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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在中西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中都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在文化意识上以他的体用观为基础，分析文化层面的“体”和“用”，并在分析和介绍贺麟的体用观的基础上，对他的文化忧患意识和文化融合意识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体用观；文化危机；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9-02
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在中西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中都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贺麟先生学贯中西，治学严谨，有着很强的学术担当意识，用自己独特的思想架构阐述了他的“学术救国”的思想，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建立在他的“心”的基础上，他阐述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理合一”“心物合一”的思想，注重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自觉，树立“主体的意志自由”。贺麟既关注“心”，又关注外在的“理”、“绝对精神”，以心融合理。在思想上希望融合程朱、陆王的学说而不偏执“心”“物”，融合西方的斯宾诺莎、费希特、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又希望能够融合中西，在方法上注重科学的辩证法和直觉法的统一。
他的融合中西的思想有其体用合一的哲学基础。他的学术思想有他的人学的基础，注重主体的“意志自由”。
一、绝对和相对相结合的体用观——文化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
贺麟的体用观首先区别了常识上的体用和哲学意义上的体用。常识上的体和用是主和辅的意思，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常识的体用是相对的，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哲学上的体和用，可以分为两层来说，一为绝对的体和用，体指形而上本体或本质，表现为逻辑、道理、法则、精神等。用，指形而下的现象，是具体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的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他说绝对的体用观相当于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别，亦可称为柏拉图式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朱子的“理气合一”理为体，气为用，可以看作起绝对的体用观。将许多不同等级的事物，依价值为准，依逻辑的次序排列成宝塔式的层级。最上层的为真实无妄的纯体或纯理念，最下层的为具有可能性或可塑性的纯用或纯物质。中间各层较上层以较下层为用，较下层以较上层为体。他举例说明，就如雕像，雕像为体，而大理石为用，而相对美的形式而言，雕像为美的形式的用，美的形式是雕像的体。心理的关系，那么心为理之用，理为心之体，身与心的关系，则身为心之用，而心为身之体。在相对的体用观中，体用的关系是范畴与材料的关系，最低的用材料到最高的体范畴形式绝对精神是有次序的发展过程。贺麟认为相对的体用观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可以看作是相对的体用观[1]。
相对的体用观是绝对的体用观的发展，相对的体用观一方面包含了绝对的体用观，都认为纯理念或纯范式为体，以现象世界为用，另一方面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等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按照绝对精神（理）、心、身、物等把世界分为不同的层级，高的为低一级的体，低的为高一级的用。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和科学上的因果关系不同，认为科学上的因在国前，体用是逻辑的存在合一，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科学的因果都是形而下的事物，哲学的体为形而上，用形而下，体在价值上高于用，“心为身之体”不能说心是身之因，心所以为心之理，身的活动，意义目的等，都需要从心的内容去求解释。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有三个特征。首先体用永远不可分离，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用必然包含其体，体中必然有其用，无体即无用，无用即无体，没有无体的用，也没有无用的体。片面地认为朱子的哲学是有体无用，西方的文化则是有用无体是不知体用关系。其次，体用关系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体为用，不能以用为体。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在西方为体，决不因介绍到中国而为用，科技在西方为用，决不因介绍到中国因为实用主义的影响而变为体。再次，各部门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都是一个道或精神的显现。
贺麟认为他的相对的体用观和绝对的体用观可以概括所有的体用观，对体用观进行分析。朱子和王阳明都可以用绝对和相对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而且也都符合。他的體用观是其思想的核心，贯穿于他的思想的各个层面，比如心物关系、知行关系都是用他的体用观来解释的。贺麟处于国难的时刻，他认为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文化的危机。提出了“文化救国”，所以他的文化观是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文化观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各个哲学思想。
二、文化的“体”与“用”
贺麟从文化的体与用的层面先分析了文化。引朱子的“道之显者为之文”解释就是道是文化的体，文化是道的用。“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文化万物自然莫不是道的显现。文化与自然有着很大的区别，“道是凭借人类的精神的活动显现为‘文化’，道未通过人类精神的活动而隐晦地显现为自然。”文化是道的自觉显现。文化的体与用涉及四个概念，道的概念，它是文化之体，文化的观念，是道之自觉的显现；自然的观念，道之味觉的显现；精神的观念，道之显现为精神的凭借。
精神就是心灵与精神的契合。精神就是道或理活动于人类内心而言，精神就是为真理所鼓舞的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下就是洋溢了意义价值的生命。精神就是具体化、实力化、社会化的真理，精神在文化哲学中处于主要、主宰、主动的地位，自然是精神活动的或实现的材料。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改造的自然，是道蕴藉在人内心深处的规则。蕴藉在内心深处的理或则，发扬光大称为自觉的具体的真理。理不透过精神的活动，便不能为文化，只是潜伏的有体而无用的道理。
道或理是纯体或纯范形而不是用，自然是纯用纯材料但是不是体，只有精神是体用合一，亦体亦用的真实，道是本体，而精神是主体。文化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是文化的真正的体，它总是处万理而应万事的主体，就个人而言，个人的言行和活动是个人精神的显现；对时代而言，时代的文化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显现；对于民族而言，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精神的显现。所以文化广义上是道的显现，严格讲来，文化是精神的显现；文化的体广义上是道，也是精神，是心和道的契合的精神。用绝对的体用观来讲，文化是道的显现，道是文化之体，文化是道之用，而绝对的体用观来讲，文化是精神的显现，精神是道的显现。道与精神的关系即道是精神的体，精神是道的用；文化和精神的关系即精神是文化的体，文化是精神的道。 精神中蕴含的“道”的真善美不同，故由精神显现的文化有不同，不同部门的文化表现精神价值也不同，道产生相对的体用。如哲学和科学皆是真理的显现，哲学追求价值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真理。又如宗教和道德同为善的体现，宗教追求神圣的善，而道德追求人生的善。提出他的体用观必须有三个特征，第一，体用不可分离。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必有其体，没有无体的用，没有无用的体。第二，体用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不能以体为用，不能以用为体。各部分的文化皆有去应有的逻辑地位，不能因一时的实用，个人的好恶而随意改变。第三，各部门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部门的文化都是道或精神的显现，一部门的文化可以反映其体的文化，可以反映整个民族的精神，可以集各种文化之大成。
三、文化忧患意识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贺麟认为中国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说：“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一个文化上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2]为了解决中国文化上的危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他提出了他的观点。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他认为现代不可和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2]所以贺麟反对全盘西化，儒家的思想是最旧也是最新的文化，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其在发展变迁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而言，就是最新的思想。近代中国的危机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所以要用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发挥儒家的思想。西方文化的传入，也是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动力。吸收、融合、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那么儒家的思想才能有新的生存复活和新的发展。
对于西方文化也要根据文化的体用观，体用不可分离，所以研究、介绍采取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必要对于其文化的用能够见其全体，得其整体，才是对一文化的彻底的了解，得其体用之全，就可以彻底地了解西方文化，对它吸收创造转化，这样中国文化才能予以发展。体用合一的原则，中西文化各有其体，不可割裂体用，西学的体到中国不会变成用，中学的体也不可能成为西学的体。所以要“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充用”。中西文化皆是以道为体，以精神为体的，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所以中西文化是有机的统一体，要以精神为文化之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以自由自主的文化精神文化为体，吸收融化，“取精用弘，含英咀华”，既要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又要继承西方的文化。
他提出了以西方的艺术宗教哲学来充实中国的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彻底地把握西方文化。道德传统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都可以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虽然西方文化的贡獻在科学，但是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求科学化的儒家思想。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的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无须求其科学化，无须附会科学的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要充实儒家的思想，就要以西方的哲学艺术宗教来充实中国的理学诗教礼教。吸收西方的哲学以充实儒家的理学，儒家的理学是中国的正宗哲学来充实，因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的孔孟、老庄、程朱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必须吸收基督教的思想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2]“故今后新儒家的兴起，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的兴起，应该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的。”[2]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协和体。新儒家思想的开展，要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
贺麟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认为儒家的复兴，必须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与世界其他各个文化都是体现道、绝对精神、理的有机统一体，所以要融合中西，才能日益接近道、绝对精神。所以要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不管时间或古或今，地域或中或西，只要一种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1]
参考文献：
[1]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关键词：体用观；文化危机；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4-0059-02
贺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的研究，在中西哲学及其比较研究中都做出了很独到的贡献。贺麟先生学贯中西，治学严谨，有着很强的学术担当意识，用自己独特的思想架构阐述了他的“学术救国”的思想，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哲学建立在他的“心”的基础上，他阐述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理合一”“心物合一”的思想，注重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自觉，树立“主体的意志自由”。贺麟既关注“心”，又关注外在的“理”、“绝对精神”，以心融合理。在思想上希望融合程朱、陆王的学说而不偏执“心”“物”，融合西方的斯宾诺莎、费希特、康德、黑格尔的思想，又希望能够融合中西，在方法上注重科学的辩证法和直觉法的统一。
他的融合中西的思想有其体用合一的哲学基础。他的学术思想有他的人学的基础，注重主体的“意志自由”。
一、绝对和相对相结合的体用观——文化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
贺麟的体用观首先区别了常识上的体用和哲学意义上的体用。常识上的体和用是主和辅的意思，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是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常识的体用是相对的，没有逻辑的必然性。
哲学上的体和用，可以分为两层来说，一为绝对的体和用，体指形而上本体或本质，表现为逻辑、道理、法则、精神等。用，指形而下的现象，是具体事物。体一用多，用有动静的变化，体则超动静变化。他说绝对的体用观相当于柏拉图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别，亦可称为柏拉图式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朱子的“理气合一”理为体，气为用，可以看作起绝对的体用观。将许多不同等级的事物，依价值为准，依逻辑的次序排列成宝塔式的层级。最上层的为真实无妄的纯体或纯理念，最下层的为具有可能性或可塑性的纯用或纯物质。中间各层较上层以较下层为用，较下层以较上层为体。他举例说明，就如雕像，雕像为体，而大理石为用，而相对美的形式而言，雕像为美的形式的用，美的形式是雕像的体。心理的关系，那么心为理之用，理为心之体，身与心的关系，则身为心之用，而心为身之体。在相对的体用观中，体用的关系是范畴与材料的关系，最低的用材料到最高的体范畴形式绝对精神是有次序的发展过程。贺麟认为相对的体用观是亚里士多德的体用观，中国则认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可以看作是相对的体用观[1]。
相对的体用观是绝对的体用观的发展，相对的体用观一方面包含了绝对的体用观，都认为纯理念或纯范式为体，以现象世界为用，另一方面将现象界事物排列成等级而指出其体用关系。按照绝对精神（理）、心、身、物等把世界分为不同的层级，高的为低一级的体，低的为高一级的用。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和科学上的因果关系不同，认为科学上的因在国前，体用是逻辑的存在合一，没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科学的因果都是形而下的事物，哲学的体为形而上，用形而下，体在价值上高于用，“心为身之体”不能说心是身之因，心所以为心之理，身的活动，意义目的等，都需要从心的内容去求解释。
哲学上的体用关系有三个特征。首先体用永远不可分离，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用必然包含其体，体中必然有其用，无体即无用，无用即无体，没有无体的用，也没有无用的体。片面地认为朱子的哲学是有体无用，西方的文化则是有用无体是不知体用关系。其次，体用关系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体是规范，用是材料，不能以体为用，不能以用为体。西方的宗教、艺术、哲学在西方为体，决不因介绍到中国而为用，科技在西方为用，决不因介绍到中国因为实用主义的影响而变为体。再次，各部门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都是一个道或精神的显现。
贺麟认为他的相对的体用观和绝对的体用观可以概括所有的体用观，对体用观进行分析。朱子和王阳明都可以用绝对和相对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而且也都符合。他的體用观是其思想的核心，贯穿于他的思想的各个层面，比如心物关系、知行关系都是用他的体用观来解释的。贺麟处于国难的时刻，他认为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上的危机，而且也是文化的危机。提出了“文化救国”，所以他的文化观是其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的文化观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各个哲学思想。
二、文化的“体”与“用”
贺麟从文化的体与用的层面先分析了文化。引朱子的“道之显者为之文”解释就是道是文化的体，文化是道的用。“道”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理，万事万物的准则，亦即真、善、美的永恒价值。文化万物自然莫不是道的显现。文化与自然有着很大的区别，“道是凭借人类的精神的活动显现为‘文化’，道未通过人类精神的活动而隐晦地显现为自然。”文化是道的自觉显现。文化的体与用涉及四个概念，道的概念，它是文化之体，文化的观念，是道之自觉的显现；自然的观念，道之味觉的显现；精神的观念，道之显现为精神的凭借。
精神就是心灵与精神的契合。精神就是道或理活动于人类内心而言，精神就是为真理所鼓舞的心！精神在这个意义下就是洋溢了意义价值的生命。精神就是具体化、实力化、社会化的真理，精神在文化哲学中处于主要、主宰、主动的地位，自然是精神活动的或实现的材料。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改造的自然，是道蕴藉在人内心深处的规则。蕴藉在内心深处的理或则，发扬光大称为自觉的具体的真理。理不透过精神的活动，便不能为文化，只是潜伏的有体而无用的道理。
道或理是纯体或纯范形而不是用，自然是纯用纯材料但是不是体，只有精神是体用合一，亦体亦用的真实，道是本体，而精神是主体。文化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是文化的真正的体，它总是处万理而应万事的主体，就个人而言，个人的言行和活动是个人精神的显现；对时代而言，时代的文化就是那个时代精神的显现；对于民族而言，民族的文化就是民族精神的显现。所以文化广义上是道的显现，严格讲来，文化是精神的显现；文化的体广义上是道，也是精神，是心和道的契合的精神。用绝对的体用观来讲，文化是道的显现，道是文化之体，文化是道之用，而绝对的体用观来讲，文化是精神的显现，精神是道的显现。道与精神的关系即道是精神的体，精神是道的用；文化和精神的关系即精神是文化的体，文化是精神的道。 精神中蕴含的“道”的真善美不同，故由精神显现的文化有不同，不同部门的文化表现精神价值也不同，道产生相对的体用。如哲学和科学皆是真理的显现，哲学追求价值真理，科学追求自然真理。又如宗教和道德同为善的体现，宗教追求神圣的善，而道德追求人生的善。提出他的体用观必须有三个特征，第一，体用不可分离。体用必然合一，而不可分，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必有其体，没有无体的用，没有无用的体。第二，体用不可颠倒。体是本质，用是表现。不能以体为用，不能以用为体。各部分的文化皆有去应有的逻辑地位，不能因一时的实用，个人的好恶而随意改变。第三，各部门的文化都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各部门的文化都是道或精神的显现，一部门的文化可以反映其体的文化，可以反映整个民族的精神，可以集各种文化之大成。
三、文化忧患意识和中西文化的融合
贺麟认为中国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说：“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一个文化上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国近代军事上的国耻，也许可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中国学术文化上的国耻，却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2]为了解决中国文化上的危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他提出了他的观点。
对于中国文化而言，他认为现代不可和古代脱节。“任何一个现代的新思想，如果与过去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2]所以贺麟反对全盘西化，儒家的思想是最旧也是最新的文化，就其在现代及今后的新文化环境的有机体而言，其在发展变迁改造中以适应新的精神需要而言，就是最新的思想。近代中国的危机本质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所以要用诸子百家的思想重新发挥儒家的思想。西方文化的传入，也是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动力。吸收、融合、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展自身，那么儒家的思想才能有新的生存复活和新的发展。
对于西方文化也要根据文化的体用观，体用不可分离，所以研究、介绍采取任何部门的西洋文化，须得其体用之全。必要对于其文化的用能够见其全体，得其整体，才是对一文化的彻底的了解，得其体用之全，就可以彻底地了解西方文化，对它吸收创造转化，这样中国文化才能予以发展。体用合一的原则，中西文化各有其体，不可割裂体用，西学的体到中国不会变成用，中学的体也不可能成为西学的体。所以要“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充用”。中西文化皆是以道为体，以精神为体的，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所以中西文化是有机的统一体，要以精神为文化之体，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以自由自主的文化精神文化为体，吸收融化，“取精用弘，含英咀华”，既要接受中国的文化，同时又要继承西方的文化。
他提出了以西方的艺术宗教哲学来充实中国的文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立在排斥西洋文化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彻底地把握西方文化。道德传统的解放，非儒家思想的提倡，对于西方文化的吸收与融合，都可以促进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虽然西方文化的贡獻在科学，但是我们既不必求儒化的科学，也无须求科学化的儒家思想。科学以研究自然界的法则为目的，儒家思想也有其指导人生，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的价值的特殊效准和独立领域，无须求其科学化，无须附会科学的原则以发挥儒家思想。要充实儒家的思想，就要以西方的哲学艺术宗教来充实中国的理学诗教礼教。吸收西方的哲学以充实儒家的理学，儒家的理学是中国的正宗哲学来充实，因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与中国的孔孟、老庄、程朱的哲学会合融贯，而能产生发扬民族精神的新哲学。必须吸收基督教的思想精华以充实儒家的礼教。“我敢断言，如中国人不能接受基督教的精华而去其糟粕，则决不会有强有力的新儒家思想产生出来。”[2]“故今后新儒家的兴起，与新诗教、新乐教、新艺术的兴起，应该是联合并进而不分离的。”[2]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协和体。新儒家思想的开展，要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的途径迈进。
贺麟不赞成“中国本位文化”，认为儒家的复兴，必须要吸收世界优秀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与世界其他各个文化都是体现道、绝对精神、理的有机统一体，所以要融合中西，才能日益接近道、绝对精神。所以要以文化之体作为文化的本位。“不管时间或古或今，地域或中或西，只要一种文化能够启发我们的性灵，扩充我们的人格，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文化。”[1]
参考文献：
[1]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贺麟.文化与人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