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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有多方面原因，如果从党建角度来认识，长期缺乏党内民主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其导致苏联共产党逐渐丧失了思想活力、在组织上完成了官僚化的蜕变，因而在失去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的同时，也丧失了党内的凝聚力。苏联共产党的演变进程说明，失去党内民主的政党必将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是败亡。
党内民主；苏共；思想活力；官僚化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1-0057-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只有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执政的共产党才能保持党的活力与生命力。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如果长期缺乏党内民主，将给党的建设带来多方面的恶果，导致党组织官僚化，党逐渐丧失思想活力与党内的凝聚力，并最终走向失败。
一
一个政党能否具有力量，首先取决于这个政党是否具有思想活力，一个没有思想活力的政党实际上已滑向衰败。而党内民主则是党保持思想活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因为党内民主要求党务公开，鼓励党内就事关党的发展的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思想活力在讨论中得到激发。
缺乏党内民主首先使得党的领袖们惟我独尊，个人专断，不能容忍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特别是不能容忍下级对领袖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意见。赫鲁晓夫以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闻名世界，他以最激烈的语言抨击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但他本人不仅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且也容不得下级的批评甚至是建议。他以“反党集团”的名义，将不同意他的路线的马林科夫等中央政治局委员赶出政治局，然后又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五名成员以明显站不住脚的理由撤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阿里斯托夫仅仅因为建议赫鲁晓夫修改一下一个讲稿，就遭到赫鲁晓夫的反诘，而且不久后就被撤职。大力鼓吹“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戈尔巴乔夫，只是由于叶利钦对他的一个发言稿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就组织对叶利钦的围攻，并撤销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这一切都说明，在没有党内民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不可避免会表现出惟我独尊和个人专断的领导作风。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妨碍党内民主的正常发展，使全党的集体智慧无法发挥作用，不仅难以防止党的决策失误，还会在党内产生离心倾向。
领袖个人的惟我独尊，个人专断现象的长期存在，是以消灭党内不同观点和意见的自由表达与自由争论为基础的。信仰变成了类似于宗教教条一样的枯燥乏味的空洞说教；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与掌握被机械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所取代；而每一个在位的领袖不论其是否具有理论创造能力，都理所当然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与对实际问题的认真研究，被大量引证经典作家的论点以证明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所代替；对世界发展趋势与国内社会矛盾的客观认识让位于不着边际的空谈与自吹。苏共党内的思想活力与理论创新能力就这样完全消失，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已经退化到以经典作家的理论根据不同的需要对一切问题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裁决。
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毫无疑问是苏共走向失败的思想根源，但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本身是缺乏党内民主的结果，是党内没有活跃的广泛的思想与理论的争论的必然产物。一位前苏共中央的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的观察指出：“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无力地、教条地反抗着西方宣传的进攻。形形色色的经济和哲学学派的思想大杂烩，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舶来的思想代用品开始充斥意识形态空间。”[1]利用这种理论大杂烩的做法导致的实际结果就是苏联的解体。而这一切都是执政的苏共缺乏党内民主的结果。
党的生命力首先体现为党在思想上的活力，如果党丧失了思想活力，党就无法在理论上回答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无法对现实中产生的新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无法依据正确的理论来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更无法在思想领域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为了保持党的思想活力和理论上持续的创造力，党除了不断坚持发展党内民主，在党内持久地开展热烈的思想讨论、论战甚至是激烈的交锋，没有别的选择。当然，讨论、论战和交锋必须以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为前提。
二
米歇尔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政党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信念的两大核心支柱必然遭到削弱；对社会主义更为高远的文化理想目标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多样性的认识。官僚机构本身变成了目的”。[2]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如何防止党的官僚化，保证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22年秋，列宁吃惊地发现，在党内和国家机关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工作方法已经泛滥成灾。虽然早在1921年秋列宁就已经注意到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不断发生的官僚主义，并且向一批青年政治教育工作者呼吁：“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3]但到了1922年秋，他仍然为党的组织内部和国家机关中大量发生的官僚主义所震惊。他决定进行改革，以革除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实行党内的民主监督是列宁提出的革除官僚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4]“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5]按照列宁对党内民主的这些论述，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不是被动、单向接受上级组织的决议，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也要在党的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还要对上级党组织进行监督。党的干部不应该是党的组织与党员命运的主宰者，仅仅是代表全体党员在履行党员委托给他的职责。干部应该对全体党员负责，而不是党员对干部负责。干部应该按照党员的意志办事，而不是党员无条件服从干部的意志。干部应该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如果干部的行为违背了大多数党员的意志，他就应该被党员代表大会所撤换。列宁之所以提出这些原则，是因为只有当党员的作用能够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到最充分发挥时，党员才能够把自己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党内民主并不否定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服从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保持党的统一。 对政党来说，官僚化使得党内民主成了空中楼阁。取消党内民主在组织上的恶果就是党的官僚化，即党由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变成等级式的官僚化组织。党员与党的基层组织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的形成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也无法监督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而干部只需要对任命他的领导机关负责就足够了，这就必然促使干部会过多地揣摩上级的意图，而不必关心党员与群众的愿望。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披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倒是必定举行。”[6]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两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在一言堂中不可能有自由讨论与民主表决。无怪乎赫鲁晓夫“非常讨厌”“这些冗长、令人头痛的晚餐”。[7]
苏共的执政地位与组织上的官僚化，发展到最后的恶果是，“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没有党性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不道德行为、贪污受贿、入党收费、出卖党证的事越来越多。”“许多党的委员会变成了一部僵化的机器。”在干部选拔中，注重个人关系，“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被突然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对许多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8]即使是高唱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在干部问题上也是按照已形成的惯例办事。“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选拔往往是根据友好关系或熟人原则、根据对个人的忠诚情况进行的。这就掩盖了许多政治领袖最严重的错误。”[9]按这种方式形成的干部队伍，不可能使最优秀的那批人进入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状况当然不足为奇了。而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因此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及其干部政策的不满加剧了党的各级统治集团的紧张关系，削弱了党，把它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效率的死板的机构。”[10]
概而言之，官僚化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危害在于，它使党丧失了组织活力，组织活力的丧失将逐渐使党丧失对社会问题敏感性，从而变成一个没有创造性活力、只能按部就班地听命于上级的机构，到了这个程度，党就由社会前进的推动者演变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反之，要保持党的组织活力，仍然只能借助于党内民主的发展，即在党的组织工作、组织活动中不断推进和完善党内民主，并在最为重要的干部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党内民主的发展，保持党在组织上的活力，也就保持了党的旺盛的生命力。
三
政党实力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如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组织结构、政治技能以及成员数量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党员对党的政治认同，在于党员能否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产生归属感，即党能否具有对党员的凝聚力。党员的政治认同与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
党员对党的政治认同和归属感，在和平条件下主要通过在党内事务上能够当家作主来形成。相反，如果党员仅仅是上级命令的执行者，不能对这些命令进行任何思考和质疑，短期内党员基于党性和纪律的要求，也许可以发挥作用，但长此以往，党员的归属感将逐渐丧失，进而对党的政治认同将削弱。苏共普通党员中的大多数人对党的命运不再关心，因为在党内关系上存在的信息按级别分配，使普通党员对直接关系党的命运的所有问题的决定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却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一切决定和指示，他们显然只会以消极的态度来应付这一切事前他们毫不知情的决定或指示。党员的政治冷漠取代他们曾经具有的政治热情，党员对党的政治怀疑取代他们曾经具有的对党的政治信任。还有一部分人则将入党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一种手段。如自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苏共的许多理论家进行的全部理论工作就是为论证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写了成千上万本书和不计其数的论文。因为这些理论家入党的目的就是求取个人功名，用“两种语言”说话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党员政治上的这些变化又使得党的领袖可更加肆无忌惮地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并以党的名义采取广大党员并不赞成的行动。当一个党的党内关系演化到这一步，党员已经绝对不可能主宰党的命运，而党的领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党的生死存亡。
长期实行干部委派制导致苏共脱离群众，在政治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人数达到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约为300万人。官僚特权阶层享有特殊工资、特殊供给、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教育的权利，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震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同时，每5人中就有1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显然，在民众心里，执政党只代表少数掌权者的利益，成为少数特权者手中的工具。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由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变成的新显贵。党的领袖言行不一使得许多原来还具有真诚愿望的党员永远失去了对党的理想与目标的信任，在党遭受危机时冷漠旁观。
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都需要有大批忠诚而积极的普通党员来发挥作用，共产党同样也如此。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党不战自亡，这就是缺乏党内民主的最大恶果。所以，从党员作用这个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细心考察和研究苏共如何一步步将列宁初创的党内民主制破坏殆尽，可以启发我们党如何结合当前的实际，发展并完善党内民主制。
参考文献：
[1]（俄）瓦·博尔金.李永金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383.400.
[2]（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60.
[3]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87.198.
[4]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87.377.
[5]列宁全集（第十四卷）[M].人民出版社，1987.249.
[6][7]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M].东方出版社，1988.429.431.432.
[8][9][10]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394.399.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中良
苏联共产党的失败有多方面原因，如果从党建角度来认识，长期缺乏党内民主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其导致苏联共产党逐渐丧失了思想活力、在组织上完成了官僚化的蜕变，因而在失去对人民群众的号召力的同时，也丧失了党内的凝聚力。苏联共产党的演变进程说明，失去党内民主的政党必将逐渐走向衰落，甚至是败亡。
党内民主；苏共；思想活力；官僚化
[关键词]
[中图分类号] 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11-0057-03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只有不断发展党内民主，执政的共产党才能保持党的活力与生命力。苏联共产党的历史经验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如果长期缺乏党内民主，将给党的建设带来多方面的恶果，导致党组织官僚化，党逐渐丧失思想活力与党内的凝聚力，并最终走向失败。
一
一个政党能否具有力量，首先取决于这个政党是否具有思想活力，一个没有思想活力的政党实际上已滑向衰败。而党内民主则是党保持思想活力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因为党内民主要求党务公开，鼓励党内就事关党的发展的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思想活力在讨论中得到激发。
缺乏党内民主首先使得党的领袖们惟我独尊，个人专断，不能容忍党内不同意见的存在，特别是不能容忍下级对领袖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意见。赫鲁晓夫以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闻名世界，他以最激烈的语言抨击斯大林的个人专断，但他本人不仅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而且也容不得下级的批评甚至是建议。他以“反党集团”的名义，将不同意他的路线的马林科夫等中央政治局委员赶出政治局，然后又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五名成员以明显站不住脚的理由撤职，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阿里斯托夫仅仅因为建议赫鲁晓夫修改一下一个讲稿，就遭到赫鲁晓夫的反诘，而且不久后就被撤职。大力鼓吹“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戈尔巴乔夫，只是由于叶利钦对他的一个发言稿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就组织对叶利钦的围攻，并撤销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这一切都说明，在没有党内民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党的领袖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不可避免会表现出惟我独尊和个人专断的领导作风。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妨碍党内民主的正常发展，使全党的集体智慧无法发挥作用，不仅难以防止党的决策失误，还会在党内产生离心倾向。
领袖个人的惟我独尊，个人专断现象的长期存在，是以消灭党内不同观点和意见的自由表达与自由争论为基础的。信仰变成了类似于宗教教条一样的枯燥乏味的空洞说教；对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习与掌握被机械地重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语录所取代；而每一个在位的领袖不论其是否具有理论创造能力，都理所当然地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与对实际问题的认真研究，被大量引证经典作家的论点以证明党的领导的正确性所代替；对世界发展趋势与国内社会矛盾的客观认识让位于不着边际的空谈与自吹。苏共党内的思想活力与理论创新能力就这样完全消失，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已经退化到以经典作家的理论根据不同的需要对一切问题进行意识形态上的裁决。
苏共党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毫无疑问是苏共走向失败的思想根源，但教条主义与思想僵化本身是缺乏党内民主的结果，是党内没有活跃的广泛的思想与理论的争论的必然产物。一位前苏共中央的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的观察指出：“由于能够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把群众联合起来的创造性思想已消耗殆尽，党不能得到新的理论武装……无力地、教条地反抗着西方宣传的进攻。形形色色的经济和哲学学派的思想大杂烩，从资产阶级政治学中舶来的思想代用品开始充斥意识形态空间。”[1]利用这种理论大杂烩的做法导致的实际结果就是苏联的解体。而这一切都是执政的苏共缺乏党内民主的结果。
党的生命力首先体现为党在思想上的活力，如果党丧失了思想活力，党就无法在理论上回答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无法对现实中产生的新矛盾进行深入的分析，也就无法依据正确的理论来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更无法在思想领域应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为了保持党的思想活力和理论上持续的创造力，党除了不断坚持发展党内民主，在党内持久地开展热烈的思想讨论、论战甚至是激烈的交锋，没有别的选择。当然，讨论、论战和交锋必须以保持党的团结统一为前提。
二
米歇尔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随着政党官僚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主义信念的两大核心支柱必然遭到削弱；对社会主义更为高远的文化理想目标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在不同国家所呈现的多样性的认识。官僚机构本身变成了目的”。[2]对于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如何防止党的官僚化，保证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22年秋，列宁吃惊地发现，在党内和国家机关里，官僚主义等级制度的工作方法已经泛滥成灾。虽然早在1921年秋列宁就已经注意到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不断发生的官僚主义，并且向一批青年政治教育工作者呼吁：“不必把你们编进什么机关去，你们要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你们一进什么机关就会官僚化。”[3]但到了1922年秋，他仍然为党的组织内部和国家机关中大量发生的官僚主义所震惊。他决定进行改革，以革除党和国家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实行党内的民主监督是列宁提出的革除官僚主义的主要方法之一，[4]“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党的所有负责人员、所有领导成员、所有机构都是选举产生的，必须向党员报告工作，并可以撤换。”[5]按照列宁对党内民主的这些论述，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不是被动、单向接受上级组织的决议，普通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也要在党的决议形成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还要对上级党组织进行监督。党的干部不应该是党的组织与党员命运的主宰者，仅仅是代表全体党员在履行党员委托给他的职责。干部应该对全体党员负责，而不是党员对干部负责。干部应该按照党员的意志办事，而不是党员无条件服从干部的意志。干部应该自觉接受党员的监督，如果干部的行为违背了大多数党员的意志，他就应该被党员代表大会所撤换。列宁之所以提出这些原则，是因为只有当党员的作用能够在党内政治生活中得到最充分发挥时，党员才能够把自己和党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党内民主并不否定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必须服从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必须遵守党的纪律，保持党的统一。 对政党来说，官僚化使得党内民主成了空中楼阁。取消党内民主在组织上的恶果就是党的官僚化，即党由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变成等级式的官僚化组织。党员与党的基层组织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的形成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也无法监督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而干部只需要对任命他的领导机关负责就足够了，这就必然促使干部会过多地揣摩上级的意图，而不必关心党员与群众的愿望。1971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披露，“无论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还是主席团的常务委员会都没有规则地工作过。可是斯大林同他内圈的定期会议却像钟表装置一样，倒是必定举行。”[6]斯大林一般是每隔两三天或者更多天，就召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等几个人到他的别墅共进晚餐。通常是边吃边谈，主要是斯大林独自高谈阔论，发号施令，与会者洗耳恭听，唯唯诺诺，谁也不敢轻易发表什么新见，也顾不上认真吃饭。在一言堂中不可能有自由讨论与民主表决。无怪乎赫鲁晓夫“非常讨厌”“这些冗长、令人头痛的晚餐”。[7]
苏共的执政地位与组织上的官僚化，发展到最后的恶果是，“最具创造性的那部分力量同苏共的疏远，大量没有党性却很有能量的人涌入苏共，不仅破坏了而且瓦解了党的队伍。不道德行为、贪污受贿、入党收费、出卖党证的事越来越多。”“许多党的委员会变成了一部僵化的机器。”在干部选拔中，注重个人关系，“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被突然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对许多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8]即使是高唱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在干部问题上也是按照已形成的惯例办事。“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选拔往往是根据友好关系或熟人原则、根据对个人的忠诚情况进行的。这就掩盖了许多政治领袖最严重的错误。”[9]按这种方式形成的干部队伍，不可能使最优秀的那批人进入党的干部队伍，出现一代不如一代的状况当然不足为奇了。而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不满也因此进一步加强，“对领导及其干部政策的不满加剧了党的各级统治集团的紧张关系，削弱了党，把它变成了一个没有工作效率的死板的机构。”[10]
概而言之，官僚化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危害在于，它使党丧失了组织活力，组织活力的丧失将逐渐使党丧失对社会问题敏感性，从而变成一个没有创造性活力、只能按部就班地听命于上级的机构，到了这个程度，党就由社会前进的推动者演变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反之，要保持党的组织活力，仍然只能借助于党内民主的发展，即在党的组织工作、组织活动中不断推进和完善党内民主，并在最为重要的干部工作中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党内民主的发展，保持党在组织上的活力，也就保持了党的旺盛的生命力。
三
政党实力取决于它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如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组织结构、政治技能以及成员数量等，但最主要的还是在于党员对党的政治认同，在于党员能否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产生归属感，即党能否具有对党员的凝聚力。党员的政治认同与归属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党内民主的充分发展。
党员对党的政治认同和归属感，在和平条件下主要通过在党内事务上能够当家作主来形成。相反，如果党员仅仅是上级命令的执行者，不能对这些命令进行任何思考和质疑，短期内党员基于党性和纪律的要求，也许可以发挥作用，但长此以往，党员的归属感将逐渐丧失，进而对党的政治认同将削弱。苏共普通党员中的大多数人对党的命运不再关心，因为在党内关系上存在的信息按级别分配，使普通党员对直接关系党的命运的所有问题的决定都不能发挥任何作用，却必须无条件地执行这一切决定和指示，他们显然只会以消极的态度来应付这一切事前他们毫不知情的决定或指示。党员的政治冷漠取代他们曾经具有的政治热情，党员对党的政治怀疑取代他们曾经具有的对党的政治信任。还有一部分人则将入党作为实现个人目的的一种手段。如自1967年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苏共的许多理论家进行的全部理论工作就是为论证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写了成千上万本书和不计其数的论文。因为这些理论家入党的目的就是求取个人功名，用“两种语言”说话是他们的行为准则。
党员政治上的这些变化又使得党的领袖可更加肆无忌惮地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并以党的名义采取广大党员并不赞成的行动。当一个党的党内关系演化到这一步，党员已经绝对不可能主宰党的命运，而党的领袖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党的生死存亡。
长期实行干部委派制导致苏共脱离群众，在政治上逐渐蜕变成为一个特权阶层。党内官僚特权阶层的人数达到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约为300万人。官僚特权阶层享有特殊工资、特殊供给、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教育的权利，基层党员和人民群众对此极为不满。1989年前后，苏联国内曾经作过一个“苏联共产党究竟代表谁”的调查，结果令人十分震惊：认为苏共代表劳动人民的只占7%，代表工人的只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只占11%，而认为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21%的被调查者认为党组织已经不具有任何政治威信，67%的人认为它残存的一点威信也正在丧失。同时，每5人中就有1人指出自己已经脱离了政治生活。显然，在民众心里，执政党只代表少数掌权者的利益，成为少数特权者手中的工具。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证明，最大的赢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由过去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成员变成的新显贵。党的领袖言行不一使得许多原来还具有真诚愿望的党员永远失去了对党的理想与目标的信任，在党遭受危机时冷漠旁观。
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政党，都需要有大批忠诚而积极的普通党员来发挥作用，共产党同样也如此。一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党不战自亡，这就是缺乏党内民主的最大恶果。所以，从党员作用这个角度进行观察，可以得出的结论依然是，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细心考察和研究苏共如何一步步将列宁初创的党内民主制破坏殆尽，可以启发我们党如何结合当前的实际，发展并完善党内民主制。
参考文献：
[1]（俄）瓦·博尔金.李永金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383.400.
[2]（德）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60.
[3]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人民出版社，1987.198.
[4]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人民出版社，1987.377.
[5]列宁全集（第十四卷）[M].人民出版社，1987.249.
[6][7]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M].东方出版社，1988.429.431.432.
[8][9][10]姚海，刘长江.当代俄国[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394.399.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中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