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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既给社会发展带来机遇，也使得当代中国犯罪现象呈现出“犯罪总量大，犯罪率逐年上涨、犯罪类型形态性质呈动态复杂性变化、犯罪活动因果联系隐蔽复杂，组织性强、犯罪主体广泛，流动人口犯罪明显、犯罪手段逐渐走向现代化”等特点。以社会环境因素为切入点剖析其犯罪成因：（一）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外开放的发展;（二）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三）贫富差距和失业现象的增大;（四）腐败等带来的不良后果;（五）法律机制不健全，社会管控不当;（六）教育体制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七）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发展。深挖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力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可为全面准确地预测犯罪趋势提供良好的支撑，利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关键词：犯罪;原因;改革;社会
中图分类号：D9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052-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也给社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状况，这也使得维护社会治安，打击惩罚犯罪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带动之下，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社会生活繁荣多样，社会文化丰富多彩，社会现象呈现一片祥和富足现象，但同时也正因为社会环境因素的广泛和复杂，也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机制和结构存在不足，社会管治不当等消极因素的产生，使犯罪现象严重，而犯罪现象正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当代中国犯罪现象的突出特点
（一）犯罪总量大，犯罪率逐年上涨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社会犯罪问题也在日益严重，犯罪总数量大。从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治安案件查处数来看（参见图1）。改革开放前，我国年平均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为20—40万;1978年，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为53.6万起，1990年刑事案件立案数上涨为221.7万起，增长幅度高达313%;2002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为433.7万起，相比1990年的立案数而言增长幅度为95.6%;到2012年时，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达665.1万起，比2002年高出53.3%;然而2017年的刑事立案数略有下降，总数为548.2万，比2012年低21.3%。2000年公安机关受理全国治安案件总数为443.7万起，比1990年的196.5万起增长了125%;2012年治安案件受理总数为1388.9起，比2000年增长了213%;而到2017年时，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有所下降，为1043.6万起，比2012年下跌了33.1%。可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犯罪数量明显上升，2000年至2014年，上升幅度明显增大，但在2017年之后，全国整体犯罪形势趋于稳定，刑事案件立案数及治安案件受理数有所下降。
（二）犯罪类型、形态、性质呈动态复杂性变化
首先，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技术变革时代，我国整体犯罪情况表现出了新型犯罪类型逐渐增多的态势，并呈现出自身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例如，出现了以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手段为基础的经济犯罪、网络犯罪等新型犯罪活动。犯罪分子会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新型高科技不断创新犯罪手段和行为，使犯罪类型多样化，也给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阻碍。
其次，在信息技术革命的驱动下，犯罪的传统形态也朝着新的态势发生变化，出现了从线下向线上转移过渡的趋势。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新型犯罪變得更加先进，这种新的变化态势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最后，传统的杀人、入室盗窃、抢劫等暴力性犯罪所需成本高，所获效益低，容易被侦查机关识破，跟不上信息科技时代快速发展的脚步，满足不了新型犯罪的需求，因此呈现出数量减少的趋势。例如，现金使用率的下降使得传统暴力性的抢劫犯罪数量骤然下降，转换为利用信息网络而实行的高科技非暴力骗取钱财的行为。再如，传统暴力的黑社会犯罪行为，也逐渐向以控制被害人精神心理的“软暴力”方式转换，非暴力化的犯罪使得案件的证据收集工作变难，为侦查破案增添了难度。
（三）犯罪活动因果联系隐蔽复杂，组织性强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使得静态单一的社会态势变得动态复杂，犯罪活动也不例外。犯罪地域的广阔性、犯罪对象的不稳定性、犯罪手段的复杂先进性以及多种犯罪的交织融合等多种因素，使得犯罪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案件要素的因果联系也变得复杂难测。因果联系的复杂性和犯罪的隐蔽性势必增加了分析案情和调查取证的难度，不利于侦查机关破获案件，甚至使犯罪活动的气焰更加嚣张。
由于整体犯罪活动在地域、领域范围的扩大，对犯罪的打击要求也不断提高。在经济全球化和数据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犯罪活动的分工合作能力提高，有组织性的犯罪明显。例如黑社会组织中的内部结构呈现多层次的体系，分工细致，等级明确，纪律森严，处罚严酷，甚至建立一定的权力机制，各项活动呈现出严格有序的状态，这为犯罪成功率提供一定的支撑。
（四）犯罪主体广泛，流动人口犯罪明显
第一，犯罪主体年龄的广泛性。犯罪案件中的主体年龄范围有多层次的特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均有实施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其中，青少年犯罪较改革开放初期而言，呈现缓和的趋势，但情况仍然复杂严峻。第二，犯罪主体职业范围的广泛性。犯罪分子的身份涉及工人、农民、军人、国家工作人员、学生、个体劳动者、社会闲散人员，等等，具有明显的职业广泛性特征。
流动人口犯罪有其鲜明的特点：如依靠流动性强、治安控制力量薄弱等优势，具有隐蔽性;多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为主;互相分工协作，形成有组织有结构的态势;多实施抢劫、盗窃等侵财型的犯罪;文化程度和素质较为低下，等等。
（五）犯罪手段逐渐走向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到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显著进步，作为社会发展的“黑暗面”，犯罪活动的手段也逐渐变得现代化。 首先，犯罪的智能化和技术化水平提高。相比较于传统落后、机械单一的犯罪，改革开放之后，现代科技社会的发展渗透到犯罪活动之中，犯罪分子开始利用专业科学技术，运用周密科学思维，策划部署，整体呈现出智能化高和技术水平强的特点，提高了犯罪行为的“科技含量”。
其次，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不断升级，呈现出高科技态势。交通和通信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现代化，犯罪分子也逐渐通过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工具来实施犯罪。
最后，犯罪呈现出数据化的态势。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大数据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普及，犯罪分子也逐渐利用数据的特点和优势，在物联网环境之下实施一些新型的犯罪行为，使犯罪活动更隐蔽、更智能，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痕迹物证，而是更多体现在网络浏览记录、社交软件、射频影响监控等各种新媒介上所留下的数据信息痕迹上，形成了数据化特征明显的犯罪活动。
三、影响当代社会犯罪现象产生的具体因素
犯罪是社会环境中的产物，犯罪行为的原因来源于人们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刺激。而在多种环境因素之中，社会环境中的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最为明显，把握和了解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利于充分认识社会犯罪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也会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预测和预防作用，从而产生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一）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外开放的发展
首先，经济是人类整个社会资源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围绕其运转，经济衍生出的具体产物也就成为了绝大多数犯罪的目标;其次，经济的发展变化会引起社会其他体系发生变化;再次，经济带来的产物和利益容易诱发人们的攀比和虚荣心理，会使人们为了想方设法得到超出自己实际预期和能力水平的物质需求而不顾一切后果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最后，经济的发展促使科技更加先进，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样，犯罪分子也会利用这些机会和条件，不断创造各种先进的犯罪手段，产生新的犯罪形式。
（二）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进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使犯罪数量增多，犯罪性质变化。在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未富先老、社会经济风险等问题和矛盾是先后出现的，因而有较充裕的时间处理，而在我国是集中出现的，这使得我国社会部分矛盾更为深刻复杂，也更加难以应对，带来犯罪问题更为严重的不良局面。
第一，由于大批的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不断涌入城市，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错综复杂性，人们需要考虑并解决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在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人们就会产生一些或轻或重的犯罪行为，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第二，作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重要因素的人，他们多以流动打工谋求经济收入为主，表现出流动频繁、更换地点不确定、容易混迹于当地人群等特点，形成了人、财、物的大流动，为流动人口犯罪带来可乘之机;第三，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他们多短暂定居于城乡接合部，给本来已经超负荷的社会城市设施和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加之城乡结合部管理薄弱，社会问题和矛盾容易被激化，使得犯罪问题日益增多。
（三）贫富差距和失业现象的增多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现实问题。贫困状态的人们会对政府以及高收入人群产生不满和抱怨的情绪，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了基本的生活而产生担忧焦虑的心理问题，承受着贫困带来的煎熬和折磨，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自制力差、好逸恶劳、贪图享乐之辈[1]，当他们的精神状态达到极度紧张甚至崩溃的地步时，便会不顾一切，实施偷盗扒窃，甚至抢劫、杀人等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
而在竞争日渐激烈的社会生活中，不乏有失业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失业者自认为丢失了社会中的正常角色，失去了被社会认同的感觉，家庭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可能会下降，从而导致思想迷茫，心思敏感，极想获取社会的认同和承认。长期失业带来经济上的窘迫、精神上的崩溃，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社会保障救济，就会铤而走险实施极端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失业现象也会给失业者的家庭带来不良后果，尤其是对失业者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正常的经济支持，为了谋生过早地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沾染社会不良行为，与社会上的青少年犯罪分子拉帮结派，进行某些违法犯罪活动。
（四）腐败等带来的不良后果
首先，政治力量的分化使犯罪多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使我国的阶级结构和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社会阶层的新形式、多元化趋势加强，这推动着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有利于人们相对充分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見和需求，出现政治力量分化的积极面。
其次，政治因素中很重要的一个不良表现体现在政治权力的滥用带来的腐败上。历史经验表明，部分掌权者具有强烈的欲望，这些私欲还会随着他们掌握权力的大小而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强制性，往往就会为了欲望而越过合法界限实施犯罪行为。一般的典型表现有：把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力当作商品进行交换，形成权钱、权物、权权交易等不良社会政治现象;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控制和占有巨大的社会资源，等等。这些行为不但为犯罪提供了有力的帮手，还直接严重危害了民主政治的有序良好运转。
（五）法律机制不健全，社会管控不当
无论在任何时代，人类社会的法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法制内容的缺陷和落后会给现实社会带来矛盾和问题，有的则会促发犯罪的产生甚至使犯罪问题严重化。
首先，我国为了应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对旧的制度体系进行完善改革，处于制度转型变迁和发展过程之中，制定并实施更能适应社会现状的新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制度的更迭交替使得矛盾的发生难以避免，而制定建立适应新体制的法律规范又需要一个长期的试错、修正、调整的过程，体制与法律不完全接轨的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许多契机，造成了社会管控的不当和混乱。其次，立法不足和执法缺陷的问题，会造成法制运作过程的混乱，为个人或组织实施犯罪带来可乘之机，导致社会犯罪现象的严重。可见，随着21世纪以来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我国法制运作的缺陷，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司法惩罚、打击进而防控犯罪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导致社会约束机制落后，社会管控失调，同时也促使了犯罪问题的加剧。 （六）教育体制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
我国普遍实施单轨制的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和结构不全面，教育制度和方法有缺陷;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只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追求片面的升学率。这种不完善的教育体制给学生们带来诸多的压力和负担，导致学生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难以形成正常的人格，从而在面对诸多社会不良诱惑时，反社会型特征表现突出，极易堕落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抑制犯罪的积极一面，也有由于封建性的糟粕而给现代社会的人们带来犯罪意识的消极一面。一方面，贪赃枉法等腐败落后的社会现象的发生，也会助长犯罪的气焰;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中无原则讲“义气”和组建“行帮”的传统现象仍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人们注重畸形的人际关系，为犯罪集团甚至黑社会组织的蔓延有极大的诱发催化作用。
（七）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也使作为重要媒介的大众传媒工具广泛普及并不断快速发展。一方面，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工具大范围、大规模地向社会传播信息和知识，这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为社会不良文化（如色情、暴力、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使不良文化及思想充斥社会，也会引发犯罪。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为文化信息的传播开辟了更便捷的条件和通道，犯罪分子也利用互聯网技术传播快速、覆盖范围广的特点，传播淫秽色情图片、邪教、暴力等不良文化信息。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刺激性和感染力更突出。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育期，往往自我抵抗和控制力弱[3]，辨别是非能力差，受外界影响明显，犯罪分子正是利用青少年的弱点和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向青少年传播反社会的不良文化信息，毒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诱导其实施违法犯罪。
结语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为中国当代社会带来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由于某些社会环境因素与现实状况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使得犯罪现象严峻。影响我国现阶段犯罪现象的社会原因有许多，从社会环境因素中的经济基础层面来看，主要有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贫困与失业问题的状况等;而从上层建筑层面来看，主要包括政治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大众传播因素等。既要研究它们各自的独立作用，又要将其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进行归纳考察，这样才会更全方位地摸清影响犯罪现象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深挖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力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为全面准确地预测犯罪趋势提供良好的支撑。通过精准预测犯罪趋势，建立全面的防控体系，达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1] 康树华.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与犯罪[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5）.
[2] 张桂荣.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5（4）.
[3] 王天宇.新疆青少年吸食大麻现状、原因与对策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
[4] 葛雷，宋海山.价值观视域下犯罪原因的整体性研究[J].学术探索，2019（5）.
[5] 李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J].领导科学，2019（24）.
[6] 曾永忠，颜泳涛，孙建书.现代社会治理视域下的重新犯罪研究[J].犯罪与改造研究，2019（12）.
[7] 杨宗辉，孙笛，张丽莉.侦查机制再探[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2（2）.
作者简介：孔维婕（1997—），女，汉族，甘肃定西人，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方向为侦查学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董惠安）
关键词：犯罪;原因;改革;社会
中图分类号：D91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16-0052-04
一、引言
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巨大变化也给社会发展带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现实状况，这也使得维护社会治安，打击惩罚犯罪的任务更加艰巨。在改革开放的快速带动之下，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社会生活繁荣多样，社会文化丰富多彩，社会现象呈现一片祥和富足现象，但同时也正因为社会环境因素的广泛和复杂，也带来了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机制和结构存在不足，社会管治不当等消极因素的产生，使犯罪现象严重，而犯罪现象正是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当代中国犯罪现象的突出特点
（一）犯罪总量大，犯罪率逐年上涨
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和深入，社会犯罪问题也在日益严重，犯罪总数量大。从刑事案件立案数和治安案件查处数来看（参见图1）。改革开放前，我国年平均刑事案件发案数量为20—40万;1978年，我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为53.6万起，1990年刑事案件立案数上涨为221.7万起，增长幅度高达313%;2002年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为433.7万起，相比1990年的立案数而言增长幅度为95.6%;到2012年时，全国刑事案件立案数达665.1万起，比2002年高出53.3%;然而2017年的刑事立案数略有下降，总数为548.2万，比2012年低21.3%。2000年公安机关受理全国治安案件总数为443.7万起，比1990年的196.5万起增长了125%;2012年治安案件受理总数为1388.9起，比2000年增长了213%;而到2017年时，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数有所下降，为1043.6万起，比2012年下跌了33.1%。可见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犯罪数量明显上升，2000年至2014年，上升幅度明显增大，但在2017年之后，全国整体犯罪形势趋于稳定，刑事案件立案数及治安案件受理数有所下降。
（二）犯罪类型、形态、性质呈动态复杂性变化
首先，现代社会进入了信息技术变革时代，我国整体犯罪情况表现出了新型犯罪类型逐渐增多的态势，并呈现出自身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例如，出现了以计算机、网络等高科技手段为基础的经济犯罪、网络犯罪等新型犯罪活动。犯罪分子会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等新型高科技不断创新犯罪手段和行为，使犯罪类型多样化，也给社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阻碍。
其次，在信息技术革命的驱动下，犯罪的传统形态也朝着新的态势发生变化，出现了从线下向线上转移过渡的趋势。依托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大数据时代的优势，新型犯罪變得更加先进，这种新的变化态势给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最后，传统的杀人、入室盗窃、抢劫等暴力性犯罪所需成本高，所获效益低，容易被侦查机关识破，跟不上信息科技时代快速发展的脚步，满足不了新型犯罪的需求，因此呈现出数量减少的趋势。例如，现金使用率的下降使得传统暴力性的抢劫犯罪数量骤然下降，转换为利用信息网络而实行的高科技非暴力骗取钱财的行为。再如，传统暴力的黑社会犯罪行为，也逐渐向以控制被害人精神心理的“软暴力”方式转换，非暴力化的犯罪使得案件的证据收集工作变难，为侦查破案增添了难度。
（三）犯罪活动因果联系隐蔽复杂，组织性强
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变化使得静态单一的社会态势变得动态复杂，犯罪活动也不例外。犯罪地域的广阔性、犯罪对象的不稳定性、犯罪手段的复杂先进性以及多种犯罪的交织融合等多种因素，使得犯罪呈现出动态性的特征，案件要素的因果联系也变得复杂难测。因果联系的复杂性和犯罪的隐蔽性势必增加了分析案情和调查取证的难度，不利于侦查机关破获案件，甚至使犯罪活动的气焰更加嚣张。
由于整体犯罪活动在地域、领域范围的扩大，对犯罪的打击要求也不断提高。在经济全球化和数据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犯罪活动的分工合作能力提高，有组织性的犯罪明显。例如黑社会组织中的内部结构呈现多层次的体系，分工细致，等级明确，纪律森严，处罚严酷，甚至建立一定的权力机制，各项活动呈现出严格有序的状态，这为犯罪成功率提供一定的支撑。
（四）犯罪主体广泛，流动人口犯罪明显
第一，犯罪主体年龄的广泛性。犯罪案件中的主体年龄范围有多层次的特点，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均有实施犯罪活动的可能性。其中，青少年犯罪较改革开放初期而言，呈现缓和的趋势，但情况仍然复杂严峻。第二，犯罪主体职业范围的广泛性。犯罪分子的身份涉及工人、农民、军人、国家工作人员、学生、个体劳动者、社会闲散人员，等等，具有明显的职业广泛性特征。
流动人口犯罪有其鲜明的特点：如依靠流动性强、治安控制力量薄弱等优势，具有隐蔽性;多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的犯罪团伙或犯罪集团为主;互相分工协作，形成有组织有结构的态势;多实施抢劫、盗窃等侵财型的犯罪;文化程度和素质较为低下，等等。
（五）犯罪手段逐渐走向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信息技术变革时代的到来，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显著进步，作为社会发展的“黑暗面”，犯罪活动的手段也逐渐变得现代化。 首先，犯罪的智能化和技术化水平提高。相比较于传统落后、机械单一的犯罪，改革开放之后，现代科技社会的发展渗透到犯罪活动之中，犯罪分子开始利用专业科学技术，运用周密科学思维，策划部署，整体呈现出智能化高和技术水平强的特点，提高了犯罪行为的“科技含量”。
其次，犯罪的手段和工具不断升级，呈现出高科技态势。交通和通信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现代化，犯罪分子也逐渐通过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工具来实施犯罪。
最后，犯罪呈现出数据化的态势。信息技术革命带来了大数据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不断普及，犯罪分子也逐渐利用数据的特点和优势，在物联网环境之下实施一些新型的犯罪行为，使犯罪活动更隐蔽、更智能，证明犯罪事实的证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痕迹物证，而是更多体现在网络浏览记录、社交软件、射频影响监控等各种新媒介上所留下的数据信息痕迹上，形成了数据化特征明显的犯罪活动。
三、影响当代社会犯罪现象产生的具体因素
犯罪是社会环境中的产物，犯罪行为的原因来源于人们所处环境的影响和刺激。而在多种环境因素之中，社会环境中的因素对犯罪的影响最为明显，把握和了解犯罪的社会环境因素，有利于充分认识社会犯罪现象产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也会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预测和预防作用，从而产生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一）社会经济状况和对外开放的发展
首先，经济是人类整个社会资源中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人们的社会生活也围绕其运转，经济衍生出的具体产物也就成为了绝大多数犯罪的目标;其次，经济的发展变化会引起社会其他体系发生变化;再次，经济带来的产物和利益容易诱发人们的攀比和虚荣心理，会使人们为了想方设法得到超出自己实际预期和能力水平的物质需求而不顾一切后果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最后，经济的发展促使科技更加先进，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样，犯罪分子也会利用这些机会和条件，不断创造各种先进的犯罪手段，产生新的犯罪形式。
（二）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社会经济进步、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水平的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也使犯罪数量增多，犯罪性质变化。在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城市工业化带来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未富先老、社会经济风险等问题和矛盾是先后出现的，因而有较充裕的时间处理，而在我国是集中出现的，这使得我国社会部分矛盾更为深刻复杂，也更加难以应对，带来犯罪问题更为严重的不良局面。
第一，由于大批的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不断涌入城市，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错综复杂性，人们需要考虑并解决住房、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问题，在这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人们就会产生一些或轻或重的犯罪行为，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第二，作为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重要因素的人，他们多以流动打工谋求经济收入为主，表现出流动频繁、更换地点不确定、容易混迹于当地人群等特点，形成了人、财、物的大流动，为流动人口犯罪带来可乘之机;第三，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他们多短暂定居于城乡接合部，给本来已经超负荷的社会城市设施和生活带来巨大的挑战，加之城乡结合部管理薄弱，社会问题和矛盾容易被激化，使得犯罪问题日益增多。
（三）贫富差距和失业现象的增多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也伴随社会贫富差距日益增大的现实问题。贫困状态的人们会对政府以及高收入人群产生不满和抱怨的情绪，他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为了基本的生活而产生担忧焦虑的心理问题，承受着贫困带来的煎熬和折磨，这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自制力差、好逸恶劳、贪图享乐之辈[1]，当他们的精神状态达到极度紧张甚至崩溃的地步时，便会不顾一切，实施偷盗扒窃，甚至抢劫、杀人等一些严重的犯罪行为。
而在竞争日渐激烈的社会生活中，不乏有失业现象的发生。一方面，失业者自认为丢失了社会中的正常角色，失去了被社会认同的感觉，家庭地位和社会声望也可能会下降，从而导致思想迷茫，心思敏感，极想获取社会的认同和承认。长期失业带来经济上的窘迫、精神上的崩溃，如果得不到及时的社会保障救济，就会铤而走险实施极端的犯罪行为。另一方面，失业现象也会给失业者的家庭带来不良后果，尤其是对失业者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们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他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失去了正常的经济支持，为了谋生过早地步入社会，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沾染社会不良行为，与社会上的青少年犯罪分子拉帮结派，进行某些违法犯罪活动。
（四）腐败等带来的不良后果
首先，政治力量的分化使犯罪多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使我国的阶级结构和形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社会阶层的新形式、多元化趋势加强，这推动着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建设，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加强，有利于人们相对充分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見和需求，出现政治力量分化的积极面。
其次，政治因素中很重要的一个不良表现体现在政治权力的滥用带来的腐败上。历史经验表明，部分掌权者具有强烈的欲望，这些私欲还会随着他们掌握权力的大小而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和强制性，往往就会为了欲望而越过合法界限实施犯罪行为。一般的典型表现有：把自己拥有的政治权力当作商品进行交换，形成权钱、权物、权权交易等不良社会政治现象;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利用自己的权力去控制和占有巨大的社会资源，等等。这些行为不但为犯罪提供了有力的帮手，还直接严重危害了民主政治的有序良好运转。
（五）法律机制不健全，社会管控不当
无论在任何时代，人类社会的法律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法制内容的缺陷和落后会给现实社会带来矛盾和问题，有的则会促发犯罪的产生甚至使犯罪问题严重化。
首先，我国为了应对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改革开放之后不断对旧的制度体系进行完善改革，处于制度转型变迁和发展过程之中，制定并实施更能适应社会现状的新的法律规范和社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制度的更迭交替使得矛盾的发生难以避免，而制定建立适应新体制的法律规范又需要一个长期的试错、修正、调整的过程，体制与法律不完全接轨的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许多契机，造成了社会管控的不当和混乱。其次，立法不足和执法缺陷的问题，会造成法制运作过程的混乱，为个人或组织实施犯罪带来可乘之机，导致社会犯罪现象的严重。可见，随着21世纪以来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我国法制运作的缺陷，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使司法惩罚、打击进而防控犯罪的作用难以发挥出来，导致社会约束机制落后，社会管控失调，同时也促使了犯罪问题的加剧。 （六）教育体制的缺陷和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的影响
我国普遍实施单轨制的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和结构不全面，教育制度和方法有缺陷;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只通过简单粗暴的方式追求片面的升学率。这种不完善的教育体制给学生们带来诸多的压力和负担，导致学生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难以形成正常的人格，从而在面对诸多社会不良诱惑时，反社会型特征表现突出，极易堕落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深渊。
中国的传统文化既有抑制犯罪的积极一面，也有由于封建性的糟粕而给现代社会的人们带来犯罪意识的消极一面。一方面，贪赃枉法等腐败落后的社会现象的发生，也会助长犯罪的气焰;另一方面，封建社会中无原则讲“义气”和组建“行帮”的传统现象仍在现代社会中存在，人们注重畸形的人际关系，为犯罪集团甚至黑社会组织的蔓延有极大的诱发催化作用。
（七）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工具的普及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也使作为重要媒介的大众传媒工具广泛普及并不断快速发展。一方面，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工具大范围、大规模地向社会传播信息和知识，这有利于社会文化的发展，满足人们的日常需求;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为社会不良文化（如色情、暴力、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使不良文化及思想充斥社会，也会引发犯罪。
目前，互联网的发展为文化信息的传播开辟了更便捷的条件和通道，犯罪分子也利用互聯网技术传播快速、覆盖范围广的特点，传播淫秽色情图片、邪教、暴力等不良文化信息。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刺激性和感染力更突出。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育期，往往自我抵抗和控制力弱[3]，辨别是非能力差，受外界影响明显，犯罪分子正是利用青少年的弱点和互联网技术的优势向青少年传播反社会的不良文化信息，毒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诱导其实施违法犯罪。
结语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为中国当代社会带来繁荣发展的同时，也由于某些社会环境因素与现实状况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而使得犯罪现象严峻。影响我国现阶段犯罪现象的社会原因有许多，从社会环境因素中的经济基础层面来看，主要有经济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贫困与失业问题的状况等;而从上层建筑层面来看，主要包括政治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大众传播因素等。既要研究它们各自的独立作用，又要将其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进行归纳考察，这样才会更全方位地摸清影响犯罪现象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深挖各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力及其相互间的联系，为全面准确地预测犯罪趋势提供良好的支撑。通过精准预测犯罪趋势，建立全面的防控体系，达到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的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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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维婕（1997—），女，汉族，甘肃定西人，单位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方向为侦查学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董惠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