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件事冲我而来，把我锻炼成了一个新闻人物，我40岁就已经出名了，就是老当不了新闻人物。
　　
　　北京海淀区四季青桥附近的一些房子看上去很像山坡，坡面和坡底都改造成了花园，露出来的一个个窗户是中产阶层们的窑洞。
　　在自家的窑洞里，正在停职反省的杨帆接受了《新民周刊》的采访。他侧躺在沙发上，丰富的表情和中气十足的嗓门战胜了一头顽强的白发，看起来神气十足。讲到兴头上，他又坐了起来，流露出“你看看我多聪明”的那种神情。
　　他说，“杨帆门”的时候，他配合学校没见记者。这次，他表面上答应了，实际上没做到。
　　
　　“我就站在太极位置上”
　　
　　《新民周刊》：“杨帆门”过去那么久了，现在想想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杨帆：你们先要表扬一下80后、90后，毕竟人家和我发生了戏剧性的冲突。“杨帆门”之后，老师和学生都自动调整了自己的行为，不少学校也健全了规章制度。我当时就说，我觉得我做得没错，对社会有贡献。结果个别领导又不爱听了，他们老觉得，我们学校又曝光了，而且又不是什么好事。
　　我上课不考试只考勤，原则上不想给本科生讲课，尤其是大课，小课就没问题，问题在于最近报名上课的学生比以前多了很多，增加了3倍。这就说明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冲突，这是被网络放大的事件。
　　《新民周刊》：“杨帆门”跟你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杨帆：我这人做事有个特点，就是在底线上做事。数学上有个0.618黄金分割点，阴阳球上黑白相交的是太极位置，我就站在太极位置上。“郎咸平之争”是我策划的，无论是“杨帆门”还是“举报门”，我出手的时候都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统一的那点——社会上有股舆论潜流，但是缺乏一个新闻事件，这个事件就出来了，所以我现在名声会这么大。
　　了解我的人都觉得正常，有些领导不知道，他们官僚。很多好朋友认为我有欠缺，谁敢抓女孩子胳膊呀？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敢动手。偶然事件我都能把握，而且我有爆发力。学者就缺这个，他们老是感慨今天又碰上什么事了，问题是他们不敢出手。
　　《新民周刊》：他们为什么不敢出手？
　　杨帆：这是路线错误，怎么能把教育变成商品呢？潜规则已经出现了。我们学术腐败形成了势力，就是谁也不能抓抄袭，谁抓谁倒霉。老师也不能管学生，谁管谁倒霉，但又不能冠冕堂皇地说，出了事就说别人都不管，怎么就你管。平时学生给老师打分，而且不能给学生不及格，否则他们围着不让你走。
　　《新民周刊》：“杨帆门”那会儿，你有压力吗？
　　杨帆：我的青少年时期大起大落，十年风光，十年绝望，再到后来的改革开放，这种体会是绝无仅有的。无论逆境顺境都得吸取正面的东西。
　　所以我很高兴，今年两件事冲我而来，把我锻炼成了一个新闻人物，话语权也该到我手里了，我还能活几年呐？我４０岁就已经出名了，就是老当不了新闻人物。有人说杨帆这小子这次又赶上了，你也抓一个女孩子胳膊试试呀？他们抓了就不见报，还被人骂流氓。成名不是那么容易啊，过了８个月又要反攻倒算，这是造化来了。
　　《新民周刊》：你很享受新闻人物的感觉？
　　杨帆：谁愿意当啊，谁愿意谁来。给你来个停职反省你看看？
　　
　　“我才懂得自由的精髓”
　　
　　《新民周刊》：“杨帆门”最后怎么样了？
　　杨帆：后来我们和解了，学生没处理，萧翰闹了个辞职，现在也没走。
　　《新民周刊》：你现在上课规矩还那么多吗？
　　杨帆：我上课特别投入，看着下面乱动难受。所以我不上必修，只上选修，选修是自由选择的。我的规矩都告诉你了，你来了就得听我了，这就是承诺。自由选择就一回，你要离婚也不能一天换一个呀。
　　不是在自由中升华，就是在自由中堕落，这都是有哲理的。但是多数人堕落了，少数人升华了，“杨帆门”那会儿，社会底线已经到了最黑暗的时候。
　　《新民周刊》：议论比较多的是你上课卖书卖光碟的事情。
　　杨帆：很多老师都卖，只不过这回得罪了学生，他们把我揭发出来了。
　　我有一个含义，如果毁约的话，就要付出代价。刚开始我把要求都说了，包括20块钱买书，但是我不考试，他们就说“真好真好”。这不叫师道尊严，恰恰是市场经济的承诺，市场经济就是重合同、先小人后君子，自由选择是一次性的，你要想再次选择就得付出代价，但是学生们记不住，跟你好的时候怎么都成，不好的时候马上翻脸不认人。我当时就知道会有这问题，但是20块钱我就是不退，就让你难受。
　　
　　“无知少女”金仁淑
　　
　　《新民周刊》：你觉得这次学校为什么要你停职反省，跟“杨帆门”有关吗？
　　杨帆：没关系，现在是找不着我毛病了，就反过来清算。抄袭和举报抄袭的，都得挨打，这是潜规则，要不然都举报了怎么办？互相搞起来，问题就大了。个别领导的意思很明确，那边能保就保，不能保你也得跟着下去。
　　有些人老觉得我给学校带来了负面影响，你不想想，你把我停了职不就是个最大的扩散吗？打击我干吗呀，他们早就应该跟我商量商量怎么处理金仁淑，你发现没有，其实我特聪明，他们特傻，问问我不就完了嘛，我帮他们出出主意，挽救挽救我这师妹。
　　《新民周刊》：你和金仁淑是同门，一般人出于人情世故都不会举报。
　　杨帆：对金仁淑的举报是匿名的，我以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的名义把材料转给校学术委员会，相当于代理举报。看到谁的我都转，我到现在对金仁淑也没恶意，我觉得她还是赶紧认个错，跟全社会对抗你有什么好处？
　　《新民周刊》：金仁淑也举报你抄袭，你们平时有利益冲突吗？
　　杨帆：学术委员会9：0全票认为我没抄袭，我要感谢政法大学和我的同事们，我们有一批很好的法学家。
　　《新民周刊》：你估计举报者的身份是什么？
　　杨帆：老有人怀疑是我举报的，我不干匿名举报的事。退一万步讲，即使是我举报的，你也管不着我的动机，行为本身的对错才是关键。
　　现在看来，举报者可能是老师。真正的揭发者很阴险，他了解我们的矛盾，也很了解我的个性，他把金仁淑害了，也通过这事打击了我，多年来一直有人在挑拨我们的关系。我不举报这事也会捅出来，有人一直在旁边扩大事态，可能想当院长。
　　《新民周刊》：你想当院长吗？
　　杨帆：不想，我58岁了，快退休了，领导肯定也不同意。
　　《新民周刊》：现在大家写论文都东搬西抄，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学术腐败？
　　杨帆：我没那么干过，真正的学者也没这么干的，都得自己动脑子。金仁淑就不是，她可以完全不写东西就能破格提拔。她来政法大学４年就写了一本书，就是抄的这本，但是她给自己搞了13个光环。
　　现在多少人抄论文买论文啊，都商业化运作了。我这事涉及学术腐败的底线，学校让我反省我就反省，但是你不能停我职。
　　“我是著名经济学家里最穷的”
　　《新民周刊》：可以透露一下你的市场价吗，其他经济学家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杨帆：我没那么高，现在出去一次至少五千，最高一万，我是比较低的。其他人应该很高，他们的收入太多了，挂一个独立董事，一年至少3万，最高20万，啥都不管，就是白拿钱，还有课题。我的讲课收入还是我收入的大头，这几年每年都维持在40-50场左右。
　　《新民周刊》：听说你是经济学家里最穷的？
　　杨帆：我的收入不高。我买现在的房子，卖了旧房子，政法大学给了我40万的特聘津贴。我到现在也没什么钱，是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里最穷的一个。
　　《新民周刊》：你是博导，也有课题费吧？
　　杨帆：课题费不行，课题费得申请。我是非主流嘛，那些评委不给我投票，他們没那雅量，我很难申请到。
　　《新民周刊》：听说你没能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十分恼火？
　　杨帆：那当然啦，我认为他们是有意排挤我，我对这事是耿耿于怀。论经济学理论那我排不上，但那是研究中国经济形势的50人，我肯定进得去，那时我至少是前30名，现在应该是前5名，在汇率方面我是第1名，提前多少年就预测准了。
　　《新民周刊》：你的自我评价很高？
　　杨帆：那当然了。我是秉天地之气，踏历史规律，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优点，就是有信仰，哪怕你是个宗教徒。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把自己定位于非主流？
　　杨帆：主流是指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宏观经济学那套，那是世界主流，他们假设市场经济是均衡的，国家少干预，我们假设市场经济是非均衡的，所以国家要干预。这次美国就看出来了，本质现在就出大问题了。上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说，你们别问我，系统崩溃了，我们的参数和模型不管用了。那平常发财有你，讲课有你，一出事就没你什么事了，这一点责任感也没有。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和校方的关系？
　　杨帆：前几年请我们来的时候挺高兴的，那时我们也有贡献，学校那时都是法学，引进了一批非法学的，学校也进了211工程。他们现在看你不顺眼了，看出这人还有这么多毛病了。就跟两人结婚似的，蜜月一过就打架。
　　个别领导就觉得我给学校招事了，他们想利用名人效应，又忍受不了名人，人家北大就不在乎。有领导跟我说，你看我们对你多尊重啊。我说是挺尊重的，那你们能不能容忍我的个性呢。他说我们学不了北大。那我来了又怎么办呢？这事也可能是个好事，校方和我有个磨合，反正我也走不了，年轻点我就自己走了，58岁了我怎么走啊？他们现在又不能把我开除，那事就更大了。我给他们添麻烦了，也得做个检讨，检讨就检讨，我这辈子做的检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