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13日,佛山“小悦悦”事件由南方电视台率先报道后,经媒体发酵成为风口浪尖上的公共话题。南方电视台也从一家年轻的省级地面电视台逐渐被省外更多人知道。作为台长的蔡照波,看完这条新闻的第一感受也许跟大多数人一样,在对18路人行为的不解与谴责之外,还掺杂着更多的复杂情绪。
　　出乎意料的是,舆论很快变成对18路人声势浩大的谴责,也让蔡照波难以平复内心的纠结:单纯停留在谴责上有局限性,这就相当于老人倒地扶还是不扶一样的纠结心理,媒体报道对这种心理的深度解剖,是否应该侧重在立法上保护、在制度上褒奖,才使好人有好报。随着新媒体的介入,使事件在不同层面得以推进,南方电视台也将报道从“引导舆论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和“呼吁良知与义举回归”,延伸至法律是否应当严格规定父母对幼儿的监护责任以及是否可以立法惩罚见死不救、如何鼓励见义勇为等等。
　　“我们想以‘小悦悦’事件唤起善的回归,善举是否应该得到制度和法律的鼓励和保护,在立法上是否还有空间。”蔡照波说,“不管怎么说,它是一个好的新闻素材。这样的事件摆在面前,就看你有没有考虑去介入和如何去介入。”
　　90年代,广州一名中学女生得了白血病,希望通过媒体寻找匹配的骨髓。蔡照波时任总监制的《社会纵横》节目组收到一位台湾人发来的信息,对方愿意自费去澳洲取合适骨髓,并护送到广州,供女孩做骨髓移植手术。从下飞机开始,电视台对台湾人的跨国善举进行了直播报道。当被问到,什么力量促使他做这件事时,台湾人说自己也曾是白血病患者,社会救助了他,他要回报社会。至此收笔本也很好,但我们还有深一层的思考:“广州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为什么没有骨髓库?尽管最后女生没有获得最佳配型时间去世了,但留下一个问题,像广州这样大的城市是否应该建立自己的骨髓库?舆论建设性的监督报道,在批评的同时,如何建构、完善社会链条,这应该是媒体的担当。在大家的共识和推动下,广州终于催生出自己的骨髓库。”
　　电视人之外,蔡照波的另一个身份是西泠印社社员,早年师从古文字学家商承祚教授习篆刻,研修古文字,并被推举为中山大学篆刻社首任社长。毕业时,蔡照波并没想过做电视,他喜欢的是自己追寻了很多年的书画和篆刻艺术。
　　“最能放得开的体现在细微处。艺术理念对做电视、做新闻有相当的作用。书画篆刻艺术和电视是一样的,都强调对比、虚实、细节……艺术需要很用心,需要一个很大的接触社会观察事物的平台,电视媒体提供给我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对我的艺术是滋养,反过来又使我用艺术的眼光去审视和创作电视作品。”
　　南派纪录片
　　人物周刊:现在新媒体冲击这么大,但小悦悦事件最早还是由电视报道出来,你怎么看待传统电视媒体未来的前景?
　　蔡照波:任何媒体的存在都具有独特性,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争抢市场份额中发展壮大。现在媒介融合不容置疑,这是新技术力量催生出来的。网络视频盛行,电视怎么发展,首先要改变生产方式。信息生产要由大众化向分众化发展,更好体现个性需求;同时要改变以往传统电视媒体“我做你看”这种受众处于被动地位的做法,加强互动;而且还要争取媒介终端的多元化……
　　人物周刊:一个好的电视节目应该有人情味,或者人文关怀在里面?
　　蔡照波:这点非常重要。人是有灵魂的,没 有灵魂、没有思想的东西,一定不会让人们关注。
　　人物周刊:你觉得广东的观众,就是讲粤语的观众和内地其他观众,喜好会不会不一样?
　　蔡照波:我想每个地方的观众都有接地气的需求和区别,这里需要细分,如果说看电视剧,不管是外省卫视或者央视,或者是本地的,只要好看大家都会去看。但如果看新闻就不一样,肯定有贴近性、有地域的概念。作为广东人,外省卫视新闻做得再好跟我没多大关系。他家的事跟我家的事是两码事,我肯定关注我这里的。这点各个省都一样。所以新闻类、评论类的节目多数是关注家门口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提出“南派纪录片”的概念,这个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南派纪录片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蔡照波:“南派紀录片”这个概念是2007年我在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提出来的。后来有一批作品的支撑,这个提法得到全国学界和业界认可,2008年广东就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正式授予“中国南派纪录片创作基地”,南派纪录片的评奖、颁奖成了每年一度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一项内容。它的内涵实际是什么?广东毗邻港澳,对外来文化有一种先知先觉的地缘优势,以及广东人对时尚性、领潮性的把握比较敏感,把这些元素整合在一起,体现的就是南派特色。像广东骑楼,大家认为这是广东特色,但实际上,这是最早出现在地中海的建筑景观,后来葡萄牙人把这种特色带进澳门后再传到香港、广东来,这个就是我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我当时提出“南派纪录片”,另一个非常直观的想法是,中国的武术有南拳北腿,中国的绘画与北方相对应的有岭南画派。我们的纪录片当然也不能离开这个地域特有的人文环境,这样才会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底蕴、我们拓展的空间,才能形成我们的品牌。
　　人物周刊:那南派纪录片主要是视角立足于南方,还是说关注的内容是南派的文化,或者说是不是风格倾向于南方人的口味,还是都有?
　　蔡照波:我觉得都有,创作团队很庞大,全省十几个地级台,不能说百分之百,但几乎都有纪录片的栏目。主要是比较接地气的,有历史的,也有当下的,特色主要还是身边的人和事,贴近自己风土特色的,或者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来体现历史的片段。这也是“南派纪录片”在创作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特征。既是当代中国纪录片的有机成分,也是岭南文化血脉的组成部分。总之,岭南文化的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仍然是我们南派纪录片创作的第一要义。
　　人物周刊:这些作品里面,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是哪些题材或者哪些故事?
　　蔡照波:我印象深刻的是跟韶关台一起合作的获得金鹰奖的纪录片《囚徒生死大转移》,展现了本土化现实题材和国际化的品质:广东省坪石监狱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监狱面临着被全面摧毁的危险。省司法部门迅速决定展开紧急转移行动。面对1663名服刑人员,五十多名监狱警察的监管工作变得异常严峻。在生命攸关的紧要关头,他们还原了人性中守望相助的朴素感情。狱警毅然解开囚犯的手铐,让他们快速实施转移。在长达30个小时的救援和转移过程中,无一人落下也无一人逃跑。 　　人物周刊:您觉得纪录片的魅力是什么呢?未来会是如何发展?
　　蔡照波:我觉得纪录片是声画的载体。我们在为历史留一份底稿。它的魅力在于对客观世界的真实纪录,在于对真实世界的人文表述。而在国际化大融合的当下,未来纪录片会更强调现实题材,国际化品质和国际化的叙述方式。国际化的叙述方式才能够在全世界有更大的发行空间。
　　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
　　人物周刊:你看中收视率吗?怎么看待现在整个电视节目都在娱乐化的现象?
　　蔡照波:我看中收视率,会为收视率紧张。在整个中国,电视的主要收入还是广告。广告的投放商,看中的是你的收视点,收视率高意味着观众多,你吸纳的广告也会多。这一点作为经营者肯定是避不开的话题。
　　娱乐节目很多,这是一个客观现象,它对拉动收视率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任何节目都有生命周期,如果不求新、求变,再好的节目,能长盛不衰吗?
　　像《中国好声音》走红,对于观众来说,就是人们希望情感快乐,希望有梦想,娱乐节目能部分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大受欢迎。当然,我们追求快乐,更想获得快感之上的心灵启迪。这就是为什么还要一些有文化品质的栏目,因为它能够起到心灵的碰撞,这类节目才比较永恒。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树立电视台品牌的问题?比如通过主持人,或者节目品牌来树立。
　　蔡照波:电视台在一个频道里是以栏目为单位的,要么是主持人出彩,要么是事件出彩。像汪涵这样的主持人能够为一个台带来很大影响是一个表象,如果单靠一两个人、一两个节目使台出彩,还是近乎理想化。品牌的树立是个系统工程,是要在节目方针、营销模式、体制、机制等方面全方位跟进的。
　　人物周刊:做电视这么多年,你还坚信什么东西?
　　蔡照波: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我觉得人性是大爱,这点我是深信不疑的,以前很多人跟我说,新闻是易碎品,多少年后都不值一提,不像四大名著人们一直读,这些是真的。但我觉得人性关怀是不变的。只要你的作品融入这些,一定能经受住历史的拷问。
　　蔡照波
　　出生于广东潮州,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任广东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高级编辑。其电视作品获得中国新闻奖、五个一工程奖、金鹰奖、国际纪录片大奖等国际性、全国性大奖三十多项;2003年个人荣获广东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金梭奖。同时,他还是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蔡照波篆刻》、《渡你过海》(散文集)、《中国电视新闻评论类节目发生和发展探微》(理论专著)、《蔡照波畫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