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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期在乡村任教,亲身感受着农村的封闭、落后。我的同事们也是如此。在上课时为了激励学生发奋读书,我经常会用一些“必须跳出农门”、“如不好好读书,就得回家种田”、“不用功,以后就该整天去搓泥巴、抓牛尾巴”……之类的语言告诫、激励学生,这就是所谓的“厌农教育”了。
这样的话不该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我们的心情也很矛盾。长期的“厌农教育”肯定会使这些出身在农村,也同样深切感受到农村封闭、落后的学生们更加厌弃农村,鄙视农村。从而产生“一切为跳出农村”的人生奋斗目标。而且,对于今后一大批无法跳出农村的学生们造成消极颓废、悲观绝望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但是,我们该在课堂上向学生进行“扎根农村”的正面教育吗?凭心而论,我们想说但时下又确实难说出口,总觉得是违心之论。因为这首先违背了广大农村家长、学生们迫切要求“跳出农门”的愿望。广大农村家长做孩子的时候,物质生活是清苦的,没有好吃的,没有好穿的,更别奢望有什么高档的玩具。他们把自己的梦想、期待、追求毫不留情地叠加在孩子身上。因为身处社会的底层而时常饱受冷遇,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再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变得高贵而典雅。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教师,我能深深感受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没有接受过胎教,降临这个世界后也没有请过家教。伴随我童年的是父母劳累的身影和放羊、割草、打柴。中学时代,随着物价的相对上涨,仅靠父母耕耘田地的微薄收入支撑的小家庭愈见艰难了。从此,借债成了我家的“主旋律”。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知道,只要勇敢地向前,前方就是胜利的彼岸。那时,我的床前贴了一幅让我至今难忘的对联:
一凤二龙三登榜四方轰动五味俱尝,
十磨九砺八临难七事传扬六亲皆望。
横批:苦难是生命的玫瑰。
我想:这也许也是当下所有农村家长心情的写照吧。
再则,因为当前农村问题的突出,我们实在没有向学生进行“爱农”教育的勇气。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把城市作为重心,人力、财力、物力,大部分的资金被城市占用了,而占人口80%以上的乡村,投入极少,更不必说输送优秀教师,投入乡村教育研究力量了。这是很正常的。
陶行知先生批评“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错在哪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错在“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等等。今天看来,这种错误的教育似乎在我身上延续,我的“厌农教育”错了,又似乎没错。
乡村教育我认为最严重的就是统得太死,缺乏活力。统一招生便有统一考试,统一考试便有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而后教学活动统统围着教材转,去应付一年一度的统考。这种应试教育,全不顾乡村教育的真正需要,把农村孩子逼上一条道——去挤“独木桥”。要知道,这些孩子在9年义务教育中所学的知识基本上是专门为统考而设计的知识。这种与乡村生产、生活严重脱节的知识,如果不去应考,在乡村能派上什么用场?“厌农”也就是这样在孩子们心中自然滋生,“厌农教育”也便是这样开始。
毫无疑问,要根本扭转“厌农教育”的现状,就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必须认真反省乡村教育的方向。这里有几点必须提到:第一,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完全由国家承担,哪怕削减城市教育经费也在所不惜。也可以让城市扶助乡村,从宏观上及时规划,调整不同地区间教育资源供给与分配,使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能“帮、带、助”经济较落后的地区,避免在城乡教育间形成“马太效应”。按照木桶理论,盛水量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乡村教育这块木板如果不变短为长,中国人口的总体素质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升,乡村的面貌,尤其是贫苦地区的面貌,就难以得到迅速的根本改观;而抛开广大乡村,让城市单方面去发展,难保不成畸形。第二,彻底改革乡村教育,给乡村教育的目标、任务进行合理定位,设计符合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的教育蓝图,根据地域特点(平原、山区、草原、湖海等)编制丰富多彩的大纲和教材,并输送优秀教师。因地制宜确定师生比例和教学规模,实事求是地调整学校布局。压缩在编教师规模,清退自聘或代课人员,吸收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充实乡村学校,不断改善和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和教育质量。这也许相当艰难,但真正得以实施,则不但乡村前景光明,而且城市的前景更是一片光明。第三,社会要尊重农民。现在农民成了一个破筐,一切坏东西都可毫无顾忌地往里装,反正农民容易欺负,不欺白不欺。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社会的脊梁,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说,农民和士兵是国家的两块基石。如今到了21世纪,我们的见识怎么就不如韩非子了,而把农民丑化得面目全非呢?农民是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不能掩盖其劳动之美、创造之美,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我想,若谁执意和农民过不去或对农民有偏见、有仇恨,那么最后干脆别吃饭,这样才能和农民划清界限,互不搭界,才能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只有这样,只能这样,农村才能赶上城市的步伐,让他的儿女们少一份孤苦,少一份失落,少一点感伤,“厌农教育”自然也就不必再用了。
这样的话不该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我们的心情也很矛盾。长期的“厌农教育”肯定会使这些出身在农村,也同样深切感受到农村封闭、落后的学生们更加厌弃农村,鄙视农村。从而产生“一切为跳出农村”的人生奋斗目标。而且,对于今后一大批无法跳出农村的学生们造成消极颓废、悲观绝望的心理状态,给他们今后的人生道路蒙上一层浓重的阴影。
但是,我们该在课堂上向学生进行“扎根农村”的正面教育吗?凭心而论,我们想说但时下又确实难说出口,总觉得是违心之论。因为这首先违背了广大农村家长、学生们迫切要求“跳出农门”的愿望。广大农村家长做孩子的时候,物质生活是清苦的,没有好吃的,没有好穿的,更别奢望有什么高档的玩具。他们把自己的梦想、期待、追求毫不留情地叠加在孩子身上。因为身处社会的底层而时常饱受冷遇,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再过这样的生活,他们希望孩子出人头地,变得高贵而典雅。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教师,我能深深感受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没有接受过胎教,降临这个世界后也没有请过家教。伴随我童年的是父母劳累的身影和放羊、割草、打柴。中学时代,随着物价的相对上涨,仅靠父母耕耘田地的微薄收入支撑的小家庭愈见艰难了。从此,借债成了我家的“主旋律”。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我知道,只要勇敢地向前,前方就是胜利的彼岸。那时,我的床前贴了一幅让我至今难忘的对联:
一凤二龙三登榜四方轰动五味俱尝,
十磨九砺八临难七事传扬六亲皆望。
横批:苦难是生命的玫瑰。
我想:这也许也是当下所有农村家长心情的写照吧。
再则,因为当前农村问题的突出,我们实在没有向学生进行“爱农”教育的勇气。多少年来,我们的教育一直把城市作为重心,人力、财力、物力,大部分的资金被城市占用了,而占人口80%以上的乡村,投入极少,更不必说输送优秀教师,投入乡村教育研究力量了。这是很正常的。
陶行知先生批评“中国向来所办的教育,完全走错了路。”错在哪里?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错在“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盖房子不造林”,“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等等。今天看来,这种错误的教育似乎在我身上延续,我的“厌农教育”错了,又似乎没错。
乡村教育我认为最严重的就是统得太死,缺乏活力。统一招生便有统一考试,统一考试便有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而后教学活动统统围着教材转,去应付一年一度的统考。这种应试教育,全不顾乡村教育的真正需要,把农村孩子逼上一条道——去挤“独木桥”。要知道,这些孩子在9年义务教育中所学的知识基本上是专门为统考而设计的知识。这种与乡村生产、生活严重脱节的知识,如果不去应考,在乡村能派上什么用场?“厌农”也就是这样在孩子们心中自然滋生,“厌农教育”也便是这样开始。
毫无疑问,要根本扭转“厌农教育”的现状,就要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必须认真反省乡村教育的方向。这里有几点必须提到:第一,乡村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完全由国家承担,哪怕削减城市教育经费也在所不惜。也可以让城市扶助乡村,从宏观上及时规划,调整不同地区间教育资源供给与分配,使经济条件好的地区能“帮、带、助”经济较落后的地区,避免在城乡教育间形成“马太效应”。按照木桶理论,盛水量的多少取决于最短的木板。乡村教育这块木板如果不变短为长,中国人口的总体素质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提升,乡村的面貌,尤其是贫苦地区的面貌,就难以得到迅速的根本改观;而抛开广大乡村,让城市单方面去发展,难保不成畸形。第二,彻底改革乡村教育,给乡村教育的目标、任务进行合理定位,设计符合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的教育蓝图,根据地域特点(平原、山区、草原、湖海等)编制丰富多彩的大纲和教材,并输送优秀教师。因地制宜确定师生比例和教学规模,实事求是地调整学校布局。压缩在编教师规模,清退自聘或代课人员,吸收优秀大中专毕业生充实乡村学校,不断改善和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和教育质量。这也许相当艰难,但真正得以实施,则不但乡村前景光明,而且城市的前景更是一片光明。第三,社会要尊重农民。现在农民成了一个破筐,一切坏东西都可毫无顾忌地往里装,反正农民容易欺负,不欺白不欺。农业是第一产业,农民是社会的脊梁,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说,农民和士兵是国家的两块基石。如今到了21世纪,我们的见识怎么就不如韩非子了,而把农民丑化得面目全非呢?农民是有许多缺点和不足,但不能掩盖其劳动之美、创造之美,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这一点,谁也否认不了。我想,若谁执意和农民过不去或对农民有偏见、有仇恨,那么最后干脆别吃饭,这样才能和农民划清界限,互不搭界,才能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只有这样,只能这样,农村才能赶上城市的步伐,让他的儿女们少一份孤苦,少一份失落,少一点感伤,“厌农教育”自然也就不必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