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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想到一个脸上有雀斑的少年居然创作了一部武侠小说!班长告诉我时,我还有点不相信。后来班长还偷过来给我看了,武侠小说是写在一本练习簿上的,他的字写得不算差,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开始我还很平静,后来就有点惊奇了,再后来就有点愤怒了,因为他把我的名字、校长的名字和我们班学生名字全都编进了他的武侠小说中。他自己也在其中,做了武侠小说中武功最强大的王。我们的校长在里面成了一个卖老鼠药的。
我让班长把那部作品送回去,并要求他不要向外说。班长走后,我想了很久,在他的武侠小说里,我成了他的一个烧火的仆人。我真的不明白,我为什么就成了一个烧火的仆人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遇见他的时候,我都忍不住多看他几眼——可是他有点怯弱,总是躲着我。这个脸上有雀斑的少年,这个文静少年内心的波澜,我真的想象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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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少年的嘴唇又紫了,肯定又是去偷桑葚了。我在课堂上讲过很多次,桑葚不卫生,有苍蝇叮过,不可以吃的,可那些少年还是照吃不误,只留下紫嘴唇给我。有时他们不留下紫嘴唇——把舌头伸出来吃,但手指肯定是紫色的,洗也洗不掉。过了夏天,许多学生脸上长了很多虫斑,像很多光斑打在脸上,甚是惹眼。我就给他们上了一节卫生课,专门谈蛔虫的害处。我讲了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一个男孩,喜欢吃桑葚,他不知道刚刚有一条蛇从那颗最大最紫的桑葚上游过去,后来他吃下去了,结果没有几天,他肚子越来越大,后来就疼得厉害,后来医生把他肚子剖开来一看,肚子里卧着几条小蛇呢。少年的脸都变白了。这种狐假虎威的恐吓法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再也没有看过那些少年的嘴唇变紫。
其实这时树上已经没有桑葚了。有的学生听了我的话,开始吃驱虫药打虫。虫斑从他们的脸上消失,红嘴唇又出现了,红润润的脸蛋也出现了,在我的课堂上,就像一朵朵红莓花儿开。但愿在明年夏天,他们还能够记得我这堂带有恐吓意味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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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里的孩子一般是双名,班里点名簿上是大名,村里是大家熟知的绰号。比如王继宏——大山芋、比如刘小兵——二扁头、比如小眼睛的刘永强——三斜瓜、比如皮肤比较黑的刘永业——黑菜瓜、比如王志军——小肥皂。追溯这些绰号的来历,大体上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遗传,王继宏的父亲王学宝的绰号就叫大山芋,据说他爷爷也叫大山芋。二扁头刘小兵也是属此类。二是外形,像三斜瓜刘永强,黑菜瓜刘永业。三是典故,比如王志军,他皮肤白,他妈妈总是说“我家用肥皂”——谁家不用肥皂?而王志军就叫小肥皂了。
我开始不知道这些内幕故事。那一次,我让一个学生找刘永强,学生把刘永强找来,对我说,先生,三斜瓜来了。我当时就笑了。我也叫了声三斜瓜。刘永强不恼。而当我在路上,跟着别的乡亲叫刘小兵为二扁头时,他却没有理我,反而气鼓鼓地走了。我当时完全是开玩笑,可能当时他挺忌讳的,我伤害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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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让学生们写作《新学期的打算》。我的班长一口气写了十条,其中有一条是:“我保证以后不再不文明。”我有点看不懂,后来想起来了,班长是记住了暑假的事。这个班长是我选定的,他不太像我原先在城里实习的那个班的班长:城里的班长都是一些小老师式的,能说会道,有魅力有能力;而这标准对于乡村学校只能是苛求,我选了一个比较老实本分成绩又好的学生做了班长;这样的班长要放在城里只能算作是学习委员,而在我们学校,他能算得上楷模。就是这样一个小班长,我在暑假里见到他时,他正和一群少年从一棵斜生在河面上的杨树上往下跳,而他身上一块布纱也没有。我本想站在那儿悄悄看他游一会儿,后来,可能他在河上看见了我,就扎猛子下潜,呵,他晓得害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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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人是近视眼。在城市里,近视很常见,可是,在我们学校,的确只有我一个人是个近视眼。我是有眼镜的,可是我不好意思戴。老教师们很奇怪,他们有时候兴致来了,就指着操场上,问我:“操场上是三只鸡,还是四只鸡?”我就窘了,眼睛眯起来,也看不清操场上究竟是三只鸡,还是四只雞。或许,操场上一只鸡也没有。老教师们还模仿我看书的样子。
当然,他们更多的是关心。有一次开完会,天黑了,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近视是什么滋味,出门走路时,他们竟争相扶着我走,还一路提醒着我。前面是什么,左边是什么,右边又是什么。我在他们的心目中,就像是他们刚刚会走路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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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发现少年们竟然全都聚精会神地在听我讲课,连班上最调皮的学生也很安稳,这是以往很少有的,当时我的感觉好极了,讲得越发得意,板书也龙飞凤舞。真相是我转身擦黑板的时候发现的。我瞥见了一只灰色的虫子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并没有太在意,等我擦完了黑板再准备板书时,发现那只虫子不是别的虫子,而是一只放屁虫。难怪少年们这么安静地听讲,我还以为我讲课讲得很好呢。再后来,我觉得我上课效果就差多了,放屁虫像肩章一样伏在我的肩头,依据经验,绝对不能主动驱逐这只灰色的放屁将军,否则,“热情洋溢”的放屁虫真的会对我进行一场难受的“嗅觉考试”。那种味道,还很难消除。就这样,我上了半节好课,上了半节差课,少年们还是那么聚精会神,或者叫作幸灾乐祸——当听见下课铃声的时候,我看了看肩头的放屁虫。没有了。也许它也听到下课的铃声,知道已经下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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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我们学校醒得最早的是那些树上的鸟,其次就是我们校长。有时我们走进教室时,校长已站在我们教室门外,看着叽里呱啦的学生读课本了,弄得我们都像一个个迟到的学生,那时学校里的铜钟还静静地睡着呢——它还没有到醒来的时候。校长在办公室里可以和我们称兄道弟,可在学生面前不,一般得我们先叫他一声他才缓过脸来,然后“嗯”的一声走开,似乎威严得很。
如果夜里风大,树枝和落叶多了些,他就到每个教室叫上几个学生出来扫地,让学生把树的影子扫得像他一样清瘦。每当此时,他身上就多了些形式主义。对于我们学校来说,这是世界上最为亲切的形式主义。
(赵邦荐自《青年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