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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梳理了列维-斯特劳斯《种族与文化》一文中对种族概念的批判与重构，并简略结合基督教两次在华传播的不同情况以及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的困境，指出列维-斯特劳斯对种族的批判的意图绝不仅仅在于一时一代的种族冲突，而是有更深切的忧虑与更长远的眼光。
关键词：种族；文化；多样性；不平等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129-01
一、种族
种族之所以被列维-斯特劳斯批判为一个虚妄的概念，在于以所谓“在某些基因上出现的频率更大或更小而区别于其他人群”的说法作为其划分依据的的不合理。对于流行的两种支持并解释种族的观点，作者分别做了批判。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在其早期就已经进行了分化，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与混合，表现出人们今天看到的人的多样性。列氏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科学的、教条式的假设，种族不过是用以解释用其他方法无法解释的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假设而已，故所谓的种族的多样性实质上乃是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人类群体在遗传方面的独立出现在更近的时期，因此可观察的种族间的区别必然来自由自然环境的地区性差异而导致的对遗传因素的适应性选择。这一假设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由于种族划分所参考甚至依赖的基因全部与以下可见特性有关：身体、肤色、颅形、头发等。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存在不能为感官所察觉的其他特性，于是关键不是可见特性比不可见特性更真实，而是主体因种种原因选择了前者而漠视后者，并且后者的地理分布与前者完全不同，如若采用它为种族划分的标准，极可能彻底偏颇的、“以暴易暴”的。不论是采用以上何种依据都没有区别，都是一种偏狭的短见。其次，由于始终涉及比例的问题，必须引入一个标准来确定比例的界限；而实际上这些比例的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难以察觉，更重要的是，根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来引用。于是那些被确立的界限显得如此武断甚至别有用心——调查者为了分类或其他目的抓住某些现象、忽略另外一些现象，无论如何都称不上科学、客观、公正。转而回视人生的最初阶段，试图在相对单纯的婴儿甚至胎儿时期找到不能抹煞的种族的烙印。人类学家似乎为提供了一些证据：他们考察世界各地的婴儿从出生表现出来的差异，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影响动作和性格的差异。但是如果说差异是天生的，那么每一差异都与一种基因相关就太复杂了，而且多种基因交互作用的机制更是复杂到不可想象；其次，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差异是天生的——胎内生活已被科学证明从来是与外界文化环境有关的，对胎儿来说，文化环境的差异可以仅仅是被长时间放在摇篮里还是抱在母亲怀里的区别。概而言之，就最乐观的方向看，种族也不过是一个权宜方便之词。
二、从多样性到不平等性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的多样性作为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理论上知道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它的含义，甚至因为其太过显见与易见而在实质上被忽视。我们带着观光旅游的轻松心态去观看少数民族的村落，他们因为我们的休闲而致富的同时，所谓的民族认同与自豪感变得不再纯净，而这种污染谁说不是从另一个方向走向灭亡的根源呢？作者认为，多样化的文化存在间的主流关系是相对的平和。说它相对，是因为有时候每种文化都自称是唯一真正的存在，值得去经历，它不知道其他文化，甚至否认它们作为文化的存在，有的甚至不承认别人有人的地位。这自然与我们现在所倡言的真正的平和不同。而我们仍然称它为平和的，是因为虽然有时候敌视甚至战争会主导某种文化，但那主要是报复、掠夺祭祀用品等，却罕有因此毁灭一种文化的情形，或者因为不承认它的积极存在而迫使它屈服。也就是说，只要各种文化只是简单地保持多样化，它们就可以或者有意互不了解，或者把对方视为所希望的对话者。即使互相间有威胁和攻击，但不会真正危及对方的存在。只有在双方承认的多样性概念在其中一方被建立在权利关系之上的优越感所取代，而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或否定让位于对其不平等性的确认的时候，形势才会天翻地覆。试看第二次基督教来华传播的高潮与第一次的区别，我们就不能不痛心地发现这一点：阿罗本带来福音，留下的是与中国儒道相通的《一神论》，利玛窦带来的却是流血的“教案”，留下的是把上帝实体化的《天主实义》。后者所处时代的欧洲人因为科技的发达便以为自己比其他人高出一筹，如此认知，以其对《圣经》真谛的歪曲为根源，以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侵略为表现。
三、一个宽容的未来：幻想还是理想
列维-斯特劳斯悲观地指出，一个平等、博爱与多样性共在的人类社会的图景乃是我们的幻想，这种二律背反的话语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官腔。文化的丰富与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他文化价值的漠视甚至敌视，过度的交流会让多样性、原创性受到损害。于是，我们面临着双重的危险：一方面，全球化的现实让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过去不可能也不现实；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又积累了太多像种族仇恨这样的紧张关系，今天我们还以生物学上的人种界线为借口，将来，是否我们会不再需要这块遮羞布，赤裸裸地仇视一切非主流、非己方文化？前者在普遍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前提下，的确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而后者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也时时提醒着我们，所谓的生物学界线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过去能制造种族，将来就能寻求到其他族群的生物学支持，比如我们有时在对待同性恋问题的态度上所见的。
参考文献：
[1](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刑克超译.遥远的目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关键词：种族；文化；多样性；不平等性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1）04-0129-01
一、种族
种族之所以被列维-斯特劳斯批判为一个虚妄的概念，在于以所谓“在某些基因上出现的频率更大或更小而区别于其他人群”的说法作为其划分依据的的不合理。对于流行的两种支持并解释种族的观点，作者分别做了批判。
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在其早期就已经进行了分化，并开展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与混合，表现出人们今天看到的人的多样性。列氏认为这不过是一个不科学的、教条式的假设，种族不过是用以解释用其他方法无法解释的历史文化多样性的假设而已，故所谓的种族的多样性实质上乃是文化的多样性。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人类群体在遗传方面的独立出现在更近的时期，因此可观察的种族间的区别必然来自由自然环境的地区性差异而导致的对遗传因素的适应性选择。这一假设中至少存在两个问题。首先，由于种族划分所参考甚至依赖的基因全部与以下可见特性有关：身体、肤色、颅形、头发等。而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存在不能为感官所察觉的其他特性，于是关键不是可见特性比不可见特性更真实，而是主体因种种原因选择了前者而漠视后者，并且后者的地理分布与前者完全不同，如若采用它为种族划分的标准，极可能彻底偏颇的、“以暴易暴”的。不论是采用以上何种依据都没有区别，都是一种偏狭的短见。其次，由于始终涉及比例的问题，必须引入一个标准来确定比例的界限；而实际上这些比例的变化是渐变而非突变，难以察觉，更重要的是，根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标准来引用。于是那些被确立的界限显得如此武断甚至别有用心——调查者为了分类或其他目的抓住某些现象、忽略另外一些现象，无论如何都称不上科学、客观、公正。转而回视人生的最初阶段，试图在相对单纯的婴儿甚至胎儿时期找到不能抹煞的种族的烙印。人类学家似乎为提供了一些证据：他们考察世界各地的婴儿从出生表现出来的差异，发现其中似乎存在着影响动作和性格的差异。但是如果说差异是天生的，那么每一差异都与一种基因相关就太复杂了，而且多种基因交互作用的机制更是复杂到不可想象；其次，什么也不能证明这些差异是天生的——胎内生活已被科学证明从来是与外界文化环境有关的，对胎儿来说，文化环境的差异可以仅仅是被长时间放在摇篮里还是抱在母亲怀里的区别。概而言之，就最乐观的方向看，种族也不过是一个权宜方便之词。
二、从多样性到不平等性
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的多样性作为客观事实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认为，理论上知道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它的含义，甚至因为其太过显见与易见而在实质上被忽视。我们带着观光旅游的轻松心态去观看少数民族的村落，他们因为我们的休闲而致富的同时，所谓的民族认同与自豪感变得不再纯净，而这种污染谁说不是从另一个方向走向灭亡的根源呢？作者认为，多样化的文化存在间的主流关系是相对的平和。说它相对，是因为有时候每种文化都自称是唯一真正的存在，值得去经历，它不知道其他文化，甚至否认它们作为文化的存在，有的甚至不承认别人有人的地位。这自然与我们现在所倡言的真正的平和不同。而我们仍然称它为平和的，是因为虽然有时候敌视甚至战争会主导某种文化，但那主要是报复、掠夺祭祀用品等，却罕有因此毁灭一种文化的情形，或者因为不承认它的积极存在而迫使它屈服。也就是说，只要各种文化只是简单地保持多样化，它们就可以或者有意互不了解，或者把对方视为所希望的对话者。即使互相间有威胁和攻击，但不会真正危及对方的存在。只有在双方承认的多样性概念在其中一方被建立在权利关系之上的优越感所取代，而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或否定让位于对其不平等性的确认的时候，形势才会天翻地覆。试看第二次基督教来华传播的高潮与第一次的区别，我们就不能不痛心地发现这一点：阿罗本带来福音，留下的是与中国儒道相通的《一神论》，利玛窦带来的却是流血的“教案”，留下的是把上帝实体化的《天主实义》。后者所处时代的欧洲人因为科技的发达便以为自己比其他人高出一筹，如此认知，以其对《圣经》真谛的歪曲为根源，以对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侵略为表现。
三、一个宽容的未来：幻想还是理想
列维-斯特劳斯悲观地指出，一个平等、博爱与多样性共在的人类社会的图景乃是我们的幻想，这种二律背反的话语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官腔。文化的丰富与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其他文化价值的漠视甚至敌视，过度的交流会让多样性、原创性受到损害。于是，我们面临着双重的危险：一方面，全球化的现实让文化多样性受到威胁，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过去不可能也不现实；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又积累了太多像种族仇恨这样的紧张关系，今天我们还以生物学上的人种界线为借口，将来，是否我们会不再需要这块遮羞布，赤裸裸地仇视一切非主流、非己方文化？前者在普遍认识到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的前提下，的确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而后者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也时时提醒着我们，所谓的生物学界线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过去能制造种族，将来就能寻求到其他族群的生物学支持，比如我们有时在对待同性恋问题的态度上所见的。
参考文献：
[1](法)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刑克超译.遥远的目光[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