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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企业的小组织，还是在国家层面的大组织，在处理人与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我们都能在和谐共处、从可持续发展中看到《论语》的现代价值
半部《论语》治天下。古今中外，皆有因认真遵循《论语》管理思想的指导，而取得卓越的成就的鲜活案例，比如李世民、赵匡胤、张居正、曾国藩等等。“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也以“左手论语，右手算盘”治理企业闻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各种“文明冲突”和价值多元化，中国传统国学特别是哲学的一些思想和智慧，似乎正在整合、协调正处于分裂对抗的社会，为管理者创造一个“多元和谐”的企业环境提供理论根据。
回顾中国管理思想的发端和进展，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儒学始终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儒学最为核心的典籍莫过于《论语》。《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们思想和言行的书，对中国人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其中的思想更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源头，也正是中国式管理的本质。但构建中国管理哲学，应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出发，带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提出的“问题意识”，去发掘、辨别国学的现代价值。
《论语》的精髓在于其整体性思维，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的现代企业管理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当代性甚至是未来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企业管理已经不是单一的管理具体的企业内部事务，而是更多的在这个世界转折点的大背景下如何完善和处理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关系。
《论语》之于个人——
修己安人、以人为本
企业管理理念中的“以人为本”，首先是由西方管理思想家提出来的，今天被众多的中国企业奉为管理的宗旨，它的当代性似乎不容怀疑。随着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盛行，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到员工们的个性、思想和价值，脱离了这一切，管理无疑将会失去效用。而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人”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全球化的影响和知识管理者的崛起。
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提到了这种变化：人人都是管理者。一个人只要他能够促进企业成果的实现，就应该被称作为管理者。这与孔子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但“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也确实要求个人拥有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人的自身修养，并且这些也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组织和社会中去衡量。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者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在管理专家邵雨看来，《论语》的思想看似纷繁复杂，事实上只有四个字：修己安人。管理是一个过程，中国式管理强调的便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修己是起点，安人则是终点。
“修己”强调管理者对自身的要求，也就是强化自我管理。“修”什么？无外乎两个方面：品德和能力。作为管理者，不但需要出色的管理才华和能力，还需要具备完善的品德。
“安人”，意思很明确：让他人感到安乐。这是每一位企业管理者的目的。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说得很清楚：管理层的首要职责是创造经济绩效。经济绩效的重要性体现在：惟有获得经济绩效，企业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企业成员们才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一旦成为管理者，“安人”便已经成为其无法回避的责任。也许杰克·韦尔奇的说法更为直接一些：“在成为管理者之前，每个人的成功只与自身的成长有关；而成为管理者之后，成功则与他人的成功有关。”在人人都是管理者的今天，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和努力都和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密切相关。无论是在传统，还是当下，管理的本质都始终不变：处理好相关利益者的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孔子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修己”——提升自身的修养；而管理业绩则是能不能够做到“安人”——让他人获得安居乐业。
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特征所在：一方面注重管理者的品德提升，一方面追求管理效益。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学习、自省、克己、改过、思考等等，都是用来提升修己不可缺少的方式。在《论语》中，安人也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家，治理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被其它的星辰所围绕。管理者掌握了“德”，就会成为一切的中心。这些对于如今的管理者，同样是最重要的元素。
《论语》之于组织——
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秦始皇用了十年时间灭六国一统天下，但面临一个突然庞大的国家遇到的问题——制度、流程、文化等的管理成为一个大麻烦。这让秦始皇在其后用了一生的时间去统一法令、文字、度量衡、货币、修筑长城、实行车同轨等等，最终不仅在地域上一统中国，在制度上也一统了中国。但期间发生的磨合、冲突甚至类似“焚书坑儒”的悲剧，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代价的惨痛。
从组织角度看，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组织越来越庞大，面临的组织管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讲究的是“礼”，是一种软管理，其从“仁、义、礼、智、信”中，逐渐摆脱了制度的刚性管理。中国在汉代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正好符合组织发展演变的合理性。
现如今，“世界是平的”了，管理也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关注组织、关注动辄几万人的企业跨地域的管理等问题成为挑战，而当我们从西方管理学中无法找到答案时，自然就会回到自有文化中寻找答案。
孔子所推崇的“礼”，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礼制”是非常神圣和重要的。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机械的、无条件地遵循“礼”呢？正好相反，《论语》对于制度规范的态度之灵活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制度执行的关键和诀窍是在于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折中调和。他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就是说不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都按制度一刀切，那就有办不成的时候了；反过来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地调和，不遵守制度，也一样行不通。而正确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实事求是，遵守制度而有所灵活。这个灵活不是人情世故，而是针对不同事情的特出情况所做出的权变之举。这番议论，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制度的执行原则。
作为现代企业组织，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转型和创新的组织变革之痛。而其解决之道，在《论语》中我们也能找到惊人的对照。孔子的“学而知之”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而时习之”的“习”是练习、实习、实践的意思，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于学的功用和目标的看法，那就是把学问用于社会实践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实践获得直接经验。
在《论语》中，尽管“学”所出现的次数（64次）远远不如“仁”（109次），但是，孔子始终在强调一个概念：没有学习，仁、义、礼、智、信等都无法把握。可以说，学是一切的根本和基础。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学而思而行，这一思想其实也就是我们如今津津乐道的“知行合一”，现代组织可持续发展需要具备的“知行言合一”的核心价值，甚至也包括新型企业组织需要的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提升管理能力的核心内容。
《论语》之于社会——
和而不同、天人合一
孔子终其一生就是在做“志于道”这件事，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企业也是这样，有人说企业是个追求企业利益的组织，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反而是那些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受到谴责，直至被公众所抛弃。这一点上，正好说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孔子一方面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性，要求个人顺应社会需要、遵守社会规范、以社会为本位；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依赖性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的能动性，倡导人们积极入世，倡导仁人志士弘道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社会一员，固然有对社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是单方面的，可以说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已经在尽社会责任了，或者说，企业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落实来实现企业长久利益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倡导的文化确实能够影响社会思潮和观念，好的企业不是没有灵魂的组织，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导向的一个生动的社会成员。企业通过影响员工、影响消费者来影响整个社会，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而孔子一开始就相信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仁以为己任”，企业之于社会也有这样的能力和义务。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家最大的困惑可能是“成功为了什么？”。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孔子的管理思想就始终在寻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结合点。他曾多次谈及自身的理想，事实上，孔子创造“仁”，推崇“德治”，强调“礼乐”，根本在于其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大同理想”。当然，孔子知道“大同”是不易实现的，因此，他又设计了一个次一等的社会，这是一个现实的可望实现的社会，乃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却可以通过管理者们的努力而实现。
世界上许多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有明确的价值观，有共同的信念，并严守这个信念。企业整体价值观具有统领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首先是一种明确的哲学思想，包含远大的价值理想，体现企业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其次，企业整体价值观是对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社会政治目标以及员工全面发展目标的一种综合追求，它全面地体现了企业发展、社会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的一致性。因此企业整体价值观指导、制约和统帅着个人价值观和群体价值观。员工和群体只要树立了企业整体价值观，就能坚定人们对整体的信念，使企业目标变为人们的宏大抱负，因而也能构筑一种文化环境，促使每个员工超越自我，把企业视为追求生命价值的场所，引发出企业组织惊人的创造力。
对于这个多元社会，不得不提到《论语》中的“和而不同”，“和”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有别于“同”。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和而不同”富有深刻的含义。“和”即统一、和谐，它是抽象的、内在的；“不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容“不同”，才能达到“和”的境界。现实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承认、包容乃至尊重差异，以达到共存共荣。
“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企业的小组织，还是在国家层面的大组织，在处理人与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和而不同”都是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半部《论语》治天下。古今中外，皆有因认真遵循《论语》管理思想的指导，而取得卓越的成就的鲜活案例，比如李世民、赵匡胤、张居正、曾国藩等等。“日本近代实业界之父”涩泽荣一也以“左手论语，右手算盘”治理企业闻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各种“文明冲突”和价值多元化，中国传统国学特别是哲学的一些思想和智慧，似乎正在整合、协调正处于分裂对抗的社会，为管理者创造一个“多元和谐”的企业环境提供理论根据。
回顾中国管理思想的发端和进展，有一点显而易见，那就是儒学始终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儒学最为核心的典籍莫过于《论语》。《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弟子们思想和言行的书，对中国人文化特征的形成起到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其中的思想更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源头，也正是中国式管理的本质。但构建中国管理哲学，应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社会和市场经济发展出发，带着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提出的“问题意识”，去发掘、辨别国学的现代价值。
《论语》的精髓在于其整体性思维，它强调的是变化和变化的规律，这对于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的现代企业管理来说，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当代性甚至是未来性。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企业管理已经不是单一的管理具体的企业内部事务，而是更多的在这个世界转折点的大背景下如何完善和处理个人、组织以及社会的关系。
《论语》之于个人——
修己安人、以人为本
企业管理理念中的“以人为本”，首先是由西方管理思想家提出来的，今天被众多的中国企业奉为管理的宗旨，它的当代性似乎不容怀疑。随着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的盛行，管理者不得不考虑到员工们的个性、思想和价值，脱离了这一切，管理无疑将会失去效用。而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人”的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全球化的影响和知识管理者的崛起。
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提到了这种变化：人人都是管理者。一个人只要他能够促进企业成果的实现，就应该被称作为管理者。这与孔子的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但“每一个人都是管理者”也确实要求个人拥有强大的自我管理能力，人的自身修养，并且这些也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组织和社会中去衡量。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者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在管理专家邵雨看来，《论语》的思想看似纷繁复杂，事实上只有四个字：修己安人。管理是一个过程，中国式管理强调的便是修己安人的过程。修己是起点，安人则是终点。
“修己”强调管理者对自身的要求，也就是强化自我管理。“修”什么？无外乎两个方面：品德和能力。作为管理者，不但需要出色的管理才华和能力，还需要具备完善的品德。
“安人”，意思很明确：让他人感到安乐。这是每一位企业管理者的目的。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中说得很清楚：管理层的首要职责是创造经济绩效。经济绩效的重要性体现在：惟有获得经济绩效，企业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企业成员们才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一旦成为管理者，“安人”便已经成为其无法回避的责任。也许杰克·韦尔奇的说法更为直接一些：“在成为管理者之前，每个人的成功只与自身的成长有关；而成为管理者之后，成功则与他人的成功有关。”在人人都是管理者的今天，这也意味着每个人的工作和努力都和组织中的每一个人密切相关。无论是在传统，还是当下，管理的本质都始终不变：处理好相关利益者的关系，特别是人与人的关系。在孔子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修己”——提升自身的修养；而管理业绩则是能不能够做到“安人”——让他人获得安居乐业。
这就是中国式管理的特征所在：一方面注重管理者的品德提升，一方面追求管理效益。
在《论语》中我们看到，学习、自省、克己、改过、思考等等，都是用来提升修己不可缺少的方式。在《论语》中，安人也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是“德”，“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用道德来治理国家，治理者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而被其它的星辰所围绕。管理者掌握了“德”，就会成为一切的中心。这些对于如今的管理者，同样是最重要的元素。
《论语》之于组织——
学思结合、知行统一
秦始皇用了十年时间灭六国一统天下，但面临一个突然庞大的国家遇到的问题——制度、流程、文化等的管理成为一个大麻烦。这让秦始皇在其后用了一生的时间去统一法令、文字、度量衡、货币、修筑长城、实行车同轨等等，最终不仅在地域上一统中国，在制度上也一统了中国。但期间发生的磨合、冲突甚至类似“焚书坑儒”的悲剧，也让我们看到了其代价的惨痛。
从组织角度看，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组织越来越庞大，面临的组织管理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学讲究的是“礼”，是一种软管理，其从“仁、义、礼、智、信”中，逐渐摆脱了制度的刚性管理。中国在汉代时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这正好符合组织发展演变的合理性。
现如今，“世界是平的”了，管理也呈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关注组织、关注动辄几万人的企业跨地域的管理等问题成为挑战，而当我们从西方管理学中无法找到答案时，自然就会回到自有文化中寻找答案。
孔子所推崇的“礼”，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礼制”是非常神圣和重要的。那么《论语》是不是就机械的、无条件地遵循“礼”呢？正好相反，《论语》对于制度规范的态度之灵活程度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说制度执行的关键和诀窍是在于能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折中调和。他说，“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就是说不研究事情的具体情况，都按制度一刀切，那就有办不成的时候了；反过来又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一味地调和，不遵守制度，也一样行不通。而正确的做法是不偏不倚、实事求是，遵守制度而有所灵活。这个灵活不是人情世故，而是针对不同事情的特出情况所做出的权变之举。这番议论，明确而深刻地说明了制度的执行原则。
作为现代企业组织，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转型和创新的组织变革之痛。而其解决之道，在《论语》中我们也能找到惊人的对照。孔子的“学而知之”是说学是求知的惟一手段，知是由学而得的。“学而时习之”的“习”是练习、实习、实践的意思，这句话体现了孔子对于学的功用和目标的看法，那就是把学问用于社会实践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学，不仅是学习文字上的间接经验，而且还要通过见闻实践获得直接经验。
在《论语》中，尽管“学”所出现的次数（64次）远远不如“仁”（109次），但是，孔子始终在强调一个概念：没有学习，仁、义、礼、智、信等都无法把握。可以说，学是一切的根本和基础。
孔子重视学，也重视思，主张学思并重，思学结合。他在论述学与思的关系时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反对思而不学，也反对学而不思。学而思而行，这一思想其实也就是我们如今津津乐道的“知行合一”，现代组织可持续发展需要具备的“知行言合一”的核心价值，甚至也包括新型企业组织需要的通过建立学习型组织、提升管理能力的核心内容。
《论语》之于社会——
和而不同、天人合一
孔子终其一生就是在做“志于道”这件事，并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孔子要求“君子义以为上”，就是个人的作为必须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企业也是这样，有人说企业是个追求企业利益的组织，其实企业利益的实现并不是违背社会道义的，恰恰是对社会利益的贡献。反而是那些违背社会道义的企业行为受到谴责，直至被公众所抛弃。这一点上，正好说明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性。孔子一方面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制约性，要求个人顺应社会需要、遵守社会规范、以社会为本位；另一方面又强调社会对于个人的依赖性以及个人对于社会的能动性，倡导人们积极入世，倡导仁人志士弘道于世，以天下为己任，承担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责任。企业作为社会一员，固然有对社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也不是单方面的，可以说企业在实现自身利益的时候就已经在尽社会责任了，或者说，企业是通过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落实来实现企业长久利益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而又相互制约和影响的作用。
企业通过自身的行为倡导的文化确实能够影响社会思潮和观念，好的企业不是没有灵魂的组织，也不是冷冰冰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导向的一个生动的社会成员。企业通过影响员工、影响消费者来影响整个社会，这一点往往被人所忽视。而孔子一开始就相信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仁以为己任”，企业之于社会也有这样的能力和义务。
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企业家最大的困惑可能是“成功为了什么？”。他们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孔子的管理思想就始终在寻求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结合点。他曾多次谈及自身的理想，事实上，孔子创造“仁”，推崇“德治”，强调“礼乐”，根本在于其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大同理想”。当然，孔子知道“大同”是不易实现的，因此，他又设计了一个次一等的社会，这是一个现实的可望实现的社会，乃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
“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是人类的一个美好愿望。“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却可以通过管理者们的努力而实现。
世界上许多优秀企业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有明确的价值观，有共同的信念，并严守这个信念。企业整体价值观具有统领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它首先是一种明确的哲学思想，包含远大的价值理想，体现企业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其次，企业整体价值观是对企业生产经营目标、社会政治目标以及员工全面发展目标的一种综合追求，它全面地体现了企业发展、社会发展与员工个人发展的一致性。因此企业整体价值观指导、制约和统帅着个人价值观和群体价值观。员工和群体只要树立了企业整体价值观，就能坚定人们对整体的信念，使企业目标变为人们的宏大抱负，因而也能构筑一种文化环境，促使每个员工超越自我，把企业视为追求生命价值的场所，引发出企业组织惊人的创造力。
对于这个多元社会，不得不提到《论语》中的“和而不同”，“和”是指一种有差别的、多样性统一，因而有别于“同”。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和而不同”富有深刻的含义。“和”即统一、和谐，它是抽象的、内在的；“不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容“不同”，才能达到“和”的境界。现实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承认、包容乃至尊重差异，以达到共存共荣。
“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多元世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平衡、和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企业的小组织，还是在国家层面的大组织，在处理人与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和而不同”都是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