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插队》（原发于《上海文学》），就我读过的章缘小说而言，这一篇的视野是最开阔的，调动了她从台湾到纽约到上海多方面的生活积累，也包含了最为丰富的意象。
　　小说结构谨严，开头写彼得汪在上海静安寺地铁站听到有人大声说英语，他对英语极敏感，“像猎狗嗅到野兔”，虽然离开美国已两年，仍如此。这似在不经意中，点出了本篇人物的内心要旨，真可谓开门见山。但这只是轻轻一笔，这点妙处，不读到最后是体会不到的。
　　说的什么呢？“给我收据，请，我会处理……我了解，我需要收据，请你给我……”讲的人脸贴墙，一手捂着手机，似不愿让人听到，但咬字用力，声音极响。“只有彼得汪听懂男人语声中那种近乎痛苦的紧张，崩溃前的挣扎。”为什么“只有”他？就因为他懂英语？作者未作交代，又一次轻轻带过。果然，打电话者终于崩溃了，不再用“请”字，开始用英语破口大骂，骂声不绝。这可说是一个小序，前后共三百余字，笔墨相当经济。
　　彼得汪向前走，有老妇要给他看相，缠住不放，他忽然用流利的英语说：“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老妇慌忙退下——又是英语。看来英语在此间颇有奇效。
　　随后介绍了彼得汪的身世经历，他是在台湾的“出国潮”中赴美留学的（这和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出国潮”十分相像）。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在美国的整整十年中，他就没有煮过一次咖啡。读书时买不起咖啡尽吃冷食，上班后喝的都是公司里的免费咖啡；他到了上海后才第一次买了咖啡壶，在交女朋友时煮咖啡招待她们，还因此得了“咖啡王”的昵称。所以，他从来不谈在美国的经历，却常说“美国哪有上海好”。越是这么说，越显得他神秘，不夸耀，于是在上海女孩中更受欢迎。而他在美国，从来就没有交过一个女朋友，“女人对他视而不见。金发、棕发和红发，甚至黑发，一个个眼高于顶，从他一米七的头皮上掠过……”那十年他是极端落寞的。只有一个叫乔汉纳的娇小丰满的犹太女孩跟他单独外出过一次，那是他绝无仅有的经历。乔汉纳辩才无碍，一直在说，而他却语不成句，因为他“从未用英语谈这么多专业以外的话题”。在谈到有关中国的问题时，他更是无言以对。最后，乔汉纳拒绝了他的邀约。这使他觉得很冤。在美国，他发愤“学习那种音调上扬阳光灿烂的社交英语，言不及意。他从来不能真正说什么，也没有人要听”。可是到了上海，英语变成了他的长项，他知道怎么同洋人打交道，他的洋朋友比在美国时多得多。“在公司里，他轻巧越过两个排队的资深副处长，坐上品管部处长的位子，斡旋于美国客户和产品生产线之间。”——读到这里，这位春风得意的彼得汪究竟有多少分量，让人心里打了个问号。这里还轻轻带出一个词汇：越过两个“排队”的处长，似有一些点题的意思了。
　　在他内心深处，除了与乔汉纳失败的约会，还有另一个丢不开的心结。初到美国时，他不知怎么排队，去邮局买邮票，见一个窗口排了一长条，其他窗口只一个人，他就等在那人后，刚要开口，柜台后的邮务员问：你，排队了吗？他好奇而无辜，但一场羞辱已经降临。他赴美的心情从此再没好过。
　　现在，他那么善于同美国人打交道，简直如鱼得水，刚刚顺利通过了美国大客户的考核，乐得台湾公司经理对他褒扬有加并许以高额年终奖励。但他心里还是不悦。为什么？作品没有交代，却写了他陪那位客户代表洛伊用餐的过程。服务员上来，对洛伊殷勤不已，却不看一眼黄皮肤的他；洛伊点了鸡肉三明治，上来则是猪肉的，洛伊要换，服务员陪笑解释；他出面了，说了句“去换吧，他是回教徒”，服务员赶紧端走；洛伊问他说了什么如此见效，他假称说了“叫你们老板来”，洛伊摇头：“这些人！”洛伊的蔑视让他不快，但他同样看不起服务员：巴结去吧，任你把脸笑僵，这个洋人也不会算了，鸡肉就是鸡肉……从这样的侧写，可以想见他在公司业务中，担当的也是相似角色：中方巴结老外无视他这个同胞，外方又从内心藐视中国人（无意中也包含了他），他凭着自己的英语和对双方的了解做着斡旋。他可以因自己的如鱼得水（包括在泡女孩方面）满意自足，但终究难逃屈辱感的隐隐纠缠。
　　此后的情节急转直下。一个老外的派对请他参加，一到那个环境，他的英语又不够用了，满脸冒汗，借机退场；却在这里邂逅了乔汉纳，乔称赞他像变了个人，变得自信了，他也因此得意，并卖弄了“海归”之类的新语；乔汉纳向他请教中文，包括墙上看到的“不要插队”的标语，他当然乐于解释；不料乔不改旧习，仍是兴趣广泛，关注政治，追问他“插队有别的意思吧，比如在‘文革’中……”这又不是他的专业了，他不懂，也不知怎么说，于是再次落荒而逃。
　　他带着酒意，想买一份三明治，一个高大的英国人叫他“排队”，他觉得自己是先来的，英国人一脸的不屑和不计较，挥挥手让他买，他感到受了天大的侮辱，所有的旧恨——平时隐隐累积的所有屈辱感——忽然都涌上来了，仗着这是他的福地上海，不是纽约，他爆发了，竟像今天静安寺地铁站那个人一样，用英语破口大骂，怒不可遏……
　　在这篇小说里，有四个地方提到“插队”。初到美国他不知如何排队，这是文化隔阂。回上海后，因为英文好、善与洋人打交道，他被越级提拔，公司里不可能没有“插队”的怨言，这里有地位隔阂。再遇乔汉纳，他说不清“文革”中“插队”的含义，一如过去他不能用英语谈中国问题，这是知识隔阂。种种隔阂，或使他感到屈辱，或感到人格与尊严受损。他也在努力改变（比如当初苦学美式社交英语），并终于找到了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但一次吃饭，发现自己身份地位明显不如洋人；一次派对和邂逅，发现知识远不如人，要赶上洋人几乎不可能；最后一次说他“插队”，那老外的态度明显是“不和这种不懂排队的人计较”，这最深地伤害了他：因为他现在的所有成功，所有“如鱼得水”，无非就是会英文，并懂洋规矩，这老外简直把他放在不懂洋规矩的人里了，简直把他当成本地人，或刚到美国的人了，他十年努力和这两年的成功、自信全遭漠视，全被抹杀了，于是他歇斯底里爆发了。
　　小说开头那个用英语催讨收据的人，分明是中了洋人的局；彼得汪说不上中局，但那种身不由己的冤，那种屈辱和恼怒，与之相去未远，所以到最后，他也和那人一样骂起脏话来。这样的头尾呼应，包含了无穷的张力，可以体会出在彼得汪的人生里，有过多少压抑和受气的经历（作为台湾人，他内心还有一点并不高尚的自得，觉得自己高于大陆人，而洋人偏偏容易把他当成大陆人；有关大陆的事情还要求他懂，相关的难题也要他回答，这种委屈，更增加了他的气恼）。在一个走向开放、艳羡欧美的社会，有这样心理和经历的人，实在不在少数，但如此深入地探掘内心，并如此不留情面的小说，至今还不多见。 　　作者对彼得汪没有过多的评判，只是贴着人物写，像解剖刀那样一笔一笔深挖。描写中间，故意留下了很多空白，很多跳跃，需要读者自己连缀（最后彼得汪的爆发，尤其需要返顾全篇追寻原由）。这里有讽刺，也有同情，但作者不动声色，一切要读者自己去体味、联想、思考。有些在作者是寄托了同情的笔墨，在读者看来却是挖苦和揭底，因为细节本身的力量已经超越了作者的情感把握，这就是真实的力量。这样的小说是注定了读着不能轻松的，是需要把自己的情感、思维和人生积累充分调动起来的。面对这样的文学，观众也成了演员，读者也成了作者。
　　两个短篇《亲爱的顾阿姨》与《李桃三十》（原发于《小说界》），也是非常优秀的小说，每则才五千来字。
　　《亲爱的顾阿姨》写四川穷困地区女孩赵小丹受到美国加州顾咏梅阿姨的求学捐助，心存感激，她觉得顾阿姨是自己真正的亲人，每回写信都倾注真情，她很想见见顾阿姨，哪怕看一下照片也好。有助学团信使来看孩子时，她总是千方百计打听顾阿姨的信息，但这是代表庞大捐助队伍的信使，他们根本不可能了解某一位具体的捐助者。而顾阿姨的来信总是那么简单，千篇一律。临近高考前，她忽然得知另一个女孩的捐助者也是顾阿姨，并且，写给那一位的信同写给自己的一模一样！她积累多年的真情破毁了，结果，高考也不理想。她没去那所普通大学就读，到城里打工去了。几年后，在美容院，她真的遇到了那个叫顾咏梅的台湾人，这时的她，已是一位很善于和贵妇人打交道，很能赚她们钱的美容师了。为什么看到顾阿姨为许多人捐助，她会那么伤心，以至根本改变了后来的人生之路？作者没有写。这就是空白。正如海德格尔认为世界的本质不是由“有”而恰恰是由“无”来体现的一样，在章缘小说中，最大的空白，往往体现了小说主旨所在，而这正是要读者自己体味与思索的。《李桃三十》看似与前篇无共同之处，在故事内核上却有同构之妙。李桃是个美女，现在还是，只是有些松疲，也有点焦急了。她还未婚。从上大学开始她就广受异性关注，曾有美少年向她郑重求婚，但她拒绝了，她不想这么快就变成周遭那些结了婚的凡常女人。没想到一转眼就“老”了。这天她在公司里遇到个新来的阳光男孩，一下子就上心了，以后又偶然遇到几次，虽然明知没希望，却又放不下。有一天，看到男孩在公司贴布告，原来是出售家具，可能要搬家？也可能要结婚？李桃很想看看他的家，就电话预约上门看一座木架。到了他家，男孩颇感意外。李桃很想深入交谈，但忽然发现了男孩脸上的笑窝，过去，那位向她求婚的美少年，脸上也有同样的笑窝！她待不下去了，空着手出来。暮色里，心里塞满过去的回忆。这篇比前篇空灵得多。为什么看见笑窝她就不买了？这也是空白。据说，一见钟情还是有隐秘原因的，包括长相上的原因，只是当事人自己未必清楚罢了。李桃看到阳光男孩会动心，很可能其长相与过去求婚者相类，虽然她并未发现他的笑窝。这些地方，都看得出作者用心之细。
　　其实这两篇，都是写人生“分裂时期”前后性格心理的判然两分。这是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评论莎士比亚《哈姆莱特》时提出的概念。他认为人在少年时期大多充满纯洁感情与美好理想，可是严峻的社会现实早晚会打碎他们的幻想，这时他们就会陷于“分裂时期”，有一段崩溃、迷狂、逆反的过程，经过这个阶段后，绝大部分人都会变得现实而庸碌，只有极少数最优秀者才会建起新的更稳固的理想和追求（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赵小丹就因为美好的情感被打破，知道顾阿姨眼中的自己仅是个“捐助项目”而已，她的情感投入根本没有对象，从而对这个世界大失所望。李桃则在多次失败后早已远离了少女幻想，一看到男孩脸上的笑窝，恍如隔世，想起“分裂时期”前的自己，遂不能自持。这两个片断，分明融入了作者对人生的观察和思考。
　　在《如果有光》中，所留的空白分量更重。小说一开始就说：“她没有来。”连着十几个星期三，她都来这里接受按摩，盲人按摩师“我”感觉得出她的美，越来越对她充满幻想，在按摩的时候浮想联翩……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她不来了。作者暗写、侧写、虚写，就是不点破，连“我”自己也不敢回忆那真相。小说最后，是他记起那天，他按摩时手心越来越烫，她的脸也越来越烫，“然后，一束耀眼无比的强光打中我，我昏了过去。”他是盲人，怎么会有光？从前后的暗示看，一定是他挨了一记耳光。这一篇写的是小人物的情欲与情感，他动了真情，这与另一位流气十足的明眼按摩师五号完全不同。小说引发了我们深长的同情与叹息。
　　章缘的小说，写的几乎都是小人物。虽然她常取台湾—美国—上海这样多地交织的题材，如中篇《彼岸的月光》就写了台商及其家属在上海的故事，但她的关注点其实还是人物——小人物，她写的是他们的处境、命运和人性的弱点，台湾背景只是他们性格命运的某一组成部分而已。从《彼岸的月光》中能读到两岸交流后特有的许多新鲜观感，也有关于台商生活的大量陌生细节，这都很有趣，但小说的真正价值并不在这里，而仍在对人的刻画。尽管她的题材常常是独特的（这是优势之一），但在她小说中题材并非特别重要的因素，本文不从题材角度分析，而更侧重于她的文学追求，原因也在这里。
　　在她的人物身上，有作者细微的人生观察，也有悲切的同情以至怜悯，但她决不因此减损自己的挖掘和揭露，只要有生活的创口，她总是如实地一点点揭开，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如意，看到人生的严峻和残酷。但这种残酷不是外在的强烈，而是隐秘的、细屑的、心理上的，如不悉心体验，可能会觉得无非是些日常小事，但对于当事的人物来说，它们都天一般大，是可以将人生整个吞没的。在文学上，这是真正的深刻。
　　可是我们又觉得沉闷，读她的作品，常有透不过气来的窒息感。这是现实人生之闷，是小人物看不到出路之闷，并非她的“强说愁”。于是我想，能不能在她的创作中，再添一点清新的风呢？
　　比如《插队》中的主角，他是完全被动的，跟着“出国潮”赴美，跟着时尚潮流学社交英语，跟着课堂专业苦熬……他何曾有自己的东西？学会了可以在上海卖弄的英文和种种洋规矩，终究赢不来别人（尤其是洋人）对“人”的尊重。这样的人又怎能有更好的命运？“出国潮”中这样的人多多，但是否只有这样的人呢？不是也有真正奋发自强，以自己独特的才华让洋人折服的人吗？至少，有不少人是不甘于（不洋洋自得于）如彼得汪那样的“成功”的。同样，赵小丹和李桃，早已远离了“分裂时期”之前的自己，她们变成庸碌、现实、缺少幻想的人了；可是，经过了“分裂时期”，不是还有“极少数最优秀的人”，还能重建新的幻想和追求吗？三十岁的单身女性，也可能是自信而又美好的！最让人感到沉闷的是《如果有光》，对那位残疾的按摩师的隐秘的情欲，你简直没法产生反感，这是小说力量所在；可是他今后的生活是否越来越黑暗？他还能怎么样呢？综观这些作品，我觉得，所缺的，是“例外”。
　　据说，现在西方的心理分析师，已很少按弗洛伊德那套潜意识理论操作了，他们最爱分析的是“例外”。也就是，找找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例外（或“奇迹”），如果有，就有希望，就可从中找到出路。在章缘的小说中，我也希望能有例外。一是在她的人物长廊中，希望有与现在的小人物略显不同的人，在他们身上带有人生的希望。二是在现有的人物中，还能再增加一点“主动性”，即并不那么被动，并不都逆来顺受，而能为自己的幸福，再作一点挣扎和抗争。章缘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是在人生的大辗轮中毫无希望地受压（她的《大水之夜》、《梦回山沟里》等都如此），有时真想呼唤他们快快挣扎一下。
　　但在她的新作中，我终于也找到了一点“例外”——有例外就有希望。
　　我指的是，从她的短篇《猫与狗的战争》中，我看到了人物的主动性。这也是一篇优秀作品，如不细读，还以为是闲情小说，其实有着对世界人生的独特思考。小说中的“我”不满意那种把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生硬地套到每个民族的个体身上的做法，所以对中日关系紧张以后小区里的日本侨民成田太太充满同情，对成田太太喂养的野猫被捕抓也表示不满。最后，从小爱狗的她竟接受成田太太的秘密委托，把一只偷救下的小猫抱回家喂养。这就是主动性，她开始按自己的思想和意愿行动了，这就为世界变得更好做出了（至少是想做出）极微小的推动。这在作者过去的小说中是少见的。从她的长篇小说《旧爱》中，我也读出了人物的主动争取——成年后的“我”放不下心中的旧爱，追到台湾，又追到上海。我很为这一行动振奋。虽然这部长篇的这一章写得不如前两章好（我以为此书写热烈爱情的第二章固佳，最好的却还是写儿时姐妹两人不同性格命运的第一章），然而作者笔下的这一新的走向，毕竟让人开眼。一旦人物有主动行动（哪怕只有这样的意向），他（她）就不再只是一味的可悲和可怜，作品也就有了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