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群众自发的“包产到户”做法,中央怎么看?且听杜润生讲述“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兼任农委主任,杜润生担任副主任。此时,安徽、四川的农民开始了自发的群众性的包产到户,对既往的农业管理体制进行了划时代的冲击。
　　《财经国家周刊》:当时,中央对于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怎么看?农委对此的看法又如何?
　　杜润生:当时中央高层负责同志都很重视农业,但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有不同意见,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我刚到农委工作时,也面临着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局面。一些关心我的同志对我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也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这种情况下,农委的工作是不是就陷入到两难境地?
　　杜润生:农委的确是两难的境地。农委是国务院的机构,自然应该和中央保持一致,但是,一些有识之士的意见,则对农委支持农民的行动提供了依据。比方说当时胡耀邦的意见。
　　《财经国家周刊》:“生产责任制”这个概念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
　　杜润生: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涉及落实中央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以体现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精神。耀邦同志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不要只强调水利,不要“以粮为纲,全面砍光”,要加上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我对他的意见表示赞成,并说,“民以食为天”这句话成为历来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历代朝廷都提出“重本抑末”。这时他很兴奋,说:要立志从现在起,改弦更张,首先把“农业”内涵说明白。
　　我借机谈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责任制”问题,这是保证农村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我提出:生产责任制到人、到户,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试验得不错,可增产粮食,减少开荒砍树。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我们看到过许多谈包产到户过程的记载,可很少有人提及这次会议。您能讲讲吗?
　　杜润生:这次会议就是由我主持召开的,当然可以讲的。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议?是因为这几个省县都有农民进行包产到户的尝试,那么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开个会来讨论一下。
　　对于生产责任制的讨论,又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包产到组”实行什么制度安排?“包产到户”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包产到组,三中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决议草案曾提到“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会议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争执,分歧主要在于是否允许把劳力、农具、土地、牲畜“四固定”,常年包到组。有的主张不能固定到组,认为那就是分队,是“三级所有”变成“四级所有”。有的认为不固定到组是行不通的,怎么联系产量?
　　《财经国家周刊》:你们在会上进行争论的同时,社会上也在争论,当时《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张浩来信,对包产到户提出指责。
　　杜润生:张浩来信能成为一个事件,当然代表了一种倾向。但能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还是由于一位领导同志的批示。张浩是甘肃的干部,他到河南出差,在洛阳地区看到某些情况,给《人民日报》写信:认为“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都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那位领导同志批示报社:态度要明朗,号召大家不要搞包产到户,已包的说服引导,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批示,正好在会议期间,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以编者按语的形式在头版发表,因而对四川、安徽的试验起了泼冷水的作用。
　　《财经国家周刊》:这对你们会议的讨论有影响吗?
　　杜润生:有影响,但不大。我们还是照样进行自己的讨论。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财经国家周刊》:这次会议中讨论的内容,你们是不是都及时地上报中央?中央对此怎么看?
　　杜润生:在会议期间,那位领导同志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中央主要领导约见会议代表。对于包产到户,举了湖南洞庭湖“双抢”的经验,证明组织起来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产力,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也讲不要“一刀切”。3月22日,那位领导同志又到会讲话说:合作化几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坏?基本上是好的。
　　《财经国家周刊》:看来,当时中央对待包产到户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提倡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杜润生:在当年,包产到户是个触及体制的问题,即使允许讨论,以中央文件的方式明确肯定,是很难的。因此,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说包产到户,不是统一经营,从这点讲接近单干,但不同于单干。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
　　《财经国家周刊》: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了,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杜润生:是啊,最后,中央主要领导有个意见就更好了,他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并把它写入三中全会提出、经四中全会审定的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决定中,从而为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转变奠定了基础。
　　会议结束时我做了发言,说一些重大问题会议讨论不充分,只能求同存异。《纪要》按中央主要领导和分管农业副总理的讲话精神修改,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责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但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责任制的不再动了,“包产到户”也不同于单干,要纠正不可上纲,更不可搞批斗。
　　《财经国家周刊》:七省三县座谈会是“文革”后首次把包产到户提到中央来讨论,从结果来看,满意的解决尚需时日,但是不是可以说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
　　杜润生:此后,华国锋又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邓小平、李先念等出席。会上,我说明了一些农村现存的问题:有些地方包产到户,生产很好,群众欢迎。也发生点问题,像河北赞皇县一带实行包产到户,因对林业政策缺乏事先安排,农民怕今后政策有变,先下手捞现货,砍了一些树,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像安徽全椒等地生产有发展,农民积极性高涨,社会安定,是很好的。有的领导表态包产到户不宜提倡。中国单干了几千年,还是没粮食吃,还是受穷嘛!有的领导表态再次用他在湖南“三夏”抢收抢种季节必须互助、合作的事例来说,非集体化不可。邓小平当场没有就此问题表态,他说:农村问题很多,一大堆,应该抓住主要的解决。他还说:贫困地区总得放宽政策。这为他尔后支持包产到户留下伏笔。
　　《财经国家周刊》:既然七省三县座谈会把禁区打开了,进一步突破也就指日可待了。
　　杜润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争论还是很激烈的,要松口是很不容易的。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那位领导同志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
　　《财经国家周刊》:那你的讲话就和那位领导同志的讲话形成了两个声音了。中央怎么看?
　　杜润生: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决策:就是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他说:这是个战略思想,定出这个目标是不容易的。我们要按照一千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定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
　　《财经国家周刊》:当时,包产到户虽然没有在全国推开,但是,安徽、四川、内蒙、甘肃等地的经验已经证明,这是切实解决农村问题的新创举,为什么有些人要反对?
　　杜润生:这种情况应该分开来看。下面很多同志持不赞成态度,主要是由于包产到户仍然不合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1979年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这个决定。其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把原草案“不许”改成“不要”(因为大家已按照早已发出的草案学习过文件,这个不大的修改变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财经国家周刊》:可是,后来的实践在推动着你们这些决策者,当时是形势逼人嘛,恐怕不变也得变呀。
　　杜润生:你说得很对,当年形势的发展在逼迫人们思考、决策。像包产到户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说服党内领导干部。再跨一步,只有破除多数同志原有的思维定势,才会引起决定意义的变化,这要靠实践深化。
　　
　　现年97岁高龄的杜润生,1932年参加革命。1949年在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任上,领导中南地区土地改革。他所提出的“分阶段进行土改”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的赞誉。此后,他的命运与农村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1953年,杜润生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副主任,参与组织农业合作化;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因心存疑虑而被以所谓“右倾”错误调离。
　　1979年初,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持起草农村政策文件,特别是5个中央一号文件。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及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