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改名为《北京文学》，以焕然一新的面目出现在新时期的百花园中。为求得这一期改刊一炮打响，编辑部花了大半年的工夫，从上到下，团结一心，殚精竭虑，认真准备。就在这一期的稿件经过反复推敲终于编定、将要下厂付印的前夕，负责人李清泉做出一个后来使全国文坛为之目眩、甚至引起海内外密切关注的举动，他果断决定，从已编好的“小说专号”中抽下一篇，改用他自己费尽气力，足足花了一个多月才挖掘得来、又苦苦思索几个夜晚才下决心采用的短篇小说，这就是汪曾祺的《受戒》a。
　　1980年8月12日，本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汪曾祺来说，却是终身难忘，因为就在這一天，他酝酿多日、5月写成初稿的《受戒》正式定稿。当他在文末习惯性地写好定稿日期、准备搁笔的时候，忽然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又在完稿日期的后面加上一行字：“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受戒》如今已被人们公认为是汪曾祺创作的经典美文之一。汪曾祺于文末写下的“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虽然仅寥寥十个字，短短一句话，似无心却有意地给人们留下一个谜。这个谜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一个梦”。
　　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梦？是“初恋梦”，还是“文学梦”？人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至今仍争执不休。
　　一
　　包括文艺界许多名家在内的大多数读者，第一次读到《受戒》，都有惊艳之感。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人物，这样的语言，这样的以散文笔法写成的小说，甚至连作者汪曾祺这个人，都是以前很少了解的。其实，汪曾祺早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初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在老师沈从文的指导下就开始创作、发表小说，且在当时文坛崭露头角，但解放后汪曾祺长期搁笔，以至逐渐被文坛淡忘。《受戒》发表的这一年，汪曾祺正好六十岁。他本人既感慨、又不无自嘲地说，花甲之年“执笔为文，不免有‘晚了’之感”b，话虽这样说，终于盼来躬逢盛世的喜悦心情还是显而易见的。直至今天，我仍清楚地记得将近40年前《受戒》刚发表时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因为作品以高邮为背景，所以，故乡人读到《受戒》不但格外熟悉与亲切，还产生一种“与有荣焉”的激动与喜悦。比之一般的高邮人，我还另有一层特别的感受，自幼爱好文学的我，不但与汪曾祺同乡，还与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高中同窗，也正是从汪曾庆那里，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我就知道汪曾祺的名字，并一直注意他的文学行踪。当汪曾祺新时期文坛复出、尤其是他发表了享誉全国的《受戒》后，在很多人对汪曾祺感到陌生时，我却能很快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几乎与此同时，我就暗自产生一个想法，高邮是北宋婉约派词学大师秦少游的故乡，自秦少游后一千多年，高邮就很少出现有影响的文学大家，我有责任为宣传与研究汪曾祺尽可能多做些实质性事情。有了这想法后，我坚持通过不断写信给汪曾祺，向他请教、询问，以求逐渐增加、积累有关的资料。汪曾祺一生给我写了38封信，对我的诸多请教、询问，他总是及时给予回答，我后来写的《汪曾祺传》c中许多第一手资料就是这样得来的。《受戒》刚问世不久，我就专信问他，文末“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敢说，直率地向汪曾祺提出这个疑问的，我是第一个，换上别人不会这样冒冒失失的。对我关于“一个梦”含义的询问的回复，是汪曾祺写给我的第二封信。有点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在信中的回答仅短短一行，不足20字，他说：“‘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无甚深意，不必索解。”d
　　看了这回信，我不好再问了，但老实说，心中的疑问仍在。自《受戒》之后，汪曾祺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作品联翩问世，随着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关心与研究他的作品的人急剧增加，人们对他的了解从最初的知之甚少，发展到对他作品的密切关注，甚至连作品中的一个细节、一句话都要刨根问底弄个明白，对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自然不会放过。像我一样有疑问的人多的是，我不“索解”，还会有别人问。果然， 1988年上半年，香港的女作家施叔青和舒非先后采访了汪曾祺，她俩在采访中不但都向汪曾祺当面询问到那个“梦”，还在此后她俩公开发表的作品中作了生动的叙述e。大概因为面对的两位都是女作家，又都是来自香港，汪曾祺不好意思王顾左右，更不好搪塞，面对施叔青的提问，汪曾祺承认：“是我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舒非在其后发表的散文中写得比施叔青更直白：“这个‘梦’，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
　　可以肯定地说，汪曾祺看到了她俩的文章，但他当时没有出面作任何订正。这样，“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其实是汪老自己的初恋故事”的说法，便从此广泛流传。
　　二
　　所谓“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中的“四十三年”，具体指的是1937年。那一年暑后，汪曾祺为躲避战火，被迫中断了在江阴南菁中学的学习回到故乡高邮，此后又随同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一个名叫庵赵庄的农村，住在村中的“菩提庵”里避难，一住就是半年。汪曾祺在《关于〈受戒〉》f一文中提到那个小庵的附近确实有户农家：“这一家，人特别的勤劳，房屋、用具特别的整齐干净，小英子眉眼的明秀，性格的开放爽朗，身体的姿态优美和健康，都使我留下难忘的印象，和我在城里所见的女孩子不一样。她的全身，都散发着青春的气息”。许多人正是以汪曾祺写的这段话为根据，断言《受戒》写的就是作者对小英子的思念，就是汪曾祺的初恋梦。
　　其实，这是没有仔细辨析而产生的美丽误解。在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明白无误地以肯定口吻写道：“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指父亲汪菊生）在一旁瞎出主意。”g这里说的“写情书”的时间明显在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到《受戒》中写的“菩提庵”之前，也就是说，当时他还没有认识“小英子”。汪曾祺的儿子汪朗在《写了个小和尚的恋爱故事》一文中也断言：“小英子并不是他（指汪曾祺）的初恋情人，这是可以肯定的。”h即便汪曾祺在与香港作家施叔青对话时，施叔青当面问他：“……想到《受戒》，你说过是写你的初恋，一个几十年前的梦……”，汪曾祺马上纠正说：“不是写我的初恋，是我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i很清楚，汪曾祺说得是“初恋的一种朦胧的对爱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抓住这句话进而加以想象与发挥，把《受戒》中写的小英子说成是汪曾祺的初恋对象。 　　生活中的汪曾祺当然会有初恋对象，但这个初恋对象不是小英子。这首先可从汪曾祺晚年写的一篇散文中得到印证。1935年夏，汪曾祺考入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汪曾祺很少将他在江阴南菁中学读书时的生活经历写入他后来的作品里，倒是在南菁中学读书期间的那两年发生的朦胧的初恋生活，给他留下比较深刻的甚至难忘的记忆，并写入作品之中。1993年9月8日，时年已73岁的汪曾祺在一篇题为《我的世界（代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我的高中一二年级是在江阴读的，南菁中学。江阴是一个江边的城市，每天江里涨潮，城里的河水也随之上涨。潮退，河水又归平静。行过虹桥，看河水涨落，有一种无端的伤感。难忘伞墩梅花遇雨，携手泥涂;君山偶遇，遂成永别。几年前我曾往江阴寻梦，缘悭未值。我这辈子大概不会有机会再到江阴了。”j汪曾祺文中自述的“高中一二年级”，是指1935年秋考入江阴南菁中学、到1937年夏为躲避战火离开江阴南菁中学这段时间。在汪曾祺自己写下的这段充满惆怅且略带伤感意味的深情文字中，分明有一位不知名的初恋情人若隐若现。正是这段不常见的作者自述，也证明早在认识小英子之前，初恋的情感已萌动在年轻的汪曾祺的心中。
　　世上的事也真难预料，写下《我的世界（代序）》之后，汪曾祺直到1997年5月16日离开这个世界，他确实没有“再到江阴”。但在他的晚年，汪曾祺却奇迹般地见到当年与他一道在江阴南菁中学同窗读书的女同学章紫;不但两人有机会见面，还一起回忆了当年的“朦胧”故事。号称每期销售逾百万、发行量全国第一的《读者》杂志，在2017年第15期刊载了一篇题为《汪曾祺的迷人细节》的散文k，详细地叙述了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与章紫阔别半个世纪得以重逢于北京汪曾祺家的情景。两人一道回忆了当年在江阴南菁中学同窗共读的动人往事，章紫一直珍藏着她与汪曾祺的合影，在两位白发同窗的回忆中不乏关于汪曾祺当年初恋的点点滴滴情节与细节。《读者》发表的这篇散文不仅史实珍贵，更为《受戒》中的小英子不是汪曾祺的初恋对象，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三
　　说实在的，名人的初恋对象是谁，历来为人们感兴趣，但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闲谈话题而已。但对文学大家汪曾祺不同，他的初恋对象是谁，别具值得深入研究与求实的文学史意义。据此，我才努力多方求证，一定要以确凿的史实、得出《受戒》中的小英子绝对不是汪曾祺的初恋对象的可靠结论。我认为，只有弄清楚关于汪曾祺初恋的真实情况，“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句话中的“梦”，才能显露出它的真实本相。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个梦”不是汪曾祺的初恋梦，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学梦”。
　　汪曾祺出身于不但富裕而且传统文化氛围浓郁的家庭，从小就在长辈、名师指导下吟诗、作画、练书法，这就为他后来成为人们所说的“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打下坚实的基础。早在幼稚园、小学读书时，汪曾祺就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他随父亲到外祖父家中去，别人谈笑，打牌，他却一个人拿一本书到书房里去，一看就是半天，“我小小年纪，就已经有一点隐逸之气了”l。进入小学后，他的兴趣很快被语文课吸引，一些稍有文采的课文总能逗引他遐想萬千。一年级的课本上有首《咏雪》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别的孩子跟着老师读，觉得顺口、流畅、易记、有趣，汪曾祺读着读着，却从最后一句“飞入芦花都不见”，居然慢慢感悟出一种宁静之美，含蓄之美。m汪曾祺在高邮读完初中后、考入江阴南菁中学，这个学校注重数理化，轻视文史，但他却买了一部词学丛书，“课余常用毛笔抄宋词，既练了书法，也略窥了词意”n。就这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汪曾祺自幼就有的对文学的喜爱，终于升华为献身文学的美丽的梦。1937年夏，当他随同祖父、父亲逃往乡下躲避战火时，仓促之间，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他只带上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沈从文小说选》。他把这两本书读了又读，使他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多年以后，他十分肯定地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o
　　为了追求真正的文学之梦，1939年夏，19岁的汪曾祺告别故乡与亲人，只身一人辗转于充满风险的旅途多日，千里迢迢赶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追随于他仰慕已久的沈从文先生左右，从此开始了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文学创作之旅。上世纪40年代初他就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解放前夕，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p，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解放后，他于1963年出了一本儿童文学小书《羊舍的夜晚》，全书仅四万字q。汪曾祺的文学梦，萌发于青少年时，确立于考入西南联大之后。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圆自己文学之梦更是充满期望，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熟悉的生活未必能写，自己擅长的笔法未必能用，而自己又不愿意以文学跟风应景。面对这样的政治的、文学的现实，他内心不甘、却又只好无奈地搁笔。即便这样，他依然不放弃对文学梦的期待。他等啊，等啊，就在他近乎绝望的时候，峰回路转，大地春回，被世界称为引导古老中国真正开始走向春天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圆梦的日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汪曾祺文坛复出，发表《受戒》的这一年，他整整六十岁！
　　四
　　如何从新时期文学史角度看《受戒》，这是一个深刻、深邃、深远的大课题，非区区数千言、甚至数万言能说得清楚。我只能在这里简略概括地说，汪曾祺的《受戒》和他写的那一组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题材、背景的作品，堪称是新时期的报春新花。
　　我一直固执地认为，必须经过《受戒》发表后的长时间，等到人们从最初乍见《受戒》迅即产生的激动、喜悦、爱不释手、百读不厌等等丰富的情感中冷静下来，理智地从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现状切入，联系汪曾祺的人生道路、创作经历等各个方面对《受戒》进行理性思考，这才有可能真正看得清楚《受戒》的价值和意义。
　　前已概述，解放后汪曾祺长期搁笔是无奈之举，绝非他有意放弃自幼就有的文学梦;还可以换句话说，解放后的汪曾祺从来没有放弃过文学梦。1954年，他根据《儒林外史》改编创作过京剧剧本《范进中举》r;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前后，他曾不时在《人民文学》 《北京文艺》等有全国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过散文、散文诗;即便1958年他被错误地补划为右派，在塞外劳动改造的灰暗的日子里，他仍振作精神拿起笔、出版儿童文学小册子《羊舍的夜晚》;更有在他因戏剧唱词的写作才华出众，引起江青的重视，奉命参加“样板戏”剧组之后，他从未将此视为升官之道，但暗自珍重这是难得的文学写作机会……这些事实证明，文学梦一直深藏在汪曾祺的心中，什么时候他都不舍那一缕无限的依恋之情。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段时间，他遭受误解被迫检查，他委屈，愤慨，不满，甚至灰心失望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后，汪曾祺目睹文学界日甚一日地呈现春回大地的动人景象，新时代的百花齐放的气候召唤着他，他前所未有地产生将“四十多年前的事，……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的强烈愿望s;与此同时，他的众多了解他、赞赏他文学才气的文友们陆续登门，苦口婆心地劝慰他重新拿起笔来，切勿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大好年华。就这样，汪曾祺的那颗已冷寂多年的心，逐渐慢慢苏醒，并终于焕发出新的创作活力，确立了文坛复出的信心与决心。他曾饱含深情地说过：“没有朋友们的鼓励、催逼、甚至责备。我也许就不会再写小说了。深情厚谊，良可怀念，于此谢之。”t
　　了解到这一切后，我们就能清楚地理解，《受戒》的问世，为什么能引起文坛那么大的震动、能对当时文坛的创作生态环境产生非一般作品所能产生的巨大推动与改善作用。对这一点，我曾撰文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刚一开始，当中国文学终于挣脱长期以来的‘左’的桎梏开始一个新的里程、却又一时不能完全摆脱文学为政治中心服务的旧的轨道时，是汪曾祺以《受戒》 《大淖记事》等一批以童年回忆为视角、致力于赞扬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人性美的作品，既把从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始，其后又因时代的、政治的因素被迫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重新连接了起来，又为当时正由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一统天下的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及时启示和加速推动文学界让文学真正的回归文学。虽然这一切，未必是汪曾祺有意为之，但客观上的确起着这样扭转创作风气的作用，功莫大焉。”u
　　五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的文坛，是一个让作家们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热血沸腾激情难忍的火红年代。一篇好作品发表了，人们争相阅读，迅即不胫而走，洛阳纸贵。《受戒》在1980年10月号《北京文学》上一炮打响后，汪曾祺一下子名震文坛，并从此走红。我曾当面听到过汪曾祺叙说《受戒》发表前后的情况，他告诉我，由于自己解放后淡出文坛时间太长，许多人不了解他，当他先是发表《受戒》、紧接着又以《大淖记事》获得1981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奖后，很快成为人们关注的新闻人物，连文学界的人都互相打听：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在随后写了发表的访问记中，把人名错写成杜鹏程。汪曾祺注意到了，立即写信给我予以纠正：“你在《新华日报》上发的文章有些地方与事实不符。‘冒出来’是叶楠说的，不是杜鹏程”。v
　　这个纠正显示出汪曾祺为人的谨慎与小心。这种谨慎、细心（后来又加上态度的坚决）在他选择与确立自己文学创作中“位置”的过程中更表现得淋漓尽致。
　　许多人是从《受戒》开始知道汪曾祺的，甚至还有不少人以为《受戒》就是汪曾祺复出文坛后最早发表的小说，其实不是。就在《受戒》发表的上一期，即1980年的9月号《北京文学》上，刚刚发表同样是由李清泉亲手签发的、也是汪曾祺写的小说《塞下人物记》;再往前十个月，即1979年第11期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汪曾祺写的《骑兵列传》。但读者，包括文学界很少有人记住这两篇小说。这一事实生动地说明：优秀的作品与平常的作品，两者之间的价值和产生的影响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李清泉在《受戒》发表后一年，曾公开撰文对同是汪曾祺写下的这两篇作品，对照《受戒》進行了认真的比较。他说，这几篇作品“时间相距很近，艺术相距却较远。任何人的创作大概总是表现为曲线波动，直线上升是罕见的。但我拿来并比的意思在于说明，前者是夹了翅膀写的，而后者是展翅翱翔之作”。w
　　我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过汪曾祺本人对上述两类作品进行过比较，但我却一直认为，一直追逐文学梦的汪曾祺是在“夹了翅膀”写下不被人们重视的《骑兵列传》和《塞下人物记》后，终于深刻地认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务之急必须痛下决心在文学界中找准适合自己的“位置”，或者向前发展并有希望创造辉煌的“生”，或者碌碌无为虚度时光的几近于“死”，这是关系一个人的创作生命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原则大问题。想好、想定了这一切，汪曾祺这才下决心不再左顾右盼，也不再迟疑不决，而是从此坚持从自己的“位置”上“展翅翱翔”，这才很快写下日后万众瞩目的《受戒》……
　　六
　　汪曾祺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于新时期到来后写下的大量以故乡高邮旧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他早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就开始创作、发表作品，起步不算迟，但从那以后直到新时期复出文坛发表《受戒》前的几十年，汪曾祺对自己的创作一直处于突破自己和寻找新出路的摸索时期。他坦然地说自己于新时期到来文坛复出后、所以能写出产生非同一般影响的以《受戒》《大淖记事》 《岁寒三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正是因为在文学创作中终于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他说：“一个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就可以比较‘事理通达，心平气和’了。”x
　　“找准位置”，这是多么朴实、多么形象、又是多么深刻的道理啊！不妨说，就为找到自己的“位置”，汪曾祺左冲右突、东寻西找、苦苦思考、反复比较，这一寻找的时间长达30年！当花甲之年的汪曾祺蓦然回首终于在中国文学的宏伟、庞大、丰富、多彩的殿堂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后，不仅他自己欣喜不已，顿有柳暗花明天高地阔之感，熟悉他的朋友也为之高兴、祝贺。曾经与汪曾祺在“样板戏写作组”同事过的阎肃，看到刚发表的《受戒》，立刻意识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汪曾祺来说太窄小了，他发现，现在是“从《受戒》中找到了真正的汪曾祺”。他迫不及待地给汪曾祺打电话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认同阎肃的看法，欣然回答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y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后的汪曾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集中表现在树立正确的文学观和有明确的创作追求这两点上。
　　关于创作观。他说：“以前，我写作品从不考虑社会效果，发表作品寄托个人小小的哀乐，得到二三师友的欣赏也就满足了。”现在不同了，“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z。正因为如此，随和淡泊的汪曾祺可以承认自己的作品和政治结合得不紧，但坚决否认自己的作品脱离政治。他明确地说，“我的感怀寄托是和当前社会政治背景息息相关的”，他称《汪曾祺短篇小说选》和《晚饭花集》“是一个不乏热情，还算善良的中国作家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的记录”@7。由于感情发生了变化，在写《受戒》之前的三个多月，即1980年5月20日，汪曾祺重写了原1948年写的《异秉》。这次重写，虽然写的是同样的人和事，但不是重复，重写后的《异秉》产生了思想上的升华，新中国成立前作者那种彷徨和对世事无可奈何的情绪早已一扫无影，而对穷苦人的同情更加深沉，对人物的命运剖析更加深刻。立场变了，世界观变了，创作观也定然随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在1988年3月20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年轻时受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有些作品很‘空灵’，甚至很不好懂。这些作品都已散失。有人说翻翻旧报刊，是可以找到的。劝我搜集起来出一本书。我不想干这种事。实在太幼稚，而且和人民的疾苦距离太远。”@8 　　关于创作追求。突出体现在写作题材的选择上，放手写自己最熟悉的旧社会生活。他坦然郑重地撰文解释：“我的小说有一点和别人不大一样，写旧社会的多。……有人问我是不是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我没有回避矛盾的意思。第一，我也还写过一些反映新社会生活的小说。第二，这是不得已。我对旧社会比较熟悉。我今年62岁，前30年生活在旧社会，后30年生活在新社会，按说熟悉的程度应该差不多，可是我就是对旧社会还是比较熟悉些，吃得透一些。对新社会的生活，我还没有熟悉到可以从心所欲、挥洒自如的程度，就不能取得直接的创作的自由。”@9据此，他把自己定位为：“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他诚恳地说：“我知道，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决定的。一个人的气质，不管是由先天还是后天形成的，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人要有一点自知之明，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0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受戒》是汪曾祺的投石问路之作，这看法是很有道理的。他有意以这样一篇从题材到文风都别具一格的作品试一试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能否允许和接受他所擅长、他所喜爱的创作路子。《受戒》的成功让汪曾祺真真切切地感到，他梦寐以求的圆文学之梦的日子真的在眼前出现了。他说：“试想一想，不用说十年浩劫，就是‘十七年’，我会写出这样一篇作品么？写出了，会有地方发表么？发表了，会有人没有顾虑地表示他喜欢这篇作品么？都不可能的。那么，我就觉得，我们的文艺情况真是好了，人们的思想比前一阵解放多了。百花齐放，蔚然成风，使人感到温暖。”#1
　　这是汪曾祺的肺腑之言。
　　七
　　请允许我再提供一些关于汪曾祺苦苦寻找“位置”、以及他创作《受戒》及发表后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的细节，这些细节有些是为人们所熟知，有些是我亲身经历，不但鲜活生动、而且耐人寻味，意在为我在本文中提出的上述判断，提供更多一些有力的证据和支持。
　　当汪曾祺下决心写《受戒》后，动笔之前，他对这篇小说的未来命运，成功或者失败，发表后是得到赞扬或者批评、甚至批判，都谨慎细心地想到了。因为想得早、想得周全，他才能始终如一地坚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处变不惊，宠辱皆忘。
　　最初，他是从人们的不理解中看到了希望。在写《受戒》的过程中，他把故事梗概、初稿先给信任的好朋友看，没有一个人不说好的，但又都感到很奇怪地问他：“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汪曾祺回答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2
　　当《北京文学》负责人李清泉偶然得到汪曾祺写《受戒》的消息，立即派一名编辑上门索稿。汪曾祺看到了希望，他在將《受戒》手稿交给来人后，同时有意随稿附了一纸短简：“发表它是要胆量的”！这是汪曾祺使用激将法向李清泉求助。果然，这仅仅9个字的短简引起李清泉的认真思考，并坚定了他冒着风险发表《受戒》的决心。#3
　　《受戒》发表后好评如潮，但在一片赞扬声中，京城一家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声色俱厉的题为《莫名其妙的捧场》的批评文章，指责“小说的一些描写是离奇怪诞，脱离了生活的真实”，“缺乏积极的教育意义”。许多人对这篇挥舞“左”的大棒的文章十分反感。我写信给汪曾祺，告诉他准备写文章反批评，汪曾祺回信给我说：“《莫名其妙的捧场》我昨天看了。他要那样说，由他说去吧。你要争鸣。似也可以。但不必说是有生活原型的。原因如你所说，小说不是照搬生活。”在同一信中，他还写道：“一个人对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生活的观察，是不能用一篇东西来评量的。单看《受戒》，容易误会我把旧社会写得太美，参看其他篇，便知我也有很沉痛的感情。”#4
　　《受戒》是汪曾祺找准了自己的“位置”后取得的丰硕成果，自《受戒》后，汪曾祺在“感到温暖”的创作心境下，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下大量以故乡旧生活为题材、为背景的作品。往日的情景，已遁入历史深处的故事，虽然如梦如烟，当这一切奔涌到作者笔下时，就化成了一篇篇别具一格、充满诗情画意的作品。这是一种不可遏止的思乡、爱乡、恋乡之情，更是一种明白无误的宣告：对旧社会生活相当熟悉，对旧时代故乡生活有真切了解和深厚感情的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要坚守在自己确立的“位置”上、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了。
　　一生追逐文学梦的汪曾祺，他能于晚年迎来一生创作上的辉煌期，决定性的因素是因为终于盼来了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的新时期。没有改革开放，他不可能在文学创作上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新时期造就了汪曾祺，汪曾祺晚年焕发青春，以创作大量美文回报给时代和人民。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血肉相连。汪曾祺及其独具风采的作品的价值，最宝贵之处不仅在于他能自觉地苦苦寻找、确立适合自己的“位置”，还在于他终于得到这个“位置”后的顽强坚守。因《受戒》成名以后，汪曾祺很快又面临一种比解放后30年寂寞坚守更难的坚守。不少名家在自己的作品得到普遍的赞赏和认可之后，往往不能对自己依然保持清醒的认识。汪曾祺不然。《受戒》赢得了巨大荣誉之后，汪曾祺多次在有关作品中反复强调：“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当有人提出他的作品不够深刻，他既坦然认可，同时心平气和地回应：“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决定的，不能勉强。”#5试想一下，如果汪曾祺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放弃坚守;或者，坚守了一阵，取得成绩后，经不起名利的诱惑，动不动就离开自己应当坚守的位置，去跟风写应景文字，就算创作数量上去了，也得到这样那样的奖项了，但，他还是我们认识的汪曾祺吗？
　　《受戒》在新时期文学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在汪曾祺个人创作中的地位也是不可替代的。汪曾祺的女儿曾问过汪曾祺：“你还能写出一篇《受戒》吗？”汪曾祺回答：“写不出来了。”这是实话。一个人写出某一篇作品，是外在的、内在的各种原因造成的。特别是写《受戒》这样的优秀作品，也是有一定机缘的。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 　　【注释】
　　aw#3李清泉：《关于〈受戒〉种种》，《北京文学》1981年第9期。
　　b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汪曾祺文集·文论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c陆建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dv#4陆建华：《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0页、10页、10页。
　　ei施叔青：《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与大陆作家对谈之四》，《上海文学》1988年4月号;舒非：《汪曾祺侧写》，《文艺报》1988年5月14日。
　　fs#1汪曾祺：《关于〈受戒〉》，《小说选刊》1981年第2期。
　　g汪曾祺：《多年父子成兄弟》，《福建文學》1991年第1期。
　　h汪朗：《我们眼中的父亲——老头儿汪曾祺》，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j汪曾祺：《汪曾祺说·我的世界》，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版。
　　k苏北：《汪曾祺的迷人细节》，《读者》2017年第15期。
　　l汪曾祺：《无事此静坐》，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1页。
　　m汪曾祺：《我的小学》，《逝水》，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no@8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p汪曾祺：《邂逅集》，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
　　q汪曾祺：《羊舍的夜晚》（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3年版。
　　r汪曾祺：《范进中举》，《汪曾祺文集·戏曲剧本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t汪曾祺：《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 《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u陆建华：《风流不见秦淮海，寂寞人间五百年》，《扬子江评论》2016年第6期。
　　x汪曾祺：《晚翠文谈·自序》，《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y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页。
　　z#2汪曾祺：《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26页。
　　@7#0汪曾祺：《晚饭花集·自序》，《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2页。
　　@9汪曾祺：《道是无情却情》，《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5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自选集》，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