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空间，可俗，可雅。
　　嘈杂的勾栏茶肆，是市井的。僻远的荒村野店，是粗粝的。尽管文人高士们并不拒绝在其中喝一碗茶，但，茶仅仅只是满足解渴提神之生理需求的饮料，其利用之始，便是如此。
　　有别于茶的实用性，他们在茶事中融入了个性品味、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及精神境界。茶，因此被赋予了灵魂与思想，有着人文的温度。
　　除了对茶、水、器、饮等方面设定评价标准外，他们还追求一种由外而内的“境”，即藉由外在空间环境的创造，在啜茗中陶冶性情，或抒发性灵，或参禅观照，实现内在精神境界的超越与升华。故明人朱权一语中的地道明了这一境界追求：“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志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世俗。”
　　既然，“内”境须借“外”境来实现，那么，“外”境该如何获得？
　　王仁湘说：“饮食佳境的获得，一在寻，二在造。寻自然之美，造铺设之美。天成也好，人工也罢，美是无处不在的，靠着寻觅和营造，便可获得最佳的饮食环境。”诚哉斯言！品茗佳境的获得亦不外乎“寻”与“造”而已，且自古早有成论。
　　追求：茶境意识
　　茶被中国人发现、利用后，在相当漫长的一段时期内，文人们并没有对茶给予太多美学的审视。茶，在他们的心目中，或许只是一种“非主流”的饮品或是防病祛疾的良药，他们似乎更乐于在一杯酒中抒怀寄情。
　　有唐一代，大江南北皆有植茶，茶日益流行，成为“比屋之饮”。文人们则左手茶碗，右手酒杯，在香茗醇酒中吟哦咏唱。尤其到了中唐，陆羽《茶经》的问世，开创了一套完整的茶叶生产技术与茶道美学体系。
　　尽管陆羽对茶空间着墨甚少，但这却是文人下意识地去创造茶境的先声。《茶经·九之略》中列举了五种饮茶“外境”：野寺山园，松间石上，瞰泉临涧，援藟跻点、引絙入洞，城邑之中、王公之门。同时，不同的境，茶器的拣择繁简亦有相应的标准。
　　陆羽的茶境意识非无源之水。茶境在唐人诗文中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论及，譬如，陆羽的湖州“朋友圈”。以《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为例，颜真卿、皎然、张荐、陆士修、崔万、李崿等六人月夜雅集，啜茶赏月，素瓷传静，皎洁的月光，清芬的茶香，涤尽了心尘。又如《喜义兴权明府自君山至，集陆处士青塘别业》，作为隐士茶仙陆羽的居所，青塘别业位于“身关白云多，门占春山尽”之地，且有竹、篱笆、钓溪，此境正是品茗佳处。
　　宋人在延续唐人趣味情致之同时，更注重境的营造，这从宋画中可见一斑。如赵佶《文会图》，雕栏、翠竹、碧树、垂柳、园石，营造出皇家园林之境。画面中心，是一张气派的茶桌，桌上美器佳馔铺陈，高朋围桌而坐，谈笑风生。目光往下平移，是一张相对简素的桌案，数位侍者茶童，正紧锣密鼓地备茶。他们的忙碌，同文士们的闲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园林“虽由人作，宛自天成”，反映了造园者的审美旨趣与境界追求。赵佶将茶会置于这样一片华丽铺张的皇家园林中进行，不仅是山水情怀的表达，更深层的寓意是表达网尽天下英才的愿望。相比之下，刘松年《撵茶图》中的园林则俭省得多，仅是棕榈湖石而已。画中，人物亦有两组，亦是一闲一忙，一为读画清谈的文士僧侣，一为备茶的侍者。画作展现的是文人的雅趣闲情。
　　迨至明代，饮茶方式的嬗变，除了体现在茶具种类的增多之外，还体现在茶境意识的增强。朱权认为，泉石之间、松竹之下，皓月清风、明窗静牖，都是啜茶佳境，可“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许次纾更是详细地列举了24种宜饮茶的情境，如论场所的“儿辈斋馆”、“清幽寺观”等，论外境的
　　“小桥画舫”、“茂林修竹”等，论天气的“风日晴和”、“轻阴微雨”等等，更进一层的还有如“纸帐楮衾”、“名花琪树”等“良友”。此外，他还罗列了几种不宜饮茶的情境，如“大雨雪”、“阴室”、“酷热斋舍”等。
　　明人对境的要求还从景、物、事的安排扩展到人的选择。许次纾以饮时有“佳客小姬”为宜，以“粗童恶婢”、“野性人”为不宜。对于共品的茶侣，陆树声只选四种人，即“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轩冕之徒，超轶世味者”。于此，许次纾亦有四条标准，即“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由是观之，明人对茶境的创造可谓是精益求精，甚至是事无巨细。这些，在今人看来，几乎无异于精神洁癖。但是，这确是明代文人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姿态。
　　寻觅：登山临水
　　山水，在文人的内心世界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可逸游，可揽胜，可静观，可归隐，可雅集，山水总是能成为一方心灵安顿的所在。在山水之中，可“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知此生，身心俱犷，饮啄自适，放恣形骸之外，盘礴溪山之间，俯仰无累于情”。（明·莫是龙《笔麈》）
　　于是，在古人的诗文中，茶事雅集常常是在山水间铺展开来。清风明月、竹林松间、溪畔石上，皆可寻来作为品茶理想的之境。吕温在《三月三日茶宴序》中绘声绘色地描绘了文士雅集之雅境：“乃拨花砌，爱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字里行间，活色生香，尽是闲雅。
　　这样的场景，也多见于明人的绘画，如文征明《惠山茶会图》、《林榭煎茶图》，唐寅《事茗图》、《烹茶图》，仇英《松间煮茗图》等，皆被后世引为山水茶事的经典之作。
　　文士们挣脱了名缰利锁的羁绊，从庙堂投向山林的怀抱。与二三茶侣，于山水间幽坐，或汲泉煮茗，或染翰泼墨，或对弈调琴，或清言佛禅，把尘嚣烦扰都捐，直触灵魂的最深处，还原最真实的自我。
　　追求细节完美的许次纾，在登山临水时，还独创了一套饮茶装备，比起今天的旅行茶具来要繁复得多：“余欲特制游装，备诸器具，精茗名香，同行异室。茶罂一，注二，铫一，小瓯四，洗一，瓷合一，铜炉一，小面洗一，巾副之，附以香奁、小炉、香囊、匕箸，此为半肩。薄瓮贮水三十斤，为半肩足矣。”为了在山水中喝杯茶，特别准备了满满一挑子的器物，乐山乐水乐茶之心，不可不谓是至真至诚。 　　山林之境是天地的造化，自有四时之序的流转，如影随形的是景致之变，给品茗带来别样的心灵体验。黄龙德云：
　　“饮不以时为废兴，亦不以侯为可否，无往而不得其应。若明窗净几，花喷柳舒，饮于春也；凉亭水阁，松风萝月，饮于夏也：金风玉露，蕉畔桐荫，饮于秋也；暖合红垆，梅开雪积，饮于冬也。”（《茶说》）目今茶界颇有名气的“无上清凉云茶会”及许多茶友们热衷于参与的节气茶会，便是古风的再现。在季节的当令，诸友兴会雅集，布席于山水间，一啜一饮间，感受季节的轮换，畅叙幽情，观照内心。
　　营造：构一斗室
　　品茶之境，可寻，亦可造。
　　明以前，文人的茶空间似乎都不独立存在。从诗文、绘画来看，僧房禅院，草堂茅庐，亭台楼阁，别业庭园，书斋厅堂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发挥着茶空间的功能。尽管许多寺院中都设有“茶寮”这样的独立饮茶场所，但其只是满足僧众解渴、宗教仪轨之需，不可视为严格意义上具有审美功能的茶空间。
　　真正“专业化”文人茶空间的出现，是在明代，以陆树声《茶寮记》为标志。与其说《茶寮记》是一部茶书，不如说是一篇小品文，用今天的话说也至多是一条长微博。全文不过寥寥500字左右，但信息量却不小，包含了茶寮的设计布局、茶器的选择、事茶人员的安排及茶寮中烹茶啜茶的感悟。
　　茶寮的构筑及内部茶境的营造，是主人思想境界、艺术趣尚及生活姿态的具象化。或独烹独啜，或约朋邀友，在自己精心建构的茶寮中品茗，也同样可以获得超然世外、逍遥自在的山水情趣。然而，晚明的文震亨很讨巧，茶寮挨着山斋而建，山水与茶室，“鱼和熊掌”兼得。
　　若想获知详尽的茶寮室内“装修”方案，还得找许次纾，他考虑得非常周全：
　　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塞。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腾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孟，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缆悬之，见用之时，即置房中。斟酌之后，旋加以盖，毋受尘污，使损水力。炭宜远置，勿令近炉，尤宜多办宿干易炽。炉少去壁，灰宜频扫。总之以慎火防燕，此为最急。
　　不过，较之“茶皇帝”乾隆的私人茶合，他的茶寮绝不算“高大上”。光是数量上，乾隆就睥睨史上和他一样嗜茶如命的宋徽宗，更不用说普通文人了。
　　乾隆的茶舍遍布各处行宫园囿，如“玉乳泉”、“清晖阁”、“清可轩”、清漪园“春风啜茗台”、静明园“竹炉山房”，香山静宜园“竹炉精舍”、香山碧云寺“试泉悦兴山房”，西苑“千尺雪”、“焙茶坞”，盘山静寄山庄“千尺雪”，热河避暑山庄“千尺雪”、“味甘书屋”等等。
　　他的私人茶舍集茶道、陶瓷、书画、园林、诗文等艺术之大成，早已不是当年明代文人所推崇的那种“小寮”“斗茶”，其数量之多，选址之佳，环境之美，营造之精，反映出乾隆独树一帜的茶道艺术品位和无人匹敌的帝王气象，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折射出了绚烂至极的末世回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