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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型期城市公园的免费开放是城市政府及公园管理部门面临的迫切任务，然而，国内外学术界鲜有关于居民对公园管理政策感知的研究。在2009年广州市施行公园免费开放政策背景下，文章以市区5个典型城市公园为对象，对公园访问者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运用因子分析、方差分析等定量方法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1.近半数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持肯定态度，近1/3的被访者反对该政策，其余持中立态度；2.分析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因子，得出3个正面感知公因子和4个负面感知公因子；3.运用方差分析研究了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发现不同年龄、职业群体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等正面公因子和“导致商品娱乐设施价格上涨”、“影响公园休闲环境”等负面因子的差异明显。最后，根据公园免费开放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公园管理政策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居民感知；公园免费开放政策；休闲；广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8—0078—10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多，休闲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园是城市居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空间。城市公园作为公益性的城市基本公共设施，既是改善城市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公共绿地，也是市民日常休闲、娱乐、健身、求知、观赏、科普活动等的场所和空间载体，是城市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19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城市公园开始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并作为一种公益性设施向市民开放，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城市公园实行了免费制度。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公园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休闲功能在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受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城市公园实行封闭式管理和收费制度，对公园的建设与维护发挥过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城市进入关键的转型期，城市基础设施、公园绿地系统和城市功能的日趋完善，居民对日常休闲的需求与日俱增，使得传统的公园封闭式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创新。为了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休闲需求，国内许多城市开始探索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管理制度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是2002年杭州西湖免费对外开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广东省于2009年2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提出了“鼓励城市休闲公园、科普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等，实行免费或以优惠价格向社会开放”的要求。为落实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2009年6月29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政公园免费开放工作方案》，规定2009年7月1日起，包括越秀公园在内的13个市政公园、2个园中园和17个森林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不再收取门票。此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大媒体的广泛赞誉和好评，但也引起了广泛争议，有少数市民持观望、担忧甚至反对态度。
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广州市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总体认知态度，对比不同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的认知差异，并分析导致感知差异的原因，本文从公园游览者出发，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5个免费开放的市政公园，在随机抽样调查基础上，运用多元定量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广州市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的总体感知态度、群体差异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2相关研究进展
从属性来看，公园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即收费公园具有排他性，而免费公园具有非排他性，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公园均实行免费开放，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相关研究成为国外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已有大量的文献积累，研究视角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角度切入，集中于探讨不同人群（种族、阶层、老年人）使用公园的方式、休闲活动特征及其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丹尼斯（Denise）对美国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男女性别平等问题进行研究；霍华德等运用定量分析法对美国4个少数移民种族老年人的公园使用差异性与公园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罗萨沙等总结了不同种族群体对城市公园的使用方式、评价及所反映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及其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中的重要性，是西方关于城市公园休闲研究的典范。何经化等研究了不同性别和种族的被调查者在公园休闲偏好、游览活动特征和感知利益方面的差异；萨西德海伦等对美国6个移民族群在游览公园、休闲活动参与、休闲模式等方面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洪锦等分析了香港老年人使用城市公园的好处与限制因素；黄观贵（Wong Koo Kwai）等运用电话访谈手段研究了香港居民公园游览习惯和公园休闲行为特征，并提出了应对老龄化的香港公园发展建议；阿斯特丽德等运用了潜在阶层模型对荷兰埃因霍温的4个老年人群体的公园休闲差异性进行了研究。
另一方面是从居民参与、居民感知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公园管理的研究。如佩吉等（Page）研究了伦敦市纽汉镇公园使用者对公园管理的感知及影响，提出了以满足当地需求为目标的公园管理计划等；勒温斯克劳夫等从英国转型时期城市公园与社会融合人手，研究了城市公园、休闲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与促进社会、种族的融合之间的关系，认为提高公园休闲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不同族群青年之间的社会融合。琼斯等运用扎根理论研究了英国社区公众参与者在城市社区公园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斯贝勒（Speller）和勒温斯克劳夫运用计量方法评估了公众参与在城市公园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得到当地权威部门的财政支出与许可，是公众参与公园管理的关键所在；戈比等回顾和总结了有关休闲研究、休闲行为与公园使用及管理等方面进展，并提出了积极生活的跨学科融合及发展方向；克劳普顿等提出了关于城市公园和休闲服务价格制定的参考价格理论模型。 国内关于城市公园管理机制、公园与休闲等的研究起步较晚，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城市公园管理体制变革逐步深入，有关公园免费开放及管理体制等相关议题才被关注，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园免费开放问题与对策，城市公园经营管理机制问题与对策，基于公园使用者角度的城市绿地公园开发研究，城市居民公园休闲行为特征、体育休闲行为及其社会分异特征，城市公园游憩者满意度研究等。
总体上看，国外关于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与国外相比较，国内关于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研究起步晚、文献积累较少，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内容的深度均不及国外，表明该领域的学术问题还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纵观国内外文献，关于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居民感知研究几乎空白，本研究将尝试从居民感知的角度，探讨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社会效应，以期为同类研究及公园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问卷设计
为了检验被调查者对于2009年6月30日颁布的《广州市政公园免费开放工作方案》政策的感知及态度，本研究围绕公园免费开放后可能出现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设计了调查问卷，关于公园免费开放感知的测量指标分为正面感知指标和负面感知指标，正面感知指标包含公园免费开放对居民休闲生活的影响、对广州市历史文化形象的影响、对广州市休闲旅游业的影响，由12个测量指标构成；负面感知指标包含免费开放对公园休闲环境的影响、对公园服务管理水平的影响、对公园内商品娱乐价格的影响、对公园休闲安全的影响，由13个测量指标构成。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分值1=非常反对，5=非常赞成），让受访者根据自身感受进行选择。为了描述样本的一般属性，对比不同人口学属性的被访者的感知态度，问卷还设置了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等人口学基本特征项。
3.2调查过程与方法
为了使样本覆盖面相对广泛，使研究接近客观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选取了广州市中心区2009年7月1日免费开放的5个市政公园（越秀山公园、流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晓港公园、天河公园）作为调查地点，于2010年2～3月在公园内对公园访问者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人员向被访者说明意图，确认被访者为本市居民并在征得其同意后，由被访者自行填写问卷。本次问卷调查一共派发问卷550份，回收510份，回收率92.7%；经剔除回答不完整或真实性差的无效问卷6份，得到有效问卷504份，有效率91.0%。由于样本量较大，研究人员对问卷样本4部分27个测量指标进行了编号，使用SPSS 14.0录入计算机建立样本数据库。
3.3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被调查的504份有效样本中，男女比率分别为51.2%和48.8%；样本的年龄构成集中在18～30岁（28.8%）、60岁以上（26.2%）、31～45岁（24.6%）、46～60岁（19%），17岁以下的仅为1.4%。样本的职业构成方面，以离退休人员居多（34.4%），其次是企业普通员工（22.4%），再次是自由职业者（12.1%），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分别为8.5%、7.1%、6%，公务员、学生、教师分别为4%、2.8%、2%。样本的收入构成方面，月收入1001～3000元的样本为主，占56%；其次是3001～5000元，占25.8%；再次是5001～8000元，占11.3%；低于1000元的占4%高于8001元的占3%。被访者距离公园的远近方面，74.4%的样本居住在离公园500米范围内，仅25.6%的样本居住在距公园500米以外。
4 结果与分析
4.1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总体感知态度
为了检验被访者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总体态度，本研究在问卷中设计了被访者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态度（1非常反对，2比较反对，3无所谓，4比较赞同，5非常赞同）测量指标，平均感知值为3.06，标准差为1.068，赞成率（含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40.5%，反对率为36.3%，中立率为23.2%。说明被访者对于公园免费开放的看法和态度有较大分歧，持“支持”态度的被访者较持“反对”态度的被访者略多。半数以上的被访者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持肯定态度，但也有相当部分被访者持消极或者否定态度。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人口学属性的被访者对公园感知的态度及差异，运用单因子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对样本进行分析。
从数据分析可得，从被访者的不同人口学特征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看，置信度为95%时，性别（p=0.699>0.005）、月收入（p=0.421>0.005）均没有显著影响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的态度。而年龄（p=0.00<0.005）、职业（p=0.002<0.005）则对被访者的感知态度有显著影响。46～60岁及61岁以上的群体、离退休人员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均值较低，分别为2.78、2.87、2.79，根据广州市公园管理规定，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持老人证进任何公园可以免票，而此次被访者中离退休人员比率较高，占26.1%，访谈中发现，中老年人是公园休闲活动中的主体人群，他们普遍认为公园免费开放后大量人群涌入影响了他们的正常休闲活动。
4.2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感知因子分析
为确保整个问卷和一组问题间的内在一致性，计算样本数据库的信度指标克朗巴哈（Cronbach'sMpha）系数，得出α系数为0.809，其中正面影响指标的α系数为0.831，负面影响指标的α系数为0.811，说明整个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根据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的标准，只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KMO检验，总体样本KMO值为0.771，正面影响指标的系数为0.817，负面影响指标的KMO值为0.742，说明样本充足，统计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正面影响指标的自由度df值为66，负面影响指标df值为78；巴特勒特球系数Sig值均为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小于显著水平0.005，说明检验显著。 4.2.1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正面感知因子分析通过对12个正面感知测量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Varimax）旋转后，提取因子载荷大于0.5的感知因子，在删除“有利于发挥公园的科普教育功能”测量变量后，共有11个变量进入因子分析，构成3个公因子。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7.885%，表明3个公因子可概括11个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7.885%的信息，解释效果比较理想，公因子方差比在0.345～0.885之间，表明各变量中信息分别被公因子提取出的比例较高（见表1）。
由表1可知，正面感知指标的第一公因子命名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因子，包含“增加休闲方式选择”、“增加休闲机会”、“扩大了休闲空间”、“丰富休闲生活提高休闲质量”、“减少休闲开支”、“扩大社交，促进和谐”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664，公因子特征值为4.316，方差贡献率35.971%，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93，是公因子中载荷最大的公因子，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增加了市民的休闲方式和机会，扩大了市民休闲活动的空间范围，提高了市民休闲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正面感知指标的第二个公因子命名为“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因子，包含“有利于提升广州城市形象”、“展示广州市城市风貌与文化特色”和“提高市民素质和环保意识”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577，公因子特征值为2.469，方差贡献率20.573%，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01，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对提升广州城市文化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正面感知指标的第三个公因子命名为“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因子，包含“推动休闲产业的发展”、“带动旅游业的发展”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4.142，公因子特征值为1.361，方差贡献率为11.34%，克朗巴哈α系数为0.573，说明市民普遍认同公园的免费开放将促进广州市休闲旅游业的发展。
对提取的3个正面感知公因子的均值进行比较，公因子“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得分最高（4.142），其次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因子（3.664），再次是“提升城市文化形象”（3.577）。说明市民对公园免费开放将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的认同度最高，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也有较高的认同度。
4.2.2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负面感知因子分析
通过对13个负面感知测量指标进行主成份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旋转后，提取因子载荷大于0.5的感知因子，共有13个变量进入因子分析，构成4个公因子。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9.144%，表明4个公因子可概括13个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9.144%的信息，解释效果比较理想，公因子方差比在0.526～0.963之间，表明各变量中信息分别被公因子提取出的比例较高。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中可知，负面感知指标的第一公因子命名为“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因子，包含“噪声增多，公园失去宁静”、“人数剧增，公园拥挤”、“垃圾增多，环境卫生质量下降”、“公共休闲配套设施不足”、“不良行为增多”、“园内免费设施减少”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755，公因子特征值为4.498，方差贡献率为34.6%，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53，说明被访者普遍认同免费开放后公园休闲环境与设施受到负面影响。
负面感知指标的第二个公因子命名为“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因子，包含“导致商品价格上升”和“导致娱乐项目价格上升”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045，公因子特征值为1.778，方差贡献率13.679%，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84，说明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后公园内商品和娱乐设施价格上涨的认知度较高。
负面感知指标的第三个公因子命名为“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因子，包含“治安案件增多”、“闲杂人员增多，治安隐患增加”、“公共设施遭到破坏”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4.247，公因子特征值为1.642，方差贡献率为12.63%，克朗巴哈α系数为0.612，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后影响了部分市民的休闲安全感，市民普遍担心大量社会闲杂人员涌入带来社会治安的隐患。
负面感知指标的第四个公因子命名为“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因子，包含“公园服务态度下降”、“公园管理水平下降”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758，公因子特征值为1.07，方差贡献率8.234%，克朗巴哈α系数为0.625，反映出公园免费开放后，市民普遍担心公园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公园的服务管理水平。
对提取的4个负面感知公因子的均值进行比较，发现“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因子得分最高（4.247），其次是“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因子（3.758），再次是“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因子（3.577），最后是“商品娱乐价格上涨”（3.045）。表明被调查者对公园免费开放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治安隐患、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公园休闲环境受到影响认同度较高，而对公园免费开放后的收费项目价格变化不是很认同。
4.3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的感知差异
为了检验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本研究从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方面，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了不同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正面影响的3个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促进休闲旅游发展）及负面影响的4个公因子（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公园管理水平下降）的感知差异。
4.3.1不同年龄样本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
不同年龄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的显著性差异表现在2个公因子上（表3），分别是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正面感知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及负面感知公因子“商品娱乐价格上涨”，不同年龄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感知的其余公因子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46—60岁及61岁以上年龄群体的得分较低，一般而言，该群体是收入水平最高、收入稳定的群体，具有较强的休闲支付能力，对公园是否收取门票（公园门票一般在5～20元不等）并不敏感，而61岁以上的人群则可享受公园门票优惠或免费的待遇，因此公园取消门票对他们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18～30岁及31～45岁群体大多处于事业发展期及子女抚育期，公园免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增加了他们及子女的休闲机会；17岁及以下群体得分较高，表明这个群体的主体是中小学生，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公园免费开放减轻了这一人群的经济负担，丰富了他们的休闲生活。 对于“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公因子，31～45岁、61岁以上人群的得分较低，表明这类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后园内的商品、娱乐设施价格变化不敏感，特别是61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公园休闲活动主要以健身体育活动及散步等为主，很少消费公园内商品与娱乐设施，其他年龄群体、特别是17岁及以下群体进入公园后将更多使用园内的娱乐设施和购买必要商品，因此赞同率较高。此外，“影响公园休闲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促进休闲旅游发展”3个公因子显著性系数比较接近“p值<0.05”，说明不同群体之间在3个公因子上差异性比较显著。公因子“影响公园休闲环境”中，61岁及以上群体及31～45岁群体的得分较低，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后对他们的休闲活动造成负面影响。公因子“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中，46～60岁群体及61岁以上群体得分较低，说明这些群体不太认同公园免费开放对广州城市形象有所提升。公因子“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中，31岁以上的3个群体得分均较低，说明大多数被访者不太认同公园免费开放将促进广州市休闲旅游业发展。
4.3.2不同职业样本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
不同职业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在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上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个体经营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将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公因子的得分较低，这一群体一般而言去公园的时间较自由，且经济支付能力较强，公园免费开放对该人群的影响较小。此外，公务员人群对该公因子得分也较低，说明公务员由于工作较忙，节假日倾向于单位组织外出旅游，因此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表4）。
此外，公因子“商品娱乐价格上涨”、“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等显著性系数比较接近“p值<0.05”，说明不同职业群体对这3个公因子的感知差异性也比较显著。公因子“商品娱乐价格上涨”中，公务员、教师、个体经营者、离退休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等职业群体得分较低，说明这些人群在公园中相对较少使用或消费商品及娱乐设施，对该公因子不敏感，认同度较低，而学生群体则具有最高认同度，说明学生是使用娱乐休闲设施的主体，公园免费后园内商品娱乐价格变化对他们有显著影响。公因子“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中，公务员、离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及专业技术人员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公因子“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中，教师、自由职业者、离退休人员、个体经营者等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
4.3.3不同收入样本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
表5显示，不同月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在“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上最为显著。其中月收入水平在1001～3000元之间的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被访者包括老年人群体、中低收入者均属于该群体，由于该群体在公园免费开放政策之前，享有免门票的优惠政策，公园免费开放对他们的日常休闲机会没有太大的影响。月收入水平小于1000元的群体对该公因子的得分也较低，说明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可能包括学生、残障人士等，这些群体在公园免费开放前也可以享有门票优惠等特殊政策，因而认同度较低。
此外，公因子“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公园治安隐患增加”等显著性系数比较接近“p值<0.05”，说明不同月收入水平群体对这两个公因子的感知差异比较显著。公因子“公园管理水平下降”中，月收入水平在3001～5000元及5001～8000元的群体得分较低，说明这两个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后管理水平下降不是很敏感；公因子“公园治安隐患增加”中，月收入低于1000元及在3001—5000元之间的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而1001～3000元之间的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高，说明大部分月收入水平均中等偏下的群体是公园休闲的主体，对公园免费开放后由于大量社会闲杂人员涌入导致的治安隐患反应明显。
5 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1）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居民关于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态度进行分析，发现40.5%的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持积极的支持态度，36.6%的被访者对该政策持反对和质疑态度，23.2%的被访者则持中立态度，分析表明被访者的年龄和职业与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态度有显著影响，说明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均不容忽视，不能认为简单地对公园实施免费政策就可以为市民带来福祉。
（2）运用因子分析法、方差分析法等研究了居民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正面和负面感知分析，得出正面感知因子包括“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促进休闲旅游发展”3个公因子；负面感知因子包括“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公园管理水平下降”等4个公因子。
（3）运用方差分析研究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月收入水平等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群体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等正面感知公因子和“导致商品娱乐设施价格上涨”、“影响公园休闲环境”等负面感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感知差异在客观解释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5.2建议
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城市实行公园免费开放政策、还公园于民已是大势所趋。广州市于2009年7月1日起对32个市政公园实行免费开放政策是公园管理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对公园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也影响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利益主体的广大市民对该项政策的感知与态度对于城市公园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及规划设计者都非常重要。因此城市政府在实行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时，应广泛征求公园决策者、公园管理者、公园投资者、公园使用者等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与态度，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并切实提高市民的休闲生活质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上述目的，在调查分析基础上，结合广州市具体情况，参考国内外公园的经营管理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公园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免费开放后的公园管理细则，以便明确公园管理部门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同时制定公园的游客行为准则，对违反公园管理规则的行为，尤其是破坏公园设施的行为处以严厉的处罚制度；其次，政府需加大对免费开放的公园财政投入和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以保证公园的日常运营、维护和设施的更新，并根据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需求，适时增加公共休闲设施与项目；第三，改革公园的现有管理制度，积极引入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园的监督与管理，实现公园管理部门、社区和志愿者“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第四，改革公园管理手段，实行网络申请、电话预约、信息卡等信息化管理手段，实行免费不免票制度，将公园访问者信息录入电子系统，既可消除治安隐患，又可限制人流量，实行错峰管理，提高游人的休闲满意度；第五，通过海报、网络、电视、广播等手段，大力宣传公园免费开放后的公园管理制度和游客行为准则，加大公众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市民的关注度和公园休闲文明素质。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刘鲁]
[关键词]居民感知；公园免费开放政策；休闲；广州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8—0078—10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闲暇时间增多，休闲已经成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公园是城市居民开展日常休闲活动的重要场所和空间。城市公园作为公益性的城市基本公共设施，既是改善城市区域性生态环境的公共绿地，也是市民日常休闲、娱乐、健身、求知、观赏、科普活动等的场所和空间载体，是城市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19世纪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城市公园开始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并作为一种公益性设施向市民开放，目前，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城市公园实行了免费制度。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城市人口的增长，城市公园的生态功能、社会功能、休闲功能在城市发展和居民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受计划体制的影响，我国大多数城市公园实行封闭式管理和收费制度，对公园的建设与维护发挥过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我国城市进入关键的转型期，城市基础设施、公园绿地系统和城市功能的日趋完善，居民对日常休闲的需求与日俱增，使得传统的公园封闭式管理模式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迫切需要改革创新。为了完善城市功能、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休闲需求，国内许多城市开始探索城市公园免费开放的管理制度改革，最具代表性的是2002年杭州西湖免费对外开放。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广东省于2009年2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国民旅游休闲计划》，提出了“鼓励城市休闲公园、科普教育基地、红色旅游景点等，实行免费或以优惠价格向社会开放”的要求。为落实广东省《国民旅游休闲计划》，2009年6月29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通过了《广州市政公园免费开放工作方案》，规定2009年7月1日起，包括越秀公园在内的13个市政公园、2个园中园和17个森林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不再收取门票。此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大媒体的广泛赞誉和好评，但也引起了广泛争议，有少数市民持观望、担忧甚至反对态度。
为全面、客观地了解广州市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总体认知态度，对比不同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的认知差异，并分析导致感知差异的原因，本文从公园游览者出发，选取了最具代表性的5个免费开放的市政公园，在随机抽样调查基础上，运用多元定量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广州市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的总体感知态度、群体差异及其特征进行了研究。2相关研究进展
从属性来看，公园具有准公共物品的特性，即收费公园具有排他性，而免费公园具有非排他性，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公园均实行免费开放，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属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相关研究成为国外学术界的热点议题，已有大量的文献积累，研究视角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角度切入，集中于探讨不同人群（种族、阶层、老年人）使用公园的方式、休闲活动特征及其社会文化的差异性。丹尼斯（Denise）对美国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男女性别平等问题进行研究；霍华德等运用定量分析法对美国4个少数移民种族老年人的公园使用差异性与公园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罗萨沙等总结了不同种族群体对城市公园的使用方式、评价及所反映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及其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中的重要性，是西方关于城市公园休闲研究的典范。何经化等研究了不同性别和种族的被调查者在公园休闲偏好、游览活动特征和感知利益方面的差异；萨西德海伦等对美国6个移民族群在游览公园、休闲活动参与、休闲模式等方面的文化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洪锦等分析了香港老年人使用城市公园的好处与限制因素；黄观贵（Wong Koo Kwai）等运用电话访谈手段研究了香港居民公园游览习惯和公园休闲行为特征，并提出了应对老龄化的香港公园发展建议；阿斯特丽德等运用了潜在阶层模型对荷兰埃因霍温的4个老年人群体的公园休闲差异性进行了研究。
另一方面是从居民参与、居民感知角度出发，探讨城市公园管理的研究。如佩吉等（Page）研究了伦敦市纽汉镇公园使用者对公园管理的感知及影响，提出了以满足当地需求为目标的公园管理计划等；勒温斯克劳夫等从英国转型时期城市公园与社会融合人手，研究了城市公园、休闲服务设施的供给水平与促进社会、种族的融合之间的关系，认为提高公园休闲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不同族群青年之间的社会融合。琼斯等运用扎根理论研究了英国社区公众参与者在城市社区公园管理中的角色与作用；斯贝勒（Speller）和勒温斯克劳夫运用计量方法评估了公众参与在城市公园管理中的作用，认为得到当地权威部门的财政支出与许可，是公众参与公园管理的关键所在；戈比等回顾和总结了有关休闲研究、休闲行为与公园使用及管理等方面进展，并提出了积极生活的跨学科融合及发展方向；克劳普顿等提出了关于城市公园和休闲服务价格制定的参考价格理论模型。 国内关于城市公园管理机制、公园与休闲等的研究起步较晚，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城市公园管理体制变革逐步深入，有关公园免费开放及管理体制等相关议题才被关注，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公园免费开放问题与对策，城市公园经营管理机制问题与对策，基于公园使用者角度的城市绿地公园开发研究，城市居民公园休闲行为特征、体育休闲行为及其社会分异特征，城市公园游憩者满意度研究等。
总体上看，国外关于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与国外相比较，国内关于城市公园与休闲的研究起步晚、文献积累较少，研究范围的广度和研究内容的深度均不及国外，表明该领域的学术问题还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纵观国内外文献，关于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居民感知研究几乎空白，本研究将尝试从居民感知的角度，探讨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社会效应，以期为同类研究及公园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3 研究设计
3.1问卷设计
为了检验被调查者对于2009年6月30日颁布的《广州市政公园免费开放工作方案》政策的感知及态度，本研究围绕公园免费开放后可能出现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设计了调查问卷，关于公园免费开放感知的测量指标分为正面感知指标和负面感知指标，正面感知指标包含公园免费开放对居民休闲生活的影响、对广州市历史文化形象的影响、对广州市休闲旅游业的影响，由12个测量指标构成；负面感知指标包含免费开放对公园休闲环境的影响、对公园服务管理水平的影响、对公园内商品娱乐价格的影响、对公园休闲安全的影响，由13个测量指标构成。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分值1=非常反对，5=非常赞成），让受访者根据自身感受进行选择。为了描述样本的一般属性，对比不同人口学属性的被访者的感知态度，问卷还设置了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等人口学基本特征项。
3.2调查过程与方法
为了使样本覆盖面相对广泛，使研究接近客观性和准确性，本研究选取了广州市中心区2009年7月1日免费开放的5个市政公园（越秀山公园、流花湖公园、荔湾湖公园、晓港公园、天河公园）作为调查地点，于2010年2～3月在公园内对公园访问者进行了面对面的问卷调查与访谈，研究人员向被访者说明意图，确认被访者为本市居民并在征得其同意后，由被访者自行填写问卷。本次问卷调查一共派发问卷550份，回收510份，回收率92.7%；经剔除回答不完整或真实性差的无效问卷6份，得到有效问卷504份，有效率91.0%。由于样本量较大，研究人员对问卷样本4部分27个测量指标进行了编号，使用SPSS 14.0录入计算机建立样本数据库。
3.3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被调查的504份有效样本中，男女比率分别为51.2%和48.8%；样本的年龄构成集中在18～30岁（28.8%）、60岁以上（26.2%）、31～45岁（24.6%）、46～60岁（19%），17岁以下的仅为1.4%。样本的职业构成方面，以离退休人员居多（34.4%），其次是企业普通员工（22.4%），再次是自由职业者（12.1%），专业技术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分别为8.5%、7.1%、6%，公务员、学生、教师分别为4%、2.8%、2%。样本的收入构成方面，月收入1001～3000元的样本为主，占56%；其次是3001～5000元，占25.8%；再次是5001～8000元，占11.3%；低于1000元的占4%高于8001元的占3%。被访者距离公园的远近方面，74.4%的样本居住在离公园500米范围内，仅25.6%的样本居住在距公园500米以外。
4 结果与分析
4.1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总体感知态度
为了检验被访者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总体态度，本研究在问卷中设计了被访者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态度（1非常反对，2比较反对，3无所谓，4比较赞同，5非常赞同）测量指标，平均感知值为3.06，标准差为1.068，赞成率（含比较赞同和非常赞同）40.5%，反对率为36.3%，中立率为23.2%。说明被访者对于公园免费开放的看法和态度有较大分歧，持“支持”态度的被访者较持“反对”态度的被访者略多。半数以上的被访者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持肯定态度，但也有相当部分被访者持消极或者否定态度。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人口学属性的被访者对公园感知的态度及差异，运用单因子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对样本进行分析。
从数据分析可得，从被访者的不同人口学特征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看，置信度为95%时，性别（p=0.699>0.005）、月收入（p=0.421>0.005）均没有显著影响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的态度。而年龄（p=0.00<0.005）、职业（p=0.002<0.005）则对被访者的感知态度有显著影响。46～60岁及61岁以上的群体、离退休人员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均值较低，分别为2.78、2.87、2.79，根据广州市公园管理规定，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持老人证进任何公园可以免票，而此次被访者中离退休人员比率较高，占26.1%，访谈中发现，中老年人是公园休闲活动中的主体人群，他们普遍认为公园免费开放后大量人群涌入影响了他们的正常休闲活动。
4.2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感知因子分析
为确保整个问卷和一组问题间的内在一致性，计算样本数据库的信度指标克朗巴哈（Cronbach'sMpha）系数，得出α系数为0.809，其中正面影响指标的α系数为0.831，负面影响指标的α系数为0.811，说明整个问卷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好。根据因子分析提取公因子的标准，只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公因子。为了检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对KMO检验，总体样本KMO值为0.771，正面影响指标的系数为0.817，负面影响指标的KMO值为0.742，说明样本充足，统计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正面影响指标的自由度df值为66，负面影响指标df值为78；巴特勒特球系数Sig值均为0.000，拒绝原假设，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小于显著水平0.005，说明检验显著。 4.2.1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正面感知因子分析通过对12个正面感知测量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Varimax）旋转后，提取因子载荷大于0.5的感知因子，在删除“有利于发挥公园的科普教育功能”测量变量后，共有11个变量进入因子分析，构成3个公因子。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7.885%，表明3个公因子可概括11个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7.885%的信息，解释效果比较理想，公因子方差比在0.345～0.885之间，表明各变量中信息分别被公因子提取出的比例较高（见表1）。
由表1可知，正面感知指标的第一公因子命名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因子，包含“增加休闲方式选择”、“增加休闲机会”、“扩大了休闲空间”、“丰富休闲生活提高休闲质量”、“减少休闲开支”、“扩大社交，促进和谐”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664，公因子特征值为4.316，方差贡献率35.971%，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93，是公因子中载荷最大的公因子，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增加了市民的休闲方式和机会，扩大了市民休闲活动的空间范围，提高了市民休闲生活质量和满意度。
正面感知指标的第二个公因子命名为“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因子，包含“有利于提升广州城市形象”、“展示广州市城市风貌与文化特色”和“提高市民素质和环保意识”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577，公因子特征值为2.469，方差贡献率20.573%，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01，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对提升广州城市文化形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正面感知指标的第三个公因子命名为“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因子，包含“推动休闲产业的发展”、“带动旅游业的发展”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4.142，公因子特征值为1.361，方差贡献率为11.34%，克朗巴哈α系数为0.573，说明市民普遍认同公园的免费开放将促进广州市休闲旅游业的发展。
对提取的3个正面感知公因子的均值进行比较，公因子“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得分最高（4.142），其次为“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因子（3.664），再次是“提升城市文化形象”（3.577）。说明市民对公园免费开放将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的认同度最高，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也有较高的认同度。
4.2.2居民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负面感知因子分析
通过对13个负面感知测量指标进行主成份分析，采用方差最大法旋转后，提取因子载荷大于0.5的感知因子，共有13个变量进入因子分析，构成4个公因子。4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9.144%，表明4个公因子可概括13个原始变量所包含的69.144%的信息，解释效果比较理想，公因子方差比在0.526～0.963之间，表明各变量中信息分别被公因子提取出的比例较高。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中可知，负面感知指标的第一公因子命名为“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因子，包含“噪声增多，公园失去宁静”、“人数剧增，公园拥挤”、“垃圾增多，环境卫生质量下降”、“公共休闲配套设施不足”、“不良行为增多”、“园内免费设施减少”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755，公因子特征值为4.498，方差贡献率为34.6%，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53，说明被访者普遍认同免费开放后公园休闲环境与设施受到负面影响。
负面感知指标的第二个公因子命名为“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因子，包含“导致商品价格上升”和“导致娱乐项目价格上升”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045，公因子特征值为1.778，方差贡献率13.679%，克朗巴哈α系数为0.984，说明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后公园内商品和娱乐设施价格上涨的认知度较高。
负面感知指标的第三个公因子命名为“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因子，包含“治安案件增多”、“闲杂人员增多，治安隐患增加”、“公共设施遭到破坏”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4.247，公因子特征值为1.642，方差贡献率为12.63%，克朗巴哈α系数为0.612，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后影响了部分市民的休闲安全感，市民普遍担心大量社会闲杂人员涌入带来社会治安的隐患。
负面感知指标的第四个公因子命名为“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因子，包含“公园服务态度下降”、“公园管理水平下降”等测量指标，公因子均值为3.758，公因子特征值为1.07，方差贡献率8.234%，克朗巴哈α系数为0.625，反映出公园免费开放后，市民普遍担心公园收入减少，直接影响公园的服务管理水平。
对提取的4个负面感知公因子的均值进行比较，发现“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因子得分最高（4.247），其次是“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因子（3.758），再次是“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因子（3.577），最后是“商品娱乐价格上涨”（3.045）。表明被调查者对公园免费开放后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治安隐患、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公园休闲环境受到影响认同度较高，而对公园免费开放后的收费项目价格变化不是很认同。
4.3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的感知差异
为了检验不同人口学特征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本研究从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方面，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了不同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正面影响的3个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促进休闲旅游发展）及负面影响的4个公因子（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公园管理水平下降）的感知差异。
4.3.1不同年龄样本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
不同年龄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的显著性差异表现在2个公因子上（表3），分别是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正面感知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及负面感知公因子“商品娱乐价格上涨”，不同年龄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感知的其余公因子没有显著差异。对于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46—60岁及61岁以上年龄群体的得分较低，一般而言，该群体是收入水平最高、收入稳定的群体，具有较强的休闲支付能力，对公园是否收取门票（公园门票一般在5～20元不等）并不敏感，而61岁以上的人群则可享受公园门票优惠或免费的待遇，因此公园取消门票对他们没有影响甚至是负面影响；18～30岁及31～45岁群体大多处于事业发展期及子女抚育期，公园免费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增加了他们及子女的休闲机会；17岁及以下群体得分较高，表明这个群体的主体是中小学生，没有收入来源，因此公园免费开放减轻了这一人群的经济负担，丰富了他们的休闲生活。 对于“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公因子，31～45岁、61岁以上人群的得分较低，表明这类人群对公园免费开放后园内的商品、娱乐设施价格变化不敏感，特别是61岁以上的老年人在公园休闲活动主要以健身体育活动及散步等为主，很少消费公园内商品与娱乐设施，其他年龄群体、特别是17岁及以下群体进入公园后将更多使用园内的娱乐设施和购买必要商品，因此赞同率较高。此外，“影响公园休闲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促进休闲旅游发展”3个公因子显著性系数比较接近“p值<0.05”，说明不同群体之间在3个公因子上差异性比较显著。公因子“影响公园休闲环境”中，61岁及以上群体及31～45岁群体的得分较低，说明公园免费开放后对他们的休闲活动造成负面影响。公因子“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中，46～60岁群体及61岁以上群体得分较低，说明这些群体不太认同公园免费开放对广州城市形象有所提升。公因子“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中，31岁以上的3个群体得分均较低，说明大多数被访者不太认同公园免费开放将促进广州市休闲旅游业发展。
4.3.2不同职业样本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
不同职业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在公因子“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上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个体经营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将丰富市民休闲生活公因子的得分较低，这一群体一般而言去公园的时间较自由，且经济支付能力较强，公园免费开放对该人群的影响较小。此外，公务员人群对该公因子得分也较低，说明公务员由于工作较忙，节假日倾向于单位组织外出旅游，因此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表4）。
此外，公因子“商品娱乐价格上涨”、“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等显著性系数比较接近“p值<0.05”，说明不同职业群体对这3个公因子的感知差异性也比较显著。公因子“商品娱乐价格上涨”中，公务员、教师、个体经营者、离退休人员、企事业管理人员等职业群体得分较低，说明这些人群在公园中相对较少使用或消费商品及娱乐设施，对该公因子不敏感，认同度较低，而学生群体则具有最高认同度，说明学生是使用娱乐休闲设施的主体，公园免费后园内商品娱乐价格变化对他们有显著影响。公因子“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中，公务员、离退休人员、自由职业者及专业技术人员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公因子“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中，教师、自由职业者、离退休人员、个体经营者等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
4.3.3不同收入样本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
表5显示，不同月收入水平的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在“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上最为显著。其中月收入水平在1001～3000元之间的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一般情况下大多数被访者包括老年人群体、中低收入者均属于该群体，由于该群体在公园免费开放政策之前，享有免门票的优惠政策，公园免费开放对他们的日常休闲机会没有太大的影响。月收入水平小于1000元的群体对该公因子的得分也较低，说明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可能包括学生、残障人士等，这些群体在公园免费开放前也可以享有门票优惠等特殊政策，因而认同度较低。
此外，公因子“公园管理水平下降”、“公园治安隐患增加”等显著性系数比较接近“p值<0.05”，说明不同月收入水平群体对这两个公因子的感知差异比较显著。公因子“公园管理水平下降”中，月收入水平在3001～5000元及5001～8000元的群体得分较低，说明这两个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后管理水平下降不是很敏感；公因子“公园治安隐患增加”中，月收入低于1000元及在3001—5000元之间的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低，而1001～3000元之间的群体对该公因子认同度较高，说明大部分月收入水平均中等偏下的群体是公园休闲的主体，对公园免费开放后由于大量社会闲杂人员涌入导致的治安隐患反应明显。
5 结论及建议
5.1结论
（1）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对居民关于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态度进行分析，发现40.5%的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持积极的支持态度，36.6%的被访者对该政策持反对和质疑态度，23.2%的被访者则持中立态度，分析表明被访者的年龄和职业与被访者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态度有显著影响，说明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带来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均不容忽视，不能认为简单地对公园实施免费政策就可以为市民带来福祉。
（2）运用因子分析法、方差分析法等研究了居民对广州市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正面和负面感知分析，得出正面感知因子包括“丰富市民休闲生活”、“提升城市文化形象”、“促进休闲旅游发展”3个公因子；负面感知因子包括“影响公园休闲环境”、“商品娱乐价格上涨”、“公园治安隐患增加”、“公园管理水平下降”等4个公因子。
（3）运用方差分析研究了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和月收入水平等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的感知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年龄群体对“丰富市民休闲生活”、“促进休闲旅游业发展”等正面感知公因子和“导致商品娱乐设施价格上涨”、“影响公园休闲环境”等负面感知因子的感知差异明显。不同人口学特征群体对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感知差异在客观解释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需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得到更加合理的解释。
5.2建议
随着经济实力的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城市实行公园免费开放政策、还公园于民已是大势所趋。广州市于2009年7月1日起对32个市政公园实行免费开放政策是公园管理政策的重大调整，不仅对公园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也影响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作为利益主体的广大市民对该项政策的感知与态度对于城市公园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及规划设计者都非常重要。因此城市政府在实行公园免费开放政策时，应广泛征求公园决策者、公园管理者、公园投资者、公园使用者等相关利益群体的诉求与态度，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公园的可持续发展，并切实提高市民的休闲生活质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为实现上述目的，在调查分析基础上，结合广州市具体情况，参考国内外公园的经营管理经验，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公园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免费开放后的公园管理细则，以便明确公园管理部门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同时制定公园的游客行为准则，对违反公园管理规则的行为，尤其是破坏公园设施的行为处以严厉的处罚制度；其次，政府需加大对免费开放的公园财政投入和资金扶持力度，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以保证公园的日常运营、维护和设施的更新，并根据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需求，适时增加公共休闲设施与项目；第三，改革公园的现有管理制度，积极引入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公园的监督与管理，实现公园管理部门、社区和志愿者“三位一体”的管理模式；第四，改革公园管理手段，实行网络申请、电话预约、信息卡等信息化管理手段，实行免费不免票制度，将公园访问者信息录入电子系统，既可消除治安隐患，又可限制人流量，实行错峰管理，提高游人的休闲满意度；第五，通过海报、网络、电视、广播等手段，大力宣传公园免费开放后的公园管理制度和游客行为准则，加大公众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市民的关注度和公园休闲文明素质。
[责任编辑：宋志伟；责任校对：刘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