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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四大文体中，散文研究最为落寞。这既表现在研究队伍薄弱，研究机构很少;也表现在研究水平不高，质与量都无法令人满意;还表现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陈旧落后，从而导致研究大大滞后于创作，更无法与诗歌、小说研究相提并论和等量齐观。现在，到了该对当前散文研究进行反思的时候了，更需要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建议与构想。如果说，用“当下散文研究亟待大胆革新”来形容，亦不为过。
若要指出当下散文研究的局限，可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一线天”式的观瞻。至于更为狭窄的“井蛙观天”、盲人摸象、管窥蠡测则更具普遍性。我们往往受制于视野、学识、观念与审美，也由于受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影响，很难走出固辙与樊篱，进入一个更加开阔、系统、联动的境界。今后散文研究必须打破现有格局，实现航拍式的“鸟瞰研究”。
一是打破散文名家名篇的狭小研究格局。纵观我们的文学史、散文史写作，基本停留在极其有限的散文名家名篇叙述上，所选作家作品高度类同，固态化、模式化与同质化特别突出，仿佛我们的散文研究只是对有限几个名人名篇的重复书写而已。散文批评和散文研究也是如此，被集中关注、较有代表性的当代散文家除了杨朔、秦牧、刘白羽，再就是巴金、冰心、孙犁、史铁生、余秋雨、贾平凹、张炜，港澳台的有余光中、张晓风。可以说，散文研究翻来覆去不外乎就这几个人。还有各种散文选本、年选，也是高度类同化、圈子化，有过于集中和抱团取暖之嫌，缺乏更广大的视野和多元化选择。其实，散文的天地可谓大矣，除了这些名家，还有更多别的名家、普通散文家、非作家散文写手;另外，即使名家往往也不限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名篇。因此，与大海般博大的散文相比，当前受到热情关注的名家名篇只是几朵浪花，远不能代替山丰海富的散文天地。还有，与诗歌和小说相比，散文天地更为博大和包罗万象。很可能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散文爱好者，就有令人称赏的佳作名篇。
二是改变简单以诗歌、小说、戏剧作为衡量作家水平的标尺。当代作家研究慢慢形成这样的习惯：散文不为研究者所重，一个作家的水平、地位、价值往往不是由散文确定，而是因诗歌、小说、戏剧显名。这对有的作家可如是观，但还有许多作家就不能这样看。史铁生的散文成就明显高于小说，但研究者除了反复提及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其他散文少有人关注;贾平凹的小说与散文写作都多，但从水平上看，我更看重和喜欢其散文，然而，学界更多研究其小说，并以此为其学术史定位，却少有以散文来确定其价值和高度;张炜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但庞大、精细、美好的散文创作明显不被重视;莫言的散文，在我看来，比小说更有境界，也写得更感人入心，然而在更多研究者那里，其散文几乎上不了台面，小说却有着太多的拥趸;刘烨园、苇岸的散文有创新性，也充满天地情怀和浓郁的诗意，然而对其研究却很不够，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与那些诗人和小说家一比高下。当包括散文史在内的文学史家看不起散文这一文体，那么散文研究就自觉不自觉被边缘化甚至贬值了。其实，如果确立了散文的文化自信，我们就会认识到：散文在社会世道人心的锻造、审美的社会化、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继承、人生智慧的凝聚等方面，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三是全面拓展和整合散文研究的疆域和版图。目前的散文研究虽多有涉猎，但整体上仍有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局限，除了缺乏思潮流派的散文研究，缺乏散文的比较研究，在地理意义上的散文观照也较为缺乏。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新是一种趋向，也改变了散文创作的整体格局;但除了施战军较早对之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讨，我写过新时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方面的文章，后面则缺乏跟进，尤其缺乏系统性研究。另如，地域散文得到一定的关注，但目前做得很不够，缺乏创新性和深度研究。如山东散文、四川散文在建国以来七十年的成败得失，至今并未得到认真总结，许多散文家包括一些重要的散文家都没得到系统研究，几乎被淹没于诗歌、小说研究的洪流中。如钟鸣和蒋蓝这样优秀的随笔文体家，又有多少像样的研究著述？更不要说那些以四川地域文化为描写对象的散文，这包括阿来、裘山山、阿贝尔等人的散文，也包括像翟永明、杨献平、周闻道、陈霁等人的散文。有研究者称：“活跃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当代散文创作园苑的作家，不仅有李致、流沙河、阿来、裘山山、伍松乔、钟鸣、陈明云等这样的中坚力量，也有陈之光、王尔碑、意西泽仁、林文询、陈焕仁、程宝林、聂作平等一群以小说或诗歌创作为主又兼营散文的老中青作家，更有像廉正祥、戴善奎、张放、徐康、林文询、金平、洁尘、郁小平、卢子贵、赵英、朱丹枫、李加建、晓荷、邓高如、邓洪平、高虹、张怀理、汪建中、岱峻等这些成熟的中青年散文作家。”“除上述作家外，谷运龙、张生全、仁真旺杰、龚静染、格绒追美、李汀、李存刚、牛放、言子、熊莺、杨雪、曹蓉、周书浩、刘光富、赵良冶、雍措等，他们无一不是四川當代散文创作领域里富有各自个性和一定特色的优秀散文作家。”（参见冯源、孔明玉的《在流变中的进击和跃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散文创作的理论观察》）然而，这些散文家又有多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进入深度的研讨呢？以此观之，全国各省又有多少散文家没有得到研究者关注，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再如，海外国外华人散文丰富多彩、水平较高，但我们的研究极其有限，更未将其纳入当代中国散文版图，尤其缺乏价值审美层面的审视，致使散文研究挂一漏万、很不完整。应将海外国外华人散文看成中华散文的一部分，并与大陆散文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尤其要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彰显其独特价值魅力。
其实，要跳出当前散文研究的局囿，这既包括视野上的，也有功能性的，更是观念更新的问题。如只盯住几个经典作家作品，就会失去更广大的散文作家群体;若先验地将散文视为一种次文体，过于拔高诗歌和小说等文体地位，散文研究永远是一种跛行甚至是一个余数;倘只将目光放在大陆散文，港澳台就会变得可有可无，更广大的华文散文就被忽略甚至排除掉了;还有，应以平等、包容、和合、融通的理念，研究不同地域的中华散文，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果能如此，散文研究就会克服盲目、短见、狭隘，获得天地之宽与博大的情怀。
作为一种健康的文化模式，往往都具有正、反、合的特点。儒家文化需要道家文化进行补充和纠偏，佛学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更离不开禅意，所以中国文化讲究“取中用弘”、“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目前的散文研究远未达到这一点，而是陷入“顺势”思维，有跟着跑的滞后状态。
最突出的是西化倾向，这在文化选择、价值趋向、审美趣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五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过度张扬，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散文研究有“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情况，这些年这一状况虽有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如用西方概念、理念、价值简单否定中国古代散文，用“创新性”来否定新时期以来的散文成就，用西方文化及其作家来衡量中国当代散文成败，都可看出端倪。有研究者用西方的“散文”概念，到中国古代追根溯源，提出中国早有“散文”。这看似为提升中国古代散文地位，实则是一种贬低，更是无视中国古代文章的特性。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这个“散文”与中国现代甚至与西方的“散文”概念有着不同的性质。有研究者用“创新性”来衡量散文价值，于是对传统散文不以为然，甚至全面否定，却将所谓的“新散文”捧上天。还有研究者将梭罗的《瓦尔登湖》看成散文经典，奉为神明，却没看到其价值观与时代和社会发展格格不入，也有不合人情和不健康的因素。其实，素朴的人生对于纠偏都市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是有益的，但过于沉溺乡土文明尤其是重复洞穴式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也显示了过于消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研究者很少看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对于中国作家特别是散文家的负面影响。其实，西方文化、文学、散文有其可取之处，尤其可用之激活中国古代文化;但其最大问题是，很难解释中国散文精神，也不一定代表人类美好的未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数千年的积淀中，自有其独特优势。理想的散文创作和研究应该是：确立中国文化站位，吸收所有外来文化之优长，在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沟通、对话时，实现现代转换和再造。这是一种正、反、合的思维方式。
要跳出散文研究跟在诗歌、小说、戏剧后面跑的局限。因为散文一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研究者苦于缺乏理论支撑，只能从诗歌、小说和戏剧理论中吸取营养。某种程度上说，这未尝不可也是简捷有效的一种方法，因为没有哪种理论是完全自足的，学习借鉴其他理论就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不过，也应该认识到，散文与其他文体不同，如果不能避免概念套用和征用，不能从散文作家作品入手，不能考虑散文文体的特性，就会形成简单阐释和过渡阐释的局限，甚至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如有研究者征引朦胧诗、小说的陌生化等理论研究散文，对于理解散文的密度、作者的情绪、文体的间距是有益的;但往往远离散文“心灵的对语”、“促膝谈心”、“真情实感”等体性，从而导致散文美感的失效和境界的走低。还有研究者借助小说的故事性与叙事功能研究散文，这对于故事性强的历史文化散文可能有效，但对于抒情散文尤其是散文的思想智慧表达就显得有些滑稽。总之，散文研究可向诗歌、小说、戏剧理论学习，但要有“反思性”，还要有“化合”与“再造”之工，否则难免陷入邯郸学步和南辕北辙的陷阱。
要避免跟在别的散文研究者后面亦步亦趋。纵观当下的散文研究，一个最大的困境是扎堆式的同质化倾向。别人研究哪位散文家，人们就跟从甚至会蛹拥而至。这一面反映了散文研究的焦点、热点问题，另一面说明研究者缺乏主体性，更缺乏选择能力和审美趣味。这也是散文研究过于集中在极少数典型作家作品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倾向带来的最大危害是：第一，更多散文作家作品被忽略甚至遗落，尤其是很有价值的作家作品没有得到关注和研讨。如黄裳、王鼎钧、林清玄、钟鸣、刘烨园、鲍尔吉·原野、王开岭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散文家。第二，缺乏自己的价值判断，像潮水般被潮流裹挟着难以取舍。在当代散文研究中，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但真正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独立人格的并不多见。相反，以别人的研究为研究，以他人的结论为结论，随从世风时风者相当普遍。最典型的是关于杨朔三大家的评价：当年是一片高歌赞美，新时期以来又都汇入全面否定批判的洪流。在此，我们缺乏的是逆向思维和和合价值观，即在赞歌声中看到其不足，在喊打声中认识到其价值。余秋雨散文也面临这样的尴尬：赞之者一片高歌，毁之者不顾一切倒脏水。少有研究者能对余秋雨散文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既看到他的重大贡献，又看到其不足。整体而言，散文研究目前最缺乏的独立意识、反思精神、批判性，以及一种出于公心、富有整体感的纯正研究理念和趣味。这在对于众多不知名散文作家作品的无视与忽略，也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三，片面追求知识、概念、逻辑甚至思想，从而导致研究偏向。新时期散文虽有不少创获，但知识崇拜、思想迷信一直非常流行，以至于堵塞了散文的灵感和气孔，有的简单将散文“写死”了。在这方面，散文研究也有突出表现。这包括研究者自己对散文创作无多少体会，过于相信西方的知识谱系和逻辑思辨，甚至将思想性视为散文的最高境界。这样的研究就成为引文铺天盖地，概念满天飞，片面追求思想深刻，于是僵尸式研究充斥于学界。当然，向西方学习严密的逻辑、明晰的表达、知识的丰沛，对于散文研究不无益处;问题的关键是，最终还是要靠智慧将研究照亮，即使是深刻的思想也离不开智慧之光。因此，目前，八股文式的散文研究太多，真正有灵性、思想性、智慧的研究太少。這也是为什么，至今少有研究者看到笼罩于史铁生散文中的“不清明”，以及被逻辑和思想缠绕后失去智慧的局限。
确立“正、反、合”的散文研究理路，有以下优点：一是不跟风，有自己强大的主体性和审美选择。应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用什么理论与方法，完全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是坚持个人化研究的关键。二是保持冷静，形成宁静致远的智慧观照方式。只有让自己静下来，才能有智慧生成，才能在距离中产生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美感形式。三是增强批判、反思、自省能力，使研究进入一种有个性的现代意识表达中。如在余光中、李国文、李存葆、周涛、梁衡、张承志、王英琦等名家的散文中，到底存在哪些不足，至今少有研究者进行探讨，这就大大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深度。四是在文学史、散文史的坐标中看待散文家的贡献水平，以避免过于随意和个人化的理解与判断。还是以余秋雨散文为例，有人可以批评它有硬伤，也可以不喜欢它情感表达的别扭，甚至对其有点自恋表示反感;但不可否认的是，余秋雨散文改变了一个时代，它真正让散文放开手脚进入一个完全自由舞蹈的状态，也让散文从边缘走上了舞台中心。甚而至于，余秋雨散文的结构可以立体多元，知识以至于学问都可以成为文化的运演，大气磅礴与汪洋恣肆的情感逻辑有排山倒海之势，如果没有点自恋和自信，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也是在此意义上说，散文研究不能离开“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及其理路。
由于在人数不多的散文研究中，又具有随意、零碎、散漫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散文研究是一个没有组织、缺乏联动、少有协作、不顾承继、更无未来的自生自灭体。基于当代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由于散文本身具有不可代替的社会功用，加之散文文化自信的确立，有必要提出今后散文研究的体系化问题。这是改变目前散文研究处于弱势、劣势、颓势地位的关键。
首先，应加快建立当代散文研究的学科体系。散文研究要真正取得实效进展，关键是学科建设问题。以往，虽然散文不受重视，但有的大学有散文研究中心，有的还开设散文研究专业课，有的设置写作课;然而，近些年，这一状况急转直下，让本来并不强势的散文研究更趋走低，许多散文研究中心不是解散就是变弱甚至有名无实，设置散文专业课的大学也越来越少，能招散文的博士点也屈指可数。还有，各地的散文研究学会也趋于式微，有影响力的更少，不少地方形同虚设。关于散文的评奖、研讨会也并不多见，于是在文学众多奖项和会议满天飞的情势下，散文变成有些沉默寡言。还有，在课题立项上，散文选题不论在数量和中标率上，都无法与诗歌、小说等文体比肩，这也直接影响了散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今后，亟需加强散文学科体系建设，在大学、科研院所、作协系统甚至民间团体等，将散文作为一个关系国家战略发展的学科加以重视和倡导，形成全社会都关心散文、热爱散文、创作散文、研究散文的新局面。这样，散文才能如诗歌、小说等文体一样，形成鲜明独特的学科意识。以许多实用性散文为例，它对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对于国家政治、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并不亚于诗歌和小说。因此，应从国家战略发展高度建立散文专业学科，加强散文各种组织和社团建设，以促进散文创作和研究的繁荣。当未来散文学科像春天的花树一样争相竞放，散文研究队伍和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次，重视当代散文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作为学术体系，主要是指某一学科相关知识与学问的系统化，是与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等直接相联的重要问题。就散文学科建设来说，它的现状不很令人满意，其发展成熟更要假以时日;至于学术体系更是残缺不全，许多学术命题并未生成，关于学术思想尤显薄弱，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远不能覆盖整个散文研究，学术的判断与评价标准更是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真正有价值和影响的散文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整体而言，当代散文研究还刚刚起步，离完备的学术体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需要今后付出更加艰辛的探索和研讨，以适应散文创作和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尤其能为新时代国家战略发展做出贡献。以学术标准为例，在新世纪初海南召开的散文国际研讨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好散文？”结果专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争得面红耳赤，也无结果，更没有达成共识，甚至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看法。这充分说明：散文研究的学术标准在多样中比较混乱。试想，散文研究中的基础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其学术体系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未来，散文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体系建设既是一个硬骨头，也是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再次，创建当代散文研究的话语体系。整体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遵循的是西方话语，像现代性、文学性、人的文学、潜意识、女性主义理论、接受美学、民间伦理、革命话语等。具体到小说研究，叙事学、主体间性、能指与所指、陌生化等都是重要的话语形式。比较而言，当代散文研究话语相对贫乏，这与中国古代、现代形成鲜明对照。如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话语有风骨、气韵、意境、性灵、境界等，现代散文研究话语有青春、真诚、自由、闲适、幽默、独语、对语等;而当代散文研究话语则少得可怜，除了“形散、神不散”，還有“形不散、神不散、心散”，以及诗性、智性等。很显然，今后应在当代散文研究中创建话语体系，这既包括有标识性的相关概念，还要有研究观念与范式，更有语言、风格、趣味等，总之是能真正切入散文本体的话语体系，这是与研究主体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有了系统成熟的话语体系，散文研究就会如虎添翼，增强分析力、概括力和穿透力。当然，散文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在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的前提下，大胆向西方学习，然后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再造。还有，话语体系在散文研究中也不是万能的，它必须建立于对散文文本的细读，依靠思想和智慧，并结合心灵的感动与感悟。
目前，当代散文研究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属于初级阶段。今后需要做大量系统、深入、细致的开拓创新工作。这主要是指观念、视野、理论、方法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思批判和建构意识，而这又离不开研究主体的现代理性自觉，以及国家战略发展的顶层设计所做的制度安排。
一、开展航拍式的“鸟瞰研究”
若要指出当下散文研究的局限，可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一线天”式的观瞻。至于更为狭窄的“井蛙观天”、盲人摸象、管窥蠡测则更具普遍性。我们往往受制于视野、学识、观念与审美，也由于受惯性思维和路径依赖影响，很难走出固辙与樊篱，进入一个更加开阔、系统、联动的境界。今后散文研究必须打破现有格局，实现航拍式的“鸟瞰研究”。
一是打破散文名家名篇的狭小研究格局。纵观我们的文学史、散文史写作，基本停留在极其有限的散文名家名篇叙述上，所选作家作品高度类同，固态化、模式化与同质化特别突出，仿佛我们的散文研究只是对有限几个名人名篇的重复书写而已。散文批评和散文研究也是如此，被集中关注、较有代表性的当代散文家除了杨朔、秦牧、刘白羽，再就是巴金、冰心、孙犁、史铁生、余秋雨、贾平凹、张炜，港澳台的有余光中、张晓风。可以说，散文研究翻来覆去不外乎就这几个人。还有各种散文选本、年选，也是高度类同化、圈子化，有过于集中和抱团取暖之嫌，缺乏更广大的视野和多元化选择。其实，散文的天地可谓大矣，除了这些名家，还有更多别的名家、普通散文家、非作家散文写手;另外，即使名家往往也不限于大家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名篇。因此，与大海般博大的散文相比，当前受到热情关注的名家名篇只是几朵浪花，远不能代替山丰海富的散文天地。还有，与诗歌和小说相比，散文天地更为博大和包罗万象。很可能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散文爱好者，就有令人称赏的佳作名篇。
二是改变简单以诗歌、小说、戏剧作为衡量作家水平的标尺。当代作家研究慢慢形成这样的习惯：散文不为研究者所重，一个作家的水平、地位、价值往往不是由散文确定，而是因诗歌、小说、戏剧显名。这对有的作家可如是观，但还有许多作家就不能这样看。史铁生的散文成就明显高于小说，但研究者除了反复提及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其他散文少有人关注;贾平凹的小说与散文写作都多，但从水平上看，我更看重和喜欢其散文，然而，学界更多研究其小说，并以此为其学术史定位，却少有以散文来确定其价值和高度;张炜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他的小说，但庞大、精细、美好的散文创作明显不被重视;莫言的散文，在我看来，比小说更有境界，也写得更感人入心，然而在更多研究者那里，其散文几乎上不了台面，小说却有着太多的拥趸;刘烨园、苇岸的散文有创新性，也充满天地情怀和浓郁的诗意，然而对其研究却很不够，更不要说进入文学史与那些诗人和小说家一比高下。当包括散文史在内的文学史家看不起散文这一文体，那么散文研究就自觉不自觉被边缘化甚至贬值了。其实，如果确立了散文的文化自信，我们就会认识到：散文在社会世道人心的锻造、审美的社会化、传统文化与文学的继承、人生智慧的凝聚等方面，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三是全面拓展和整合散文研究的疆域和版图。目前的散文研究虽多有涉猎，但整体上仍有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局限，除了缺乏思潮流派的散文研究，缺乏散文的比较研究，在地理意义上的散文观照也较为缺乏。如改革开放以来的散文创新是一种趋向，也改变了散文创作的整体格局;但除了施战军较早对之进行比较全面深入的研讨，我写过新时期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散文方面的文章，后面则缺乏跟进，尤其缺乏系统性研究。另如，地域散文得到一定的关注，但目前做得很不够，缺乏创新性和深度研究。如山东散文、四川散文在建国以来七十年的成败得失，至今并未得到认真总结，许多散文家包括一些重要的散文家都没得到系统研究，几乎被淹没于诗歌、小说研究的洪流中。如钟鸣和蒋蓝这样优秀的随笔文体家，又有多少像样的研究著述？更不要说那些以四川地域文化为描写对象的散文，这包括阿来、裘山山、阿贝尔等人的散文，也包括像翟永明、杨献平、周闻道、陈霁等人的散文。有研究者称：“活跃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川当代散文创作园苑的作家，不仅有李致、流沙河、阿来、裘山山、伍松乔、钟鸣、陈明云等这样的中坚力量，也有陈之光、王尔碑、意西泽仁、林文询、陈焕仁、程宝林、聂作平等一群以小说或诗歌创作为主又兼营散文的老中青作家，更有像廉正祥、戴善奎、张放、徐康、林文询、金平、洁尘、郁小平、卢子贵、赵英、朱丹枫、李加建、晓荷、邓高如、邓洪平、高虹、张怀理、汪建中、岱峻等这些成熟的中青年散文作家。”“除上述作家外，谷运龙、张生全、仁真旺杰、龚静染、格绒追美、李汀、李存刚、牛放、言子、熊莺、杨雪、曹蓉、周书浩、刘光富、赵良冶、雍措等，他们无一不是四川當代散文创作领域里富有各自个性和一定特色的优秀散文作家。”（参见冯源、孔明玉的《在流变中的进击和跃升——对改革开放40年来四川散文创作的理论观察》）然而，这些散文家又有多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进入深度的研讨呢？以此观之，全国各省又有多少散文家没有得到研究者关注，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再如，海外国外华人散文丰富多彩、水平较高，但我们的研究极其有限，更未将其纳入当代中国散文版图，尤其缺乏价值审美层面的审视，致使散文研究挂一漏万、很不完整。应将海外国外华人散文看成中华散文的一部分，并与大陆散文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尤其要在与中国传统文化、世界文化的对话中，彰显其独特价值魅力。
其实，要跳出当前散文研究的局囿，这既包括视野上的，也有功能性的，更是观念更新的问题。如只盯住几个经典作家作品，就会失去更广大的散文作家群体;若先验地将散文视为一种次文体，过于拔高诗歌和小说等文体地位，散文研究永远是一种跛行甚至是一个余数;倘只将目光放在大陆散文，港澳台就会变得可有可无，更广大的华文散文就被忽略甚至排除掉了;还有，应以平等、包容、和合、融通的理念，研究不同地域的中华散文，从而形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果能如此，散文研究就会克服盲目、短见、狭隘，获得天地之宽与博大的情怀。
二、确立“正、反、合”研究理路
作为一种健康的文化模式，往往都具有正、反、合的特点。儒家文化需要道家文化进行补充和纠偏，佛学能在中国落地生根更离不开禅意，所以中国文化讲究“取中用弘”、“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目前的散文研究远未达到这一点，而是陷入“顺势”思维，有跟着跑的滞后状态。
最突出的是西化倾向，这在文化选择、价值趋向、审美趣味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五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于西方文化的过度张扬，文化研究、文学研究、散文研究有“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情况，这些年这一状况虽有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如用西方概念、理念、价值简单否定中国古代散文，用“创新性”来否定新时期以来的散文成就，用西方文化及其作家来衡量中国当代散文成败，都可看出端倪。有研究者用西方的“散文”概念，到中国古代追根溯源，提出中国早有“散文”。这看似为提升中国古代散文地位，实则是一种贬低，更是无视中国古代文章的特性。因为在中国古代的这个“散文”与中国现代甚至与西方的“散文”概念有着不同的性质。有研究者用“创新性”来衡量散文价值，于是对传统散文不以为然，甚至全面否定，却将所谓的“新散文”捧上天。还有研究者将梭罗的《瓦尔登湖》看成散文经典，奉为神明，却没看到其价值观与时代和社会发展格格不入，也有不合人情和不健康的因素。其实，素朴的人生对于纠偏都市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是有益的，但过于沉溺乡土文明尤其是重复洞穴式原始人的生活状态，也显示了过于消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研究者很少看到梭罗的《瓦尔登湖》对于中国作家特别是散文家的负面影响。其实，西方文化、文学、散文有其可取之处，尤其可用之激活中国古代文化;但其最大问题是，很难解释中国散文精神，也不一定代表人类美好的未来，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在数千年的积淀中，自有其独特优势。理想的散文创作和研究应该是：确立中国文化站位，吸收所有外来文化之优长，在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进行沟通、对话时，实现现代转换和再造。这是一种正、反、合的思维方式。
要跳出散文研究跟在诗歌、小说、戏剧后面跑的局限。因为散文一直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所以研究者苦于缺乏理论支撑，只能从诗歌、小说和戏剧理论中吸取营养。某种程度上说，这未尝不可也是简捷有效的一种方法，因为没有哪种理论是完全自足的，学习借鉴其他理论就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不过，也应该认识到，散文与其他文体不同，如果不能避免概念套用和征用，不能从散文作家作品入手，不能考虑散文文体的特性，就会形成简单阐释和过渡阐释的局限，甚至会造成“驴唇不对马嘴”的笑话。如有研究者征引朦胧诗、小说的陌生化等理论研究散文，对于理解散文的密度、作者的情绪、文体的间距是有益的;但往往远离散文“心灵的对语”、“促膝谈心”、“真情实感”等体性，从而导致散文美感的失效和境界的走低。还有研究者借助小说的故事性与叙事功能研究散文，这对于故事性强的历史文化散文可能有效，但对于抒情散文尤其是散文的思想智慧表达就显得有些滑稽。总之，散文研究可向诗歌、小说、戏剧理论学习，但要有“反思性”，还要有“化合”与“再造”之工，否则难免陷入邯郸学步和南辕北辙的陷阱。
要避免跟在别的散文研究者后面亦步亦趋。纵观当下的散文研究，一个最大的困境是扎堆式的同质化倾向。别人研究哪位散文家，人们就跟从甚至会蛹拥而至。这一面反映了散文研究的焦点、热点问题，另一面说明研究者缺乏主体性，更缺乏选择能力和审美趣味。这也是散文研究过于集中在极少数典型作家作品的重要原因。这样的倾向带来的最大危害是：第一，更多散文作家作品被忽略甚至遗落，尤其是很有价值的作家作品没有得到关注和研讨。如黄裳、王鼎钧、林清玄、钟鸣、刘烨园、鲍尔吉·原野、王开岭等，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散文家。第二，缺乏自己的价值判断，像潮水般被潮流裹挟着难以取舍。在当代散文研究中，虽已取得不少成就，也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但真正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独立人格的并不多见。相反，以别人的研究为研究，以他人的结论为结论，随从世风时风者相当普遍。最典型的是关于杨朔三大家的评价：当年是一片高歌赞美，新时期以来又都汇入全面否定批判的洪流。在此，我们缺乏的是逆向思维和和合价值观，即在赞歌声中看到其不足，在喊打声中认识到其价值。余秋雨散文也面临这样的尴尬：赞之者一片高歌，毁之者不顾一切倒脏水。少有研究者能对余秋雨散文给予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既看到他的重大贡献，又看到其不足。整体而言，散文研究目前最缺乏的独立意识、反思精神、批判性，以及一种出于公心、富有整体感的纯正研究理念和趣味。这在对于众多不知名散文作家作品的无视与忽略，也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三，片面追求知识、概念、逻辑甚至思想，从而导致研究偏向。新时期散文虽有不少创获，但知识崇拜、思想迷信一直非常流行，以至于堵塞了散文的灵感和气孔，有的简单将散文“写死”了。在这方面，散文研究也有突出表现。这包括研究者自己对散文创作无多少体会，过于相信西方的知识谱系和逻辑思辨，甚至将思想性视为散文的最高境界。这样的研究就成为引文铺天盖地，概念满天飞，片面追求思想深刻，于是僵尸式研究充斥于学界。当然，向西方学习严密的逻辑、明晰的表达、知识的丰沛，对于散文研究不无益处;问题的关键是，最终还是要靠智慧将研究照亮，即使是深刻的思想也离不开智慧之光。因此，目前，八股文式的散文研究太多，真正有灵性、思想性、智慧的研究太少。這也是为什么，至今少有研究者看到笼罩于史铁生散文中的“不清明”，以及被逻辑和思想缠绕后失去智慧的局限。
确立“正、反、合”的散文研究理路，有以下优点：一是不跟风，有自己强大的主体性和审美选择。应研究什么，怎样研究，用什么理论与方法，完全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这是坚持个人化研究的关键。二是保持冷静，形成宁静致远的智慧观照方式。只有让自己静下来，才能有智慧生成，才能在距离中产生自己的独立判断和美感形式。三是增强批判、反思、自省能力，使研究进入一种有个性的现代意识表达中。如在余光中、李国文、李存葆、周涛、梁衡、张承志、王英琦等名家的散文中，到底存在哪些不足，至今少有研究者进行探讨，这就大大限制了散文研究的深度。四是在文学史、散文史的坐标中看待散文家的贡献水平，以避免过于随意和个人化的理解与判断。还是以余秋雨散文为例，有人可以批评它有硬伤，也可以不喜欢它情感表达的别扭，甚至对其有点自恋表示反感;但不可否认的是，余秋雨散文改变了一个时代，它真正让散文放开手脚进入一个完全自由舞蹈的状态，也让散文从边缘走上了舞台中心。甚而至于，余秋雨散文的结构可以立体多元，知识以至于学问都可以成为文化的运演，大气磅礴与汪洋恣肆的情感逻辑有排山倒海之势，如果没有点自恋和自信，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也是在此意义上说，散文研究不能离开“正、反、合”的辩证思维及其理路。
三、关于散文研究的体系化问题
由于在人数不多的散文研究中，又具有随意、零碎、散漫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散文研究是一个没有组织、缺乏联动、少有协作、不顾承继、更无未来的自生自灭体。基于当代散文创作的巨大成就，由于散文本身具有不可代替的社会功用，加之散文文化自信的确立，有必要提出今后散文研究的体系化问题。这是改变目前散文研究处于弱势、劣势、颓势地位的关键。
首先，应加快建立当代散文研究的学科体系。散文研究要真正取得实效进展，关键是学科建设问题。以往，虽然散文不受重视，但有的大学有散文研究中心，有的还开设散文研究专业课，有的设置写作课;然而，近些年，这一状况急转直下，让本来并不强势的散文研究更趋走低，许多散文研究中心不是解散就是变弱甚至有名无实，设置散文专业课的大学也越来越少，能招散文的博士点也屈指可数。还有，各地的散文研究学会也趋于式微，有影响力的更少，不少地方形同虚设。关于散文的评奖、研讨会也并不多见，于是在文学众多奖项和会议满天飞的情势下，散文变成有些沉默寡言。还有，在课题立项上，散文选题不论在数量和中标率上，都无法与诗歌、小说等文体比肩，这也直接影响了散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今后，亟需加强散文学科体系建设，在大学、科研院所、作协系统甚至民间团体等，将散文作为一个关系国家战略发展的学科加以重视和倡导，形成全社会都关心散文、热爱散文、创作散文、研究散文的新局面。这样，散文才能如诗歌、小说等文体一样，形成鲜明独特的学科意识。以许多实用性散文为例，它对人民群众生活、工作，对于国家政治、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其巨大作用和影响力并不亚于诗歌和小说。因此，应从国家战略发展高度建立散文专业学科，加强散文各种组织和社团建设，以促进散文创作和研究的繁荣。当未来散文学科像春天的花树一样争相竞放，散文研究队伍和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其次，重视当代散文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作为学术体系，主要是指某一学科相关知识与学问的系统化，是与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等直接相联的重要问题。就散文学科建设来说，它的现状不很令人满意，其发展成熟更要假以时日;至于学术体系更是残缺不全，许多学术命题并未生成，关于学术思想尤显薄弱，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远不能覆盖整个散文研究，学术的判断与评价标准更是没有建立起来，以至于真正有价值和影响的散文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整体而言，当代散文研究还刚刚起步，离完备的学术体系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需要今后付出更加艰辛的探索和研讨，以适应散文创作和时代社会发展要求，尤其能为新时代国家战略发展做出贡献。以学术标准为例，在新世纪初海南召开的散文国际研讨会上，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什么是散文，什么是好散文？”结果专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争得面红耳赤，也无结果，更没有达成共识，甚至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看法。这充分说明：散文研究的学术标准在多样中比较混乱。试想，散文研究中的基础问题都得不到解决，其学术体系建设可谓任重而道远。未来，散文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其体系建设既是一个硬骨头，也是不得不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再次，创建当代散文研究的话语体系。整体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研究主要遵循的是西方话语，像现代性、文学性、人的文学、潜意识、女性主义理论、接受美学、民间伦理、革命话语等。具体到小说研究，叙事学、主体间性、能指与所指、陌生化等都是重要的话语形式。比较而言，当代散文研究话语相对贫乏，这与中国古代、现代形成鲜明对照。如中国古代散文研究话语有风骨、气韵、意境、性灵、境界等，现代散文研究话语有青春、真诚、自由、闲适、幽默、独语、对语等;而当代散文研究话语则少得可怜，除了“形散、神不散”，還有“形不散、神不散、心散”，以及诗性、智性等。很显然，今后应在当代散文研究中创建话语体系，这既包括有标识性的相关概念，还要有研究观念与范式，更有语言、风格、趣味等，总之是能真正切入散文本体的话语体系，这是与研究主体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可以说，有了系统成熟的话语体系，散文研究就会如虎添翼，增强分析力、概括力和穿透力。当然，散文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在继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的前提下，大胆向西方学习，然后进行现代性转换和再造。还有，话语体系在散文研究中也不是万能的，它必须建立于对散文文本的细读，依靠思想和智慧，并结合心灵的感动与感悟。
目前，当代散文研究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属于初级阶段。今后需要做大量系统、深入、细致的开拓创新工作。这主要是指观念、视野、理论、方法以及路径选择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反思批判和建构意识，而这又离不开研究主体的现代理性自觉，以及国家战略发展的顶层设计所做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