谋杀的案件。涉足犯罪报道的机会来了，但我却被指派与一名摄像师去报道一起乏味的事件：一辆垃圾车在城市垃圾站倾倒垃圾时出现一具尸体，是一个已经至少死去一周的男性。我的祷告起效了——我们到达前殡仪员已经把尸体运走了，让我有幸没有看到恐怖的场景。而另外一名记者报道了一个被残忍杀害的女性，她的乳房被切除，躯干上被人用她的口红写着“亲爱的，我爱你”。我母亲对我的工作感到同情，为我要面对这些丑恶的事情而悲叹。母亲以她独特的风格建议我运用叔本华的客观性法则：让意志失常，直到你感觉既不憎恨也不害怕。
　　我在工作上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认为自己对写作新闻报道的艺术加深了理解，然而，即使当我感到自己在速度和效率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时，要想达到理想的高度似乎仍然非常遥远。
　　我怕别人比我抢先登出独家新闻，还担心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背景，我可能无法留下来，但是回想起来，第一天我一个小时才采写了三行字，而如今一天能写出两篇专栏文章，以及每周一篇的教会专栏，我感到备受鼓舞。
　　1939年春天，我父亲来访，并提醒我，我曾说过会回到《邮报》工作。事实上，他来得正是时候。《旧金山新闻报》已陷入另一个经济困难期，显然，有人要离开，而年轻的我是很可能的人选。因此我答应父亲回到华盛顿，并非不情愿，但带着错综复杂的感情和某种失落感。我热爱在旧金山度过的这几个月，它是我人生中少有的时光。
　　1939年4月24日，我的照片出现在《时代》杂志的人物版上，并配以简单的介绍：“21岁的凯瑟琳·迈耶，发行人尤金·迈耶的女儿，将掌管她父亲的《邮报》的‘读者来信’栏目，每周薪酬25美元。她父亲迈耶说：‘如果干得不好，我们会开了她。’”我在旧金山的一些朋友，以卡格尔为首，把剪下的杂志寄给我，并写了一张纸条：“加利福尼亚没有如果。回来找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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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凯瑟琳·格雷厄姆
　　美国“新闻界最有权势的女人”——1963年，她正式接管《华盛顿邮报》时，这还是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1972年，她的报纸因深度揭露“水门事件”而扳倒美国总统尼克松，成为当世的不朽传奇；她在将报纸的大权下放后，动手写就了这部脍炙人口的自传，并在第二年获得了普利策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