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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试图提出了一个理论分析模型即“拓展型的分析模型”，从微观的视角来研究组织内部结构中的人员与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模型分别探讨了不同层次维度的人的行为为什么会产生决策失误以及对其失误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不同层次维的决策分别包括：组织内部纵层次决策维度、横向层次维度的专家决策、外部“利益设计者”的间接决策维度。本文借鉴了很多经济学理论，如：不完全契约理论、分工理论等用来分析组织内部结构的相关现象。
关键词：拓展型锥楔模型 组织的有限理性 专家决策 利益涉及者的间接决策 政府与市场
一、现象与问题
韦伯从理性系统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性的官僚制系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條科层制原则——管理者必须创建明确的准则，标准化的操作化程序以及相关规范，这样他们才能够对组织里的行为有效加以控制。但是从组织的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现实中很多的组织现象都违背这一原则。比如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规范组织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准则，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规则往往又会被束之高阁，组织内部却又会经常会有组织成员之间默认的交往方式和行为准则；又比如市场组织之间的交换，一个企业组织与另一个企业组织进行交易时，会通过一系列的契约来约束双方的行为，但是双方的交往又不是完完全全的按照刚性的契约来维持双方的关系，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非正式的私人活动来维持正式的长久往来。所以从制度的设计的角度并不能完完全全的研究组织的实际运行。美国社会学家Peter Blau认为“根据纯粹的理性技术标准来管理社会组织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忽视了社会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所以，本文试图从自然系统的视角来认识组织的内部微观的实际运作并分析不同层次维度的层次对为什么会产生决策失误。
二、提出一个“拓展型锥楔模型”
斯蒂芬·罗宾斯在解释职权与权力的关系时中提出了一个“锥楔模型”，本文引用其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用来构建组织结构内部的权利链条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模型。如图A所示，为本文提出的一个扩展模型。将整个锥体想像成为一个组织。从圆锥的顶点到底面圆的中心连接的那条直线称之为权力中心。距离这条直线的距离越近，代表着职位权力越高。从纵向层次的角度来看，锥体的顶端代表着组织结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部对应着中层管理人员，以此类推。椎体中的每个楔子代表着组织结构的某一个部门。将组织比喻成为一个封闭的椎体模型。
在管理学界，关于组织边界的问题莫衷一是，本人更赞同西方学者的观点即从“利益涉及者”的角度来认识组织，即凡是认为与组织发生联系的，直接或者间接受组织影响的人都可以算是组织的成员。于是，在“利益涉及者”的视角下，拓展型的“锥楔模型”在原有椎体的模型下，将环境对组织的影响考虑其中，如与政府直接向关联的市场，拓展的外围的锥楔代表着与组织利益相关的人群，它们与组织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或偶然的人缘化的非正式的关系或者其他创造出来的非正式的关系。他们与组织正式的结构的权力中心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横向和纵向维度的关系。
从分析模型的角度来看拓展型“锥楔模型”的结构，从纵向的维度来看，外围的锥楔与组织的联系的程度与其所处的纵向层次的位置有关，越靠近正式组织结构权利的上层，越靠近权利的核心。从横向的维度来看，一个人要想拥有一定的职位权力也不必通过纵向层次的非正式关系或者内部的正式的晋升，一个人还可以沿着内圈做水平的移动从而获得职位权力。从而对决策产很重要的影响。
三、组织内部纵向层次维度决策失误的解读
组织内部结构中越靠近权利中心，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就越大，从纵向层次来看，处在高职权层次的领导最靠近权利的中心，掌握着较多的政策资源。对应于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依据其对权力资源的控制范围从上到下分别可以代表着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从理性设计的角度，组织是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设计完美的机器，也就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组织结构中的每一个“零部件”。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设计严密的组织也会出现重大的失误？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爆炸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航天飞机发射当天天气气温低下，发射器上的O-型橡胶圈按照设计要求在发射时迅速膨胀弥合缝隙。结果是燃料从部件连接缝隙中渗出，导致了爆炸事故。”“爆炸事故主要不是技术上的失误，而是组织上的失败”这说明组织的设计并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组织是有限理性的组织。组织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如下：
1.迫于时间压力的经验主义风险决策。由于时间有限的原因，组织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根据有限的不充分的信息作出最优的决策。在短时间内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决策者的个人经验。根据经验做出来的决策会出现事前假设偏差的现象、代表性偏见、控制错觉和递增承诺。曼德拉做决策时在所有人表达完观点之前是不说话的 因为如果表明态度会对成员的态度有影响，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作出客观的决策时，是不会透露出自己的观点的，这样才能吸收不同的观点，做到价值中立做客观的描述，在判断之前不要有价值观再里面，制作客观描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事前偏见偏差的危害。如中央政府和敌法政府的偏见，事前假设偏见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不能有的。决策者过高的估计自己对客观世界控制的能力，过度自信会导致控制错觉。
2.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的递增承诺。组织中的官员对某种行动方案投入大量方案后，大量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失败的决策，但是决策者为了坚持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为了掩盖这个错误的决定，在缺少问责机制的情况下，鸡血投入成本来维持形象，出现了所谓的递增承诺。张维迎在“林张之争”辩论中曾经列举了电信业的例子，为了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就是加快上4G，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电信的CDM2000和联通的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远没有饱和，根本就不需要马上推出4G，由于过早淘汰了3G浪费了上万亿元的纳税人的资金，但是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3.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博弈。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委托代理关系，周黎安将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形象的比喻成为“行政包发制”。也就是说，政策是由处于组织结构上层的中央政府制定的，中央政府将一系列的政策目标打包直接下发给地方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委托方掌握了对代理方的激励、控制、考核、监督以及对政策结果的验收权利，代理方按照委托方的意愿执行政策目标。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政府决策执行的结果与政策目标相去甚远。由于参与者寻求多种礼仪，在遵守科层制规章制度的同时，参与者也会发展出来非正式结构。政府部门在面临上一级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时，通常会与自己下一级政府部门产生“共谋行为”来应付更上一级政府部门的检查。从而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由于代理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在处理方式上基层政府可以利用信息的优势与委托方进行博弈。根据经济学家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我们可以假设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缔约双方不能完全预见在履行契约时出现的各种情况，所以无法通过制度的约束来达成内容完备、设计周祥的契约条款。原因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如果信息时完备的，便可以通过一些列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完备的契约。所以不存在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来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博弈双方中的占优一方更具有优势。马奇曾经讲过，政策执行过程是决策过程中的延续，从这一角度来看，政策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可能就会与政策初衷大相庭径。
4.激励制度设计与政策目标相偏离。激励制度的扭曲与产业政策失败之间，关于产业政策是不是好东西，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大朗润园同台辩论，林毅夫所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除了和国防安全有关的战略性行业外，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主导，而是因势利导，也就是企业已经给自己发现了机会，资源进入这些产业，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克服外部性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协调的问题，以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张维迎所信奉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认为政府的协调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产业政策的失败一是由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另外一个原因是激励机制的扭曲。拿着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投资，总会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四、组织内部横向层次维度的决策失误分析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一个人若想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不必非得通过职位的晋升，还可以从横向层次維度的靠近权力中心的移动从而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通过这种方式的对政策产生影响的一般是拥有特殊专业技术和才能的学者和专家，专家所拥有的能力导致沿着内圈向权利中心水平移动。专家的权利来自于专长，特殊技能或知识的一种影响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节约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劳动分工使得拥有不同技能的人才得到有效的利用，雇佣高技能的工人做简单的工作就是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劳动分工的产生使得熟练工人作着最为复杂的工作，那些较为不复杂的工作以较低的工资支付给那些非熟练工人去运作，通过这样的淘汰机制，便为组织节约了内部交易成本。
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职能专家的权利越来越成为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职能专家对政策控制的幅度由其多掌握重要指示信息能力的多少来决定，这种技术或知识越为少数人所掌握，专家的权利地位就越高。但是依靠专家来预测结果从而制定决策的行为并不是最科学的。管理学大师莱克·克里斯坦森说：“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的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张维迎在与林毅夫辩论中列举了很多关于专家决策的失败案例。根据科学程序进行的专家决策为什么会出现失误呢？一是由于有限理性，另一个就是组织外部的环境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中。变化是一定的，但未必是可以预知的，专家具有决策指示的硬件条件，但是并不具备最好科学决策所需要的软知识，这种软知识就是拥有企业家睿智的洞察力。
五、外部“利益设计者”的间接决策维度
从“利益涉及者”的角度看待政府组织决策，政府组织决策的过程并不是内部运行的结果，而是内部与外部环境相关的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与博弈的过程。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必然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就会产生博弈，博弈双方的各方信息掌握的各不相同，各方的实力也各不相同，对决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外部的锥楔模型与内部锥楔模型进行不断地互动，从而影响政府内部人员进行决策。
政府与市场谁更重要的问题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一直密切关注的问题，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认识大不相同，甚至出现了两种极端，如：20世纪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世界之辩、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之争。政府介入私人企业，就会与外部市场产生一种人为设计的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由于政府掌握着政策资源，市场主体要想获得政府扶持，就不得不与政府进行交易，从而诱发寻租行为。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它们可能以“公共利益”之名阻碍改革或绑架改革议程。它们的存在不仅会妨碍“结果公平”，也会通过限制准入、扭曲竞争而妨碍“机会公平”，从而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致命伤害。政府的政策资金是有限的，通过寻租行为政府把大部分的政策资金放在寻租者的企业家身上的产业政策就是一场豪赌，这样就会加大了政策失误的几率，是扭曲的公共政策，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政策资金如果全部投入寻租者的手中，是反社会创新的。企业家会变成一个寻租者而不是创新者。
六、结语
本文围绕着一个“拓展型锥楔模型”从组织实际运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层次维度是如何获得权力资源以及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决策失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首先，从组织结构内部的决策来看，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整套的行为，由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决策者个人的有限理性，组织会出决策失误。其次，专辑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直接沿着外圈项权利重心转移，并对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受专家个人的有限理性的限制，以及组织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专家决策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未必是最科学的决策。最后，从利益设计者的角度来考察，外部环境对组织决策的间接影响，组织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为了获取相关利益，会产生一些列的寻租行为，造成政府政策资金的不科学的投放，造成的决策失误。
我希望，本文提出的“拓展型锥楔模型”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思路来分析政府内部的静态和动态的运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具有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Peter M.Blau.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学林出版.1987.
[3]斯蒂芬·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2.234页.
[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286页.
[5]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C].社会学研究2012年05期.
[6]w.理查德·斯格特.Organization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2.
[7]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C].《经济研究》第六期.
[8]周雪光，2008，《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第六期.
作者简介：曹影。专业：公共事业管理。研究方向：公共政策领域。
关键词：拓展型锥楔模型 组织的有限理性 专家决策 利益涉及者的间接决策 政府与市场
一、现象与问题
韦伯从理性系统的视角提出了一个理性的官僚制系统，在其著作中提出了一條科层制原则——管理者必须创建明确的准则，标准化的操作化程序以及相关规范，这样他们才能够对组织里的行为有效加以控制。但是从组织的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现实中很多的组织现象都违背这一原则。比如制度的设计是为了规范组织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准则，但是现实生活中，这些规则往往又会被束之高阁，组织内部却又会经常会有组织成员之间默认的交往方式和行为准则；又比如市场组织之间的交换，一个企业组织与另一个企业组织进行交易时，会通过一系列的契约来约束双方的行为，但是双方的交往又不是完完全全的按照刚性的契约来维持双方的关系，而是通过一系列的非正式的私人活动来维持正式的长久往来。所以从制度的设计的角度并不能完完全全的研究组织的实际运行。美国社会学家Peter Blau认为“根据纯粹的理性技术标准来管理社会组织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忽视了社会行为的非理性方面”。所以，本文试图从自然系统的视角来认识组织的内部微观的实际运作并分析不同层次维度的层次对为什么会产生决策失误。
二、提出一个“拓展型锥楔模型”
斯蒂芬·罗宾斯在解释职权与权力的关系时中提出了一个“锥楔模型”，本文引用其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展，用来构建组织结构内部的权利链条以及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的模型。如图A所示，为本文提出的一个扩展模型。将整个锥体想像成为一个组织。从圆锥的顶点到底面圆的中心连接的那条直线称之为权力中心。距离这条直线的距离越近，代表着职位权力越高。从纵向层次的角度来看，锥体的顶端代表着组织结构中高层管理人员。中部对应着中层管理人员，以此类推。椎体中的每个楔子代表着组织结构的某一个部门。将组织比喻成为一个封闭的椎体模型。
在管理学界，关于组织边界的问题莫衷一是，本人更赞同西方学者的观点即从“利益涉及者”的角度来认识组织，即凡是认为与组织发生联系的，直接或者间接受组织影响的人都可以算是组织的成员。于是，在“利益涉及者”的视角下，拓展型的“锥楔模型”在原有椎体的模型下，将环境对组织的影响考虑其中，如与政府直接向关联的市场，拓展的外围的锥楔代表着与组织利益相关的人群，它们与组织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或偶然的人缘化的非正式的关系或者其他创造出来的非正式的关系。他们与组织正式的结构的权力中心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横向和纵向维度的关系。
从分析模型的角度来看拓展型“锥楔模型”的结构，从纵向的维度来看，外围的锥楔与组织的联系的程度与其所处的纵向层次的位置有关，越靠近正式组织结构权利的上层，越靠近权利的核心。从横向的维度来看，一个人要想拥有一定的职位权力也不必通过纵向层次的非正式关系或者内部的正式的晋升，一个人还可以沿着内圈做水平的移动从而获得职位权力。从而对决策产很重要的影响。
三、组织内部纵向层次维度决策失误的解读
组织内部结构中越靠近权利中心，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就越大，从纵向层次来看，处在高职权层次的领导最靠近权利的中心，掌握着较多的政策资源。对应于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依据其对权力资源的控制范围从上到下分别可以代表着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县级政府。从理性设计的角度，组织是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设计完美的机器，也就是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去看待组织结构中的每一个“零部件”。但是为什么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设计严密的组织也会出现重大的失误？如1986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故。“爆炸事故的主要原因是航天飞机发射当天天气气温低下，发射器上的O-型橡胶圈按照设计要求在发射时迅速膨胀弥合缝隙。结果是燃料从部件连接缝隙中渗出，导致了爆炸事故。”“爆炸事故主要不是技术上的失误，而是组织上的失败”这说明组织的设计并不是一台完美的机器。组织是有限理性的组织。组织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如下：
1.迫于时间压力的经验主义风险决策。由于时间有限的原因，组织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根据有限的不充分的信息作出最优的决策。在短时间内根据有限的信息做出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都要依赖于决策者的个人经验。根据经验做出来的决策会出现事前假设偏差的现象、代表性偏见、控制错觉和递增承诺。曼德拉做决策时在所有人表达完观点之前是不说话的 因为如果表明态度会对成员的态度有影响，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作出客观的决策时，是不会透露出自己的观点的，这样才能吸收不同的观点，做到价值中立做客观的描述，在判断之前不要有价值观再里面，制作客观描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事前偏见偏差的危害。如中央政府和敌法政府的偏见，事前假设偏见是一个优秀的决策者不能有的。决策者过高的估计自己对客观世界控制的能力，过度自信会导致控制错觉。
2.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导致的递增承诺。组织中的官员对某种行动方案投入大量方案后，大量证据表明这是一个失败的决策，但是决策者为了坚持自己行为的正确性，为了掩盖这个错误的决定，在缺少问责机制的情况下，鸡血投入成本来维持形象，出现了所谓的递增承诺。张维迎在“林张之争”辩论中曾经列举了电信业的例子，为了掩盖TD决策错误的办法就是加快上4G，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电信的CDM2000和联通的WCDMA刚刚投入使用，远远没有饱和，根本就不需要马上推出4G，由于过早淘汰了3G浪费了上万亿元的纳税人的资金，但是不会有人对此承担责任。 3.委托代理双方的信息博弈。政府是一个庞大的治理体系，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委托代理关系，周黎安将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形象的比喻成为“行政包发制”。也就是说，政策是由处于组织结构上层的中央政府制定的，中央政府将一系列的政策目标打包直接下发给地方各级政府。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委托方掌握了对代理方的激励、控制、考核、监督以及对政策结果的验收权利，代理方按照委托方的意愿执行政策目标。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政府决策执行的结果与政策目标相去甚远。由于参与者寻求多种礼仪，在遵守科层制规章制度的同时，参与者也会发展出来非正式结构。政府部门在面临上一级政府部门的检查验收时，通常会与自己下一级政府部门产生“共谋行为”来应付更上一级政府部门的检查。从而减少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由于代理方拥有更多的信息，在处理方式上基层政府可以利用信息的优势与委托方进行博弈。根据经济学家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我们可以假设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契约关系，缔约双方不能完全预见在履行契约时出现的各种情况，所以无法通过制度的约束来达成内容完备、设计周祥的契约条款。原因是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如果信息时完备的，便可以通过一些列的制度设计来实现完备的契约。所以不存在一种理性的制度设计来避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博弈双方中的占优一方更具有优势。马奇曾经讲过，政策执行过程是决策过程中的延续，从这一角度来看，政策初衷也许是好的，但是政策执行的效果可能就会与政策初衷大相庭径。
4.激励制度设计与政策目标相偏离。激励制度的扭曲与产业政策失败之间，关于产业政策是不是好东西，林毅夫与张维迎在北大朗润园同台辩论，林毅夫所代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除了和国防安全有关的战略性行业外，产业政策不是政府主导，而是因势利导，也就是企业已经给自己发现了机会，资源进入这些产业，政府帮助这些企业克服外部性和软硬件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协调的问题，以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张维迎所信奉的是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认为政府的协调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产业政策的失败一是由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另外一个原因是激励机制的扭曲。拿着纳税人的钱来进行投资，总会有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四、组织内部横向层次维度的决策失误分析
通过对模型的分析，一个人若想对政策制定产生影响不必非得通过职位的晋升，还可以从横向层次維度的靠近权力中心的移动从而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通过这种方式的对政策产生影响的一般是拥有特殊专业技术和才能的学者和专家，专家所拥有的能力导致沿着内圈向权利中心水平移动。专家的权利来自于专长，特殊技能或知识的一种影响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分工是节约成本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劳动分工使得拥有不同技能的人才得到有效的利用，雇佣高技能的工人做简单的工作就是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劳动分工的产生使得熟练工人作着最为复杂的工作，那些较为不复杂的工作以较低的工资支付给那些非熟练工人去运作，通过这样的淘汰机制，便为组织节约了内部交易成本。
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职能专家的权利越来越成为影响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职能专家对政策控制的幅度由其多掌握重要指示信息能力的多少来决定，这种技术或知识越为少数人所掌握，专家的权利地位就越高。但是依靠专家来预测结果从而制定决策的行为并不是最科学的。管理学大师莱克·克里斯坦森说：“当我们看到专家对新兴市场未来的发展规模的预测时，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预测都是错的。”张维迎在与林毅夫辩论中列举了很多关于专家决策的失败案例。根据科学程序进行的专家决策为什么会出现失误呢？一是由于有限理性，另一个就是组织外部的环境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中。变化是一定的，但未必是可以预知的，专家具有决策指示的硬件条件，但是并不具备最好科学决策所需要的软知识，这种软知识就是拥有企业家睿智的洞察力。
五、外部“利益设计者”的间接决策维度
从“利益涉及者”的角度看待政府组织决策，政府组织决策的过程并不是内部运行的结果，而是内部与外部环境相关的的利益集团相互妥协与博弈的过程。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必然的，每个利益集团都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的冲突和矛盾就会产生博弈，博弈双方的各方信息掌握的各不相同，各方的实力也各不相同，对决策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外部的锥楔模型与内部锥楔模型进行不断地互动，从而影响政府内部人员进行决策。
政府与市场谁更重要的问题一直是主流经济学一直密切关注的问题，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与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认识大不相同，甚至出现了两种极端，如：20世纪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世界之辩、林毅夫与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之争。政府介入私人企业，就会与外部市场产生一种人为设计的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关系，由于政府掌握着政策资源，市场主体要想获得政府扶持，就不得不与政府进行交易，从而诱发寻租行为。在利益博弈的过程中，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存在，它们可能以“公共利益”之名阻碍改革或绑架改革议程。它们的存在不仅会妨碍“结果公平”，也会通过限制准入、扭曲竞争而妨碍“机会公平”，从而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致命伤害。政府的政策资金是有限的，通过寻租行为政府把大部分的政策资金放在寻租者的企业家身上的产业政策就是一场豪赌，这样就会加大了政策失误的几率，是扭曲的公共政策，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政策资金如果全部投入寻租者的手中，是反社会创新的。企业家会变成一个寻租者而不是创新者。
六、结语
本文围绕着一个“拓展型锥楔模型”从组织实际运作的角度提出了不同层次维度是如何获得权力资源以及他们为什么会产生决策失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首先，从组织结构内部的决策来看，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是一整套的行为，由于组织的有限理性和决策者个人的有限理性，组织会出决策失误。其次，专辑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权利，可以直接沿着外圈项权利重心转移，并对决策产生影响，但是受专家个人的有限理性的限制，以及组织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专家决策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未必是最科学的决策。最后，从利益设计者的角度来考察，外部环境对组织决策的间接影响，组织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为了获取相关利益，会产生一些列的寻租行为，造成政府政策资金的不科学的投放，造成的决策失误。
我希望，本文提出的“拓展型锥楔模型”能够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思路来分析政府内部的静态和动态的运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具有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韦伯.社会组织与经济组织理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 Peter M.Blau.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M].学林出版.1987.
[3]斯蒂芬·罗宾斯.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2.234页.
[4]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12.286页.
[5]周雪光，练宏.中国政府的治理模式：一个“控制权理论”[C].社会学研究2012年05期.
[6]w.理查德·斯格特.Organization Rational Natural and Open Systems[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2.
[7]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C].《经济研究》第六期.
[8]周雪光，2008，《基层政府间的“共谋现象”：一个政府行为的制度逻辑》，社会学研究第六期.
作者简介：曹影。专业：公共事业管理。研究方向：公共政策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