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饿死齐白石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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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饿死齐白石
  解放后,齐白石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他每月到学校一次,画一张画给学生看,作示范表演。有学生指出要把他的工资停掉,时任学校军代表的艾青说:“这样的老画家,每月来一次画一张画,就是很大的贡献。日本人来,他没有饿死。国民党来,他没有饿死。共产党来,怎么能把他饿死?”
  谁是皇上
  1962年,溥仪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那里的学员就餐,每人先交四毛钱。一次,溥仪掏出一块钱,付过之后,转身就走。管理员急了,赶忙喊他:“皇上,皇上,找你钱。”溥仪大怒:“谁是皇上?谁是皇上?皇上能到社会主义学院来吗?”管理员道歉后,溥仪才消了气。
  钱归你,奖(蒋)归我
  2001年12月初,第二届霍英东杰出贡献奖在广州番禺颁奖,作为得主之一的钱学森因行动不便不能前往,组委会邀请82岁的钱学森夫人蒋英出席领奖。临去广州前,蒋英向钱学森辞行,钱学森当着儿子钱永刚的面与夫人打趣道:“钱归你,奖(蒋)归我。”蒋英略作思考道:“那咱们说好了,你要奖(蒋),我要钱。”说罢两人都会意而笑。
  自负刘文典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自以为是国学大师刘师培的私淑弟子,一般人难入其法眼。他常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有一次为躲避日军空袭,沈从文从刘文典身旁擦肩而过。刘有些不满地对旁人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后来,沈从文由副教授升任教授,大家都同意了,唯刘不肯:“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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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问方可为官,这是很多小人物能走上官场的必修课。古人读书做学问多是为了做官,这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官与荣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个人能否做官以及官级大小,就成了衡量其成就价值的主要标志。官做得越大,他的学问越大,成就越大,人们相信他的人生价值就会越高,然后是顶礼膜拜。  读书人古时称“儒生”或“士人”,是对古代知识分子的统称。士人历来都有着独立的自我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居庙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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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诗可以兴、观、群、怨。在唐代,对士子们来说,诗最重要的作用,恐怕不是用来发牢骚什么的,而是用作考公务员的敲门砖。唐代以诗赋取士,诗作得好,就有可能考中进士做官,一下子改变身份地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  有人做过计算,现代有人如果考中公务员,他这一生得到的工资津贴医疗住房等各种收入福利,差不多等于400万元人民币。唐代进士的待遇也绝不比现代公务员差,但很多人考几十年,五十多岁了还考不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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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在《劝学篇》中有如是说法:“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向读书人昭示了做官的好处:居庙堂者易发财,做高官者有特权。于是,千余年历史中,国人争相角逐官位,创造了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官国。“官”成了一个特殊名词,它是权力的化身,也是特权的象征。一个好官,他可能如包拯般严明,也可能如海瑞般清廉;而一个坏官,他可能为了集团利益抛弃良心,为了政绩考核抛弃道德,更有甚者,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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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重读书、重仕宦,人们为出人头地,必得读书。而读书并不是目的,只是手段。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并不是对知识的崇拜,而是对权力和特权及物质的崇拜。隋朝以后,科举实行,读书人白首皓经、穷其一生。科举劝学,以宋代尤甚。宋真宗《劝学篇》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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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贵姓?”是中国很常见的问候语。姓氏在中国文化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着独特的魅力。历史上,姓氏大家族成员众多。据调查统计,目前中国2万姓氏已经消失,仅余4100个常见姓。那么,这些姓氏又有着怎样的历史?  莽姓是一个多民族、多源流的古老姓氏,但人数极少。在中国的姓氏排行榜上,莽姓未进入前3000位,目前仅分布在吉林省的吉林市、长春市,云南省的保山县、红河州金平县等地。  早在西周时期,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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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的统治术又称“人君南面术”。人君南面术与道家有密切关系,其核心内容是“清静”和“无为”。所谓“清静”,就是清心寡欲,谦虚礼让;所谓“无为”,并非什么事都不干,而是不把自己的办法拿出来,先向臣下要办法,通过发掘臣下的才智以为己用,以收“无为而无不为”之效。《吕氏春秋》认为:“有道之主,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宝。”  既然人君南面术强调君王要少说话、少做事,那么君王有什么事可做呢?古代智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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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说起八股,往往摇头。其实就是古代人,大多对它也没什么好印象。古人并不像我们想的那么愚钝,咱们看出了八股文的坏处,他们其实也都看出来了。问题是,其他的替代方案可能还不如八股考试呢!于是,在八股取士的制度下,闹出了很多心酸的笑话。  有学者认为八股戕害学问  很多学者都认为八股这个东西败坏人心,戕害学问。比如顾炎武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廿一史废。”他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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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底,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去世。在所有纪念文章中,都说到了胡适当年给他的“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胡适给周先生的信)以及对他的高度评价,连《光明日报》也近乎破例地在周汝昌有关文章后“链接”《胡适与周汝昌的“红楼缘”》。关于帮助,大家都知道,周先生最早关于《红楼梦》文章发表后,胡适立即去信赞扬,并在1948年夏“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用三层报纸包好”,借给他看。  这是明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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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低调  巴金的儿子李小棠在复旦大学读书四年,学校许多领导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儿子。李小棠毕业后就到上海市政协文史室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没有一点怨言。1993年,巴金90岁生日时,上海市政协主席陈铁迪来寓所拜访巴金。当看到自己属下的工作人员李小棠时,陈铁迪奇怪地问:“你怎么也来了?”这时,巴金才笑呵呵地解释道:“小棠他可是我的儿子呀!”  黄宗江的生死观  编剧黄宗江对生死看得很开,曾写小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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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人大”是中国国家最高权力和行政监督机关,“政协”则是中国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机构。那么,古代中国人是如何表达民意的?古人有“提案”一说吗?  ?笏 古代“两会”是什么样的会议  从制度层面来说,现代“两会”制度为共和国首创,古代中国是没有的。但是,如果从议事形式来讲,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形式。当然,古代中国的国家议事体系与现代是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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