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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为何要主动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实施“走出去”战略应该选择哪些地区、行业和主要方式等?不久前，就这些问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教授董小麟欣然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当前“走出去”的环境
记者：请问应该如何理解“走出去”这一战略选择?
董小麟：“走出去”即通过发展对外投资、办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实现资源配置与市场优化的结合，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的举措。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在早期主要是一批国有的由国家外派的企业；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外资企业大批进入国内(境内)，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拓展，我国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从宏观上形成双向开放格局以充分利用海外市场和要素、积极主动地介入国际竞争，是一个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国家所必需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内地企业成功接受国际市场检验的必经之路。
中共广东省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广东企业‘走出去’”以“提高外源型经济水平”。这完全符合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先走一步的广东继续增创新优势的客观要求。
记者：目前广东具备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的条件吗?
董小麟：当前，进一步加快“走出去”，从国内外经济局面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看，其环境条件是具备的：人世以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具有了更高的平台国内市场供求矛盾和竞争格局变化也需要我们加快“走出去”；中国经济实力和广东资金状况也可以支撑加快“走出去”的需要；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总体呈升势，有利于降低对外投资成本人世后，国外的贸易壁垒有变化，某些新贸易壁垒在加强民营企业在近年有比较大的发展，它们能够成为“走出去”的主体。
“走出去”的路向选择
记者：广东进一步加快“走出去”如何选择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呢?
董小麟：广东长期以来的外贸进出口市场比较集中，比如广东省的出口市场主要是港澳、美国、东盟等进口市场主要是台湾、日本、东盟和欧盟等。综观其他国家对外投资的东道国(地区)选择，比较集中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地往往是重要的选择对象。我们可以利用长期经营的进出口市场进一步发展“走出去”的项目。
第二类地区应该是历史上开拓不足，但现实条件较为有利和较为必要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地区，其次还有中亚及其周边，以及非洲等。从拉美看，近年有不少国家有疏离美国的倾向，同时希望发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欧国家的关系。我国、我省主要领导近几年都访问过拉美，但企业界目前战略眼光不够，积极性不高，要设法加强引导。拉美这样的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中国对这些国家总体上有相对优势。总之，对非传统的主要进出口市场，值得进入的，应该越过先搞贸易后搞投资的常规，及时采取投资介入方式。
记者：那么，广东“走出去”如何进行行业的选择呢?
董小麟：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必须合理化，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角度考虑“走出去”的行业选择：
供给长线的行业。也就是产能过剩比较明显的行业，应该拓展生产的国际空间，方能进一步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国内的恶性竞争。
资源短缺的行业。解决相关物质资源紧缺的问题，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动因。这里有两种情、兄第一种是通过对国外资源的开发投资，从国外获得稳定可靠的资源供给来源，以支持国内对相关资源的需要；第二种是在国外投资获得资源的同时，在国外发展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就是不仅在国外获得初级产品，而且在国外同时完成对这些初级产品的加工(乃至包括加工制成品的销售)，形成更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从海外获得更大效益。从目前国际市场对中国采购的敏感性来看，后一种方式可能更加可行。
高新技术产业和对国际经济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需求大的行业。多年来，我们很多产业和企业，加工制造能力比较强，但技术原创能力或技术消化改造能力不足。目前国家和广东省都很强调技术创新，为了加快技术创新与国际的接轨，需要加强对国际先进技术的跟踪、吸收和为我所用。现在有的企业已经在国外建立了研发机构，有的已经见效。这种“走出去”可以在海外就地吸收当地人才加盟，部分克服国内相关技术人员可能短缺的情况。因此，我们建议把到海外创办研发机构和进入海外先进产业以就地转化吸收先进技术作为对外投资的重要着力点。
服务业。服务业的特点是不能在国内生产出产品，再拿出去出口。与关贸总协定不同的是，世界贸易组织把服务贸易纳入了协定，这在一定历史阶段对发达国家有利，因为它们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发达国家服务贸易普遍存在顺差，而且更表现为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领域居绝对优势地位。我们对此必须急起直追，加快实现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现在苗头最好的服务业“走出去”项目是我国在海外开办的“孔子学院”(目前已经在30多个国家办了80多所孔子学院，其数量还在增长)，对外推广中国教育和文化，这也是服务业的一个部分(广东应该更好配合中央，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培养，这类人才现在特别短缺)。当然，我们还要开辟更多的服务领域的“走出去”项目。
记者：请问你对广东进一步加快“走出去”在所有权选择方面有何看法?
董小麟：传统对外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操作，存在不少“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况；今后应该以民营企业“走出去”为主，但也不排除可以采取国有与民营合资携手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以适应不同东道国的市场环境。众所周知，由于产权制度和市场职能的差异，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基本是非国有企业，方能适应国际市场运作的规律；而国有企业主要在一国内部把握国计民生命脉和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的功能，在国外是缺乏用武之地的，所以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国有企业“走出去”。建议抓住目前民营涉外企业迅速发展的增长势头，乘势而上，从市场主体上把民营经济作为外经贸最重要的增长极，积极引导它们发展跨国经营。
另一方面，在进入海外市场时，要注意近10年国际上独资方式抬头、与东道国合资方式比重下降的特点，在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行业，应该独资为主：在对方优势(特别是技术与市场优势)比我方明显强的情况下可以适当采用合资模式。
发展原创性技术，应该成为我们始终不渝的方针，各地要积极培育新技术，争创含有良好技术含量的品牌，在此基础上，今后可以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投资，那是投入产出最优化的投资方式。
记者：广东加快“走出去”的有许多方式，请你介绍几种主要方式?
董小麟：首先，现有比较普遍的“绿地投资”(直接投资设厂)和“褐地投资”(购并方式进八国际市场)应该并举，但后者对 资本运作要求更高，要更加严谨地处理谈判和合同事宜。
其次，我们还可以寻找一些新的方式，例如：
——借鉴广交会模式。可以在广州或广东某地选址举办投资洽谈会，每年一届，吸引有对外投资意向的企业设摊，组织者向海外广泛宣传，吸引有来华来粤招商引资的国外客商前来洽谈我方企业“走出去”投资的项目。现在可以先筹备试办。另外，这种方式也可以拿到海外操作，比如在东南亚或中东、前苏联东欧地区试办。
——顺藤摸瓜式。广东的企业要利用广交会今后打通了的进出口贸易平台，一方面发展大型的国际化流通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全面发展进出口业务，“顺藤摸瓜”，捕捉、选择对外投资的机会，促进广东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扩大、结构和效益优化。
——试办海外留学生实业园(或创业园)。在国内许多城市，我们已经有留学生创业园，吸引“海归”回国创业。但毋庸讳言，有大批留学生是选择留在海外工作的，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报国之心，但又不打算全身心回国内工作，如果我们在海外我国留学生比较多的适当地区策划建立中国(广东)海外留学人员实业园区，可以用好这部分人才。同时，这种实业园区也可以成为我们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海外基地。
“走出去”的配套措施
记者：你认为广东加快“走出去”应该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董小麟：首先，政府可以为企业做好信息支持方面的工作。比如在广东省信息中心建立国外投资的信息库，内容涉及到国外的法律政策、国际标准、税收制度，等等。目前到境外投资的广东企业还较少，一旦企业通过这些信息平台，就可以便利地了解到国外的很多信息了，它们的“走出去”的愿望会大大加强。
其次，在财金政策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要与东道国政府有良好沟通和达成协议，对海外投资项目产生的收益避免双重征税；二是对海外利润汇回我省进行投资，应该采取优惠政策三是发展海外投资信贷体系。其中有的政策需要国家层面加以协调，广东省应该向中央政府积极建议。
第三，国内改革要配套跟进。如，中国饮食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就是没有响当当的品牌。从服务业的国际化投资的经验可知，成功的连锁品牌是服务业走向国际的重大因素(比如饮食业的麦当劳、星巴克等)，而我们正因为缺乏这样的连锁品牌，影响了我国我省服务业的“走出去”。另外，历史遗留下来的驻外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也要抓得更透一些，使之在体制上更适应国际市场环境。
第四，传统的依据GDP的统计口径进行考核的方式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通过增设GNP的考核，各级政府可以通过GNP与GDP两者的差异，比较收益关系，分析对外投资的水平变动，考察各地经济国际化的层次。
第五，“走出去”的人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是政府重视的
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企业的问题。建议广东省委、省政府参照以往曾经举办过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出国培训的经验，在广州某个或某几个高校设立“走出去”企业领导和骨干培训基地。
最后，要充分发挥行业的“合力”，打造海外营销体系。通过行业组织提供帮助和支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摆脱政府“父爱”后的必然选择。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行业协会把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作为重点工作，许多中小企业因自身缺乏对外开拓市场的渠道，而由行业协会提供渠道、信息以至代办出口与投资手续等，这种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当前“走出去”的环境
记者：请问应该如何理解“走出去”这一战略选择?
董小麟：“走出去”即通过发展对外投资、办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实现资源配置与市场优化的结合，提升经济国际化水平的举措。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在早期主要是一批国有的由国家外派的企业；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外资企业大批进入国内(境内)，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拓展，我国内地企业加快“走出去”，从宏观上形成双向开放格局以充分利用海外市场和要素、积极主动地介入国际竞争，是一个经济外向度较高的国家所必需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内地企业成功接受国际市场检验的必经之路。
中共广东省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推动广东企业‘走出去’”以“提高外源型经济水平”。这完全符合在改革开放中已经先走一步的广东继续增创新优势的客观要求。
记者：目前广东具备进一步加快“走出去”的条件吗?
董小麟：当前，进一步加快“走出去”，从国内外经济局面和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看，其环境条件是具备的：人世以后，中国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具有了更高的平台国内市场供求矛盾和竞争格局变化也需要我们加快“走出去”；中国经济实力和广东资金状况也可以支撑加快“走出去”的需要；考虑到人民币汇率变动趋势总体呈升势，有利于降低对外投资成本人世后，国外的贸易壁垒有变化，某些新贸易壁垒在加强民营企业在近年有比较大的发展，它们能够成为“走出去”的主体。
“走出去”的路向选择
记者：广东进一步加快“走出去”如何选择目的地国家和地区呢?
董小麟：广东长期以来的外贸进出口市场比较集中，比如广东省的出口市场主要是港澳、美国、东盟等进口市场主要是台湾、日本、东盟和欧盟等。综观其他国家对外投资的东道国(地区)选择，比较集中的出口目的地和进口地往往是重要的选择对象。我们可以利用长期经营的进出口市场进一步发展“走出去”的项目。
第二类地区应该是历史上开拓不足，但现实条件较为有利和较为必要的地区，如拉丁美洲地区，其次还有中亚及其周边，以及非洲等。从拉美看，近年有不少国家有疏离美国的倾向，同时希望发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欧国家的关系。我国、我省主要领导近几年都访问过拉美，但企业界目前战略眼光不够，积极性不高，要设法加强引导。拉美这样的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还是比较强的，而且中国对这些国家总体上有相对优势。总之，对非传统的主要进出口市场，值得进入的，应该越过先搞贸易后搞投资的常规，及时采取投资介入方式。
记者：那么，广东“走出去”如何进行行业的选择呢?
董小麟：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必须合理化，我们可以着重从以下角度考虑“走出去”的行业选择：
供给长线的行业。也就是产能过剩比较明显的行业，应该拓展生产的国际空间，方能进一步获得发展机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国内的恶性竞争。
资源短缺的行业。解决相关物质资源紧缺的问题，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动因。这里有两种情、兄第一种是通过对国外资源的开发投资，从国外获得稳定可靠的资源供给来源，以支持国内对相关资源的需要；第二种是在国外投资获得资源的同时，在国外发展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就是不仅在国外获得初级产品，而且在国外同时完成对这些初级产品的加工(乃至包括加工制成品的销售)，形成更长的产业链和价值链，从海外获得更大效益。从目前国际市场对中国采购的敏感性来看，后一种方式可能更加可行。
高新技术产业和对国际经济主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技术需求大的行业。多年来，我们很多产业和企业，加工制造能力比较强，但技术原创能力或技术消化改造能力不足。目前国家和广东省都很强调技术创新，为了加快技术创新与国际的接轨，需要加强对国际先进技术的跟踪、吸收和为我所用。现在有的企业已经在国外建立了研发机构，有的已经见效。这种“走出去”可以在海外就地吸收当地人才加盟，部分克服国内相关技术人员可能短缺的情况。因此，我们建议把到海外创办研发机构和进入海外先进产业以就地转化吸收先进技术作为对外投资的重要着力点。
服务业。服务业的特点是不能在国内生产出产品，再拿出去出口。与关贸总协定不同的是，世界贸易组织把服务贸易纳入了协定，这在一定历史阶段对发达国家有利，因为它们在服务贸易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种优势表现为发达国家服务贸易普遍存在顺差，而且更表现为发达国家在高端服务领域居绝对优势地位。我们对此必须急起直追，加快实现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的提升。现在苗头最好的服务业“走出去”项目是我国在海外开办的“孔子学院”(目前已经在30多个国家办了80多所孔子学院，其数量还在增长)，对外推广中国教育和文化，这也是服务业的一个部分(广东应该更好配合中央，加强对外汉语教学人才的培养，这类人才现在特别短缺)。当然，我们还要开辟更多的服务领域的“走出去”项目。
记者：请问你对广东进一步加快“走出去”在所有权选择方面有何看法?
董小麟：传统对外投资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操作，存在不少“富了和尚穷了庙”的情况；今后应该以民营企业“走出去”为主，但也不排除可以采取国有与民营合资携手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以适应不同东道国的市场环境。众所周知，由于产权制度和市场职能的差异，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基本是非国有企业，方能适应国际市场运作的规律；而国有企业主要在一国内部把握国计民生命脉和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的功能，在国外是缺乏用武之地的，所以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主要依赖国有企业“走出去”。建议抓住目前民营涉外企业迅速发展的增长势头，乘势而上，从市场主体上把民营经济作为外经贸最重要的增长极，积极引导它们发展跨国经营。
另一方面，在进入海外市场时，要注意近10年国际上独资方式抬头、与东道国合资方式比重下降的特点，在我们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或行业，应该独资为主：在对方优势(特别是技术与市场优势)比我方明显强的情况下可以适当采用合资模式。
发展原创性技术，应该成为我们始终不渝的方针，各地要积极培育新技术，争创含有良好技术含量的品牌，在此基础上，今后可以进一步发展知识产权投资，那是投入产出最优化的投资方式。
记者：广东加快“走出去”的有许多方式，请你介绍几种主要方式?
董小麟：首先，现有比较普遍的“绿地投资”(直接投资设厂)和“褐地投资”(购并方式进八国际市场)应该并举，但后者对 资本运作要求更高，要更加严谨地处理谈判和合同事宜。
其次，我们还可以寻找一些新的方式，例如：
——借鉴广交会模式。可以在广州或广东某地选址举办投资洽谈会，每年一届，吸引有对外投资意向的企业设摊，组织者向海外广泛宣传，吸引有来华来粤招商引资的国外客商前来洽谈我方企业“走出去”投资的项目。现在可以先筹备试办。另外，这种方式也可以拿到海外操作，比如在东南亚或中东、前苏联东欧地区试办。
——顺藤摸瓜式。广东的企业要利用广交会今后打通了的进出口贸易平台，一方面发展大型的国际化流通企业，另一方面通过全面发展进出口业务，“顺藤摸瓜”，捕捉、选择对外投资的机会，促进广东企业海外投资规模扩大、结构和效益优化。
——试办海外留学生实业园(或创业园)。在国内许多城市，我们已经有留学生创业园，吸引“海归”回国创业。但毋庸讳言，有大批留学生是选择留在海外工作的，其中有相当部分具有报国之心，但又不打算全身心回国内工作，如果我们在海外我国留学生比较多的适当地区策划建立中国(广东)海外留学人员实业园区，可以用好这部分人才。同时，这种实业园区也可以成为我们吸收国际先进技术的海外基地。
“走出去”的配套措施
记者：你认为广东加快“走出去”应该采取哪些配套措施?
董小麟：首先，政府可以为企业做好信息支持方面的工作。比如在广东省信息中心建立国外投资的信息库，内容涉及到国外的法律政策、国际标准、税收制度，等等。目前到境外投资的广东企业还较少，一旦企业通过这些信息平台，就可以便利地了解到国外的很多信息了，它们的“走出去”的愿望会大大加强。
其次，在财金政策上，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要与东道国政府有良好沟通和达成协议，对海外投资项目产生的收益避免双重征税；二是对海外利润汇回我省进行投资，应该采取优惠政策三是发展海外投资信贷体系。其中有的政策需要国家层面加以协调，广东省应该向中央政府积极建议。
第三，国内改革要配套跟进。如，中国饮食在国际上享有盛名，但就是没有响当当的品牌。从服务业的国际化投资的经验可知，成功的连锁品牌是服务业走向国际的重大因素(比如饮食业的麦当劳、星巴克等)，而我们正因为缺乏这样的连锁品牌，影响了我国我省服务业的“走出去”。另外，历史遗留下来的驻外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也要抓得更透一些，使之在体制上更适应国际市场环境。
第四，传统的依据GDP的统计口径进行考核的方式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通过增设GNP的考核，各级政府可以通过GNP与GDP两者的差异，比较收益关系，分析对外投资的水平变动，考察各地经济国际化的层次。
第五，“走出去”的人才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是政府重视的
问题，也是困扰很多企业的问题。建议广东省委、省政府参照以往曾经举办过的中青年领导干部出国培训的经验，在广州某个或某几个高校设立“走出去”企业领导和骨干培训基地。
最后，要充分发挥行业的“合力”，打造海外营销体系。通过行业组织提供帮助和支持，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摆脱政府“父爱”后的必然选择。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的行业协会把为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作为重点工作，许多中小企业因自身缺乏对外开拓市场的渠道，而由行业协会提供渠道、信息以至代办出口与投资手续等，这种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