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顺利通过了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三审，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法规正式出台。
　　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性别平等法，而在中国大陆一直是空白，深圳在大陆首推性别平等地方立法，属于破冰之举。
　　虽然在此前一稿和二稿中备受关注的女性实行弹性退休制、男性可享育婴假等“干货”最终被“拿下”，不过，对于该条例的首推者、深圳市妇联主席蔡立来说，最终通过的版本虽非此前的“理想方案”，但“仍不失其光芒”。
　　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曙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原本大家期望的、希望能解决具体问题的一些规定没有通过，但我们并不是很在意这些刚性的规定，而是希望通过此次立法，引领大家思考性别平等问题，并为解决相关社会问题提供一个视角和维度。”
　　破题
　　深圳市妇联从2009年就开始着手此条例的立法工作，不过，立法的最初动议，原本只是对照新版《妇女权益保障法》制定深圳市的实施细则，但这样的设想很快被否决了。
　　“如果只是制定实施细则，那很简单，只要根据上位法，再结合深圳实际，不会有大的突破。”深圳市妇联主席蔡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更重要的是，过去老的实施细则可操作性不够，“我们在法院调研中发现，法院没有根据实施细则判过一个案例，没有用来解决一例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侵权案件。”
　　2011年，深圳市妇联与深圳大学法学院联合开展的专项立法调研显示，女性在录用、薪酬福利、晋升与培训等方面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相同的工作，女性的报酬比男性低”“同等条件下，女性的工作机会比男性少”等现象较为普遍，“因为女性将来要生子，会增加单位的成本。”
　　不过，也有人质疑立法的必要性。条例起草人之一、深圳市妇联组织联络部副部长余长秀回忆，在立法论证过程中，有人曾戏言，“每月工资都上交给老婆”，以此来说明妇女地位之高。
　　“我们在立法过程中发现，很多人认为妇女地位够高的了，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刘曙光认为，虽然跟历史相比，妇女地位已经有了明显提高，但目前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是明摆的事实，“这个问题被妇女在家庭治理中地位的提高给掩盖了。”
　　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副处长孙华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由于过去偏重经济发展，很多社会事业被忽视了，其中就包括人的各项平等权，“深圳在经济上处于全国第一梯队，在社会建设领域也应该处于全国第一梯队。对性别平等进行立法，在全国来看是超前的，但对深圳来说是合适的。”
　　亮点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亮点颇多，有许多突破性、创新性的规定，例如将设立性别平等促进机构，对反性别歧视、反性骚扰、反家庭暴力的规定和处罚更加细化，还将建立性别统计制度、公共政策性别分析评估制度、性别预算制度、性别审计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等。
　　在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李薇薇看来，此次立法的一个最大突破在于：第一个是在地方立法中，把人性的尊严写进去了。《条例》所指的性别平等，是指在尊重生理差异基础上男女两性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机会、权利和责任的平等。“在我看来，这样的内容能保留下来，真的是个奇迹，这触及到了立法最核心的根基，是会引领将来中国立法思路的。”李薇薇颇为激动。
　　李薇薇认为，该条例的另一个贡献是，对“反性别歧视”做出了法律上的界定。《条例》借鉴和发展了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对妇女歧视”的定义，清晰界定了性别歧视，不仅包括直接的性别歧视，还包括间接的性别歧视。
　　“为什么低收入行业中女性多，本身就是一个间接歧视，也是一个制度性歧视，这种歧视更不容易发现。”李薇薇表示，《条例》中对性别歧视的定义、反对性别歧视处理机制的相关规定都是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突破。
　　而对于刘曙光来说，他更看重一些基本制度的建立，例如公共政策的性别影响评价和分析。“任何一个公共政策，要用性别视角来做评价，出台以前要做分析，出台以后要做评估，这个制度被正式确立下来了。”
　　“现在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不会明确有性别歧视。但是，无性别的公共政策，忽略了男女差别，可能本身就隐藏了歧视。”刘曙光举例说，在公厕设立厕位的时候，男女按照一比一建立，好像没有性别差异，但实质上造成了性别歧视。
　　刘曙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另一个无性别政策造成的歧视在于起点问题，就如跑道，外道长而内道短，起点必须不同。例如女性干部，比男性早5年退休，加上生孩子，有效职业生涯比男性至少少了6年，但女干部在提拔上的台阶和程序却与男性相同，导致事实上女干部的提拔空间严重受限。
　　“深圳历史上曾出现过带有性别歧视的政策。如‘以男方为主’的分房政策，‘先调男、后调女’的人才引进政策等等。如果实行公共政策性别分析评估制度，这些问题都可以避免。”蔡立说。
　　创新
　　《条例》的另一大突破之处在于，提出创设一个新的组织实施机构：深圳市性别平等促进工作机构。
　　“条例的贯彻完全要靠这个机构来推动，机构能否设立、职责设定是否恰当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对于我国是个全新的领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李薇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根据国际经验，在亚洲，韩国、日本、菲律宾，以及我国香港、台湾都出台了性别平等法，并建立了性别平等机构。而成立于1996年的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是香港法定机构之一，负责香港的反歧视工作，享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威。按照目前的设想，与香港的平等机会委员会相比，深圳性别平等促进机构的职责更多、更复杂。
　　孙华明则提出建议，这个机构应该定性为准司法机构，即该机构在受理性别歧视投诉时，出具的鉴定结果能直接被法院判决所采纳，“类似于一些仲裁委员会，仲裁结果应该具有准司法效力，否则就缺乏刚性约束，发挥不了实际作用了”。
　　《条例》将于2013年1月1日起生效，而在剩下的半年时间内，对于深圳市妇联来说，如何与市编办衔接进行机构设置成为当务之急。深圳市妇联主席蔡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前压缩部门、编制收紧的大趋势下，新机构的设立存在一定困难。目前有两个备选方案，一是成立一个全新的独立机构，如果不可行，或将考虑与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进行编制整合、职能调整，“妇儿工委只是一个协调议事机构，主要职能是组织、协调、监督，职能较虚，缺乏刚性。如果能与新机构进行整合，将会被赋予更多切实的职能”。
　　遗憾
　　在《条例》前两轮审议中，女性实行弹性退休制度、双亲育婴假期、设立男性关爱日等条款成为最受关注的焦点。而在第三轮审议中，这些内容都被取消，引发许多人的感慨和遗憾。
　　在审议中，女性实行弹性退休制度的争议最大。据深圳市妇联主席蔡立介绍，从调研的情况看，不同层次、不同位置的女性对退休的诉求并不相同。要求男女同龄退休最强烈的是知识分子、工程师等高级职称女性，特别是教师、卫生系统的专家学者，而最典型的就是医生，“55岁正是年富力强、临床经验丰富的时候，这时候却被迫退休了，不仅影响了个人的提拔，也影响了拿课题和拿项目。”
　　蔡立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对于这一条款的删除感到遗憾，“就妇联的态度而言，我们不会放弃。在符合历史方向、能够保障妇女权益的这些问题上，妇联就是要坚守、要推波助澜。”
　　“我们也专门咨询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他们坚持由他们来统一研究和处理，我们最后就放弃了这一条款。”刘曙光表示，至于媒体报道中提及的该问题属于国家事权，他个人对此并不完全认同，“我并不认为这是完全的国家事权，但我们尊重人社部的意见和承诺”。但在他看来，此次立法的讨论至少也为“男女同龄退休”问题“点了一把火”。
　　“深圳是特区，有特区立法权，这是最高的地方立法权，只要在不违背宪法的背景下，可以在国家法律框架之外制定一些规章。”孙华明认为，国家应该在退休问题上给深圳更大的探索权，“特区的意义就在于可以先行先试，成功了以后再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这样的特区立法权才有实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