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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鲁迅小说中有很浓厚的自叙传因素。借助于自我剖析，鲁迅实现了其创作的强烈的自我抒情特色，同时不断反省自身，超越自身。鲁迅小说中的自叙传因素，让作品本身具有了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特征以及深邃的精神意蕴，同时也打开一扇了解鲁迅世界的大门，实现了读者的共鸣与感悟。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自叙传因素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07-0146-02
为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归国后，几次革命的失败，使鲁迅逐渐由希望陷入失望之中。历史悲剧和个人悲剧的交迫下，文艺自然成为鲁迅宣泄内心感情，剖析自我意识的最好途径。中年步入创作的高峰，也使他能够而且必须以理性的眼光去分析、看待自我的遭遇以及身边所发生的人与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着许多鲁迅先生自己的影子。我们虽不能将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自身等同起来，但是能从中了解到鲁迅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情感，解读作者的写作意图与心境，例如《故乡》中的“我”对闰土前后巨变的感慨同情，《社戏》中的“我”对乡村诗意的童年生活的怀恋向往，《一件小事》中的“我”对人力车夫可贵品质的赞赏景仰等等。
郁达夫曾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这其实是就广义的“自叙传”来说的。至于狭义的“自叙传”，则专指侧重于暴露作家本人的私生活的作品，郁达夫自己的小说就属于这一类。而鲁迅的小说，似乎很少有人将之与“自叙传”相联系。不过，鲁迅在谈到郁达夫的《日记文学》时说：“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2]如果沿着“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这一思路去剖析鲁迅小说集《呐喊》中几篇代表作的“自叙传”因素，也许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小说创作的理解与认识。《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共十四篇。题作“呐喊”，就是为革命者助战振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虽然《呐喊》是经过艺术改造的小说集，但之中的人物、环境、情景，仍然能感受到自叙传的色彩。
一、《一件小事》中的“我”
《一件小事》发表于1919年底，它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一个“下等人”的高尚人格的力量。“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小说是有依据的，在鲁迅的日记里的确有许多与车夫之间平常而感人的故事的记载。1913年2月8日日记：“上午赴部，车夫误蹍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3]鲁迅感到世态炎凉，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1915年5月2日日记：“车夫衣敝，与一元。”1916年5月17日日记：“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1923年3月25日日记：“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4]此事还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有补充：“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5]鲁迅言语幽默，对车夫并无责怪之意。
《一件小事》还反映了作者受十月革命“劳工神圣”思想影响，希望能和劳动者们沟通交流，从劳动者身上获得改造自己的力量。由于“我”滋长了种“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的“坏脾气”，思想上产生悲观、失望和怀疑的情绪，而又时时想“从坏脾气里拖开”，这种严厉的自我解析，正是鲁迅复杂心理的体现，小说写于1919年月3月，发表于同年的12月1日，正值“五四”高潮时期，工人阶级初次登上历史舞台，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与劳动者相结合的重要性。如胡适写的新诗《人力车夫》，郁达夫的人力车夫题材小说《薄奠》，刘半农的《车毯》等等。
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
当人们一提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时候，毫无疑问的会加以批判。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假洋鬼子”已经成为一个让人厌恶的形象。但是“假洋鬼子”这样一个被人批判的形象仿佛也有鲁迅自己的影子。鲁迅的一生中，剪辫之祸在他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此事，愤感之情溢于言表。“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的痛苦之所以刻骨铭心，原因之一就是被人追骂“假洋鬼子”给他带来了巨大伤害。”[6]《阿Q正传》中的钱大公子，留学回国后戴起假辫子，甚至又重新留起了头发，也实在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因为剪掉了辫子，“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家里闹得不可开交。他不仅要面对外面阿Q们的侮辱与嘲骂，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内部母亲和妻子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戴假辫子，甚至又留起了头发，这难道不能被人理解吗？难道我们能和阿Q一样鄙夷地骂他“假洋鬼子”吗？相信这绝对不是有着相同经历的鲁迅所希望看到的。“在小说中，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阿Q正传》之后，面对人们对“假洋鬼子”的肆意讨伐与嘲弄，我想鲁迅除了苦笑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感受了。至于鲁迅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说中用了“假洋鬼子”这一自己永远也不想听到的词语，我想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自嘲和反讽。就像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被斥为“封建余孽”，鲁迅索性就用“封之余”做笔名继续与成仿吾等人论战一样。”[7] 三、《社戏》中的“乞食者”
《社戏》写于1922年10月。作品写到在北京看戏的时候，回忆道“倒数上去的二个十年中”的事。
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8]还说到：“到我十三四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被称为乞食者。”[9]
这大变故，应该是指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逝世，祖父周福清从北京回乡，秋天，科场案发，祖父下狱，使绍兴周氏家族坠入了困顿。少年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也先往皇甫庄、后转到小皋埠舅舅家避难。而《社戏》中的情景正是鲁迅到外婆家避难时所发生的事。据周作人回忆：“社戏却并不在平桥村举行，乃就在赵庄，这是离平桥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平桥村原名安桥头，赵庄则原是外赵和里赵两个小村，在安桥头的东首并排着，有一年曾往里赵去看过戏，沿着河的北岸走去不过一里路就是，河身很窄，又是个娄，船用不着，大家只是站在稻地上看罢了。上节引用本文说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人家的船篷，这乃是一般的情形，大抵要在较大地方如此。”[10]
四、结语
鲁迅小说的自叙传因素使鲁迅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特征以及深邃的精神意蕴，具有更为广阔的阐释解读的空间。因此其小说具有强烈的艺术特色，特别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极强的社会概括性。在塑造小说人物时，鲁迅运用了许多特殊方法，比如移花接木，将作者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思想情感嫁接到小说的人物中，这些人物直指作者内心，并能引起读者强烈共鸣。鲁迅小说文风精练、樸实，具有极其鲜明的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真实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再现了现实生活，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高斌予（1991年7月-），中小学语文二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小学语文教学。
鲁迅小说中有很浓厚的自叙传因素。借助于自我剖析，鲁迅实现了其创作的强烈的自我抒情特色，同时不断反省自身，超越自身。鲁迅小说中的自叙传因素，让作品本身具有了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特征以及深邃的精神意蕴，同时也打开一扇了解鲁迅世界的大门，实现了读者的共鸣与感悟。
关键词： 鲁迅； 小说； 自叙传因素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236-1879（2017）07-0146-02
为改变国民精神，鲁迅先生毅然弃医从文。归国后，几次革命的失败，使鲁迅逐渐由希望陷入失望之中。历史悲剧和个人悲剧的交迫下，文艺自然成为鲁迅宣泄内心感情，剖析自我意识的最好途径。中年步入创作的高峰，也使他能够而且必须以理性的眼光去分析、看待自我的遭遇以及身边所发生的人与事。在鲁迅的小说中，有着许多鲁迅先生自己的影子。我们虽不能将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自身等同起来，但是能从中了解到鲁迅的生平经历与思想情感，解读作者的写作意图与心境，例如《故乡》中的“我”对闰土前后巨变的感慨同情，《社戏》中的“我”对乡村诗意的童年生活的怀恋向往，《一件小事》中的“我”对人力车夫可贵品质的赞赏景仰等等。
郁达夫曾说：“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1]这其实是就广义的“自叙传”来说的。至于狭义的“自叙传”，则专指侧重于暴露作家本人的私生活的作品，郁达夫自己的小说就属于这一类。而鲁迅的小说，似乎很少有人将之与“自叙传”相联系。不过，鲁迅在谈到郁达夫的《日记文学》时说：“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说凡文学家的作品，多少总带点自叙传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称来写出，则时常有误成第一人称的地方。而且叙述这第三人称的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过于详细时，读者会疑心这别人的心思，作者何以会晓得得这样精细？于是那一种幻灭之感，就使文学的真实性消失了。……但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2]如果沿着“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这一思路去剖析鲁迅小说集《呐喊》中几篇代表作的“自叙传”因素，也许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其小说创作的理解与认识。《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共十四篇。题作“呐喊”，就是为革命者助战振威，在中国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比较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愿望。虽然《呐喊》是经过艺术改造的小说集，但之中的人物、环境、情景，仍然能感受到自叙传的色彩。
一、《一件小事》中的“我”
《一件小事》发表于1919年底，它让人们充分感受到一个“下等人”的高尚人格的力量。“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小说是有依据的，在鲁迅的日记里的确有许多与车夫之间平常而感人的故事的记载。1913年2月8日日记：“上午赴部，车夫误蹍地上所置橡皮水管，有似巡警者及常服者三数人突来乱击之，季世人性都如野狗，可叹！”[3]鲁迅感到世态炎凉，其悲愤之情溢于言表。1915年5月2日日记：“车夫衣敝，与一元。”1916年5月17日日记：“下午自部归，券夹落车中，车夫以还，与之一元。”1923年3月25日日记：“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4]此事还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有补充：“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5]鲁迅言语幽默，对车夫并无责怪之意。
《一件小事》还反映了作者受十月革命“劳工神圣”思想影响，希望能和劳动者们沟通交流，从劳动者身上获得改造自己的力量。由于“我”滋长了种“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的“坏脾气”，思想上产生悲观、失望和怀疑的情绪，而又时时想“从坏脾气里拖开”，这种严厉的自我解析，正是鲁迅复杂心理的体现，小说写于1919年月3月，发表于同年的12月1日，正值“五四”高潮时期，工人阶级初次登上历史舞台，表现出强大的力量，使当时的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与劳动者相结合的重要性。如胡适写的新诗《人力车夫》，郁达夫的人力车夫题材小说《薄奠》，刘半农的《车毯》等等。
二、《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
当人们一提起《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时候，毫无疑问的会加以批判。在我们的潜意识层面，“假洋鬼子”已经成为一个让人厌恶的形象。但是“假洋鬼子”这样一个被人批判的形象仿佛也有鲁迅自己的影子。鲁迅的一生中，剪辫之祸在他心底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后来他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此事，愤感之情溢于言表。“剪掉辫子给鲁迅带来的痛苦之所以刻骨铭心，原因之一就是被人追骂“假洋鬼子”给他带来了巨大伤害。”[6]《阿Q正传》中的钱大公子，留学回国后戴起假辫子，甚至又重新留起了头发，也实在有着不可言说的苦衷。因为剪掉了辫子，“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家里闹得不可开交。他不仅要面对外面阿Q们的侮辱与嘲骂，还要面对来自家庭内部母亲和妻子的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戴假辫子，甚至又留起了头发，这难道不能被人理解吗？难道我们能和阿Q一样鄙夷地骂他“假洋鬼子”吗？相信这绝对不是有着相同经历的鲁迅所希望看到的。“在小说中，鲁迅对于这位钱大公子是同情和理解多于厌恶的……《阿Q正传》之后，面对人们对“假洋鬼子”的肆意讨伐与嘲弄，我想鲁迅除了苦笑之外再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感受了。至于鲁迅为什么在自己的小说中用了“假洋鬼子”这一自己永远也不想听到的词语，我想这大概是出于一种自嘲和反讽。就像在与创造社的论战中被斥为“封建余孽”，鲁迅索性就用“封之余”做笔名继续与成仿吾等人论战一样。”[7] 三、《社戏》中的“乞食者”
《社戏》写于1922年10月。作品写到在北京看戏的时候，回忆道“倒数上去的二个十年中”的事。
鲁迅曾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8]还说到：“到我十三四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被称为乞食者。”[9]
这大变故，应该是指1893年，鲁迅的曾祖母逝世，祖父周福清从北京回乡，秋天，科场案发，祖父下狱，使绍兴周氏家族坠入了困顿。少年时期，鲁迅和周作人也先往皇甫庄、后转到小皋埠舅舅家避难。而《社戏》中的情景正是鲁迅到外婆家避难时所发生的事。据周作人回忆：“社戏却并不在平桥村举行，乃就在赵庄，这是离平桥五里的较大的村庄，平桥村太小，自己演不起戏，每年总付给赵庄多少钱，算作合做的。……平桥村原名安桥头，赵庄则原是外赵和里赵两个小村，在安桥头的东首并排着，有一年曾往里赵去看过戏，沿着河的北岸走去不过一里路就是，河身很窄，又是个娄，船用不着，大家只是站在稻地上看罢了。上节引用本文说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人家的船篷，这乃是一般的情形，大抵要在较大地方如此。”[10]
四、结语
鲁迅小说的自叙传因素使鲁迅作品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特征以及深邃的精神意蕴，具有更为广阔的阐释解读的空间。因此其小说具有强烈的艺术特色，特别是他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逼真，具有极强的社会概括性。在塑造小说人物时，鲁迅运用了许多特殊方法，比如移花接木，将作者的一些亲身经历和思想情感嫁接到小说的人物中，这些人物直指作者内心，并能引起读者强烈共鸣。鲁迅小说文风精练、樸实，具有极其鲜明的独树一帜的个性特征，真实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再现了现实生活，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1-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4]许广平.鲁迅回忆录[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高斌予（1991年7月-），中小学语文二级教师，研究方向：中小学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