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文学作品的解读，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说法。比如，美国人哈罗德·布鲁姆的“误读”说；比如，古人的“诗无达诂”，或“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比如鲁迅先生关于《红楼梦》的那段被反复引用的著名论述。这些观点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阅读作品时，作为对象的文本是共同的，但不同的阅读者因其阅读兴趣和习惯所形成的定势不同，就会以自身的阅读视域去选择和同化这个阅读对象。这样，显而易见，政治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眼中的《红楼梦》，与从审美角度出发的美学家眼中的《红楼梦》必是很不相同的。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选编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并把审美鉴赏阅读置于了很重要的地位。这应该说是对以往教材选编原则的一种突破和矫正。如果不是我牵强附会的话，我们应该明白新教材是在告诉我们：请以审美的眼光阅读文学作品。问题是，我们以往的阅读方式存在着一种不容忽视的毛病，这种毛病似乎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实质是文化观念）中强调总体上的文化致用性和艺术致用性有关，同时，也与我们更多注重于对学生的思想教化有关，那就是往往过多地注重于作品外的背景性因素。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反复强调“知人论世”，忙于解决作家的生平、游踪、履历、思想意识等背景性因素，还一定要从这些背景性因素中搜求出一种符合教化意义的主旨来。彷佛这样一来，作品的一切问题就得到了阐释。而作品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义却被远远抛开，打入冷宫。诚然，背景是了解作品的一种形式，但它远远无法替代作品的全部或主要素质，特别是审美素质。尽管再客观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戴着“有色眼镜”观照世界的结果，无法排除背景性因素对作品的影响，但从背景到作品，还有作家的“有色眼镜”——主体的内化功能。在内化行为中，背景的作用，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投影，而不是自然地生成作品素质。决定作品素质的作家感受还有很多为上述背景所无法涵盖或替代的因素。
　　相信大家都有过这种体验，平时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并不了解上述背景性因素，但我们依旧获取了情感的愉悦，心灵的进化，精神的升腾。其实，这正是我们运用了体验的审美方式，自觉地调动审美感知具体而微地体察领略了对象——文本（作品），进入了文本之中，进而跟文本所展示的境域融化为一体，找到了超越时空的感情共鸣。这大概也就是文学史中一些作品甚至一些名句经久不衰的原因。因为它表达或提纯了人类的普遍心理和精神价值，使阅读者寻求到了情绪上的共感，具有了永恒的艺术魅力。
　　文学作品诞生之后，就成了“社会”的“历史”的，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其原初的感染力也就随之减弱。如它还能流转在人们的謦颏唇吻之间，应该说是因了它本身所蕴含的审美意义——以个体的独特体验形式表现出的人类普遍的情感意味，而不全是从背景性因素搜求到的意义。例如李清照的“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载不动，许多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是女词人对相思情的独特体验和捕捉。但我们阅读时不一定非要知道李清照是何人，作于何时、何地等背景性因素，才能体味出来。因为心心相印的相思情，是人类最重要的情感之一。
　　如果抛开这些，单从指导学生迎接高考的角度来说，训练学生对文本意义探求，更是不可忽视而应该加强的。因为高考试卷中出现的文学作品，许多是无法依靠背景性因素去解读的。
　　因此提出“重視文本意义”这一命题也不是荒唐的事吧。
　　以巴金先生的《灯》为例。在鉴赏此文时，我让学生先不要去关注背景性因素，就作品本身阅读后，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你觉得《灯》蕴含着怎样的主题？结果是大部分小组认为它表达了人们在生活中应该为自己点燃一盏灯（理想也好，信念也好……），用来照亮自己的人生道路这样一种哲理。在这里不揣冒昧地说一句，如果《灯》还能经久不衰，起决定作用的恐怕是它所蕴含着的这种哲理，而不是那个政治层面上的意义。不知然否？
　　最后想要强调的是，提倡“重视文本意义”，并不是排斥那些有利于了解作品的背景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