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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利用对150个来自广东、广西、海南省荔枝种植固定观测户进行调研所收集的数据，分析了当前我国荔枝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状况，并运用logit模型进一步探究了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及其外包程度（外包环节数量多少）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当前我国荔枝种植户的平均每户外包环节数量为5.91个，种植户将打药、摘果、施底肥这三个生产环节外包的频率最高，而疏果、灌溉、疏花三个环节外包的频率最低；（2）生产者年龄、拥有的机械数量、种植荔枝的年限、拥有的地块数、参与技术培训的次数、离镇中心距离显著影响其某生产环节是否采用外包行为；（3）受教育程度、离镇中心距离、参与技术培训次数对于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的程度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农业分工
中图分类号：F32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7）04-0004-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不断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并且有效保证了我国的粮食供给。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局限性则逐渐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显露出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农业规模经营问题逐渐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并成为各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高产出率、高利用率、高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规模经营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必须要实现的，那么如何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目前主流文献多强调“农地确权——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这一路径推进我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主要是通过农场土地的流转达到规模经营。学者们认为：农场土地集中流转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效率（姚洋，2000），进而实现规模农业经营、能手农业经营以及科学农业经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这一方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推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薛亮，2008）。那么，农地流转是否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土地细碎化、分散化的经营格局问题呢？1984年中央“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农村土地流转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激励的基本方向，但是政策推进所取得的成效却是缓慢的、有限的。一些学者认为基本的土地流转方式会出现一系列弊端：流转范围局限性无法在城乡间形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互动；自发无序不统一，无法实现规模效益；合同期短无法保障长期稳定的收益来源；缺乏法治观念，容易发生纠纷；高昂的交易费用（例如Gregori，2007；齐宜光，2009；王珍子、郑晓俐，2010；祝之舟，2011；祖彤、杨丽艳，2012；杨璐璐，2015；李俊高，2016）。我国农地撂荒现象依然严峻，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活跃，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发生率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的市场流动（罗必良，2014）。综上所述，通过土地流转达到农业规模经营这一路径实行过程艰难险阻，并且已有的政策推进的效果并不理想。那么，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之下，除了通过土地流转这一方式达到规模经营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式能够有效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分工产生效率，规模产生经济。亚当斯密（1776）提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有助于提高生产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分工理论研究表明，分工和专业化是报酬递增得以实现的关键（阿林杨格，1996），分工和专业化是规模经济的本质（贾根良，1996）。
“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则是兼具社会化分工和规模化经营特征的创新性农业管理模式。我国农业正处于专业化分工深化、生产方式加快转变的关键时期。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和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既是解决一系列农业问题的新途径，又是加快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突破口，更是农业规模经营的突破口。外包在农业生产中通常被认为是小农场实现较高效率的管理战略（Alvarez and Arias，2003，2004），这恰好与我国农业小规模经营的国情相适应。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指的是将部分农业生产环节转移给被委托人或者其他农场完成，而不是生产者通过自身能力亲自完成（Vernimmen，et al，2000）。大量研究证明，将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有利于实现农户的规模经营，有助于提升农业生产效率（Picazo-Tadeo、Reig-Martínez，2006），改善农业经营主体福利（Gillespie，et al，2010）。在目前的研究中，农户个体特征、土地特征和家庭资源禀赋是农户在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蔡荣（2014）采用二项probit模型和双限制Tobit模型得出农户特征、稻田特征和外部环境对农户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影响。胡宜挺（2014）基于内蒙古宁城县221份玉米种植户调研数据，采用二元logit模型从农户特征、家庭及生产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环境三个方面来分析玉米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结果表明劳动力特征、户主媒体信息关注点、农户兼业化程度和土地质量、农户土地规模、农机具和农户经营环境对玉米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有显著影响。Ji C，et al（2017）基于Logistic模型利用浙江省稻农调研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民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因素，结果表明，农场规模、政府补贴，农业机械所有权和土地碎片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有显著影响。张燕媛、张忠军（2016）认为难以依靠留在农村的低质量农民自身来实现规模经营，需要借助农业外包服务来实现质量和数量的补充，采用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江苏江西水稻生产环节外包需求意愿向选择行为转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水平和外包价格对外包需求向行为转化有显著正向作用。
当前已有不少文献对农业经营者的外包需求和外包行为进行了分析，但是国内外学者绝大多数是从种粮作物这一视角来进行行为研究，而对于经济作物生产外包行为研究的较少。荔枝作为典型经济作物，其经济价值很高，生产特性独特，荔枝种植户为了生产的顺利进行，准时的成果上市，占据市场份額和争抢头果价格会在其生产环节中采用外包服务来保障生产和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荔枝作为典型经济作物，对其外包行为的研究有利于推进农业外包在经济作物的发展和深化。 本研究利用2016年广东、广西、海南省荔枝种植户数据分析了影响农户某个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及外包程度的决定因素，具体来看，本文在对全国3个荔枝主产省所管辖的25个县（市）的固定观测户进行一对一的实地调查，以此作为研究依据。本研究采用二元logit模型以及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外部环境、政策环境5个方面，对荔枝种植户生产环节实际外包行为及外包程度进行分析，为促进特定经济作物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研究提供有益补充。
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于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2016年8月对广东省、广西省及海南省的荔枝固定观测户进行的荔枝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共计收回问卷307份，本研究从中筛选出纯荔枝种植户162份①，其中有效问卷150份，问卷有效率92%。本研究基于2016年荔枝各省产量②数据采取重点抽样法，调查区域选择的是2016年全国荔枝产量比重最多的三个省，以此根据各区产量再在各省中选取重点区重点村，再由各地区组织调研活动者从重点村中选取固定观测户进行一对一访谈式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荔枝生产外包行为、种植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外部环境和政策环境共六个方面。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以荔枝生产环节外包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影响施底肥、疏花、除草、打药、追肥、灌溉、疏果、摘果、整形修剪和环割10个生产环节的因素进行分析，“0”表示该环节无外包，“1”表示该环节有外包。接下来，进一步对纯荔枝种植户的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通过外包环节数量的多少来表示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高低），取值0-10，即数值越大，表示纯荔枝种植户将更多的生产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或相关机构。
本文从种植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外部环境、政策环境5个方面来研究种植户荔枝生产环节实际外包行为及外包程度的影响因素。具体来看，种植户个体特征包括样本种植户户主的年龄、年龄的平方和受教育程度3个特征。其中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大专、本科及以上5个等级。家庭特征包括参与荔枝生产管理人数、果场类型、农户机械数量、种植面积和种植年限5个特征。其中果场类型分为自有土地家庭经营、租赁土地家庭经营、租赁土地雇工經营、合伙租赁土地雇工经营4个等级。土地特征包含地块数1个特征。分为一块、两块、三块及以上3个等级。外部特征包括地离镇中心距离1个特征。政策环境包括技术指导1个特征。
（三）2016年荔枝受访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描述性分析
1.农户个体特征。被调查者以中老年人为主；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每户平均有1.93人参与荔枝实际管理。
2.农户家庭特征。平均每户拥有4.41个农业机械；每户平均种植面积月78.38亩；种植年限普遍较久，平均为20年。
3.土地特征。地块多以2块为主，存在一定的地块分散现象。
4.外部环境。农户的农场离镇中心距离较远，平均为5.51公里。
5.政策环境。被调查者所接受的技术指导次数较多，平均为3.59次。
6.外包行为及程度。平均每户外包环节数量为5.91个，其中打药、摘果、施底肥三个环节外包程度最高，疏果、灌溉、疏花三个环节外包程度最低。
三、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定义
荔枝种植户对荔枝各个生产环节是否选择外包服务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各个环节最终的外包结果只可能有两个：“将该环节外包”或“自己独立完成该环节生产任务”。被解释变量为纯荔枝种植户生产环节是否外包，“0”表示该环节无外包，“1”表示该环节有外包。二元Logit回归分析方法既对因变量数据假设要求不高，同时也可能够用来预测具有二分特点的因变量概率的计量方法。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构建二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模型基本形式为（1）：
（1）
对上式进行变换，可得概率函数与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表达式（2）：
（2）
其中，为纯荔枝种植户是否选择将该生产环节外包，Pi为农户选择将该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为常数项，为自变量的系数，为自变量，为误差项。
同时，本文进一步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通过外包环节数量的多少来表示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高低）的影响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外包程度取值为j（j=0，1，2，3……10），数值越大，外包程度则越高，表示纯荔枝种植户将更多的生产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机构或相关组织。因此，本文建立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纯荔枝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外包程度的概率为：
（3）
——为外包程度大于j的累计概率，对上式进行变换得到：
（4）
等价于：
（5）
其中：为常数项，为待估计参数，为自变量。具体来看，自变量包括荔枝种植户的年龄，荔枝种植户的受教育程度，种植面积，荔枝种植户的种植年限，荔枝种植户的地块数量，技术指导次数，和其他个人、家庭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更详细关于自变量的解释已经在前面的表2中给出了。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3.0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及其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回归结果总体上已经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良好，具备进一步的研究价值。
1.从荔枝种植户个体特征来看：（1）种植户的年龄对疏花和灌溉这两个外包环节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的荔枝种植户，越倾向于将这两个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或机构。而年龄的平方对疏花和灌溉这两个外包环节则呈负向显著影响，表明荔枝种植户的年龄与外包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荔枝种植户年龄的增大，其外包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但当种植户的年龄达到一定的界线，其将疏花和灌溉这两个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会随之递减。究其原因是：青壮年劳动力，身体素质普遍较强，能够从事外出务工来获得更高的机会收益，因此在面临是否将生产环节外包时，会倾向于外包，自己闲暇时间可以从事其他活动，来获取更大受益；中年种植户身体素质相比于青壮年种植户较弱，但其种植经验较为丰富，同时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机会收入相比较低，因此其更倾向于自己完成生产任务，外包可能性降低；老年种植户的种植经验更为丰富，由于将生产环节外包会产生大量的直接成本支出，基于老年劳动力的节约生产性与规避风险偏好，因此将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会更低；（2）荔枝种植户的文化程度（即受教育程度）对多个外包环节外包行为及外包程度（即外包环节数量）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打药、追肥、灌溉、疏果、摘果、整形修剪这八个具体环节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荔枝种植户对于这八个具体外包环节的外包可能性越小。究其原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荔枝种植户拥有更高的专业种植技能水平，相比于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这部分农户更倾向通过自身的专业技能完成生产。 2.从家庭特征来看：（1）荔枝种植户的种植面积与施底肥、追肥、灌溉这3个外包环节呈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包程度也有正向作用。由于种植面积越大的荔枝种植户，越有可能面临着劳动供给的约束，同时由于荔枝这一经济作物特殊的及时性特性，使得农户对于社会化服务，即外包服务有着更强烈的需求感。这一结果与蔡荣（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2）荔枝种植户的种植年限与除草、打药、整形修剪呈显著正向影响。
3.从土地特征来看：地块数对施底肥、除草、摘果这三个生产环节外包呈显著正向影响。地块数越多，那么种植户在施底肥、除草、摘果这三个环节中，所需要花费的个人时间和成本越大。由于将生产环节外包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成本，因此种植户更倾向于在这三个环节中借助外包市场服务来降低个人成本投入。
4.从外部环境来看：离镇中心距离对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施底肥、打药呈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化外包服务提供者主要集中在集镇中心，而种植户的果园距离集镇中心越远，那么外包服务者需要花费的距离成本越大，而这一部分成本将会转移到种植户外包费用中，因此离集镇中心距离越远的种植户外包的可能性越小。
5.从政策环境来看：技术培训次数对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施底肥、打药、追肥、摘果、整形修剪呈显著正向影响。可见技术指导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可能性，因此可以推进通过将生产环节外包这一方式促进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道路。具体来看：参加技术培训使得种植户对于专业型服务的认知水平提高，认可专业技术服务带来的生产效益，因此更倾向于使用专业化服务。
6.从不同的生产环节外包来看：（1）施底肥生产环节，受到种植面积、地块数、离镇中心距离及技术指导次数的影响较大；（2）疏花生产环节，受到年龄的影响较大；（3）除草生产环节，受到种植年限和地块数的影响较大；（4）打药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果场类型、种植年限、离镇中心距离、技术指导次数的影响较大；（5）追肥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种植面积、技术培训次数的影响较大；（6）灌溉生产环节，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面积的影响较大；（7）疏果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和农户拥有机械数量的影响较大；（8）摘果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地块数、技术培训次数的影响较大；（9）整形修剪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种植年限、技术培训次数的影响较大。
7.从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的程度（通过外包环节的数量体现）来看：受教育程度、离镇中心距离、技术培训次数对于荔枝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荔枝生产环节外包是目前我国荔枝生产种植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中，以生产环节外包作为出发点，通过实现生产环节规模经营来达到土地规模经营目标更具有可能性。在本研究中，年龄、农户拥有的机械数量、种植面积、种植年限、地块数及技术培训次数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及外包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果场类型及离镇中心距离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及外包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结果也显示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的决策因素随着外包环节的变化而变化。
综上所述，发展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从农业生产环节规模经营开始，而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突破口，结合本研究结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广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
1.加快对荔枝种植户的技术培训进程，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培训的次数层面，也体现在质量层面上。具体来看，增加对荔枝种植户技术培训的次数，有利于提高荔枝种植户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同时更要重视技术培训的质量，提高其对专业化的外包服务的认识和了解，推进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进程。
2.推进社会化服务政策实施，加快构建完善公共服务机构，并积极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逐步发展由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为小农户提高外包服务。通过本研究的结果可知，荔枝生产环节外包是我国荔枝生产过程中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政策的推进，外包程度会越来越高，而目前我国的农业专业社会化服务机构较少，大多是通過非专业组织机构的临时工来实现生产环节的外包。但是目前主要的挑战是工资率的上升，目前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已达到“刘易斯拐点”（Zhang X，2011），因此劳动力价格增长，种植户通过非专业机构获取外包服务的成本较高，导致种植户种植收益降低，所以完善专业化外包服务组织变得更为迫切。
3.积极鼓励由种植大户为中小规模种植户提高外包服务。研究结果证明离镇中心距离越远，农户将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小，而大多数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都集中在镇中心。究其原因是因为距离远，将生产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费用就会越高，而这一部分费用会转移到农户的外包费用上面来，因此发展种植大户为小农户提供外包服务就十分具有可行性。一般来说，种植大户拥有的机械数量较多，在自己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可同时为距离较近的中小规模提供外包服务，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由于距离较近，那些中小规模农户所需承担的外包成本也就相应会降低。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提供外包服务的大规模种植户以及接受外包服务的中小规模种植户都是有益的，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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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韵婷）
关键词：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农业分工
中图分类号：F32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7）04-0004-06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营不断推动我国农业的发展，并且有效保证了我国的粮食供给。而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局限性则逐渐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显露出来。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土地逐步向种田能手集中，农业规模经营问题逐渐引起广大学者的重视，并成为各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未来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是高产出率、高利用率、高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规模经营来实现。农业规模经营是必须要实现的，那么如何实现农业规模经营？
目前主流文献多强调“农地确权——土地流转——农业规模经营”这一路径推进我国的农业规模经营发展，主要是通过农场土地的流转达到规模经营。学者们认为：农场土地集中流转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农业效率（姚洋，2000），进而实现规模农业经营、能手农业经营以及科学农业经营。通过农村土地流转这一方式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推动了中国农业现代化（薛亮，2008）。那么，农地流转是否能够有效的解决我国土地细碎化、分散化的经营格局问题呢？1984年中央“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之后，农村土地流转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激励的基本方向，但是政策推进所取得的成效却是缓慢的、有限的。一些学者认为基本的土地流转方式会出现一系列弊端：流转范围局限性无法在城乡间形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互动；自发无序不统一，无法实现规模效益；合同期短无法保障长期稳定的收益来源；缺乏法治观念，容易发生纠纷；高昂的交易费用（例如Gregori，2007；齐宜光，2009；王珍子、郑晓俐，2010；祝之舟，2011；祖彤、杨丽艳，2012；杨璐璐，2015；李俊高，2016）。我国农地撂荒现象依然严峻，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并不活跃，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发生率远远滞后于农村劳动力的市场流动（罗必良，2014）。综上所述，通过土地流转达到农业规模经营这一路径实行过程艰难险阻，并且已有的政策推进的效果并不理想。那么，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之下，除了通过土地流转这一方式达到规模经营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方式能够有效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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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和样本描述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源于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2016年8月对广东省、广西省及海南省的荔枝固定观测户进行的荔枝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共计收回问卷307份，本研究从中筛选出纯荔枝种植户162份①，其中有效问卷150份，问卷有效率92%。本研究基于2016年荔枝各省产量②数据采取重点抽样法，调查区域选择的是2016年全国荔枝产量比重最多的三个省，以此根据各区产量再在各省中选取重点区重点村，再由各地区组织调研活动者从重点村中选取固定观测户进行一对一访谈式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荔枝生产外包行为、种植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外部环境和政策环境共六个方面。
（二）变量选择
本研究以荔枝生产环节外包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影响施底肥、疏花、除草、打药、追肥、灌溉、疏果、摘果、整形修剪和环割10个生产环节的因素进行分析，“0”表示该环节无外包，“1”表示该环节有外包。接下来，进一步对纯荔枝种植户的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通过外包环节数量的多少来表示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高低），取值0-10，即数值越大，表示纯荔枝种植户将更多的生产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或相关机构。
本文从种植户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土地特征、外部环境、政策环境5个方面来研究种植户荔枝生产环节实际外包行为及外包程度的影响因素。具体来看，种植户个体特征包括样本种植户户主的年龄、年龄的平方和受教育程度3个特征。其中文化程度分为小学、初中、大专、本科及以上5个等级。家庭特征包括参与荔枝生产管理人数、果场类型、农户机械数量、种植面积和种植年限5个特征。其中果场类型分为自有土地家庭经营、租赁土地家庭经营、租赁土地雇工經营、合伙租赁土地雇工经营4个等级。土地特征包含地块数1个特征。分为一块、两块、三块及以上3个等级。外部特征包括地离镇中心距离1个特征。政策环境包括技术指导1个特征。
（三）2016年荔枝受访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描述性分析
1.农户个体特征。被调查者以中老年人为主；教育程度以初、高中为主；每户平均有1.93人参与荔枝实际管理。
2.农户家庭特征。平均每户拥有4.41个农业机械；每户平均种植面积月78.38亩；种植年限普遍较久，平均为20年。
3.土地特征。地块多以2块为主，存在一定的地块分散现象。
4.外部环境。农户的农场离镇中心距离较远，平均为5.51公里。
5.政策环境。被调查者所接受的技术指导次数较多，平均为3.59次。
6.外包行为及程度。平均每户外包环节数量为5.91个，其中打药、摘果、施底肥三个环节外包程度最高，疏果、灌溉、疏花三个环节外包程度最低。
三、模型构建及结果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定义
荔枝种植户对荔枝各个生产环节是否选择外包服务虽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各个环节最终的外包结果只可能有两个：“将该环节外包”或“自己独立完成该环节生产任务”。被解释变量为纯荔枝种植户生产环节是否外包，“0”表示该环节无外包，“1”表示该环节有外包。二元Logit回归分析方法既对因变量数据假设要求不高，同时也可能够用来预测具有二分特点的因变量概率的计量方法。由于被解释变量是二分类变量，因此本研究构建二元Logit离散选择模型，模型基本形式为（1）：
（1）
对上式进行变换，可得概率函数与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表达式（2）：
（2）
其中，为纯荔枝种植户是否选择将该生产环节外包，Pi为农户选择将该生产环节外包的概率，为常数项，为自变量的系数，为自变量，为误差项。
同时，本文进一步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本研究通过外包环节数量的多少来表示生产环节外包程度的高低）的影响进行分析。被解释变量外包程度取值为j（j=0，1，2，3……10），数值越大，外包程度则越高，表示纯荔枝种植户将更多的生产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机构或相关组织。因此，本文建立有序多分类Logit模型。纯荔枝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外包程度的概率为：
（3）
——为外包程度大于j的累计概率，对上式进行变换得到：
（4）
等价于：
（5）
其中：为常数项，为待估计参数，为自变量。具体来看，自变量包括荔枝种植户的年龄，荔枝种植户的受教育程度，种植面积，荔枝种植户的种植年限，荔枝种植户的地块数量，技术指导次数，和其他个人、家庭及外部环境等因素，更详细关于自变量的解释已经在前面的表2中给出了。
（二）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采用stata13.0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及其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计量结果如表1所示。回归结果总体上已经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拟合良好，具备进一步的研究价值。
1.从荔枝种植户个体特征来看：（1）种植户的年龄对疏花和灌溉这两个外包环节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的荔枝种植户，越倾向于将这两个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织或机构。而年龄的平方对疏花和灌溉这两个外包环节则呈负向显著影响，表明荔枝种植户的年龄与外包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即：随着荔枝种植户年龄的增大，其外包的可能性也会随之增加，但当种植户的年龄达到一定的界线，其将疏花和灌溉这两个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会随之递减。究其原因是：青壮年劳动力，身体素质普遍较强，能够从事外出务工来获得更高的机会收益，因此在面临是否将生产环节外包时，会倾向于外包，自己闲暇时间可以从事其他活动，来获取更大受益；中年种植户身体素质相比于青壮年种植户较弱，但其种植经验较为丰富，同时外出务工所获得的机会收入相比较低，因此其更倾向于自己完成生产任务，外包可能性降低；老年种植户的种植经验更为丰富，由于将生产环节外包会产生大量的直接成本支出，基于老年劳动力的节约生产性与规避风险偏好，因此将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会更低；（2）荔枝种植户的文化程度（即受教育程度）对多个外包环节外包行为及外包程度（即外包环节数量）有显著负向影响，具体来看，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对于打药、追肥、灌溉、疏果、摘果、整形修剪这八个具体环节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荔枝种植户对于这八个具体外包环节的外包可能性越小。究其原因，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荔枝种植户拥有更高的专业种植技能水平，相比于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农户，这部分农户更倾向通过自身的专业技能完成生产。 2.从家庭特征来看：（1）荔枝种植户的种植面积与施底肥、追肥、灌溉这3个外包环节呈显著正向影响，对外包程度也有正向作用。由于种植面积越大的荔枝种植户，越有可能面临着劳动供给的约束，同时由于荔枝这一经济作物特殊的及时性特性，使得农户对于社会化服务，即外包服务有着更强烈的需求感。这一结果与蔡荣（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2）荔枝种植户的种植年限与除草、打药、整形修剪呈显著正向影响。
3.从土地特征来看：地块数对施底肥、除草、摘果这三个生产环节外包呈显著正向影响。地块数越多，那么种植户在施底肥、除草、摘果这三个环节中，所需要花费的个人时间和成本越大。由于将生产环节外包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成本，因此种植户更倾向于在这三个环节中借助外包市场服务来降低个人成本投入。
4.从外部环境来看：离镇中心距离对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施底肥、打药呈显著负向影响。这是因为社会化外包服务提供者主要集中在集镇中心，而种植户的果园距离集镇中心越远，那么外包服务者需要花费的距离成本越大，而这一部分成本将会转移到种植户外包费用中，因此离集镇中心距离越远的种植户外包的可能性越小。
5.从政策环境来看：技术培训次数对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施底肥、打药、追肥、摘果、整形修剪呈显著正向影响。可见技术指导有利于提高农户的生产环节外包可能性，因此可以推进通过将生产环节外包这一方式促进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道路。具体来看：参加技术培训使得种植户对于专业型服务的认知水平提高，认可专业技术服务带来的生产效益，因此更倾向于使用专业化服务。
6.从不同的生产环节外包来看：（1）施底肥生产环节，受到种植面积、地块数、离镇中心距离及技术指导次数的影响较大；（2）疏花生产环节，受到年龄的影响较大；（3）除草生产环节，受到种植年限和地块数的影响较大；（4）打药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果场类型、种植年限、离镇中心距离、技术指导次数的影响较大；（5）追肥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种植面积、技术培训次数的影响较大；（6）灌溉生产环节，受到年龄、受教育程度、种植面积的影响较大；（7）疏果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和农户拥有机械数量的影响较大；（8）摘果生产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地块数、技术培训次数的影响较大；（9）整形修剪环节，受到受教育程度、种植年限、技术培训次数的影响较大。
7.从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的程度（通过外包环节的数量体现）来看：受教育程度、离镇中心距离、技术培训次数对于荔枝种植户生产环节外包程度有显著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发现：荔枝生产环节外包是目前我国荔枝生产种植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中，以生产环节外包作为出发点，通过实现生产环节规模经营来达到土地规模经营目标更具有可能性。在本研究中，年龄、农户拥有的机械数量、种植面积、种植年限、地块数及技术培训次数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及外包程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受教育程度、果场类型及离镇中心距离对荔枝生产环节外包及外包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同时结果也显示荔枝生产环节外包的决策因素随着外包环节的变化而变化。
综上所述，发展农业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可以从农业生产环节规模经营开始，而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是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突破口，结合本研究结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广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服务。
1.加快对荔枝种植户的技术培训进程，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培训的次数层面，也体现在质量层面上。具体来看，增加对荔枝种植户技术培训的次数，有利于提高荔枝种植户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同时更要重视技术培训的质量，提高其对专业化的外包服务的认识和了解，推进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的进程。
2.推进社会化服务政策实施，加快构建完善公共服务机构，并积极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逐步发展由种植大户和专业合作组织为小农户提高外包服务。通过本研究的结果可知，荔枝生产环节外包是我国荔枝生产过程中较为普遍的现象，随着我国农业土地规模经营政策的推进，外包程度会越来越高，而目前我国的农业专业社会化服务机构较少，大多是通過非专业组织机构的临时工来实现生产环节的外包。但是目前主要的挑战是工资率的上升，目前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已达到“刘易斯拐点”（Zhang X，2011），因此劳动力价格增长，种植户通过非专业机构获取外包服务的成本较高，导致种植户种植收益降低，所以完善专业化外包服务组织变得更为迫切。
3.积极鼓励由种植大户为中小规模种植户提高外包服务。研究结果证明离镇中心距离越远，农户将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小，而大多数提供专业化的社会服务组织都集中在镇中心。究其原因是因为距离远，将生产环节外包给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费用就会越高，而这一部分费用会转移到农户的外包费用上面来，因此发展种植大户为小农户提供外包服务就十分具有可行性。一般来说，种植大户拥有的机械数量较多，在自己进行生产的过程中，可同时为距离较近的中小规模提供外包服务，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收入，同时由于距离较近，那些中小规模农户所需承担的外包成本也就相应会降低。这样的一种方式，对于提供外包服务的大规模种植户以及接受外包服务的中小规模种植户都是有益的，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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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