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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莺莺传》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传奇名篇，其中描绘的崔莺莺形象凄美幽艳、深情哀婉，古往今来打动了无数读者。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因此，从张生的始乱终弃和“善补过”可以探析元稹复杂矛盾的感情世界。
关键词：《莺莺传》；莺莺；张生；元稹；感情世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莺莺传》是唐代大诗人元稹的传奇名篇，它不仅以文笔的细腻优美打动着无数读者，主人公莺莺这一凄美幽艳、深情哀婉的悲剧形象更深深吸引着读者。然而，当作者以议论之笔道出其写作动机时，读者不仅不会对作者“聪明睿智”、道貌岸然的评论加以随声附和，反而对其中被他讥讽鞭挞的主人公崔莺莺抱以深切的同情和钟爱。
这种作者本意与读者理解错位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此前人已作过分析，如吴小如在其《唐代传奇小说简介》中所说：“至于张生，作者主观愿望无疑是把他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的，但我们却能清楚地发现这个人物灵魂中的卑污成分。”吴先生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元稹所优孟衣冠的角色——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后，一面沾沾自喜抱得美人的艳福，一面还大骂其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不厚道形象和庸俗本质，认为“是元稹本人思想中见不得人的地方”。诚然，元稹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并不光辉，一篇《莺莺传》的斐然文采赢得赞赏之余，对女性的践踏更是饱受正义之士的诟骂。本文将结合元稹的生平事迹、婚恋生活以及其诗集作品中所展露出来的感情世界中的蛛丝马迹，分析一下元稹卑劣虚伪行为背后复杂纠结的多重心理。
一 张生与元稹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先弄清主人公张生的身份。张生与元稹的关系历来考评家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宋代苏轼认为，张生为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张籍。宋人王性之推翻此说，并判定张生为元稹本人，认为元稹不过是“特假他姓以自避耳”。鲁迅、陈寅恪分别于其《中国小说史略》《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张生即为元稹，卞孝宣的《元稹年谱》亦作如是判断。考元稹生平经历，我们发现，与《莺莺传》中所述张生的事迹基本吻合。其诗集中，据黄世中先生考，有37首为追忆莺莺的诗篇。而元稹本人在唐代即口碑不好，屡为世人诟病，他行为不检、放荡风流在其诗篇中更有印证。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元稹就是张生，他在《莺莺传》中描写的风流韵事及始乱终弃都是真实不苟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元稹本人因为某种难为世人言的避讳心理，对故事中的主人公张生和莺莺分别作了艺术加工和虚构。明了这种身份，我们即可以分别探索张生和元稹的恋爱心态，又合而为一对他们的行为和心态作一分析和解释。
二 元稹始乱终弃的矛盾心理
唐传奇一开始以张生本人的话语将他定位于“真好色”“非忘情者”，当一见到“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远房表妹崔莺莺时，他即一见钟情，难以自持，高卧东窗患起相思病。在乍忧乍喜、待月西厢之时，温柔多情的莺莺小姐亦抵挡不了自己的意乱情迷，脱下矜持自重的少女闺范，抛却礼教的陈规戒律，而自荐枕席，托身张生。张生情和欲兼得后，便以上京赶考为由，冷落了莺莺，进而抱定了情断义绝、始乱终弃的决心，不仅将“尤物”“妖孽”等字眼冷酷无情地冠于莺莺头上，更堂而皇之地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来为自己的退步抽身、抛弃莺莺作解释。张生重情也深，痴情也真，其绝情也狠。然而，张生果能弃绝前情？当二人各自嫁娶后，张生依然念念不忘莺莺，求见莺莺之心切，“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其难以忘情也如此。传奇中没讲明张生抛弃莺莺的真实理由，从莺莺写给张生的信中，似乎是张生因与莺莺擅自定情，未经媒妁之言、父母恩准以及六礼之聘，而先有夫妻之实、云雨之欢，违背了封建礼教，“致有自献之羞”，所以张生将责任全部推给崔莺莺，并能够堂而皇之地脱身。然而，张生自以为高明的“忍情”和始乱终弃、另结他姻的“善补过”，不仅没获得读者的赞同，却在中国文学艺术形象中一直扮演着负心郎、薄幸汉的角色而为后人所詈骂。
现实中的元稹抛弃了莺莺，另娶了韦尚书的女儿韦丛。为自避风流艳事，又按捺不住曾经猎奇逐艳的洋洋得意，他假张生之名写一己之风流，并以旁观者清的故作姿态对张生之始乱终弃加以评论道：“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可见，他对张生的“善补过”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站在张生等风流文人的立场，以莺莺为“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警戒他们不要为红颜而招祸。这里元稹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冷漠理智的审判官姿态对受害者无情地讥讽嘲弄，对肇事者反而给予同情，他似乎高高凌驾于情感之上，作着最神清智明的评判。然而，反观他于结构《莺莺传》中所投注的那股难以按捺的款款深情，他以诗一般美丽的语言和杳渺迷离的意境描绘出的莺莺的幽婉多情、兰质蕙心，以及全篇弥漫着浓重的凄美哀艳的悲剧氛围和作者依稀透露出的对莺莺红颜薄命的悲叹，这些都能让细心的读者体悟到作者难以掩饰的对莺莺曾有过的和依然深藏于心的缕缕真情。他将这份真情不由自主地化入悲情的叙述语言中，与自己的悲剧主人公同悲咽、共忧患。他饱蘸着感情这样描绘着：
“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尝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抚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唏嘘。张亦遽止之。投琴，拥面，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在这里，元稹以其细腻优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一位聪颖过人、丽质天然的大家闺秀——崔莺莺，她不仅“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柔情似水，温婉娇媚，对“音乐诗书，无不通解”，而又有沉静如兰、恬漠不扬的高风逸态。她对俊美风流、才情颖异的张生一往情深，明知他将有去无回、另攀高门，虽愁叹婉转，终不发一句恶言厉语，只用幽幽咽咽的琴声来舒缓和平复内心的动荡和悲怨。元稹笔下的崔莺莺是封建女性形象的典型，她的不擅酬对，正是封建礼教对古代女性不可巧言佞色的规矩要求；其高情多才，又貌若不能，亦符合古代女性含蓄蕴藉的审美标尺；其哀而不怨，更是在三纲五常的桎梏中挤搓出来的温柔敦厚、贞顺平和的性格特征。元稹极尽其笔触所及，收纳了古代女性形象的完美特征，并毫不吝惜地奉献给了崔莺莺。小说中的崔莺莺，美丽深情、沉静温婉和多才多艺，正是寄予了作者对女性的独特审美期待，同时，也揉进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莺莺深沉的爱恋和对“人间尤物”不得不放弃的抱憾和痛疚。而正是这层潜伏在表面文章下的抱憾和痛疚，也引起了读者对同样受到封建礼教桎梏的元稹本人产生一抹同情和理解，而不得不收敛对元稹的詈诘。 三 名利与情感的胶着难选
元稹为何抛弃莺莺，仅仅因为莺莺越礼的“自献”而为元稹所不珍惜吗？他既然重情，面对如此才貌双全、门第显赫的佳人，又会轻易绝情抛弃吗？
对莺莺的身份，已有不少文章作过分析考证，认为莺莺绝非大家闺秀。而元稹在传奇中模糊矛盾地对人物身份的交代，也足为他明言的“崔氏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如张生将莺莺的情书张扬于众友间，津津乐道着他的风流韵事；元稹的《会真诗》中诸多近似于六朝刘阮遇仙（妓）的小说中露骨情节的描述；他公开声称莺莺是“尤物”“妖孽”，等等。如果莺莺是名门闺秀，元稹会毫无忌讳地这样表示自己的不尊重吗？他会甘心“忍情”来错失这一人、财、色兼得的大好姻缘？显然于情于理都不通。我们可以判定，莺莺或者是一位小家碧玉，或者是一绝色名妓。既然莺莺本非名门、身世卑微，又有自荐之羞，元稹弃她而另娶高门，自然会博得当时人的心领神会，并赞之为“善补过”了。元稹有作于贞元十九年（803）的《古决绝词》三首，将自己抛弃莺莺另娶韦丛的原因做了介绍，此时距离他离开莺莺已两年多了，其中道白：“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之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若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言当春“桃李”被众人攀折，似乎暗示出莺莺的妓女身份。他在想念莺莺之余，又心怀嫉妒地想象她“为人所夺”，将责任推给莺莺，也为自己抛弃莺莺做点情感上的托辞。
莺莺既为妓女或小家碧玉，心高气傲的风流才子元稹自然不会对她抱以真心实意的良姻企求。他可以震撼于莺莺的美艳动人，可以感动于莺莺的柔情似水，但这些只是激发他对美的向往和占有，而难以打消他对名利、仕途和高门大姓的欣羡和垂涎。当他在情感、欲望上得到满足之后，美就不再是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及的天边彩虹，而成了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他对美的拥有欲也就渐渐冷却，从而开始冷静理智地掐指计算自己的政治前途。情感毕竟不能给他仕途官位上的飞黄腾达，他需要的是攀结高门大姓的婚姻，以提携他步履维艰的仕途道路，所以他抛弃了莺莺而选择了韦丛。张生的“忍情”、元稹的“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及为时人称道的“善补过”，不过是这种情感和理智矛盾下的产物，是一个堂而皇之地玩弄女性的招牌，他的“善意”劝告也实在是他自认心虚和愧疚的精神胜利法。
然而元稹毕竟“非忘情者”，他一生始终对莺莺念念不忘，虽然他有着和韦丛的美满婚姻，但无法泯灭他内心深处潜有的对莺莺良心上的抱憾和绵绵无尽的相思。元和十五年，当妻子韦丛去世，冷壁青灯，独守空房，今悲昔念一齐袭上心头时，他写了很多首追忆亡妻与莺莺的诗篇。其中《梦游春》写他与莺莺由相爱到结合到离别以及别后另娶韦丛的经过：“是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从贞元十九年弃莺莺娶韦丛，至元和十五年写此诗时，已经过去八九年了，他依然在脑海中清晰浮现着与莺莺当年如胶似漆的爱情。他还有《杂忆五首》，也是元和十五年作，追忆双文的娇姿俏态，仿佛仍在眼前：“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八九年的信息杳断、天涯相隔，元稹还在诗中倾诉着他对莺莺绵绵不尽的思念，追忆着莺莺的清姿逸影和她的温婉多情。或许时间的渺远不仅会滤掉世间的是是非非，同时也会沉淀出过去不曾认识到、并被种种世俗因素掩盖着的真情实意，或许这些深情的诗篇就在揭示着、印证着元稹的真实内心。
无辜深情的莺莺独吞着被遗弃的苦果，她没有抱怨，没有愤怒，对命运的打击她以自己最悲凉的清醒作着最冷静的承受，并善良地劝告元稹“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元稹纵使铁石心肠，又能不感动吗？
元稹一方面为自己的风流艳遇而洋洋得意，一方面又抱着虚伪的好心，警戒他人少做这种风流事，却不期然暴露了自己婚恋心理的矛盾。他实在没想到，他的故作姿态的评论不仅没打动读者，反而更衬托出他笔下悲剧人物崔莺莺善良深情的光辉形象。他塑造的崔莺莺幽美凄艳、哀而不怨，像一朵深潭中独自开放、静静挥香的幽兰，牵动着后世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和多情少女的真切叹惋。
参考文献：
[1] 鲁迅：《唐宋传奇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赵令峙：《侯鲭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 黄世中：《论元稹“莺莺传”的创作心态》，《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曹寅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2003年版。
[6] 卞孝萱：《元稹年谱》，齐鲁书局，1980年版。
作者简介：李新，女，1974—，山东济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明代文学思想史，工作单位：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关键词：《莺莺传》；莺莺；张生；元稹；感情世界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莺莺传》是唐代大诗人元稹的传奇名篇，它不仅以文笔的细腻优美打动着无数读者，主人公莺莺这一凄美幽艳、深情哀婉的悲剧形象更深深吸引着读者。然而，当作者以议论之笔道出其写作动机时，读者不仅不会对作者“聪明睿智”、道貌岸然的评论加以随声附和，反而对其中被他讥讽鞭挞的主人公崔莺莺抱以深切的同情和钟爱。
这种作者本意与读者理解错位的原因是复杂的，对此前人已作过分析，如吴小如在其《唐代传奇小说简介》中所说：“至于张生，作者主观愿望无疑是把他作为正面人物来写的，但我们却能清楚地发现这个人物灵魂中的卑污成分。”吴先生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元稹所优孟衣冠的角色——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后，一面沾沾自喜抱得美人的艳福，一面还大骂其为“尤物”“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不厚道形象和庸俗本质，认为“是元稹本人思想中见不得人的地方”。诚然，元稹在历史上的形象也并不光辉，一篇《莺莺传》的斐然文采赢得赞赏之余，对女性的践踏更是饱受正义之士的诟骂。本文将结合元稹的生平事迹、婚恋生活以及其诗集作品中所展露出来的感情世界中的蛛丝马迹，分析一下元稹卑劣虚伪行为背后复杂纠结的多重心理。
一 张生与元稹的关系
首先，我们要先弄清主人公张生的身份。张生与元稹的关系历来考评家各执一说，莫衷一是。宋代苏轼认为，张生为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张籍。宋人王性之推翻此说，并判定张生为元稹本人，认为元稹不过是“特假他姓以自避耳”。鲁迅、陈寅恪分别于其《中国小说史略》《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张生即为元稹，卞孝宣的《元稹年谱》亦作如是判断。考元稹生平经历，我们发现，与《莺莺传》中所述张生的事迹基本吻合。其诗集中，据黄世中先生考，有37首为追忆莺莺的诗篇。而元稹本人在唐代即口碑不好，屡为世人诟病，他行为不检、放荡风流在其诗篇中更有印证。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元稹就是张生，他在《莺莺传》中描写的风流韵事及始乱终弃都是真实不苟地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元稹本人因为某种难为世人言的避讳心理，对故事中的主人公张生和莺莺分别作了艺术加工和虚构。明了这种身份，我们即可以分别探索张生和元稹的恋爱心态，又合而为一对他们的行为和心态作一分析和解释。
二 元稹始乱终弃的矛盾心理
唐传奇一开始以张生本人的话语将他定位于“真好色”“非忘情者”，当一见到“颜色艳异，光辉动人”的远房表妹崔莺莺时，他即一见钟情，难以自持，高卧东窗患起相思病。在乍忧乍喜、待月西厢之时，温柔多情的莺莺小姐亦抵挡不了自己的意乱情迷，脱下矜持自重的少女闺范，抛却礼教的陈规戒律，而自荐枕席，托身张生。张生情和欲兼得后，便以上京赶考为由，冷落了莺莺，进而抱定了情断义绝、始乱终弃的决心，不仅将“尤物”“妖孽”等字眼冷酷无情地冠于莺莺头上，更堂而皇之地以“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来为自己的退步抽身、抛弃莺莺作解释。张生重情也深，痴情也真，其绝情也狠。然而，张生果能弃绝前情？当二人各自嫁娶后，张生依然念念不忘莺莺，求见莺莺之心切，“怨念之诚，动于颜色”，其难以忘情也如此。传奇中没讲明张生抛弃莺莺的真实理由，从莺莺写给张生的信中，似乎是张生因与莺莺擅自定情，未经媒妁之言、父母恩准以及六礼之聘，而先有夫妻之实、云雨之欢，违背了封建礼教，“致有自献之羞”，所以张生将责任全部推给崔莺莺，并能够堂而皇之地脱身。然而，张生自以为高明的“忍情”和始乱终弃、另结他姻的“善补过”，不仅没获得读者的赞同，却在中国文学艺术形象中一直扮演着负心郎、薄幸汉的角色而为后人所詈骂。
现实中的元稹抛弃了莺莺，另娶了韦尚书的女儿韦丛。为自避风流艳事，又按捺不住曾经猎奇逐艳的洋洋得意，他假张生之名写一己之风流，并以旁观者清的故作姿态对张生之始乱终弃加以评论道：“予尝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可见，他对张生的“善补过”是持肯定态度的。他站在张生等风流文人的立场，以莺莺为“妖孽”“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警戒他们不要为红颜而招祸。这里元稹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冷漠理智的审判官姿态对受害者无情地讥讽嘲弄，对肇事者反而给予同情，他似乎高高凌驾于情感之上，作着最神清智明的评判。然而，反观他于结构《莺莺传》中所投注的那股难以按捺的款款深情，他以诗一般美丽的语言和杳渺迷离的意境描绘出的莺莺的幽婉多情、兰质蕙心，以及全篇弥漫着浓重的凄美哀艳的悲剧氛围和作者依稀透露出的对莺莺红颜薄命的悲叹，这些都能让细心的读者体悟到作者难以掩饰的对莺莺曾有过的和依然深藏于心的缕缕真情。他将这份真情不由自主地化入悲情的叙述语言中，与自己的悲剧主人公同悲咽、共忧患。他饱蘸着感情这样描绘着：
“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愁叹于崔氏之侧。崔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乱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殁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感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尝谓我善鼓琴，向时羞颜，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君此诚。’因命抚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曲也。左右皆唏嘘。张亦遽止之。投琴，拥面，泣下流连，趋归郑所，遂不复至。明旦而张行。”
在这里，元稹以其细腻优美的笔调为我们描绘了一位聪颖过人、丽质天然的大家闺秀——崔莺莺，她不仅“颜色艳异，光辉动人”，柔情似水，温婉娇媚，对“音乐诗书，无不通解”，而又有沉静如兰、恬漠不扬的高风逸态。她对俊美风流、才情颖异的张生一往情深，明知他将有去无回、另攀高门，虽愁叹婉转，终不发一句恶言厉语，只用幽幽咽咽的琴声来舒缓和平复内心的动荡和悲怨。元稹笔下的崔莺莺是封建女性形象的典型，她的不擅酬对，正是封建礼教对古代女性不可巧言佞色的规矩要求；其高情多才，又貌若不能，亦符合古代女性含蓄蕴藉的审美标尺；其哀而不怨，更是在三纲五常的桎梏中挤搓出来的温柔敦厚、贞顺平和的性格特征。元稹极尽其笔触所及，收纳了古代女性形象的完美特征，并毫不吝惜地奉献给了崔莺莺。小说中的崔莺莺，美丽深情、沉静温婉和多才多艺，正是寄予了作者对女性的独特审美期待，同时，也揉进了作者内心深处对莺莺深沉的爱恋和对“人间尤物”不得不放弃的抱憾和痛疚。而正是这层潜伏在表面文章下的抱憾和痛疚，也引起了读者对同样受到封建礼教桎梏的元稹本人产生一抹同情和理解，而不得不收敛对元稹的詈诘。 三 名利与情感的胶着难选
元稹为何抛弃莺莺，仅仅因为莺莺越礼的“自献”而为元稹所不珍惜吗？他既然重情，面对如此才貌双全、门第显赫的佳人，又会轻易绝情抛弃吗？
对莺莺的身份，已有不少文章作过分析考证，认为莺莺绝非大家闺秀。而元稹在传奇中模糊矛盾地对人物身份的交代，也足为他明言的“崔氏女”的身份提出质疑，如张生将莺莺的情书张扬于众友间，津津乐道着他的风流韵事；元稹的《会真诗》中诸多近似于六朝刘阮遇仙（妓）的小说中露骨情节的描述；他公开声称莺莺是“尤物”“妖孽”，等等。如果莺莺是名门闺秀，元稹会毫无忌讳地这样表示自己的不尊重吗？他会甘心“忍情”来错失这一人、财、色兼得的大好姻缘？显然于情于理都不通。我们可以判定，莺莺或者是一位小家碧玉，或者是一绝色名妓。既然莺莺本非名门、身世卑微，又有自荐之羞，元稹弃她而另娶高门，自然会博得当时人的心领神会，并赞之为“善补过”了。元稹有作于贞元十九年（803）的《古决绝词》三首，将自己抛弃莺莺另娶韦丛的原因做了介绍，此时距离他离开莺莺已两年多了，其中道白：“矧桃李之当春，竞众人之攀折。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若雪？感破镜之分明，睹泪痕之余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言当春“桃李”被众人攀折，似乎暗示出莺莺的妓女身份。他在想念莺莺之余，又心怀嫉妒地想象她“为人所夺”，将责任推给莺莺，也为自己抛弃莺莺做点情感上的托辞。
莺莺既为妓女或小家碧玉，心高气傲的风流才子元稹自然不会对她抱以真心实意的良姻企求。他可以震撼于莺莺的美艳动人，可以感动于莺莺的柔情似水，但这些只是激发他对美的向往和占有，而难以打消他对名利、仕途和高门大姓的欣羡和垂涎。当他在情感、欲望上得到满足之后，美就不再是在水一方、可望而不可及的天边彩虹，而成了唾手可得的囊中之物，他对美的拥有欲也就渐渐冷却，从而开始冷静理智地掐指计算自己的政治前途。情感毕竟不能给他仕途官位上的飞黄腾达，他需要的是攀结高门大姓的婚姻，以提携他步履维艰的仕途道路，所以他抛弃了莺莺而选择了韦丛。张生的“忍情”、元稹的“知之者不为，为之者不惑”及为时人称道的“善补过”，不过是这种情感和理智矛盾下的产物，是一个堂而皇之地玩弄女性的招牌，他的“善意”劝告也实在是他自认心虚和愧疚的精神胜利法。
然而元稹毕竟“非忘情者”，他一生始终对莺莺念念不忘，虽然他有着和韦丛的美满婚姻，但无法泯灭他内心深处潜有的对莺莺良心上的抱憾和绵绵无尽的相思。元和十五年，当妻子韦丛去世，冷壁青灯，独守空房，今悲昔念一齐袭上心头时，他写了很多首追忆亡妻与莺莺的诗篇。其中《梦游春》写他与莺莺由相爱到结合到离别以及别后另娶韦丛的经过：“是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觉来八九年，不向花回顾”。从贞元十九年弃莺莺娶韦丛，至元和十五年写此诗时，已经过去八九年了，他依然在脑海中清晰浮现着与莺莺当年如胶似漆的爱情。他还有《杂忆五首》，也是元和十五年作，追忆双文的娇姿俏态，仿佛仍在眼前：“忆得双文胧月下，小楼前后捉迷藏。”八九年的信息杳断、天涯相隔，元稹还在诗中倾诉着他对莺莺绵绵不尽的思念，追忆着莺莺的清姿逸影和她的温婉多情。或许时间的渺远不仅会滤掉世间的是是非非，同时也会沉淀出过去不曾认识到、并被种种世俗因素掩盖着的真情实意，或许这些深情的诗篇就在揭示着、印证着元稹的真实内心。
无辜深情的莺莺独吞着被遗弃的苦果，她没有抱怨，没有愤怒，对命运的打击她以自己最悲凉的清醒作着最冷静的承受，并善良地劝告元稹“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元稹纵使铁石心肠，又能不感动吗？
元稹一方面为自己的风流艳遇而洋洋得意，一方面又抱着虚伪的好心，警戒他人少做这种风流事，却不期然暴露了自己婚恋心理的矛盾。他实在没想到，他的故作姿态的评论不仅没打动读者，反而更衬托出他笔下悲剧人物崔莺莺善良深情的光辉形象。他塑造的崔莺莺幽美凄艳、哀而不怨，像一朵深潭中独自开放、静静挥香的幽兰，牵动着后世无数文人墨客的情思和多情少女的真切叹惋。
参考文献：
[1] 鲁迅：《唐宋传奇集》，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2] 吴小如：《古典小说漫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 赵令峙：《侯鲭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4] 黄世中：《论元稹“莺莺传”的创作心态》，《唐代文学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5] 曹寅等编：《全唐诗》，中华书局，2003年版。
[6] 卞孝萱：《元稹年谱》，齐鲁书局，1980年版。
作者简介：李新，女，1974—，山东济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明代文学思想史，工作单位：重庆财经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