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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时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符号，既有特殊意义所指，也有极为丰富复杂的构成。近些年来，更细致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文学”等概念，都在昭示新时期文学在审美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性危机”。王尧曾反思新时期文学为“过渡状态”，指出“这不仅指文学史‘过渡状态’中旧因素在消失或者转化，新的因素在孕育和生长，其中一些因素成为文学史新阶段的源头;‘过渡状态’是复杂的，并非简单的新旧转换或冲突，往往是多种因素并存，矛盾冲突的结果则预示了此后文学发展的脉络。”a
对新时期文学“过渡状态”的指认，有利于我们激活文学史研究的动能，也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作家。这种过渡状态，不仅是文学史断代“缝隙”的文学生产特征，更喻指新时期文学的一种“不稳定”的特殊隐喻性。这种“不稳定性”从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至今，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高潮与断裂。以往，我们倾向于对清晰表达文学观念的作家、流派，予以肯定性文学史地位，比如，先锋作家、寻根小说家这样的称呼。姑且不论这种简单定义是否能够涵盖作家具体创作，我们也忽视、甚至遮蔽了很多看似“不稳定”，充满矛盾悖论的作家。这种“不稳定”过渡状态，也许恰是中国现代性发育独特性体验之一，它既是“不成熟”“不圆满”的某种指称，也蕴含“中国故事”的独特辨识度和文学价值。张贤亮在“新与旧”之间的挣扎，既是新时期文学共识性的表征，又是这种共识性破裂的见证。他就是一个被我们低估，并简单化了的“不稳定”的作家。
一、 “新时期共识”维度下的张贤亮
本文试图从“新人与旧我”视角，重新对张贤亮的创作进行整体化考量。张贤亮是新时期重要作家，但文坛对他有很大争议。很多批评家认为，张贤亮在现代诉求之中交织着很多“旧”品质，既有旧文人的自恋与男权意识，士大夫权力意识，也有对资本欲望的鼓吹，更有“虚伪的政治投机”b。仔细考量，张贤亮的尴尬在于，他既非完全符合政治意图，又不是“异端”;他既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也不是一个有鲜明完整启蒙文艺观念的作家。他的小说既不是纯粹市场路线的创作，也不是真正的“纯文学”。他的含混性，一方面表现为自身创作局限，另一方面，则深刻再现了“新时期中国”复杂文化逻辑的“杂糅性”。比如，启蒙批判与民间救赎夹杂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右派劳改的悲壮苦难，伴随走红地毯的沾沾自喜;欲望堕落的虚无，依然有对历史总体性强烈诉求。这些东西，有新有旧，半新不旧，他将之杂糅于一体，真实再现了“新时期文学共识”的复杂性与内在困境。
“新时期共识”建立在执政党领导下“结束文革”与“改革开放”现代化策略基础上。具体文艺倾向，一是控诉文革苦难，二是提倡“人”的解放。从“旧我”与“新人”的关系切入理解“新时期共识”，进而重新认识张贤亮，恰在于这种“新与旧”的复杂纠葛，反映了后发现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艰辛，也反映了共和国文学从50年代至今文艺政策与文学形态调整的“共识性价值标准”的潜在问题。
“新人”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体系，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概念。十七年社会主义“新人”，主要为农民、工人、军人，寄喻革命主体期待。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又被提高到政治高度，即“四有新人”c。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d但“新人”内涵与身份已发生改变，更注重知识、变革与人性化，一是通过科技经济，融入现代文明，有启蒙色彩;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执政党合法性，民族国家最高原则。“旧我”喻指与“新人”相对的形象谱系，是社会主义文艺体系被改造的概念序列。封建“旧我”成为批判对象，资本家、知识分子也不断被淘汰为“旧我”。新时期“旧我”符号也相应发生改变，保守派、造反派，甚至阶级话语，都被划入“旧我”范畴。“新人”对“旧我”的改造，是新时期文学共识的内在逻辑之一。然而，与十七年文学共识结构不同，“新人”与“旧我”的冲突、融合与裂变，又造成了共识的“不稳定性”。
具体而言，“新”与“旧”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形成“共识性”总体观照，这种思路始终贯穿着张賢亮的创作。20世纪50年代，诗人张贤亮将个性启蒙与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结合，抛弃旧我，创造新人，创作《大风歌》 《夜》等诗歌。文革后期，张贤亮复出，又在新时期新人规范下，有效恢复“旧我”的情感与价值记忆。他形成了以民间为拯救者，以启蒙知识分子为隐含叙事主体，以民族国家意识的改革社会主义为准则的叙述策略，获得了空前文学成功。这种结合“新人理想”与“旧人体验”，将启蒙、民间与社会主义捏合为民族国家叙事形态的“张氏小说”，代表了“新时期共识”的“含混”特质。1990年代，张贤亮的这种小说模式被“深化改革”的结果所终结。启蒙、民间、社会主义再也无法在“新人”与“旧我”之间，搭建起有效平衡桥梁。
进而言之，张贤亮的小说，尽管贯穿了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但“新时期共识”气质，无疑是充分理解张贤亮的关键点，也是联系张贤亮不同时期创作，整体性思考其文学价值的链接点。张贤亮试图整合启蒙、民间、社会主义三种话语，以此达到对“新时期共识”的有效表述。社会主义话语曾是张贤亮努力改造自我的目标，带有强烈精神合法烙印，也带有被改造的恐惧和创伤;启蒙则是张贤亮重寻自我价值与尊严的载体，却不能不受到前者制约。对张贤亮而言，交织着“历史批判与自我崇高化”的苦难叙事，与鼓吹物质合理的欲望叙事，是社会主义话语与启蒙冲动之间的两条折中路径。平衡欲望叙事破坏性、展现社会主义话语魅力的任务，则交给了道德合法的民间话语。无论启蒙、民间，还是社会主义，张贤亮又以民族国家叙事为最高统摄原则。这种复杂的精神结构，属于新时期文学“控诉文革与提倡人的解放”共识之下的“潜在心理”层面。“显”与“隐”相互依赖，也存在抵牾。张贤亮因为“鲜明有效”地表达新时期共识结构而获成功，也因其在1990年代的裂变走向了衰落。
王晓明分析张贤亮的心灵幽暗，已触及到新时期“共识不稳定”的问题。他认为，张贤亮的理性忏悔意识，有着走出炼狱的森森鬼气。e张贤亮是一个追求新人品质，却不肯遗忘“旧我”的作家。“鬼气”是新时代不合时宜的“旧我”气息。相比而言，海华文学视野下，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姜贵的《旋风》，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更见“鬼气”意象。“昔日繁华成空”的钱夫人，革命旋风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方翔千，政治高压下沉溺于性爱的土改队员刘荃，身上有更多鬼气。然而，他们是政治与国族双重离散的“无根”鬼气，张贤亮的“鬼气”则在于“旧我”和社会主义话语“新人”的纠缠与撕裂。中国复杂的现代转型导致张贤亮“不新不旧”的创伤性文学症候。这种症候又成为“新时期共识”命运的隐喻。 二、 共识形成：“改造旧我”到“重塑新人”
张贤亮出生于1936年。作为“右派作家”，他不属于“痴心不悔”的“革命新人”话语体系，没有王蒙的“少共情结”;作为被改造的“旧我”，他年龄偏小，且受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影响。他也没有40后、50后作家“长在红旗下”的革命童年记忆。对张贤亮而言，“旧我”是“被资本家遗弃的儿子”的记忆、情感、知识、修养、价值观和世界认知。这是资产阶级贵族的审美趣味，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要看到他在“新人”与“旧我”之间的选择，及启蒙、民间、社会主义与张形成的张力结构。如果说，“新人”与“旧我”牵扯文化身份认同，那么，启蒙、民间与社会主义，则是游走于小说内部的价值准则。三者在新时期语境，曾在民族国家叙事的统摄下，有过短暂结合，启蒙和社会主义话语都对民间有征用关系。
考察张贤亮的早期创作，《大风歌》就是旧人撕裂自我，涅槃为新人的呐喊。张贤亮怀着拥抱新生活，改造自我的目标来写作f。诗歌憧憬的是“革命”新人，展现了男性抒情主人公形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是从被开垦的原野的尽头来的/我是从那些高耸着的巨大的鼓风炉里来的”。惹麻烦的是诗歌暗含的不满和批判：“把一切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 我把昏睡的动物吹醒” 、“如果我不在那庸俗的、世故的、官僚的圈子里做个叛徒 /啊！我又能有哪点象你/ 大风呀！”。g张贤亮甚至抨击文坛：“英雄变为超人，官僚变为小丑，敌人是那样的软弱。”h批评家感到青春的个性启蒙与“新时代”的矛盾之处：“它是‘新时代的大风’，但又是什么样的‘新时代’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过去，社会主义革命也已基本胜利……‘大风歌’所象征的‘革命’，绝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是相反的东西。”i他的情感、技巧和美学特质，除了理想主义，也来自“资本家的儿子”的文化熏陶。批评家的逻辑是，当下是“伟大新时代”，为何还要呼吁“新时代”？“大风的新时代”到底是谁的时代？公刘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大风歌》，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j
70年代末，张贤亮复出文坛。早期《四封信》等作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如《霜重色愈浓》，中学教师周原和妻子文玉奇，被情敌兼同学星文出卖。三个人冰释前嫌，鼓吹伤痕的治愈：“新时期这三个字像美丽悠扬的《天鹅》，给他带来春天的气息。”k《灵与肉》的许灵均被称为“心灵深处充满了伤痕，但又具有疗治伤痕的潜在力量……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革命的新人”。l但张贤亮已显现出“旧我”与“新人”的分裂，缝合话语的是“民间”。小说题记：“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小说出现“旧我”回忆与民间空间对立，“旧我”以暧昧地位被悄悄复活。小说开篇就是巴金式旧贵族家庭景观：绝望的母亲，出轨的父亲，奢靡的生活，糟糕的家庭关系：“不论他的母亲或父亲，都不需要他！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小说热衷描写华侨父亲物质化景观：“茶几上，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散乱地放着三B牌烟斗、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这和贫瘠黄土地形成强烈对比。许灵均依靠“人民”描述缓解了“旧我”的焦虑。秀芝、老放牧员被塑造成勤劳善良的代表。他们不相信阶级斗争，与大自然、祖国呈现出内化同构关系：“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示出他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m《灵与肉》争议在于许灵均不出国这个情节。张贤亮称，宁夏灵武农场老侨眷严纪彤与王柏龄夫妇是原型，他们甘愿留在祖国搞建设。n《灵与肉》中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历尽艰难困苦，获得劳动人民的情感，树立社会主义信念。o小说符合政治主流鼓励遗忘伤痕，奔向现代化的诉求。西方现代化时空并不构成征服关系，而是社会主义文化经验之外的参照体系。小说没有突破“新人”叙事原则。这种将“民间经验”伦理化的倾向，在伤痕反思文学较普遍，也表现在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肖尔布拉克》等作品。《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老汉与黄狗相依为命，打狗队打死黄狗，老汉抑郁而终。作者借助人民之口发出怒吼：“政治上不去，批孔哩！生产上不去，打狗哩！整了人不够，还要整畜生！”p
然而，复出的张贤亮日益摆脱束缚，“民间底层经验”在他身上有政治规定性，也有鲜活生命記忆。张贤亮塑造了很多困境中反抗的男性主体形象。以往我们将这些人物归结为“带伤痕的新人”“改革家”“受苦的右派”等，却忽视了“旧我”气质。无论石在、章永磷，还是龙种、陈抱帖，更像在孤岛苦斗的中国鲁滨逊，落难但自视甚高的贵族公子，野心勃勃又理性务实的官僚。《龙种》 《河的子孙》 《浪漫的黑炮》 《男人的风格》是张贤亮改革小说四部曲，《浪漫的黑炮》中知识分子与体制的矛盾是喜剧化的，符合新人对知识分子的塑造。《龙种》与《河的子孙》存在“改革家—反对派—帮手—仰慕的女性”叙事模式，龙种与穆寡妇、魏天贵与韩玉梅之间，男性充当女性的拯救者，民间再次展现了多义性，比如，韩玉梅为生活多次与他人私通，但这无损她的个性光彩。
有意思的是《男人的风格》。小说存在两套话语，一是启蒙话语，另一个是现代化政治话语。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陈抱帖的改革，一条是部长的女儿海南、市委书记陈报帖、作家石一士的情感纠葛。海南将丈夫比作“卡列宁”。从潜文本角度讲，该小说和《安娜·卡列尼娜》形成“互文性”。尽管海南爱石一士，但俩人始终保持精神恋爱。石一士和陈报帖则惺惺相惜。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的启蒙故事，被“改写”为中国式改革新人小说。一方面，这表现了知识者与政治话语相互配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家对经济改革合法性的认识。陈报帖和知识分子王彦林有大段争论，陈持有“生产力论”观点：“一切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上不去，我们再自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行。”q小说写出了两套话语的内在紧张。石一士更具浪漫气质：“她又发现石一士很美的眼睛即使在笑的时候也含着一种深沉的郁悒，一种柔和的忧伤，像泉水底下色彩斑斓的石子。”r石反对婚姻制度，有颓废“多余的人”味道。他想写陈报帖，却又抗议政治家将作家当御用文人，反感“要金丝鸟歌唱，也要给好的笼子”。尽管，政党阶级意识在悄悄转换，但张贤亮还是通过海南的口，说出了对改革者的怀疑：“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一个纯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s石一士和海南，并不是新人，只是新人短暂的同路人。小说结尾：“也许将来会变得不同些;也许，过去的一切还会重演一遍……”预示着作家的犹豫与迷茫。张是一个民族国家主义者，而非纯粹追求文学不朽的个性启蒙者。张贤亮说：“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作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t一方面，张贤亮实现有限度启蒙反思;另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文学有限性：“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优文学’。”u改革小说给予了他利用文学介入社会的便利，但在石一士和陈报帖之间如何取舍，尽管作家理智上更赞赏陈，但具体文本之中，张贤亮还是透露出内心矛盾。 张贤亮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耐人寻味。他反复研读《资本论》，整理了政治经济学论文，给杂志投稿，没有结果后，才改为写小说改变处境v。他认为《资本论》是拯救思想的武器：“这部巨著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w然而，张贤亮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确认物质合法，民族国家现代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强者哲学：“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哲学笔记》等马列经典的阅读，让张贤亮柔弱伤感的诗人气质加入了哲学思辨的精神强力与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乐观精神。”x张炜的《古船》也有隋抱朴夜读《共产党宣言》的情节。然而，张贤亮追求历史总体性，但并不具卢卡奇“罪恶时代史诗”现代小说反讽，也缺乏现代启蒙意义的自我反思。他用民族国家主体力量超越道德善恶评判，将个人融入民族国家叙事。这种观察历史方式接近于黑格尔。《河的子孙》开头引用黑格尔：“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y张贤亮也说：“对个人的经历的命运感，推而广之，就是对世界、对国家的历史感。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活动的基础高于道德的基础，道德上的谴责是没有用的。最激烈的谴责实际是最软弱的表现。”z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理性，其最高道德就是国家：“不过主观的意志也有一种实体的生活——在现实中，它在本质的范围内活动，并且就把这种本质的事物做它的生存的目的。这个本质的事物便是主观的‘意志’和合理的‘意志’的结合，它是那个道德的‘全体’，就是‘国家’。”@7张贤亮对革命的态度不是反讽的，而是将之放置于社会主义经验，特别是新时期“极左/正常”政治框架处理。他很难有效区分极左政治和革命政治，无法真正认识二者联系。他无法放弃总体性，无法放弃社会主义文艺对民族国家叙事最高合法性的推崇——尽管，张贤亮有时又破坏它们，造成理解的混乱。
因此，张贤亮写的不是谴责四人帮的道德故事，也不是“九死无悔”传奇，而是一个男人通过炼狱折磨，获得强者人格、进而获得国家认可的故事。他的伤痕透露着强者与现实搏战“血淋淋”的自豪感：“伤痕能表现出一种缺陷美，也只有在伤愈之后的眼球尚吊在眼眶外面的库图佐夫和还捧着血淋淋的胳膊的纳尔逊，尽管画面上是一片红海洋，也只会让人恐怖战栗。”@8张贤亮渴望社会介入，见证历史伟大时刻。只不过，张贤亮的马克思主义，更近乎单纯强调生产与欲望合法性。张贤亮和他笔下的改革者，都更强调物质作用，张贤亮的《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9，甚至鼓吹“为资本主义平反”。
对于民族国家隐喻下的理性与力量的追求，也使张贤亮刻意塑造肉身强者。张贤亮通过艰苦物质生活，锻炼出不输于，甚至压倒普通劳动者的强悍肉身。张贤亮承认“《灵与肉》是一支赞美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的颂歌”。#0他陶醉于强大肉身：“我能背八袋子白面上三层楼高的跳板，能扛两麻包小麦绕谷场三圈半”。#1《绿化树》中，章永璘打败赶车壮汉海喜喜。张贤亮的肉身磨砺，有苦修之意，也是自虐心态。这种自虐走向了自我圣化。它与知识分子原罪感和苦难意识有关，也与建国后知识分子自我保护有关。自虐是长期不被理解的心理壓抑和防御机制。“理想自我”和“实际自我”差别过大，人类产生病态的自我憎恨，表现为自我谴责，自我轻蔑，自我挫败，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等形式，后两种常以冲动与幻想出现。#2虽然自虐倾向“否定自我”追求超越，但却因不自信的自我挫败感导致混乱。这也表现在张贤亮在“旧我”与“新人”之间徘徊，始终无法树立坚定认同坐标。社会主义、启蒙与民间，三者在他的精神世界相爱相杀，进一步加剧了分裂感。
三、共识裂隙的扩大：政治化的性爱叙事
这种潜在的共识分裂感，更表现在张贤亮性爱叙事的怪异表述。张贤亮笔下的性，多是政治和肉体压抑的反抗。爱情以“自我牺牲”成为政治新人最具感染力的道德背书。许子东指出，大多数情况，男主人公依靠来自异性的爱情，克服、忍受和摆脱苦难。#3然而，张贤亮的性爱书写，还有男权意识等中国旧道德传统的影响。他不像白先勇与张爱玲，为性爱赋予彻底的个人主义虚无色彩。他一方面宣传强者新人气质，一方面，又对旧人品格念念不忘。偏偏二者都以坦诚暴露手法写来，无疑挑战了读者的叙事伦理，在读者内心造成混乱。正是富于争议的性爱叙事，使张贤亮在社会主义、民间、启蒙之间的话语张力达到最大，其激烈交锋与丰富驳杂，也暴露了三者的不和谐。《早安！朋友》触及青少年早恋题材。小说从“本来好端端做着作业的王文明，突然向坐在他旁边的徐银花伸过手去，在她胸脯上捏了一把”。#4开始，描绘青春躁动的中学生群像。小说以有手淫习惯的徐银花投水自尽的悲剧结束。小说对“性”的科学化理解，虽符合启蒙要求，但对社会主义与民间话语有较强的道德冒犯性。
然而，张贤亮更多将发源于民间的性爱，嫁接于政治救赎，隐现着人民、祖国这类宏大叙事影子：“才子从来就无意以知识对农村女性进行启蒙，而是非常乐于让她们如同传统女性一样，充当丧失自我意愿和决定意向的被动客体#5。”张写的不是赤裸裸的性，而是政治压力下的性，也是因政治改善而消失的性。这被某些论者称为“同情式”性爱模式#6，满足了读者将国家民族苦难传奇化的心理趋势。张贤亮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更无法脱离“旧我”的梦魇。性爱弥补政治的理性逻辑，为之赋予了哀怨动人的情感创伤与道德纠葛。同一时期，不少作家利用传奇来书写反右文学，但没人达到张贤亮真挚激烈的程度。张贤亮有两个底线，一是民族国家叙事，任何性爱描写，都不能超出这个最大合法性，《绿化树》结尾，作家将马缨花融入祖国和人民话语;二是男性尊严，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黄香久的出轨，就被叙事者鄙夷。反之，马缨花无怨无悔付出，就值得歌颂。
《土牢情话》刻意表现女民兵乔安萍的性感：“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曼妙的舞姿。”#7这在初期伤痕文学不可想象;右派石在的形象更复杂。石在不是罗群（《天云山传奇》主人公）这样的新人表现出相当的人性弱点。《绿化树》存在两种话语较量。一是启蒙话语，充满西方物质和精神符号，另一种属于民间体系，属于马缨花和海喜喜、老队长的世界。与《灵与肉》不同，极左坏人不见了。“人民”不再和国家民族融为一体，却表现出藏垢纳污的弊端。这种对比并置随处可见。比如，笛卡尔的名言和馍馍渣稀菜汤;镇南堡和阿拉伯小集镇;摩根帝国发家史和章永磷算计农民。章永磷称呼马缨花“亲爱的”，马缨花却回应他“肉肉狗狗”。章永磷“隐隐地让我别扭与可笑，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差距”。“马缨花”也与《辞海》的解释“绿化树”形成对比。张贤亮依然试图将启蒙、社会主义、民间融合，但裂痕已触目惊心。张贤亮认识到旧人与新人的冲突性：“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然而，他坚信“旧人”也能写出历史宏大意识：“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8 这种分裂更表现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方面，隐含叙事者将黄香久作为自然“大母神”：“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摞下手中的内裤，像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9;另一方面，张贤亮对性道德又有超乎寻常的敏感，例如，面对黄香久和曹书记的奸情，主人公不是反抗屈辱，或宽容待之，而是神游外物的“穿越”，让宋江、马克思、庄子等历史人物和主人公“理性思辨”，结束才恨恨地说：“这个冲撞了伟大亡灵的人居然是共产党员。真是不可思议！”$0黄香久一方面被当做“性欲”符号，表现人性启蒙，但又仅是“性欲”符号，以陪衬主人公道德合法性：“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1另一方面，作者又将黄香久“道德化”处理。民间女性的无私牺牲，安慰知识者的愧疚，淡化负罪感，并将之转喻为启蒙“崇高”。那些潜伏在张贤亮精神深处的“旧我”再次发作，突破新人禁忌，结果是文本的巨大分裂，如某论者指出：“这样的纯真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谬误的观念交织，这样的人的局限性和这样的人的超越性混杂着，这样罕有的坦白和这样做作的伪善纠缠着。”$2
值得注意的是张贤亮的短篇小说《初吻》。这篇小说更真实地展现了“旧我”的情感记忆。小说讲述上海章家少爷和残疾女孩的美丽初恋，更展现了40年代末各色人等真实生活状态。残疾女孩不仅象征恋母情结，且寄托“旧我”对大转折时代略显病态，但刻骨铭心的体验。女孩说“只有大人不打仗了，我才能回来”。新社会则以华丽无比的方式出场：“解放那天，她家花园中的月季已经盛开，而那株栽在窗前的棣棠，更是绽出了满树金黄色的花朵。我盯着那扇空荡荡的窗口看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被坡下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吸引过去了……”$3这篇小说从题材、视角、审美标准，都与80年代文学有差异，再现了“旧我”起源式景观。在他的散文之中，儿时记忆构成“旧我”刻骨铭心的感受。这里有贵族式的优越的自恋，也有“庄生梦蝶”的沧桑。张贤亮曾描述儿时照片：“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4儿时富贵逼人的照片，却构成了“旧人”张贤亮苦难根源，梦魇源头。无论他如何努力变成“新人”，却永远被定格为幼稚“旧人”形象：“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5“钢琴”这个资产阶级气息的物体系符号，成了伤痕累累“旧我”的象征。张贤亮不忌惮于裸露伤痕，在启蒙、社会主义、民间等话语的撕扯与研磨之下，他将瘢痕的肉身化为无数文字，最后粉碎在一片虚空之中。
四、共识的危机： 不肯退场的“土牢幽灵”
過去对张贤亮1990年代后的创作，很多批评家从虚无纵欲、无法走出苦难等角度予以批评，无疑低估了张贤亮最后阶段创作的复杂性，也忽视了“新时期共识气质”对90年代张贤亮的潜在影响。张贤亮在新时期呼唤的，以物质追求人类尊严的目标，已成功地变为文坛新法则。但“新人”与“旧我”的冲突，并没有在张贤亮的灵魂深处达到和谐。《我的菩提树》是张贤亮最优秀的小说。他的其他创作，虽力有不逮，但也揭示了很多现实问题。张贤亮敏锐地看到，物质合法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共识”，导致的启蒙精神不足，及左倾思潮死灰复燃的危险。张甚至怀念民间叙事与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魅力，在小说之中不断出现对它们的“哀悼”。民间再次成为心灵的乌托邦。
1990年代初，张贤亮从“右派作家”变成“作家富豪”，影响力却日渐减弱。张贤亮曾对从维熙说：“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6张贤亮对政治的关注一如既往。他称《我的菩提树》是“小平同志南巡的产物”。他拥护改革开放，建立镇北堡影视基地，某种程度实现美学理想与政治功业、经济建设的结合。对张贤亮而言，镇北堡是一个实现的乌托邦：“我这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是，我在写好小说的同时，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解决了周围农民的吃饭问题，并为中国西部平添一处人文景观.....我一生无憾。”$7
苦难书写，依然是张贤亮的一大主题，他的1990年代回忆录，性并不是救赎，反而充满乐趣：“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8叙事重心从反抗政治压抑变成人性自由，民族国家叙事最高合法性渐渐退却。中篇小说《青春期》，受尽苦难的右派，变身为野蛮“男神”，砍断敌人手指，和泼辣的民间女性白彦花偷情。张贤亮也继续在反思维度掘进。《我的菩提树》用纪实性日记和注释，形成两条线索和两类叙事眼光。一是反右至文革的劳改生活，一是当下对那时生活的解释和思考。两类叙事眼光，一个是日记体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另一个是全知式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自叙传主人公，不是“带着伤痕的新人”，更多被还原出“被资本家遗弃的儿子”，一个“旧人”在极端残酷劳改农场的真实体验。作家关注点在“饥饿”对人性的摧残。抢剩饭、食人、批斗、逃亡、饥饿对人的伤害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它摧毁善恶羞耻之心，让人们沦为权力奴隶。作家也写了知识分子思想被驯服后的麻木与愚昧。他们相互仇视，甚至检举同情他们的劳改队长。
虽然张贤亮呼唤改革时代，然而，经济自由并没有带来精神自由，“旧我”与“新人”陷入更大的分裂对抗。《无法苏醒》是革命重现的梦魇。小说塑造了企业家赵鹫的形象。他曾是右派反革命，也是改革先锋。功成名就后，却意外因当年拨乱反正小组结论少了“无罪”两字，再次入狱。赵鹫再次梦魇般地回到牢房，墙上标语已改为：“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到这里干什么？……认真反省 踏实改造，你的亲人正等待着你”。$9张贤亮以“老去的新人”对“改革”表示了忧虑。小说让死去的劳改犯复活，和赵鹫辩论：“现在你们的世界物质财富的确很多，可是哪里还有一点点平等？哪里还有社会主义？”%0小说最后，清洁剂厂职工走上街头，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场景。 马克思主义话语暗含的民族国家的理性力量感，渐渐退出张贤亮的文本，张贤亮晚年甚至倾向于佛教，这也起源于“旧我”童年记忆：“我还是比较信佛。家里从小敬菩萨，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佛教的《金刚经》和《心经》，从小就会背，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随着个人的经历，理解得更深，对我帮助很大”。%1但是，佛教的意义，在张贤亮的思想与创作中，更接近于消解意识形态的，民间化的朴素理解。小说《普贤寺》，机关退休干部老罗，笃信佛教，早年因海外关系郁郁不得志，未能婚娶，意外地和丧偶老太太梅女士发生感情。小说充满佛学意味，又和民间相濡以沫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从极左政治的批判者到改革开放的勇猛实践者，再到佛教徒，张贤亮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旧我”的精神原点。
更能表现张贤亮“共识性危机”的，是《习惯死亡》和《一亿六》。《习惯死亡》出现叙事者“你”，并与“他”“我”的叙事人称并置，暗示出多重人格的冲突与互审：“你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你的习惯”。小说也不断变幻时空，出现国外生活与劳改农场的交叉。小说主人公口头禅是“完了”，沉溺在性爱交往，却无法找到内心平静。小说结尾，主人公回到故事原型的女人的家，却看到了衰败不堪的民间女性：
在烛光下，我看见她的乳房和肚皮都松垂了下来，并且有一层层皱折。她瞟了我一眼，带着歉意地笑道：“你看，我都成了这副样子了，你还来找我干啥？”我说：“也许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吧。”她说：“啥？你说啥？”她也不懂。我说：“我没说什么，我是说我不找到你心里就不安。”她很快钻到被窝里去了。她把被子拉到她的下颌上，问：“你还写吗？”我说：“我不写了。都写完了。”%2
“故事早已写完”，民族国家依然宏大，民间已不是充满活力的民间，而是衰败的民间。“我”既没有成为“新人”，也无法回头成为“旧我”。《绿化树》“马缨花灯下缝衣，章永磷夜读资本论”的温馨桥段，变成了荒诞无比的结局。
长篇小说《一亿六》，是张贤亮最后的创作，被批评为“知识分子的生命感伤和精神苦难早已随作者一起从革命时代的悲剧嬗变为名利双收的后革命时代的喜剧”。%3巨富王草根收购医院传宗接代，农村青年“一亿六”由于拥有高度活跃的精子，成为各方势力抢夺的对象。故事有“一男三女”模式，即“一亿六”和陆姐、二百五、珊珊。围绕这几个人是陶警官、国学大师、医院刘主任等各色人等。小说形象的失真，源自作家对真实生活体验能力的衰退。狂欢喜剧，失去现实主义品质，也会变成苍白的呓语。这种狂欢荒诞的作品屡见不鲜，如余华的《兄弟》。但张贤亮的不同在于，他刻画了一个有新人品质的“一亿六”。他聪明善良，身体强壮，心智纯净，热爱劳动，甚至纯洁到谈女朋友都是精神恋爱。当然，这个虚幻人物身上，依然有太多“旧我”痕迹，如精神贵族气质，贾宝玉式女性崇拜，爱弥儿的道德自律。张贤亮终生无法走出“旧我”与“新人”的纠缠。他只能讓“一亿六”等人逃亡到拆毁土牢修建的镇北堡，那个盛开向日葵的民间乌托邦。他依然自信地宣称：“中国未来的伟大杰出人物的胚胎，这时开始形成！”
结语
“新时期共识”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内在逻辑的重要节点，也是我们反思当下文学史结构的着力点之一。新时期与新时期之前，新时期之后，围绕着“共识”的新与旧的价值位移、概念偷换和含混杂糅，都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这个意义上讲，张贤亮身上“旧我”与“新人”的问题，是新时期“过渡状态”的文学症候，既是个人化案例，也具有相当普泛性——不过很多作家的表现形态因人而异罢了。比如，黄平指出，即使考察最经典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品，依然会发现欲望叙事在潜叙事层面对小说逻辑的强大破坏性。%4罗雅琳也发现，路遥所谓“社会主义新人”小说，包含着德性统治、社会主义品质和献身精神等“旧”的气质。路遥提供了一种不是在突变之中产生，而是作为50-70年代文化自然成长的新人形象%5。
新时期短暂的共识之下，张贤亮有难以忍受的“撕裂感”，这也是意识深处“旧我”与“新人”的搏战：“历史的传统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现实却使我飘飞。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继续。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6张贤亮不是昆德拉和索尔仁尼琴，他拒绝深刻严肃的抽象反思。苦难被隔离，处理成历史产物。他热切地和时代保持同步，但依然无法解答，新人为何不能在新环境更好生存？旧人变成新人，新人变成旧人，是否就是文学的胜利？这也是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新人之梦”寄喻民族国家叙事理想，包含鲜明道德态度和主体自信。然而，当一切以我们“意想不到”的形式实现，新旧之间的界限反而模糊了。
进而言之，我们对很多当代作家，大都放在文学史既定框架来谈，忽略了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性。这些东西又反过来证明当代文学的“反文学史性”。张贤亮的小说，验证了新时期共识的形成与转型。它们在新时期塑造新民族国家想象过程中，起到了奇特的“表征”作用，即如何沟通西方世界与中国本土的“革命创伤经验”。张贤亮采取了一种让西方震惊，又满足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方式。这也是全球华文文学视野之下，另一种意义的“新与旧”的想象交织碰撞、痛苦撕裂的过程。夏志清评价：“如果不是从创作实绩而仅就创造的天赋来说，张贤亮可与张爱玲、沈从文等量齐观，其水准应在老舍、茅盾这样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家之上。”他又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新时期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张贤亮满怀希望和乐观主义，却也因此损害了自身对人类现实的更深刻理解”。%7
夏志清敏锐地看到了张贤亮的价值，但也把问题简单化了。张贤亮对“共识”的追求和破坏，都印证着一代知识分子对“总体性价值观”的矛盾心态与试图塑造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从这个角度说，张贤亮的“不新不旧”，恰反映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现代中国”的宝贵价值。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强者的乐观主义与深刻黑暗的虚无并存于他的灵魂深处。“不新不旧”何尝不是百多年来艰难现代转型的中国的某种“隐喻”？鲁迅自不待言，孟悦谈到张爱玲文本特质，就是“如何把当时中国那种新旧夹杂，不新不旧的生活形态和语言形成转化成新的文学想象力”。%8张贤亮不同于张爱玲，但他同样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书写出了前现代、革命、启蒙与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并置的当代中国语境之中独特的“中国故事”。 【注释】
a王尧：《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以1975-1983年为中心》，《文学评论》2013年4期。
b张贤亮的批评文章，大都对其“旧品质”提出质疑，代表性的有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3期;李劼：《创造，应该是相互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观念》，《读书》1986年9期;王德领：《感官文学的生成与意义——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中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洪子诚：《〈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文艺争鸣》2016年7期等。
c 1980年，邓小平在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中提出，他“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人”。
d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210页。
e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f “1956年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势最好的一年，毛泽东用诗人的语言表述了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据传达内部讲话的精神，社会已开放自由到了准备出版《蒋介石选集》的地步。那时真正是人人心中舒畅，生活蒸蒸日上，如俗话‘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我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在1954年高中即将毕业时受到不公正对待（见拙著小说《青春期》），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移到黄河岸边务农，而也正是在1956年，我却被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似乎家庭出身已不再是求学求职的一大障碍了。总之，我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诚唱出了这首《大风歌》。”张贤亮：《今日再说大风歌》，《张贤亮近作》，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g张贤亮：《大风歌》，《延河》1957年7期。
h转引自马占俊：《反右运动中张贤亮及其〈大风歌〉批判始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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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张贤亮：《灵与肉》，《朔方》1980年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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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朔方》1980年2期。
qrs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小说家》1983年2期。
tu张贤亮：《张贤亮小说自选集 自序》，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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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张欣：《张贤亮与九十年代文学生态》，《小说评论》201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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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文艺报》1986年8月28日。
#0张贤亮：《牧马人的灵与肉》，《张贤亮自选集一》，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2 [美]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5页。
#3“对绝大多数男主人公来说，发生在文革特殊环境下的爱情，其意义与功能就在于克服苦难，而不只是男女关系的发展。常常灾难过去了，像张思远与秋文、章永璘与马缨花之类的特殊感情关系也自然会成为‘过去’。”选自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的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1页 。
#4张贤亮：《早安！朋友》，《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5乔以钢、李彦文：《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新才子佳人模式”——以〈人生〉、〈高老庄〉、〈风雅颂〉为中心的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
#6 有论者称：“在20世纪80年代的右派小说中，作家更多地借助女性的认同来使笔下的“右派分子”获得道义上的同情，而在这种充满同情的叙述中，将身为右派分子的“我”由一个“罪人”还原为一个“好人”。”见郭剑敏：《张贤亮右派小说的同情叙事模式及其政治隐喻——兼论20世纪80年代右派小说的叙事向度与可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5期。
#7张贤亮：《土牢情话》，《张贤亮中短篇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8张贤亮：《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李镜如、田美琳编选，《张贤亮谈创作》，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27页。
#9$0$1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选自《新时期争鸣作品选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343页、419页。
$2周惟波：《章永璘是个伪君子》，《文汇报》1985年10月7日 。
$3张贤亮：《初吻》，《中国作家》1985年1期。
$4$5张贤亮：《发疯的钢琴》，《张贤亮作品典藏. 〈心安即福地〉（散文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185页。
$6张贤亮：《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致维熙》，李镜如、田美琳编选，《张贤亮谈创作》，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167頁。
$7张贤亮：《宁夏有个镇北堡》，《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
$8张贤亮：《美丽》，《张贤亮作品典藏·〈美丽〉（散文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9%0张贤亮：《无法苏醒》，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320-321页。
%1雷晓宇：《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经济观察报》2013年5月31日。
%2张贤亮：《习惯死亡》，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
%3江飞：《“以俗制俗”：虚妄的知识分子想象—张贤亮长篇小说〈一亿六〉批评》，《艺术广角》2010年3期。
%4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8年1期。
%5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5期
%6张贤亮：《我的倾诉》，选自张贤亮，《张贤亮作品典藏·〈心安即福地〉（散文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3页
%7夏志清：《张贤亮：作者与男主人公——我读〈感情的历程〉》，李凤亮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期。
%8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李陀编，《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今天文学书业出版2006年版，第84页。
新时期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符号，既有特殊意义所指，也有极为丰富复杂的构成。近些年来，更细致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文学”等概念，都在昭示新时期文学在审美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性危机”。王尧曾反思新时期文学为“过渡状态”，指出“这不仅指文学史‘过渡状态’中旧因素在消失或者转化，新的因素在孕育和生长，其中一些因素成为文学史新阶段的源头;‘过渡状态’是复杂的，并非简单的新旧转换或冲突，往往是多种因素并存，矛盾冲突的结果则预示了此后文学发展的脉络。”a
对新时期文学“过渡状态”的指认，有利于我们激活文学史研究的动能，也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当代中国作家。这种过渡状态，不仅是文学史断代“缝隙”的文学生产特征，更喻指新时期文学的一种“不稳定”的特殊隐喻性。这种“不稳定性”从文革后期到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至今，贯穿了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高潮与断裂。以往，我们倾向于对清晰表达文学观念的作家、流派，予以肯定性文学史地位，比如，先锋作家、寻根小说家这样的称呼。姑且不论这种简单定义是否能够涵盖作家具体创作，我们也忽视、甚至遮蔽了很多看似“不稳定”，充满矛盾悖论的作家。这种“不稳定”过渡状态，也许恰是中国现代性发育独特性体验之一，它既是“不成熟”“不圆满”的某种指称，也蕴含“中国故事”的独特辨识度和文学价值。张贤亮在“新与旧”之间的挣扎，既是新时期文学共识性的表征，又是这种共识性破裂的见证。他就是一个被我们低估，并简单化了的“不稳定”的作家。
一、 “新时期共识”维度下的张贤亮
本文试图从“新人与旧我”视角，重新对张贤亮的创作进行整体化考量。张贤亮是新时期重要作家，但文坛对他有很大争议。很多批评家认为，张贤亮在现代诉求之中交织着很多“旧”品质，既有旧文人的自恋与男权意识，士大夫权力意识，也有对资本欲望的鼓吹，更有“虚伪的政治投机”b。仔细考量，张贤亮的尴尬在于，他既非完全符合政治意图，又不是“异端”;他既不是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也不是一个有鲜明完整启蒙文艺观念的作家。他的小说既不是纯粹市场路线的创作，也不是真正的“纯文学”。他的含混性，一方面表现为自身创作局限，另一方面，则深刻再现了“新时期中国”复杂文化逻辑的“杂糅性”。比如，启蒙批判与民间救赎夹杂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右派劳改的悲壮苦难，伴随走红地毯的沾沾自喜;欲望堕落的虚无，依然有对历史总体性强烈诉求。这些东西，有新有旧，半新不旧，他将之杂糅于一体，真实再现了“新时期文学共识”的复杂性与内在困境。
“新时期共识”建立在执政党领导下“结束文革”与“改革开放”现代化策略基础上。具体文艺倾向，一是控诉文革苦难，二是提倡“人”的解放。从“旧我”与“新人”的关系切入理解“新时期共识”，进而重新认识张贤亮，恰在于这种“新与旧”的复杂纠葛，反映了后发现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艰辛，也反映了共和国文学从50年代至今文艺政策与文学形态调整的“共识性价值标准”的潜在问题。
“新人”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体系，它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概念。十七年社会主义“新人”，主要为农民、工人、军人，寄喻革命主体期待。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又被提高到政治高度，即“四有新人”c。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d但“新人”内涵与身份已发生改变，更注重知识、变革与人性化，一是通过科技经济，融入现代文明，有启蒙色彩;二是坚持社会主义执政党合法性，民族国家最高原则。“旧我”喻指与“新人”相对的形象谱系，是社会主义文艺体系被改造的概念序列。封建“旧我”成为批判对象，资本家、知识分子也不断被淘汰为“旧我”。新时期“旧我”符号也相应发生改变，保守派、造反派，甚至阶级话语，都被划入“旧我”范畴。“新人”对“旧我”的改造，是新时期文学共识的内在逻辑之一。然而，与十七年文学共识结构不同，“新人”与“旧我”的冲突、融合与裂变，又造成了共识的“不稳定性”。
具体而言，“新”与“旧”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形成“共识性”总体观照，这种思路始终贯穿着张賢亮的创作。20世纪50年代，诗人张贤亮将个性启蒙与社会主义理想主义结合，抛弃旧我，创造新人，创作《大风歌》 《夜》等诗歌。文革后期，张贤亮复出，又在新时期新人规范下，有效恢复“旧我”的情感与价值记忆。他形成了以民间为拯救者，以启蒙知识分子为隐含叙事主体，以民族国家意识的改革社会主义为准则的叙述策略，获得了空前文学成功。这种结合“新人理想”与“旧人体验”，将启蒙、民间与社会主义捏合为民族国家叙事形态的“张氏小说”，代表了“新时期共识”的“含混”特质。1990年代，张贤亮的这种小说模式被“深化改革”的结果所终结。启蒙、民间、社会主义再也无法在“新人”与“旧我”之间，搭建起有效平衡桥梁。
进而言之，张贤亮的小说，尽管贯穿了5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等不同历史时期，但“新时期共识”气质，无疑是充分理解张贤亮的关键点，也是联系张贤亮不同时期创作，整体性思考其文学价值的链接点。张贤亮试图整合启蒙、民间、社会主义三种话语，以此达到对“新时期共识”的有效表述。社会主义话语曾是张贤亮努力改造自我的目标，带有强烈精神合法烙印，也带有被改造的恐惧和创伤;启蒙则是张贤亮重寻自我价值与尊严的载体，却不能不受到前者制约。对张贤亮而言，交织着“历史批判与自我崇高化”的苦难叙事，与鼓吹物质合理的欲望叙事，是社会主义话语与启蒙冲动之间的两条折中路径。平衡欲望叙事破坏性、展现社会主义话语魅力的任务，则交给了道德合法的民间话语。无论启蒙、民间，还是社会主义，张贤亮又以民族国家叙事为最高统摄原则。这种复杂的精神结构，属于新时期文学“控诉文革与提倡人的解放”共识之下的“潜在心理”层面。“显”与“隐”相互依赖，也存在抵牾。张贤亮因为“鲜明有效”地表达新时期共识结构而获成功，也因其在1990年代的裂变走向了衰落。
王晓明分析张贤亮的心灵幽暗，已触及到新时期“共识不稳定”的问题。他认为，张贤亮的理性忏悔意识，有着走出炼狱的森森鬼气。e张贤亮是一个追求新人品质，却不肯遗忘“旧我”的作家。“鬼气”是新时代不合时宜的“旧我”气息。相比而言，海华文学视野下，白先勇的《游园惊梦》，姜贵的《旋风》，张爱玲的《赤地之恋》，更见“鬼气”意象。“昔日繁华成空”的钱夫人，革命旋风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方翔千，政治高压下沉溺于性爱的土改队员刘荃，身上有更多鬼气。然而，他们是政治与国族双重离散的“无根”鬼气，张贤亮的“鬼气”则在于“旧我”和社会主义话语“新人”的纠缠与撕裂。中国复杂的现代转型导致张贤亮“不新不旧”的创伤性文学症候。这种症候又成为“新时期共识”命运的隐喻。 二、 共识形成：“改造旧我”到“重塑新人”
张贤亮出生于1936年。作为“右派作家”，他不属于“痴心不悔”的“革命新人”话语体系，没有王蒙的“少共情结”;作为被改造的“旧我”，他年龄偏小，且受到新中国社会主义经验的影响。他也没有40后、50后作家“长在红旗下”的革命童年记忆。对张贤亮而言，“旧我”是“被资本家遗弃的儿子”的记忆、情感、知识、修养、价值观和世界认知。这是资产阶级贵族的审美趣味，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我们要看到他在“新人”与“旧我”之间的选择，及启蒙、民间、社会主义与张形成的张力结构。如果说，“新人”与“旧我”牵扯文化身份认同，那么，启蒙、民间与社会主义，则是游走于小说内部的价值准则。三者在新时期语境，曾在民族国家叙事的统摄下，有过短暂结合，启蒙和社会主义话语都对民间有征用关系。
考察张贤亮的早期创作，《大风歌》就是旧人撕裂自我，涅槃为新人的呐喊。张贤亮怀着拥抱新生活，改造自我的目标来写作f。诗歌憧憬的是“革命”新人，展现了男性抒情主人公形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我是从被开垦的原野的尽头来的/我是从那些高耸着的巨大的鼓风炉里来的”。惹麻烦的是诗歌暗含的不满和批判：“把一切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 我把昏睡的动物吹醒” 、“如果我不在那庸俗的、世故的、官僚的圈子里做个叛徒 /啊！我又能有哪点象你/ 大风呀！”。g张贤亮甚至抨击文坛：“英雄变为超人，官僚变为小丑，敌人是那样的软弱。”h批评家感到青春的个性启蒙与“新时代”的矛盾之处：“它是‘新时代的大风’，但又是什么样的‘新时代’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早已过去，社会主义革命也已基本胜利……‘大风歌’所象征的‘革命’，绝不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且是相反的东西。”i他的情感、技巧和美学特质，除了理想主义，也来自“资本家的儿子”的文化熏陶。批评家的逻辑是，当下是“伟大新时代”，为何还要呼吁“新时代”？“大风的新时代”到底是谁的时代？公刘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大风歌》，是一篇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j
70年代末，张贤亮复出文坛。早期《四封信》等作品符合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如《霜重色愈浓》，中学教师周原和妻子文玉奇，被情敌兼同学星文出卖。三个人冰释前嫌，鼓吹伤痕的治愈：“新时期这三个字像美丽悠扬的《天鹅》，给他带来春天的气息。”k《灵与肉》的许灵均被称为“心灵深处充满了伤痕，但又具有疗治伤痕的潜在力量……是在当今历史条件下的一种革命的新人”。l但张贤亮已显现出“旧我”与“新人”的分裂，缝合话语的是“民间”。小说题记：“他是一个被富人遗弃的儿子。”小说出现“旧我”回忆与民间空间对立，“旧我”以暧昧地位被悄悄复活。小说开篇就是巴金式旧贵族家庭景观：绝望的母亲，出轨的父亲，奢靡的生活，糟糕的家庭关系：“不论他的母亲或父亲，都不需要他！他，不过是一个美国留学生和一个地主小姐不自由的婚姻的产物”。小说热衷描写华侨父亲物质化景观：“茶几上，在精致的咖啡杯周围，散乱地放着三B牌烟斗、摩洛哥羊皮的烟丝袋、金质打火机和镶着钻石的领针。”这和贫瘠黄土地形成强烈对比。许灵均依靠“人民”描述缓解了“旧我”的焦虑。秀芝、老放牧员被塑造成勤劳善良的代表。他们不相信阶级斗争，与大自然、祖国呈现出内化同构关系：“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示出他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m《灵与肉》争议在于许灵均不出国这个情节。张贤亮称，宁夏灵武农场老侨眷严纪彤与王柏龄夫妇是原型，他们甘愿留在祖国搞建设。n《灵与肉》中大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历尽艰难困苦，获得劳动人民的情感，树立社会主义信念。o小说符合政治主流鼓励遗忘伤痕，奔向现代化的诉求。西方现代化时空并不构成征服关系，而是社会主义文化经验之外的参照体系。小说没有突破“新人”叙事原则。这种将“民间经验”伦理化的倾向，在伤痕反思文学较普遍，也表现在张贤亮的《邢老汉和狗的故事》 《肖尔布拉克》等作品。《邢老汉和狗的故事》，老汉与黄狗相依为命，打狗队打死黄狗，老汉抑郁而终。作者借助人民之口发出怒吼：“政治上不去，批孔哩！生产上不去，打狗哩！整了人不够，还要整畜生！”p
然而，复出的张贤亮日益摆脱束缚，“民间底层经验”在他身上有政治规定性，也有鲜活生命記忆。张贤亮塑造了很多困境中反抗的男性主体形象。以往我们将这些人物归结为“带伤痕的新人”“改革家”“受苦的右派”等，却忽视了“旧我”气质。无论石在、章永磷，还是龙种、陈抱帖，更像在孤岛苦斗的中国鲁滨逊，落难但自视甚高的贵族公子，野心勃勃又理性务实的官僚。《龙种》 《河的子孙》 《浪漫的黑炮》 《男人的风格》是张贤亮改革小说四部曲，《浪漫的黑炮》中知识分子与体制的矛盾是喜剧化的，符合新人对知识分子的塑造。《龙种》与《河的子孙》存在“改革家—反对派—帮手—仰慕的女性”叙事模式，龙种与穆寡妇、魏天贵与韩玉梅之间，男性充当女性的拯救者，民间再次展现了多义性，比如，韩玉梅为生活多次与他人私通，但这无损她的个性光彩。
有意思的是《男人的风格》。小说存在两套话语，一是启蒙话语，另一个是现代化政治话语。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陈抱帖的改革，一条是部长的女儿海南、市委书记陈报帖、作家石一士的情感纠葛。海南将丈夫比作“卡列宁”。从潜文本角度讲，该小说和《安娜·卡列尼娜》形成“互文性”。尽管海南爱石一士，但俩人始终保持精神恋爱。石一士和陈报帖则惺惺相惜。一个追求个人幸福的启蒙故事，被“改写”为中国式改革新人小说。一方面，这表现了知识者与政治话语相互配合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作家对经济改革合法性的认识。陈报帖和知识分子王彦林有大段争论，陈持有“生产力论”观点：“一切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上不去，我们再自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行。”q小说写出了两套话语的内在紧张。石一士更具浪漫气质：“她又发现石一士很美的眼睛即使在笑的时候也含着一种深沉的郁悒，一种柔和的忧伤，像泉水底下色彩斑斓的石子。”r石反对婚姻制度，有颓废“多余的人”味道。他想写陈报帖，却又抗议政治家将作家当御用文人，反感“要金丝鸟歌唱，也要给好的笼子”。尽管，政党阶级意识在悄悄转换，但张贤亮还是通过海南的口，说出了对改革者的怀疑：“你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一个纯粹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s石一士和海南，并不是新人，只是新人短暂的同路人。小说结尾：“也许将来会变得不同些;也许，过去的一切还会重演一遍……”预示着作家的犹豫与迷茫。张是一个民族国家主义者，而非纯粹追求文学不朽的个性启蒙者。张贤亮说：“我一直没有想将‘作家’当作一门职业，仅靠写小说安身立命。提起笔，我便想参与社会活动，我是把写作当成社会活动的一种方式来对待。”t一方面，张贤亮实现有限度启蒙反思;另一方面，他清醒地看到文学有限性：“我倒以为文学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应该待的那个位置，这就是汉武帝早就给规定了的‘俳优文学’。”u改革小说给予了他利用文学介入社会的便利，但在石一士和陈报帖之间如何取舍，尽管作家理智上更赞赏陈，但具体文本之中，张贤亮还是透露出内心矛盾。 张贤亮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耐人寻味。他反复研读《资本论》，整理了政治经济学论文，给杂志投稿，没有结果后，才改为写小说改变处境v。他认为《资本论》是拯救思想的武器：“这部巨著不仅告诉我当时统治中国的极左路线绝对行不通，鼓励我无论如何要活下去，而且在我活到改革开放后让我能大致预见中国政治经济的走向。”w然而，张贤亮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更是确认物质合法，民族国家现代化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他的强者哲学：“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哲学笔记》等马列经典的阅读，让张贤亮柔弱伤感的诗人气质加入了哲学思辨的精神强力与洞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乐观精神。”x张炜的《古船》也有隋抱朴夜读《共产党宣言》的情节。然而，张贤亮追求历史总体性，但并不具卢卡奇“罪恶时代史诗”现代小说反讽，也缺乏现代启蒙意义的自我反思。他用民族国家主体力量超越道德善恶评判，将个人融入民族国家叙事。这种观察历史方式接近于黑格尔。《河的子孙》开头引用黑格尔：“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y张贤亮也说：“对个人的经历的命运感，推而广之，就是对世界、对国家的历史感。黑格尔说，世界历史活动的基础高于道德的基础，道德上的谴责是没有用的。最激烈的谴责实际是最软弱的表现。”z黑格尔认为，历史是精神理性，其最高道德就是国家：“不过主观的意志也有一种实体的生活——在现实中，它在本质的范围内活动，并且就把这种本质的事物做它的生存的目的。这个本质的事物便是主观的‘意志’和合理的‘意志’的结合，它是那个道德的‘全体’，就是‘国家’。”@7张贤亮对革命的态度不是反讽的，而是将之放置于社会主义经验，特别是新时期“极左/正常”政治框架处理。他很难有效区分极左政治和革命政治，无法真正认识二者联系。他无法放弃总体性，无法放弃社会主义文艺对民族国家叙事最高合法性的推崇——尽管，张贤亮有时又破坏它们，造成理解的混乱。
因此，张贤亮写的不是谴责四人帮的道德故事，也不是“九死无悔”传奇，而是一个男人通过炼狱折磨，获得强者人格、进而获得国家认可的故事。他的伤痕透露着强者与现实搏战“血淋淋”的自豪感：“伤痕能表现出一种缺陷美，也只有在伤愈之后的眼球尚吊在眼眶外面的库图佐夫和还捧着血淋淋的胳膊的纳尔逊，尽管画面上是一片红海洋，也只会让人恐怖战栗。”@8张贤亮渴望社会介入，见证历史伟大时刻。只不过，张贤亮的马克思主义，更近乎单纯强调生产与欲望合法性。张贤亮和他笔下的改革者，都更强调物质作用，张贤亮的《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9，甚至鼓吹“为资本主义平反”。
对于民族国家隐喻下的理性与力量的追求，也使张贤亮刻意塑造肉身强者。张贤亮通过艰苦物质生活，锻炼出不输于，甚至压倒普通劳动者的强悍肉身。张贤亮承认“《灵与肉》是一支赞美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体力劳动者的颂歌”。#0他陶醉于强大肉身：“我能背八袋子白面上三层楼高的跳板，能扛两麻包小麦绕谷场三圈半”。#1《绿化树》中，章永璘打败赶车壮汉海喜喜。张贤亮的肉身磨砺，有苦修之意，也是自虐心态。这种自虐走向了自我圣化。它与知识分子原罪感和苦难意识有关，也与建国后知识分子自我保护有关。自虐是长期不被理解的心理壓抑和防御机制。“理想自我”和“实际自我”差别过大，人类产生病态的自我憎恨，表现为自我谴责，自我轻蔑，自我挫败，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等形式，后两种常以冲动与幻想出现。#2虽然自虐倾向“否定自我”追求超越，但却因不自信的自我挫败感导致混乱。这也表现在张贤亮在“旧我”与“新人”之间徘徊，始终无法树立坚定认同坐标。社会主义、启蒙与民间，三者在他的精神世界相爱相杀，进一步加剧了分裂感。
三、共识裂隙的扩大：政治化的性爱叙事
这种潜在的共识分裂感，更表现在张贤亮性爱叙事的怪异表述。张贤亮笔下的性，多是政治和肉体压抑的反抗。爱情以“自我牺牲”成为政治新人最具感染力的道德背书。许子东指出，大多数情况，男主人公依靠来自异性的爱情，克服、忍受和摆脱苦难。#3然而，张贤亮的性爱书写，还有男权意识等中国旧道德传统的影响。他不像白先勇与张爱玲，为性爱赋予彻底的个人主义虚无色彩。他一方面宣传强者新人气质，一方面，又对旧人品格念念不忘。偏偏二者都以坦诚暴露手法写来，无疑挑战了读者的叙事伦理，在读者内心造成混乱。正是富于争议的性爱叙事，使张贤亮在社会主义、民间、启蒙之间的话语张力达到最大，其激烈交锋与丰富驳杂，也暴露了三者的不和谐。《早安！朋友》触及青少年早恋题材。小说从“本来好端端做着作业的王文明，突然向坐在他旁边的徐银花伸过手去，在她胸脯上捏了一把”。#4开始，描绘青春躁动的中学生群像。小说以有手淫习惯的徐银花投水自尽的悲剧结束。小说对“性”的科学化理解，虽符合启蒙要求，但对社会主义与民间话语有较强的道德冒犯性。
然而，张贤亮更多将发源于民间的性爱，嫁接于政治救赎，隐现着人民、祖国这类宏大叙事影子：“才子从来就无意以知识对农村女性进行启蒙，而是非常乐于让她们如同传统女性一样，充当丧失自我意愿和决定意向的被动客体#5。”张写的不是赤裸裸的性，而是政治压力下的性，也是因政治改善而消失的性。这被某些论者称为“同情式”性爱模式#6，满足了读者将国家民族苦难传奇化的心理趋势。张贤亮无法完全摆脱意识形态束缚，更无法脱离“旧我”的梦魇。性爱弥补政治的理性逻辑，为之赋予了哀怨动人的情感创伤与道德纠葛。同一时期，不少作家利用传奇来书写反右文学，但没人达到张贤亮真挚激烈的程度。张贤亮有两个底线，一是民族国家叙事，任何性爱描写，都不能超出这个最大合法性，《绿化树》结尾，作家将马缨花融入祖国和人民话语;二是男性尊严，比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黄香久的出轨，就被叙事者鄙夷。反之，马缨花无怨无悔付出，就值得歌颂。
《土牢情话》刻意表现女民兵乔安萍的性感：“她在举手抬足之间稍稍变换了一点点角度，任丰腴柔软的四肢和腰身依自然的节奏来摆动、竟把一系列恶狠狠的动作化成曼妙的舞姿。”#7这在初期伤痕文学不可想象;右派石在的形象更复杂。石在不是罗群（《天云山传奇》主人公）这样的新人表现出相当的人性弱点。《绿化树》存在两种话语较量。一是启蒙话语，充满西方物质和精神符号，另一种属于民间体系，属于马缨花和海喜喜、老队长的世界。与《灵与肉》不同，极左坏人不见了。“人民”不再和国家民族融为一体，却表现出藏垢纳污的弊端。这种对比并置随处可见。比如，笛卡尔的名言和馍馍渣稀菜汤;镇南堡和阿拉伯小集镇;摩根帝国发家史和章永磷算计农民。章永磷称呼马缨花“亲爱的”，马缨花却回应他“肉肉狗狗”。章永磷“隐隐地让我别扭与可笑，我开始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种差距”。“马缨花”也与《辞海》的解释“绿化树”形成对比。张贤亮依然试图将启蒙、社会主义、民间融合，但裂痕已触目惊心。张贤亮认识到旧人与新人的冲突性：“我写了爱情，写了阴暗面，写了六○年普遍的饥饿，写了在某些人看来是‘黄色’的东西;主人翁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新人’，却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兼地主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然而，他坚信“旧人”也能写出历史宏大意识：“我正是要在这一切中写出生活的壮丽和丰富多采，写出人民群众内在的健康的理性和浓烈的感情，写出马克思著作的伟大感召力。”#8 这种分裂更表现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方面，隐含叙事者将黄香久作为自然“大母神”：“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摞下手中的内裤，像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9;另一方面，张贤亮对性道德又有超乎寻常的敏感，例如，面对黄香久和曹书记的奸情，主人公不是反抗屈辱，或宽容待之，而是神游外物的“穿越”，让宋江、马克思、庄子等历史人物和主人公“理性思辨”，结束才恨恨地说：“这个冲撞了伟大亡灵的人居然是共产党员。真是不可思议！”$0黄香久一方面被当做“性欲”符号，表现人性启蒙，但又仅是“性欲”符号，以陪衬主人公道德合法性：“维系我们的，在根子上恰恰是情欲激起的需求，是肉与肉的接触。”$1另一方面，作者又将黄香久“道德化”处理。民间女性的无私牺牲，安慰知识者的愧疚，淡化负罪感，并将之转喻为启蒙“崇高”。那些潜伏在张贤亮精神深处的“旧我”再次发作，突破新人禁忌，结果是文本的巨大分裂，如某论者指出：“这样的纯真和这样的卑鄙在一起，这样正确的思想和这样谬误的观念交织，这样的人的局限性和这样的人的超越性混杂着，这样罕有的坦白和这样做作的伪善纠缠着。”$2
值得注意的是张贤亮的短篇小说《初吻》。这篇小说更真实地展现了“旧我”的情感记忆。小说讲述上海章家少爷和残疾女孩的美丽初恋，更展现了40年代末各色人等真实生活状态。残疾女孩不仅象征恋母情结，且寄托“旧我”对大转折时代略显病态，但刻骨铭心的体验。女孩说“只有大人不打仗了，我才能回来”。新社会则以华丽无比的方式出场：“解放那天，她家花园中的月季已经盛开，而那株栽在窗前的棣棠，更是绽出了满树金黄色的花朵。我盯着那扇空荡荡的窗口看了一会儿，但很快就被坡下震天动地的锣鼓声吸引过去了……”$3这篇小说从题材、视角、审美标准，都与80年代文学有差异，再现了“旧我”起源式景观。在他的散文之中，儿时记忆构成“旧我”刻骨铭心的感受。这里有贵族式的优越的自恋，也有“庄生梦蝶”的沧桑。张贤亮曾描述儿时照片：“地点在南京的祖宅。祖宅位于湖北路，原国民政府外交部后面，是一所很大的花园，名‘梅溪山庄’，据说是我祖父和有名的‘辫帅’张勋打麻将赢来的。”$4儿时富贵逼人的照片，却构成了“旧人”张贤亮苦难根源，梦魇源头。无论他如何努力变成“新人”，却永远被定格为幼稚“旧人”形象：“从拍了这张照片后我就没有长大……我是一架发了疯的钢琴。总有一天，这架钢琴会因自己癫狂性的颤抖而散裂。”$5“钢琴”这个资产阶级气息的物体系符号，成了伤痕累累“旧我”的象征。张贤亮不忌惮于裸露伤痕，在启蒙、社会主义、民间等话语的撕扯与研磨之下，他将瘢痕的肉身化为无数文字，最后粉碎在一片虚空之中。
四、共识的危机： 不肯退场的“土牢幽灵”
過去对张贤亮1990年代后的创作，很多批评家从虚无纵欲、无法走出苦难等角度予以批评，无疑低估了张贤亮最后阶段创作的复杂性，也忽视了“新时期共识气质”对90年代张贤亮的潜在影响。张贤亮在新时期呼唤的，以物质追求人类尊严的目标，已成功地变为文坛新法则。但“新人”与“旧我”的冲突，并没有在张贤亮的灵魂深处达到和谐。《我的菩提树》是张贤亮最优秀的小说。他的其他创作，虽力有不逮，但也揭示了很多现实问题。张贤亮敏锐地看到，物质合法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共识”，导致的启蒙精神不足，及左倾思潮死灰复燃的危险。张甚至怀念民间叙事与社会主义新人的道德魅力，在小说之中不断出现对它们的“哀悼”。民间再次成为心灵的乌托邦。
1990年代初，张贤亮从“右派作家”变成“作家富豪”，影响力却日渐减弱。张贤亮曾对从维熙说：“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6张贤亮对政治的关注一如既往。他称《我的菩提树》是“小平同志南巡的产物”。他拥护改革开放，建立镇北堡影视基地，某种程度实现美学理想与政治功业、经济建设的结合。对张贤亮而言，镇北堡是一个实现的乌托邦：“我这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是，我在写好小说的同时，创办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解决了周围农民的吃饭问题，并为中国西部平添一处人文景观.....我一生无憾。”$7
苦难书写，依然是张贤亮的一大主题，他的1990年代回忆录，性并不是救赎，反而充满乐趣：“最常见的娱乐是谈性交、性骚扰和打扑克。每个人都有夜间的故事，聊起来不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还带露骨的表演。”$8叙事重心从反抗政治压抑变成人性自由，民族国家叙事最高合法性渐渐退却。中篇小说《青春期》，受尽苦难的右派，变身为野蛮“男神”，砍断敌人手指，和泼辣的民间女性白彦花偷情。张贤亮也继续在反思维度掘进。《我的菩提树》用纪实性日记和注释，形成两条线索和两类叙事眼光。一是反右至文革的劳改生活，一是当下对那时生活的解释和思考。两类叙事眼光，一个是日记体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另一个是全知式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自叙传主人公，不是“带着伤痕的新人”，更多被还原出“被资本家遗弃的儿子”，一个“旧人”在极端残酷劳改农场的真实体验。作家关注点在“饥饿”对人性的摧残。抢剩饭、食人、批斗、逃亡、饥饿对人的伤害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它摧毁善恶羞耻之心，让人们沦为权力奴隶。作家也写了知识分子思想被驯服后的麻木与愚昧。他们相互仇视，甚至检举同情他们的劳改队长。
虽然张贤亮呼唤改革时代，然而，经济自由并没有带来精神自由，“旧我”与“新人”陷入更大的分裂对抗。《无法苏醒》是革命重现的梦魇。小说塑造了企业家赵鹫的形象。他曾是右派反革命，也是改革先锋。功成名就后，却意外因当年拨乱反正小组结论少了“无罪”两字，再次入狱。赵鹫再次梦魇般地回到牢房，墙上标语已改为：“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到这里干什么？……认真反省 踏实改造，你的亲人正等待着你”。$9张贤亮以“老去的新人”对“改革”表示了忧虑。小说让死去的劳改犯复活，和赵鹫辩论：“现在你们的世界物质财富的确很多，可是哪里还有一点点平等？哪里还有社会主义？”%0小说最后，清洁剂厂职工走上街头，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场景。 马克思主义话语暗含的民族国家的理性力量感，渐渐退出张贤亮的文本，张贤亮晚年甚至倾向于佛教，这也起源于“旧我”童年记忆：“我还是比较信佛。家里从小敬菩萨，一天到晚阿弥陀佛。佛教的《金刚经》和《心经》，从小就会背，但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随着个人的经历，理解得更深，对我帮助很大”。%1但是，佛教的意义，在张贤亮的思想与创作中，更接近于消解意识形态的，民间化的朴素理解。小说《普贤寺》，机关退休干部老罗，笃信佛教，早年因海外关系郁郁不得志，未能婚娶，意外地和丧偶老太太梅女士发生感情。小说充满佛学意味，又和民间相濡以沫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从极左政治的批判者到改革开放的勇猛实践者，再到佛教徒，张贤亮转了一圈，似乎又回到“旧我”的精神原点。
更能表现张贤亮“共识性危机”的，是《习惯死亡》和《一亿六》。《习惯死亡》出现叙事者“你”，并与“他”“我”的叙事人称并置，暗示出多重人格的冲突与互审：“你经常想到死，死亡成了你的习惯”。小说也不断变幻时空，出现国外生活与劳改农场的交叉。小说主人公口头禅是“完了”，沉溺在性爱交往，却无法找到内心平静。小说结尾，主人公回到故事原型的女人的家，却看到了衰败不堪的民间女性：
在烛光下，我看见她的乳房和肚皮都松垂了下来，并且有一层层皱折。她瞟了我一眼，带着歉意地笑道：“你看，我都成了这副样子了，你还来找我干啥？”我说：“也许这就是我的爱国主义吧。”她说：“啥？你说啥？”她也不懂。我说：“我没说什么，我是说我不找到你心里就不安。”她很快钻到被窝里去了。她把被子拉到她的下颌上，问：“你还写吗？”我说：“我不写了。都写完了。”%2
“故事早已写完”，民族国家依然宏大，民间已不是充满活力的民间，而是衰败的民间。“我”既没有成为“新人”，也无法回头成为“旧我”。《绿化树》“马缨花灯下缝衣，章永磷夜读资本论”的温馨桥段，变成了荒诞无比的结局。
长篇小说《一亿六》，是张贤亮最后的创作，被批评为“知识分子的生命感伤和精神苦难早已随作者一起从革命时代的悲剧嬗变为名利双收的后革命时代的喜剧”。%3巨富王草根收购医院传宗接代，农村青年“一亿六”由于拥有高度活跃的精子，成为各方势力抢夺的对象。故事有“一男三女”模式，即“一亿六”和陆姐、二百五、珊珊。围绕这几个人是陶警官、国学大师、医院刘主任等各色人等。小说形象的失真，源自作家对真实生活体验能力的衰退。狂欢喜剧，失去现实主义品质，也会变成苍白的呓语。这种狂欢荒诞的作品屡见不鲜，如余华的《兄弟》。但张贤亮的不同在于，他刻画了一个有新人品质的“一亿六”。他聪明善良，身体强壮，心智纯净，热爱劳动，甚至纯洁到谈女朋友都是精神恋爱。当然，这个虚幻人物身上，依然有太多“旧我”痕迹，如精神贵族气质，贾宝玉式女性崇拜，爱弥儿的道德自律。张贤亮终生无法走出“旧我”与“新人”的纠缠。他只能讓“一亿六”等人逃亡到拆毁土牢修建的镇北堡，那个盛开向日葵的民间乌托邦。他依然自信地宣称：“中国未来的伟大杰出人物的胚胎，这时开始形成！”
结语
“新时期共识”是理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内在逻辑的重要节点，也是我们反思当下文学史结构的着力点之一。新时期与新时期之前，新时期之后，围绕着“共识”的新与旧的价值位移、概念偷换和含混杂糅，都有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这个意义上讲，张贤亮身上“旧我”与“新人”的问题，是新时期“过渡状态”的文学症候，既是个人化案例，也具有相当普泛性——不过很多作家的表现形态因人而异罢了。比如，黄平指出，即使考察最经典的社会主义新人作品，依然会发现欲望叙事在潜叙事层面对小说逻辑的强大破坏性。%4罗雅琳也发现，路遥所谓“社会主义新人”小说，包含着德性统治、社会主义品质和献身精神等“旧”的气质。路遥提供了一种不是在突变之中产生，而是作为50-70年代文化自然成长的新人形象%5。
新时期短暂的共识之下，张贤亮有难以忍受的“撕裂感”，这也是意识深处“旧我”与“新人”的搏战：“历史的传统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现实却使我飘飞。而现实其实是历史的继续。我常常有一种被撕碎的感觉。当我自以为是在空中翱翔的时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还摊在那片不长青草的砂砾中间。”%6张贤亮不是昆德拉和索尔仁尼琴，他拒绝深刻严肃的抽象反思。苦难被隔离，处理成历史产物。他热切地和时代保持同步，但依然无法解答，新人为何不能在新环境更好生存？旧人变成新人，新人变成旧人，是否就是文学的胜利？这也是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新人之梦”寄喻民族国家叙事理想，包含鲜明道德态度和主体自信。然而，当一切以我们“意想不到”的形式实现，新旧之间的界限反而模糊了。
进而言之，我们对很多当代作家，大都放在文学史既定框架来谈，忽略了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性。这些东西又反过来证明当代文学的“反文学史性”。张贤亮的小说，验证了新时期共识的形成与转型。它们在新时期塑造新民族国家想象过程中，起到了奇特的“表征”作用，即如何沟通西方世界与中国本土的“革命创伤经验”。张贤亮采取了一种让西方震惊，又满足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想象的方式。这也是全球华文文学视野之下，另一种意义的“新与旧”的想象交织碰撞、痛苦撕裂的过程。夏志清评价：“如果不是从创作实绩而仅就创造的天赋来说，张贤亮可与张爱玲、沈从文等量齐观，其水准应在老舍、茅盾这样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小说家之上。”他又说，“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新时期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张贤亮满怀希望和乐观主义，却也因此损害了自身对人类现实的更深刻理解”。%7
夏志清敏锐地看到了张贤亮的价值，但也把问题简单化了。张贤亮对“共识”的追求和破坏，都印证着一代知识分子对“总体性价值观”的矛盾心态与试图塑造文化主体性的努力。从这个角度说，张贤亮的“不新不旧”，恰反映了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独特的“现代中国”的宝贵价值。他不是一个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启蒙者。强者的乐观主义与深刻黑暗的虚无并存于他的灵魂深处。“不新不旧”何尝不是百多年来艰难现代转型的中国的某种“隐喻”？鲁迅自不待言，孟悦谈到张爱玲文本特质，就是“如何把当时中国那种新旧夹杂，不新不旧的生活形态和语言形成转化成新的文学想象力”。%8张贤亮不同于张爱玲，但他同样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书写出了前现代、革命、启蒙与全球化的时空压缩并置的当代中国语境之中独特的“中国故事”。 【注释】
a王尧：《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过渡状态”—以1975-1983年为中心》，《文学评论》2013年4期。
b张贤亮的批评文章，大都对其“旧品质”提出质疑，代表性的有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3期;李劼：《创造，应该是相互的——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性观念》，《读书》1986年9期;王德领：《感官文学的生成与意义——以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为中心》，《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洪子诚：《〈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文艺争鸣》2016年7期等。
c 1980年，邓小平在给《中国少年报》和《辅导员》杂志题词中提出，他“希望全国的小朋友，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纪律的人”。
d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9-210页。
e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f “1956年可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形势最好的一年，毛泽东用诗人的语言表述了中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据传达内部讲话的精神，社会已开放自由到了准备出版《蒋介石选集》的地步。那时真正是人人心中舒畅，生活蒸蒸日上，如俗话‘芝麻开花节节高’。虽然我因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又是‘关管斗杀子女’，在1954年高中即将毕业时受到不公正对待（见拙著小说《青春期》），不得不携老母弱妹随北京贫民迁移到黄河岸边务农，而也正是在1956年，我却被中共甘肃省委干部文化学校录用为语文教员，似乎家庭出身已不再是求学求职的一大障碍了。总之，我的确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来临’，于是我以全部的真诚唱出了这首《大风歌》。”张贤亮：《今日再说大风歌》，《张贤亮近作》，文汇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
g张贤亮：《大风歌》，《延河》1957年7期。
h转引自马占俊：《反右运动中张贤亮及其〈大风歌〉批判始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12期。
i安旗：《这是一股什么“风”？——评张贤亮的“大风歌”》，《延河》1957年8期。
j公刘：《斥〈大风歌〉》，《人民日报》1957年9月1日。
k张贤亮：《霜重色愈浓》，《张贤亮自选集一》，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l陈骏涛：《新人形象塑造谈片》，《人民文学》1981年5期。
m张贤亮：《灵与肉》，《朔方》1980年9期。
no张贤亮：《心灵和肉体的变化》，选自李镜如、田美琳编选，《张贤亮谈创作》，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121页、46页。
p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朔方》1980年2期。
qrs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小说家》1983年2期。
tu张贤亮：《张贤亮小说自选集 自序》，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2页。
v#1张贤亮：《满纸荒唐言》，《张贤亮选集一》，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1页、189页。
w张贤亮：《“文人下海”》，选自张贤亮，《张贤亮作品典藏·〈美丽〉（散文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8-109页。
x张欣：《张贤亮与九十年代文学生态》，《小说评论》2015年5期。
y张贤亮：《河的子孙·序言》，《当代》1983年1期。
z张贤亮：《张贤亮自选集一 序言》，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7[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8页。
@8张贤亮：《从库图佐夫的独眼和纳尔逊的断臂谈起——〈灵与肉〉之外的话》，李镜如、田美琳编选，《张贤亮谈创作》，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10页。
@9张贤亮：《社会改革与文学繁荣——与温元凯书》，《文艺报》1986年8月28日。
#0张贤亮：《牧马人的灵与肉》，《张贤亮自选集一》，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05页。
#2 [美]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25页。
#3“对绝大多数男主人公来说，发生在文革特殊环境下的爱情，其意义与功能就在于克服苦难，而不只是男女关系的发展。常常灾难过去了，像张思远与秋文、章永璘与马缨花之类的特殊感情关系也自然会成为‘过去’。”选自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的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01页 。
#4张贤亮：《早安！朋友》，《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5乔以钢、李彦文：《近三十年“城乡交叉地带叙事”中“新才子佳人模式”——以〈人生〉、〈高老庄〉、〈风雅颂〉为中心的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4期。
#6 有论者称：“在20世纪80年代的右派小说中，作家更多地借助女性的认同来使笔下的“右派分子”获得道义上的同情，而在这种充满同情的叙述中，将身为右派分子的“我”由一个“罪人”还原为一个“好人”。”见郭剑敏：《张贤亮右派小说的同情叙事模式及其政治隐喻——兼论20世纪80年代右派小说的叙事向度与可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5期。
#7张贤亮：《土牢情话》，《张贤亮中短篇精选》，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页
#8张贤亮：《必须进入自由状态——写在专业创作的第三年》，李镜如、田美琳编选，《张贤亮谈创作》，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27页。
#9$0$1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选自《新时期争鸣作品选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学院分会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343页、419页。
$2周惟波：《章永璘是个伪君子》，《文汇报》1985年10月7日 。
$3张贤亮：《初吻》，《中国作家》1985年1期。
$4$5张贤亮：《发疯的钢琴》，《张贤亮作品典藏. 〈心安即福地〉（散文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页、185页。
$6张贤亮：《关于时代与文学的思考——致维熙》，李镜如、田美琳编选，《张贤亮谈创作》，宁夏大学学报编辑部1985年版，第167頁。
$7张贤亮：《宁夏有个镇北堡》，《一切从人的解放开始》，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
$8张贤亮：《美丽》，《张贤亮作品典藏·〈美丽〉（散文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
$9%0张贤亮：《无法苏醒》，河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320-321页。
%1雷晓宇：《张贤亮：性、政治和权力》，《经济观察报》2013年5月31日。
%2张贤亮：《习惯死亡》，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224页。
%3江飞：《“以俗制俗”：虚妄的知识分子想象—张贤亮长篇小说〈一亿六〉批评》，《艺术广角》2010年3期。
%4黄平：《再造“新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8年1期。
%5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5期
%6张贤亮：《我的倾诉》，选自张贤亮，《张贤亮作品典藏·〈心安即福地〉（散文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2-93页
%7夏志清：《张贤亮：作者与男主人公——我读〈感情的历程〉》，李凤亮译，《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期。
%8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李陀编，《昨天的故事：关于重写文学史》，今天文学书业出版2006年版，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