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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朱敏: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飞: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弥补成本的劣势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这个趋势,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要提高到占美国劳动力成本的45%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实际上,我们正在和OECD(世界经合组织)联合搞一个研究,OECD提出“新要素增长战略”,就是不再更多地关注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等有形要素,而是更加关注研发、设计、品牌、软件这些无形要素。
朱敏:软件等要素,正是和“数字化制造”直接相关的无形要素。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影响还有哪些?
冯飞: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是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也就是说,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朱敏:我们知道,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来说,哪些产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面临的冲击更大一些?
冯飞:的确不同的产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前面讲了,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我们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新要求。在这样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着非常高的需求。而我们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
朱敏: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对全球分工体系和世界政经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冯飞:首先从要素投入来看,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面前,劳动力成本要素的重要性下降,技术的重要性提高。这一轮新出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产业革命的内涵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问题,这个融合的趋势越来越重要。而且现在看来,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方面,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的方面。很多制造业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都转型为方案解决公司,它提供一揽子的解决方案,集成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上体制创新。这些很重要的创新,都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手段。
“数字化制造”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这就意味着,机器替代劳动是一个大趋势,而且这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智能机器对劳动的高级替代。数字化制造提出来的大背景是西方制造成本不具备优势,弥补成本的劣势要靠智能化的机器替代劳动。从中国当前来看,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也不断削弱,劳动力成本上涨速度比较快。按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提法,中国劳动力成本经过劳动生产力矫正之后的综合成本,目前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左右,以这个趋势,2015年中国劳动力成本要提高到占美国劳动力成本的45%左右。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相对优势,如果叠加上以数字化制造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其综合比较优势可能会出现明显下降,进而会改变地区产业竞争力的格局。实际上,我们正在和OECD(世界经合组织)联合搞一个研究,OECD提出“新要素增长战略”,就是不再更多地关注劳动力成本、土地、能源等有形要素,而是更加关注研发、设计、品牌、软件这些无形要素。
朱敏:软件等要素,正是和“数字化制造”直接相关的无形要素。在此基础上,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即将带来的影响还有哪些?
冯飞:市场的力量在增强。数字化制造的一个最大好处,是能提供多样化的产品,是能对市场形成快速反应。贴近市场是数字化制造的重要特征,就地生产、分散生产,这是重要特点。也就是说,在数字化制造时代,对市场反应越快速,越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产业越有竞争力,这样的分工方式就可能带来产业分工体系的变化。一方面可能还是延续全球产业链分工,另一方面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就地化生产是一种新的实现产业分工的因素,对经济全球化会带来一定的新结构性变化特点。
朱敏:我们知道,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国家、产业和企业的兴衰更迭。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对于不同的产业,应该也各有不同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来说,哪些产业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面临的冲击更大一些?
冯飞:的确不同的产业,受到的影响不同。前面讲了,就地化生产,使得市场的力量在增强。对于贴近市场终端需求的产业,特别是提供生活资料的产业,这种国际分工会带来一些变化;而原材料、零部件等一些产业还是会延续过去大规模生产的分工方式。对中国来讲,我们恰恰是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加工组装、生产制成品大规模出口这样的产业格局,所以相对于其他国家,我们所受到的影响会比较大。
与此同时也会给政府、企业的决策带来新的挑战,从而对决策体制提出新要求。在这样一个变化中,创新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非常强,从供给侧来讲,就是就地化生产和分散式生产,供应和需求的互动关系更加紧密。这对分散型决策和促进创新的政府管理体制有着非常高的需求。而我们过去主要是追赶式的决策,追求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过于集中决策。这样的管理体制恰恰不适应大规模生产的新要求,集中决策的不适应性比其他国家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