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者简介：迈克尔·艾伯曼，美国农民、作家、摄影家、地方食物体系的倡导者。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艾伯曼一直致力于有机农耕，是全球有机农耕和都市农耕运动的先行者。获得《健康饮食》（Eating Well）杂志“粮食英雄”奖（Food Hero Award）、生态农耕协会（Ecological Farming Association）“可持续农业好管家”奖（SUSTIE Award）等。
我做农民已经超过25年了，20多年来耕耘着同一块土地。我曾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在教育上——作为一名学生，也作为一名家长——在我的农场上教实习生，带领年轻人在农场参观学习或驻地学习。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发现教育和農业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工业化的模式还是我毕生支持的小规模的、个人化的替代模式。
没有务农经历的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在同一块土地上耕耘20多年的农民已经对土地的一切了如指掌。或许我比较迟钝，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领悟到，与其积累了一目了然的答案，我反而有了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每一年都是新的开始：气候不同，市场变化，土壤状况也以一种微妙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改变。
然而，不管一个农民务农多少年，都很难撼动其自身携带的文化编码（cultural programming）：农场或农园应该整整齐齐地条播;只允许土地长出我们种植的农作物;不管怎样，我们能控制一切;好的农业有赖于科技。但无论我们怎样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与操纵农场和农园，大自然总是有另一套理念。
我相信，倘若我的农耕有何成功之处，那是由于我秉承了禅宗所说的“初心”（beginner’s mind）：在我对待农事的过程中，不加预设，敞开心怀，从一切所遇中看和学。
在我刚开始学农时，没有人告诉我学习方法。如今，我要求学员拿着笔记本，每周去农场走几次，纯粹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我想让他们养成观察的习惯，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农业技能。我还希望他们能够亲自发现：生物系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最近听到大量关于教育的讨论，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电影明星和政治候选人都在侃侃而谈，似乎他们一个个都是教育专家。但“教育”一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的“专家知识”有多少来自于臆断？又有多少来自于对学校教育的实际观察？
我曾在特拉华州的公立学校上学。我的初中校园很像一座最低安全级别（minimum-security）的小型监狱：砖墙、水泥地面、封着铁棂的窗户，这里的氛围更像被牢牢看守的拘留所，而不是一个用来滋养、教导和激励人的地方。那时候，马丁·路德·金被枪杀了。国民警卫队就在走廊里巡逻，我们去卫生间必须由一位警卫队士兵陪同。那些年，我的教育和数学、英语、社会研究课程没有一点关系。那时的教育完全是关乎生存。
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如果说那就是教育，那么我不想与其有任何关系。高中毕业前，我辍学了，更没有进过大学校园。尽管没有任何学位，但我写过三本书，还在许多大学和机构演讲——这些地方正是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希望我能够被录取的地方。现在，我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教师;我认为自己拥有良好的教育——尽管我的教育并不来自于我曾经难以忍受的学校教育。
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我决定根据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给他一种不同的教育经历。我的儿子亚伦（Aaron）在华德福学校上学，后来又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然后在危地马拉学习了西班牙语，在尼加拉瓜的一家孤儿院寄宿学习，他学会了农艺、烹饪和照顾动物，最终像当年的我一样，进入公立学校读初中。
我曾在午餐时间走访过他的学校。学校的走廊里没有巡逻的国民警卫队，窗户上也没有铁棂。但是自助餐厅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必胜客（Pizza Hut）、斯纳普（Snapple）、塔可贝尔（Taco Bell）等连锁餐饮店。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些围着白围裙和戴着发网的女士、盛着热食的餐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售货机和美国餐饮企业的预制包装食品（pre-packed food）。
亚伦告诉我，当他打开我们要求他自己采摘并预备的午餐时，很多人会围观。他不情愿地向我透露，多数时候他会悄悄溜到洗手间去吃用自家种的西红柿、罗勒和黄瓜做的三明治。因为他会为自己与别人不同而感到尴尬。
学校和农场变得非常相似。二者都成了工厂，拥有流水线和工程化的产品，然后粗制滥造出成绩、测验分数或者所谓的“食物”。
工业化的食物体系和工业化的教育系统，好像把我们都当作消费者来对待，好像我们只是消极地等待被投喂碎片化信息或者打包好的食物。但我们不能确保这种方式会给孩子带来健康和未来。培养健全的年轻人与种植优良的庄稼是异曲同工的。这是一份神圣的工作，需要唤醒并重新看待每一天，回应每一个瞬间，需要倾听、留意、观察。
每次我种下一颗种子，看它破土而出，那都会使我慢下来，去体验生命中的伟大奥秘。每一次，我都不由自主地获得自我更新。在家里后门的外边，我就能够拥有这种体验，能够种植、培育、收获和享受土地的赐予。
即便有这样的体验，我也时常觉得悲伤。我意识到，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不再有这种体验的机会，比如从土地里拔出胡萝卜，吃一个被太阳烤得热腾腾的西瓜，或者咀嚼新鲜的豆荚时任它们在口中毕剥作响。
与土地的连结提供了另一种滋养，尽管不如胡萝卜、豆子或甜瓜那么具体可感，但这是我们社会极度需要的灵魂深处的滋养（deeper soulful nourishment）。这种滋养不可能从约1300英里远程运输的食物中获得，也不能够从快餐盒、超市货架或者莫名其妙的抽象配料表中产生。这种滋养不可能用添加剂调配出来，在工厂里制造出来，或者通过工程炮制出来。生命的精华一旦在加工过程中流失，即便是最复杂的预制技术或最美味的调料也无法将它挽回。
我所描述的这种滋养建立在本土的、生物的、人际的、生态的多重关系之上。它源自于对万物连结的理解，需要我们懂得是谁种出食物，懂得他们的家庭得到了“生活工资”（living wage），懂得他们的土地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保育，免遭开发的破坏，懂得他们生产的食物没有受到一系列化学物质的毒害，食物的基因组成也没有改变。 我认为，真正的教育也应该建立在一些类似的连结关系上。在食物体系和教育系统中，我们真正失去的是“脉络感”（a sense of context），即对万物普遍联系的意识。我们的孩子需要真正的知识和食物的哺育，而不是碎片化的东西。他们需要了解一切事物的整全过程和普遍连结。
当食物体系和教育系统不再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便会自行担当起责任。随着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s）、社区食物计划（community food programs）、城市农园（urban gardens）和小规模地方农场（small-scale regional farms）的迅猛发展，我们在食物体系中看到了社群驱动的变革（community-driven changes），同样的变革也发生在教育领域。
这样的变革也发生在校园农园（school gardens）和改造過的食堂里，发生在从根源上重新思考教育的整个运动中。这场变革并非起源于国会大厅或校董会议，而是发生在一个个社区和城镇，由普通大众推动，包括家长、教师、以及与时俱进回应社会需求的有思想的校长们。
几年前，当我从改进教育方式的角度思考校园农园和新鲜食物运动时，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年轻人的视角，于是我直奔源头——我的儿子亚伦。我原本以为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们跟他谈论过健康食物的重要性（他牙牙学语的第一个词是“桃”，而不是“爸爸”或“妈妈”）。在一片土地上的成千上万株植物里，他总是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第一颗成熟的草莓，或者在果园中，哪里的树上有最甜美的李子。然而，当我们交谈时，我发现他对教育生态和农耕生态的关注，超过了我的想象;我还发现，过程思维——即食物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货架上——某种程度上帮助他理解了其他东西。
亚伦很想让我谈谈更宏观的议题——他听说过像费利佩·弗兰科（Felipe Franco）这样的孩子，出生时没有胳膊和腿，因为他的母亲怀孕时还在喷有克菌丹（Captan）的田地里劳动。他还记得我们在危地马拉走访时见到的孩子们，他们才七八岁，背着比他们自己还要重的喷雾器，没有戴口罩，也没有穿防护服，正在给供应北美人餐桌的农作物喷洒农药。我记得他当时的困惑：凭借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机巧和科技力量，我们可以集中创造一个养活人们的食物体系，但全世界每天仍有2.5万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他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营养两极化的世界：我们中的一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则常常挨饿。
我们应直面这样的现实：孩子们正在为很多社会问题而忧虑，包括犯罪、全球变暖、饥饿、战争等，他们担心这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正在吞噬他们的未来。食物是一个让他们感到赋能的领域，他们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亚伦告诉我，对他而言，知道如何种出健康食物意味着免除一些忧虑。自食其力的农耕是他能够掌控的。
自食其力的过程也是安身立命的过程。这个过程直接而清晰地昭示了人的行为如何影响世界万物。农园是关于生命的伟大隐喻，年复一年、生与死的轮回变得清晰可见，因为那是一个农耕劳动者亲自体悟的。与土壤打交道提供了一种成就感，也确证了个体的力量。孩子们种植东西时，他们会本能地理解正在学习的内容，所以谈论和解释就变得多余了。当抓起一把新鲜的土壤让大家闻一闻、仔细观察时，我总是惊讶于年轻人的反应。有些人害怕得不敢接过土壤，有些人显得难为情或者犹豫不决。但是，当他们了解到一茶匙土壤可能包含数百万种不同形式的生命时，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脚下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时，他们开始明白人类的生活多么依赖于土地，并且发自肺腑地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土壤当作脏东西来对待。
对于许多年轻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农园或许是他们与自然界的唯一联系。这些农园不仅仅是种植蔬菜或花卉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无穷无尽的单调水泥路面的一个小小空隙，而是人们聚会的地方、生物的庇护所、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农园对于健康的公民生活的重要性，不亚于艺术馆、交响音乐厅、剧院和优质餐厅。农园是城市灵魂的一部分。
同样，我们都需要问问自己，每天送孩子去接受教育的地方的灵魂是什么。教育意味着什么？教师是谁？教师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否仅仅依靠居住在楼房森林中的一小撮人来充分教育这些年轻人？须知，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我赞成他们应该学习读和写、学习加减法。但是，难道他们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进度学习吗？有些人或许像我的孩子那样，三年级快结束才开始阅读，到了中学才读一整本书。如今，我挡不住他阅读的热情。他热爱文学，到18岁时，他已经在创作和表演自己写的剧本和诗歌。我们给了他自然成长的空间，而不是一套千篇一律的工厂图纸。
对于孩子，有人可以敦促他们，给他们打分和评价，试图把他们装进一个个盒子里，就像人们把西红柿改良为适合运输箱的尺寸，而不是为了食物真正的味道或营养。但我相信，只有允许孩子们以自己的速度成长，得到充分的滋养，有归属感、地方感以及与自然界的连结，才谈得上真正的学习和教育。
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每一个初中生都学习了解土壤、健康、营养以及生活其中的生态环境，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难道不应该学习自己种植庄稼、缝制衣服、建造房屋、烹饪饭食吗？他们的教育难道不应该包括社区服务吗？
这些技能不仅仅满足物质上的自给自足，而且给年轻人一种扎根于现实世界的感觉，而非执迷于电脑屏幕。最重要的是，当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否身为人师或身为父母——都给予他们尊重和爱，他们的思维、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将会保持鲜活。我们在谈论教育和农耕时，或许可以更多地使用“爱”这个词。
现在我有了第二个儿子本杰明。每天晚上，我们把他裹在他最喜欢的羊毛毯里，慢慢地在农场里散步，向鸡们道声晚安，我们的手触摸着芦笋的叶子，我们的脸蹭着各种各样的草本植物和花朵，我们还悄悄靠近栖息在我们池塘里的成百上千只青蛙。
我们每晚走同样的路线，但每次都能发现一些新东西。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走到农场大门并转身回家时，小本杰明开始闭上眼睛了，因为他被农场里同样渐入睡梦的生命所催眠，变得放松和安静。
散步过程中，我们不说话，也不解释什么。从这样的散步体验中理解和学习，我们不需要必读书目或者回家作业。但我确信，小本杰明正在吸收那些知识，即使在他闭着眼睛睡着的时候。
把孩子培养成农民从来不是我的目标，尽管我很希望那样。有成千上万人来到我们农场寻求不同的教育体悟，我的目标也不是把他们所有人都变成农民。
但是，正如我让自己的儿子全身心沉浸在农场的自然循环之中，让他担负起照顾一些动植物生命的责任，他自己也会从中获益良多，我们的社会应该发现这样一些途径，为所有的家庭和社区居民提供类似的体悟。
我们见证了自然的消失以及社会与自然的隔绝，我们同样看到了人们越来越困惑，极度缺乏悲悯之心，丧失了彼此守望、照料万物家园的能力，丧失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力。
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我们那么多年轻人生活其中，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不断地挣扎。我们必须去面对它，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一个个微小的进步，致力于在地化的渐进的改变，从一小把种子开始，从一个小孩子开始，从一片农园开始。
版权信息：本文选自美国生态创新传播机构“生态先锋”（Bioneers）的丛书之《生态素养：为开创一个可持续世界而教育孩童》（Ecological Literacy： Educating Our Children for a Sustainable World）一书。英文原题为：Raising Whole Children is Like Raising Good Food： Beyond Factory Farming and Factory Schooling。译文已获出版社授权并经作者同意。
编辑 王亭亭
我做农民已经超过25年了，20多年来耕耘着同一块土地。我曾花费同样多的时间在教育上——作为一名学生，也作为一名家长——在我的农场上教实习生，带领年轻人在农场参观学习或驻地学习。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发现教育和農业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工业化的模式还是我毕生支持的小规模的、个人化的替代模式。
没有务农经历的人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一个在同一块土地上耕耘20多年的农民已经对土地的一切了如指掌。或许我比较迟钝，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领悟到，与其积累了一目了然的答案，我反而有了更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每一年都是新的开始：气候不同，市场变化，土壤状况也以一种微妙的、不可预测的方式发生改变。
然而，不管一个农民务农多少年，都很难撼动其自身携带的文化编码（cultural programming）：农场或农园应该整整齐齐地条播;只允许土地长出我们种植的农作物;不管怎样，我们能控制一切;好的农业有赖于科技。但无论我们怎样按照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与操纵农场和农园，大自然总是有另一套理念。
我相信，倘若我的农耕有何成功之处，那是由于我秉承了禅宗所说的“初心”（beginner’s mind）：在我对待农事的过程中，不加预设，敞开心怀，从一切所遇中看和学。
在我刚开始学农时，没有人告诉我学习方法。如今，我要求学员拿着笔记本，每周去农场走几次，纯粹记录他们的所见所闻。我想让他们养成观察的习惯，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农业技能。我还希望他们能够亲自发现：生物系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最近听到大量关于教育的讨论，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电影明星和政治候选人都在侃侃而谈，似乎他们一个个都是教育专家。但“教育”一词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他们的“专家知识”有多少来自于臆断？又有多少来自于对学校教育的实际观察？
我曾在特拉华州的公立学校上学。我的初中校园很像一座最低安全级别（minimum-security）的小型监狱：砖墙、水泥地面、封着铁棂的窗户，这里的氛围更像被牢牢看守的拘留所，而不是一个用来滋养、教导和激励人的地方。那时候，马丁·路德·金被枪杀了。国民警卫队就在走廊里巡逻，我们去卫生间必须由一位警卫队士兵陪同。那些年，我的教育和数学、英语、社会研究课程没有一点关系。那时的教育完全是关乎生存。
我很早就下定决心，如果说那就是教育，那么我不想与其有任何关系。高中毕业前，我辍学了，更没有进过大学校园。尽管没有任何学位，但我写过三本书，还在许多大学和机构演讲——这些地方正是我的父母和祖父母希望我能够被录取的地方。现在，我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教师;我认为自己拥有良好的教育——尽管我的教育并不来自于我曾经难以忍受的学校教育。
我的第一个儿子出生时，我决定根据我自己的人生经历，给他一种不同的教育经历。我的儿子亚伦（Aaron）在华德福学校上学，后来又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然后在危地马拉学习了西班牙语，在尼加拉瓜的一家孤儿院寄宿学习，他学会了农艺、烹饪和照顾动物，最终像当年的我一样，进入公立学校读初中。
我曾在午餐时间走访过他的学校。学校的走廊里没有巡逻的国民警卫队，窗户上也没有铁棂。但是自助餐厅关闭了，取而代之的是必胜客（Pizza Hut）、斯纳普（Snapple）、塔可贝尔（Taco Bell）等连锁餐饮店。我的童年记忆中那些围着白围裙和戴着发网的女士、盛着热食的餐盘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动售货机和美国餐饮企业的预制包装食品（pre-packed food）。
亚伦告诉我，当他打开我们要求他自己采摘并预备的午餐时，很多人会围观。他不情愿地向我透露，多数时候他会悄悄溜到洗手间去吃用自家种的西红柿、罗勒和黄瓜做的三明治。因为他会为自己与别人不同而感到尴尬。
学校和农场变得非常相似。二者都成了工厂，拥有流水线和工程化的产品，然后粗制滥造出成绩、测验分数或者所谓的“食物”。
工业化的食物体系和工业化的教育系统，好像把我们都当作消费者来对待，好像我们只是消极地等待被投喂碎片化信息或者打包好的食物。但我们不能确保这种方式会给孩子带来健康和未来。培养健全的年轻人与种植优良的庄稼是异曲同工的。这是一份神圣的工作，需要唤醒并重新看待每一天，回应每一个瞬间，需要倾听、留意、观察。
每次我种下一颗种子，看它破土而出，那都会使我慢下来，去体验生命中的伟大奥秘。每一次，我都不由自主地获得自我更新。在家里后门的外边，我就能够拥有这种体验，能够种植、培育、收获和享受土地的赐予。
即便有这样的体验，我也时常觉得悲伤。我意识到，社会上的大部分人不再有这种体验的机会，比如从土地里拔出胡萝卜，吃一个被太阳烤得热腾腾的西瓜，或者咀嚼新鲜的豆荚时任它们在口中毕剥作响。
与土地的连结提供了另一种滋养，尽管不如胡萝卜、豆子或甜瓜那么具体可感，但这是我们社会极度需要的灵魂深处的滋养（deeper soulful nourishment）。这种滋养不可能从约1300英里远程运输的食物中获得，也不能够从快餐盒、超市货架或者莫名其妙的抽象配料表中产生。这种滋养不可能用添加剂调配出来，在工厂里制造出来，或者通过工程炮制出来。生命的精华一旦在加工过程中流失，即便是最复杂的预制技术或最美味的调料也无法将它挽回。
我所描述的这种滋养建立在本土的、生物的、人际的、生态的多重关系之上。它源自于对万物连结的理解，需要我们懂得是谁种出食物，懂得他们的家庭得到了“生活工资”（living wage），懂得他们的土地得到很好的照料和保育，免遭开发的破坏，懂得他们生产的食物没有受到一系列化学物质的毒害，食物的基因组成也没有改变。 我认为，真正的教育也应该建立在一些类似的连结关系上。在食物体系和教育系统中，我们真正失去的是“脉络感”（a sense of context），即对万物普遍联系的意识。我们的孩子需要真正的知识和食物的哺育，而不是碎片化的东西。他们需要了解一切事物的整全过程和普遍连结。
当食物体系和教育系统不再满足人们的需要，人们便会自行担当起责任。随着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s）、社区食物计划（community food programs）、城市农园（urban gardens）和小规模地方农场（small-scale regional farms）的迅猛发展，我们在食物体系中看到了社群驱动的变革（community-driven changes），同样的变革也发生在教育领域。
这样的变革也发生在校园农园（school gardens）和改造過的食堂里，发生在从根源上重新思考教育的整个运动中。这场变革并非起源于国会大厅或校董会议，而是发生在一个个社区和城镇，由普通大众推动，包括家长、教师、以及与时俱进回应社会需求的有思想的校长们。
几年前，当我从改进教育方式的角度思考校园农园和新鲜食物运动时，意识到我需要一个年轻人的视角，于是我直奔源头——我的儿子亚伦。我原本以为我知道他会怎么回答——我们跟他谈论过健康食物的重要性（他牙牙学语的第一个词是“桃”，而不是“爸爸”或“妈妈”）。在一片土地上的成千上万株植物里，他总是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第一颗成熟的草莓，或者在果园中，哪里的树上有最甜美的李子。然而，当我们交谈时，我发现他对教育生态和农耕生态的关注，超过了我的想象;我还发现，过程思维——即食物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货架上——某种程度上帮助他理解了其他东西。
亚伦很想让我谈谈更宏观的议题——他听说过像费利佩·弗兰科（Felipe Franco）这样的孩子，出生时没有胳膊和腿，因为他的母亲怀孕时还在喷有克菌丹（Captan）的田地里劳动。他还记得我们在危地马拉走访时见到的孩子们，他们才七八岁，背着比他们自己还要重的喷雾器，没有戴口罩，也没有穿防护服，正在给供应北美人餐桌的农作物喷洒农药。我记得他当时的困惑：凭借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机巧和科技力量，我们可以集中创造一个养活人们的食物体系，但全世界每天仍有2.5万名儿童死于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他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营养两极化的世界：我们中的一些人吃得过多，而另一些人则常常挨饿。
我们应直面这样的现实：孩子们正在为很多社会问题而忧虑，包括犯罪、全球变暖、饥饿、战争等，他们担心这个越来越不安全的世界正在吞噬他们的未来。食物是一个让他们感到赋能的领域，他们可以为自己和家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亚伦告诉我，对他而言，知道如何种出健康食物意味着免除一些忧虑。自食其力的农耕是他能够掌控的。
自食其力的过程也是安身立命的过程。这个过程直接而清晰地昭示了人的行为如何影响世界万物。农园是关于生命的伟大隐喻，年复一年、生与死的轮回变得清晰可见，因为那是一个农耕劳动者亲自体悟的。与土壤打交道提供了一种成就感，也确证了个体的力量。孩子们种植东西时，他们会本能地理解正在学习的内容，所以谈论和解释就变得多余了。当抓起一把新鲜的土壤让大家闻一闻、仔细观察时，我总是惊讶于年轻人的反应。有些人害怕得不敢接过土壤，有些人显得难为情或者犹豫不决。但是，当他们了解到一茶匙土壤可能包含数百万种不同形式的生命时，当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脚下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时，他们开始明白人类的生活多么依赖于土地，并且发自肺腑地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土壤当作脏东西来对待。
对于许多年轻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农园或许是他们与自然界的唯一联系。这些农园不仅仅是种植蔬菜或花卉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无穷无尽的单调水泥路面的一个小小空隙，而是人们聚会的地方、生物的庇护所、文化和社会的中心。农园对于健康的公民生活的重要性，不亚于艺术馆、交响音乐厅、剧院和优质餐厅。农园是城市灵魂的一部分。
同样，我们都需要问问自己，每天送孩子去接受教育的地方的灵魂是什么。教育意味着什么？教师是谁？教师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能否仅仅依靠居住在楼房森林中的一小撮人来充分教育这些年轻人？须知，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我赞成他们应该学习读和写、学习加减法。但是，难道他们都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同样的进度学习吗？有些人或许像我的孩子那样，三年级快结束才开始阅读，到了中学才读一整本书。如今，我挡不住他阅读的热情。他热爱文学，到18岁时，他已经在创作和表演自己写的剧本和诗歌。我们给了他自然成长的空间，而不是一套千篇一律的工厂图纸。
对于孩子，有人可以敦促他们，给他们打分和评价，试图把他们装进一个个盒子里，就像人们把西红柿改良为适合运输箱的尺寸，而不是为了食物真正的味道或营养。但我相信，只有允许孩子们以自己的速度成长，得到充分的滋养，有归属感、地方感以及与自然界的连结，才谈得上真正的学习和教育。
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每一个初中生都学习了解土壤、健康、营养以及生活其中的生态环境，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他们难道不应该学习自己种植庄稼、缝制衣服、建造房屋、烹饪饭食吗？他们的教育难道不应该包括社区服务吗？
这些技能不仅仅满足物质上的自给自足，而且给年轻人一种扎根于现实世界的感觉，而非执迷于电脑屏幕。最重要的是，当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是否身为人师或身为父母——都给予他们尊重和爱，他们的思维、想象力和创造精神将会保持鲜活。我们在谈论教育和农耕时，或许可以更多地使用“爱”这个词。
现在我有了第二个儿子本杰明。每天晚上，我们把他裹在他最喜欢的羊毛毯里，慢慢地在农场里散步，向鸡们道声晚安，我们的手触摸着芦笋的叶子，我们的脸蹭着各种各样的草本植物和花朵，我们还悄悄靠近栖息在我们池塘里的成百上千只青蛙。
我们每晚走同样的路线，但每次都能发现一些新东西。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走到农场大门并转身回家时，小本杰明开始闭上眼睛了，因为他被农场里同样渐入睡梦的生命所催眠，变得放松和安静。
散步过程中，我们不说话，也不解释什么。从这样的散步体验中理解和学习，我们不需要必读书目或者回家作业。但我确信，小本杰明正在吸收那些知识，即使在他闭着眼睛睡着的时候。
把孩子培养成农民从来不是我的目标，尽管我很希望那样。有成千上万人来到我们农场寻求不同的教育体悟，我的目标也不是把他们所有人都变成农民。
但是，正如我让自己的儿子全身心沉浸在农场的自然循环之中，让他担负起照顾一些动植物生命的责任，他自己也会从中获益良多，我们的社会应该发现这样一些途径，为所有的家庭和社区居民提供类似的体悟。
我们见证了自然的消失以及社会与自然的隔绝，我们同样看到了人们越来越困惑，极度缺乏悲悯之心，丧失了彼此守望、照料万物家园的能力，丧失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力。
在这个充满忧虑的世界，我们那么多年轻人生活其中，在希望和绝望之间不断地挣扎。我们必须去面对它，全心全意地致力于一个个微小的进步，致力于在地化的渐进的改变，从一小把种子开始，从一个小孩子开始，从一片农园开始。
版权信息：本文选自美国生态创新传播机构“生态先锋”（Bioneers）的丛书之《生态素养：为开创一个可持续世界而教育孩童》（Ecological Literacy： Educating Our Children for a Sustainable World）一书。英文原题为：Raising Whole Children is Like Raising Good Food： Beyond Factory Farming and Factory Schooling。译文已获出版社授权并经作者同意。
编辑 王亭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