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金秋10月，毛泽东同美国进步记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中南海进行着亲切的交谈。这是斯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访华了。
　　 “我十分想见一见我尊敬的朋友王牧师。许多年了，不知王先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斯诺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王牧师？！”毛泽东闻之微微一怔。
　　 “噢———就是35年前护送我秘密赴陕北苏区采访的那位王牧师王先生。”斯诺见状忙补充道。
　　 其实斯诺提出要见“王牧师”，已不是第一次了。早在1960年，他以作家身份来华访问，国庆节时他受毛泽东的邀请参加了天安门城楼的观礼，并到中南海作客。就是在这次会见中，斯诺首次提出要见一见护送他去陕北的“王牧师”。毛泽东虽然不知道“王牧师”是谁，但答应一定为他找到“王牧师”。
　　 于是，周恩来找到了当时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的浦化人，才知道“王牧师”就是曾经参加中央特科，协助陈赓工作，设立秘密联络点，并利用各种上层关系收集情报，营救同志，镇压叛徒，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革命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将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收养达四年之久，并把他们送到苏联；受宋子文、宋庆龄之托，亲赴陕北，传达和谈信息的“周继吾”；护送斯诺、马德海秘密去陕北的、被誉为“红色牧师”的董健吾。查清这些情况后，周恩来便打听董的下落，并设法与其所在的上海市联系。
　　
　　从教门之子到红色牧师
　　
　　 董健吾1890年(一说为1891年)出生于上海市郊青浦县董家大院。董家虽不是名门望族，但他的曾祖父曾几任县令，颇有几分学识，所以董家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官宦之家。祖母沈氏也出身于富豪之家，沈家靠经营沙船业发了大财，在上海颇有点名气。祖父因看不惯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愤而辞官归里。
　　 董健吾祖母是基督教徒，家中人受她影响，也先后入教。董健吾很小就去教堂受了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少年时的董健吾聪颖敏慧，小学毕业后考入苏州桃花坞中学。他虽年龄不大，但对国家大事却很关心，读了大量的革命报刊，邹容庾死狱中，陈天华东京蹈海，秋瑾轩亭口就义使他深受感动。
　　 1908年他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很快成为该校高材生，深受美籍校长卜舫济博士赏识。
　　 圣约翰大学注重教学质量，所以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毕业于这所大学，如宋子文、顾维钧、林语堂、刘鸿生、施肇基、颜惠庆、颜福庆、贝聿铭等。董健吾与宋子文是同班的要好同学，还有一个就是后来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浦化人。
　　 1912年，董健吾毕业后留校任教。1914年卜舫济亲自带着他到扬州、西安等地参观实习，对他进行重点培养，回校后担任了神学系教师。
　　 董健吾在任教期间，先后发生了“五四”爱国运动和“五卅”反帝运动。董健吾带领圣约翰大学的学生，积极投身于这些运动中去。尤其是1925年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先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枪杀了工人顾正红(中共党员)，5月30日在老闸巡捕房门前，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游行示威群众13人，打伤数十人，这就是“五卅”惨案，引发了上海25万工人参加的大罢工，上海各大、中学生也举行罢课声援。在圣约翰大学，学生的反帝斗争，受到校长卜舫济的坚决阻挠和反对，他置教授会议通过的“学生罢课，照常住院”议案不顾而捣毁“追悼五卅死难烈士”灵堂，降下国旗并进行侮辱，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一场包括中国籍教师在内的全校师生同校长卜舫济的斗争激烈展开了。
　　 事件发生后，学生们一致决议全体离校，自行另组建新的大学。董健吾、孟宪承、钱基伯、薛迪靖、何仲英等18位中国籍教师也提出辞职。
　　 卜舫济得知他最心爱的学生董健吾也是这次学生运动的支持者和指挥者之一时，很是气恼，便把董健吾找去谈话，一场针锋相对的争论结果，是师生二人分道扬镳，关系完全绝裂。
　　 553名大学部及附中学生全体离校，另组光华大学。陈训恕、史乃康、潘序祖、胡昭望、徐可缥、施复昌、郭淦生、许崇富、浦化人等9人是圣约翰大学应届毕业生，他们不愿领取圣约翰大学毕业证书，而领取光华大学毕业证书，被称为光华大学的“特届毕业生”。
　　 董健吾离开圣约翰大学后，谋得了在圣彼得教堂担任牧师的职务。
　　 1926年底，董健吾应同窗好友浦化人之邀，离开上海，北上西安，先暂在西安圣公会教堂担任牧师。浦化人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冯玉祥将军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通过浦化人的引荐，董健吾在西安结识了时人称之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
　　 冯玉祥夫妇信奉基督教，部属信奉基督教的也不少。两人交谈甚欢，一见如故。冯玉祥便邀董健吾到军中任职，盛情难却，董健吾便担任了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牧师，并担任了冯部集团军政治部秘书处处长，还兼冯玉祥的私人英文秘书。
　　 当时在冯玉祥部工作的共产党有200多人，有刘伯坚、蒋廷松、曾晓园、穆济浓、邓小平、宣侠父、陈延年、方廷祯、刘志丹、王一飞等。还有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刘伯坚还担任了冯玉祥部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董健吾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十分愤怒，在浦化人的帮助下，他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他向浦化人表示：“为了救国救民，我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奋斗一生。”并且说：“我是认真的，请你帮我问问刘伯坚主任，不知共产党能否接纳我。”
　　 在刘伯坚、浦化人的介绍下，董健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他的新的“传教布道”工作，传播讲授“红色”的教义，被士兵群众称为“西北军中的红牧师”。
　　
　　冯玉祥礼送董健吾
　　
　　 “四·一二”之后，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一片“清党”的反革命恶浪。
　　 汪精卫为了拉拢冯玉祥，在1927年6月，亲率徐谦、顾孟余、孙科、何健等人，到郑州同冯玉祥会晤谈判。随后蒋介石也带领胡议民、吴稚晖等到徐州同冯玉祥举行会谈。双方拉拢冯各有自己的目的，但也提到了一个相同条件，就是清党反共。为了拉拢冯，蒋介石还送冯50万大洋军饷。
　　 冯玉祥从自身生存出发，并为减轻奉系军阀对自己的压力，便对联合反共“慨然应允”，他回到开封以后，以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向豫、甘、陕三省发出“清党”密电：一、不准跨党；二、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以严密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
　　 冯玉祥虽然也搞清党，但他和蒋介石、汪精卫不同，不是采用残酷的屠杀，而是礼送出境。他曾发布命令“不准枪杀打罚”。所以邓小平在1982年9月纪念冯玉祥诞辰100周年时说：“从辛亥革命以来，焕章先生一直是比较好的，即使有一段时间经过一些曲折，1927年蒋介石清党的时候，别人在杀共产党员，他对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是采取礼送出境。”
　　


　　 根据曾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李世军回忆，冯玉祥回到郑州后，随即将他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百余人，以及管辖区内的地方党员干部40余人都调到郑州，先请他们吃饭，然后冯玉祥对他们说：“你们到我这里帮了忙，你们要反蒋，我要和蒋介石合作反张作霖。在我的军队里穿二尺半的不能反蒋，你们要反蒋，愿意到哪里去就去哪里吧！”冯玉祥送给刘伯坚1000元，科长以上的每人100元，其余每人50元，用一个闷子车皮把这200余人一下子拉到武胜关，让他们下车。这些人大多去了武汉，少部分到西北去了。
　　 还有一些共产党员请病假或不辞而别，浦化人就是不辞而别的。据曾在冯玉祥身边工作的陈天秩回忆：浦原系在冯军布道的牧师，后随鹿钟麟访苏，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原誓师后更受冯的敬佩信任。徐州会议后，冯“礼送”国民军中的共产党人，但未把浦送走，依旧重用，并给以万元巨款去为冯办外交。浦走后写信给冯说：“我是共产党员，反对你和蒋介石合作反共，特向你告别，去做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钱我带走做党的活动经费。”当时冯对浦的行动不仅不生气，反而表示钦佩，认为浦是忠于自己信仰的英雄。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也谈及此事：“我即发给他(浦化人)3000元，派他和另一位名董贤武(董健吾)的朋友，负责办理铁路工人的福利事业。一天他忽留一字条给我，悄悄离开郑州，所领款项亦不报销。我不相信他会做携款潜逃的事，派人查问，才知道他把钱这个30那个40地散给了穷苦工人，他自己并没有取分文。他的出走，也是对分共的问题对我误会而然。民国17年在南京的时候，他的老太太托人来见我，说愿变卖家中田产，以清偿此款。我说：‘那钱他都散给了穷苦的工人们，并无一文入了他的私囊，这还要卖田赔偿作什么！’民国20年我在上海，曾与浦先生见面，那时他为商务印书馆编辑。(民国)25年我在南京，他由狱中写信给我，请我替他设法保释。我即拿着信去见蒋先生，把他的出身为人以及一切实在情形一一详告，蒋先生说查一查，没什么即可释放。后来终由宪兵司令部审查数次，交由鹿瑞伯保释出狱。”
　　 冯玉祥清党后，董健吾没有被“礼送”，继续留下来，担任了冯的秘书兼家庭教师，给李德全及孩子们教授英语，和冯玉祥的关系更为密切。
　　 董健吾为了便于特工工作，经组织同意，加入国民党。由于地下党内出了叛徒，向敌人供出了董健吾的真实身份，加以董健吾这个“红色牧师”早已上了蒋介石特务的“黑名单”，所以董健吾遭到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的内部通缉。
　　 1928年秋，冯玉祥突然收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来的一封特急密电，说他的英文秘书董健吾是共产党潜伏分子，应立即逮捕，派专人押送南京。
　　 冯玉祥收到电报后，立即派精干亲信多人将董健吾秘密保护起来，并立即思忖着如何让董健吾脱离险地。
　　 当天晚上，冯玉祥派人把董健吾请到他郑州郊外的寓所。席间，冯玉祥告诉董健吾他已被蒋介石国民党中央特务机构秘密通缉的消息，并把电报拿给董健吾。董健吾看了电报，确实大吃一惊，这突然的变故，使他有措手不及之感。
　　 冯玉祥却说：“董先生在我这里，帮了很大的忙，我绝不会那样做。你尽管喝酒吃菜，我自有安排。”席间冯玉祥又说：“为了董先生的人身安全，我老冯已决定派属下护送先生出境，不知先生意往何处？”
　　 董健吾表示感谢：“多谢将军坦诚相告和对董某的维护与厚爱。如此我就听从将军之言，即刻离军返上海。”
　　 “先生要回上海？”冯玉祥有些吃惊。因为“四·一二”政变后的上海，白色恐怖弥漫，国民党军警特务四伏，危险重重。
　　 董健吾坚定地点点头。冯玉祥沉思了一下道：“先生既然一定要回上海去，为了先生的安全着想，依我所见，先生最好不要坐火车返上海，以免途中遭特务、军警缉查，出现不测。可以先由此南下武汉，再由水路乘船秘密返回上海。先生以为如何？”
　　 董健吾接受了冯玉祥的一片好心和建议。
　　 宴后，从外面进来一名青年军官，在冯玉祥耳边悄语数句。冯玉祥站起身来，握着董健吾的手道：“董先生，你我就此一别，祝你一路平安，路上多加小心。后会有期。”
　　 那青年军官陪着董健吾走出客厅，上了一辆早已停在那里的轿车。轿车一路急驶，直奔郑州车站。下车后，青年军官护送他通过站上的警察哨卡，上了南下武汉的火车。临别时，青年军官拿出100银元和一张特别通行证递给董健吾：“这一切都是冯将军安排好的，怕你发生意外，才不得不这样做。一路上只要出示冯将军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就会有人关照，保证平安无事。”
　　 果然董健吾一路平安地回到了上海。
　　
　　他成了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员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立即和浦化人取得联系。因为他当时正被敌人通缉，组织上考虑他的安全，让他先回乡下暂时隐蔽，于是他回故乡青浦隐蔽了几个月，又回上海，仍到圣彼得教堂作牧师以作掩护。
　　 当时，上海因白色恐怖下搞不了群众集会游行，就搞“飞行集会”，即三个一伙，五个一群，突然一个暗号，迅速集合在一起，发表简短演说，边呼口号边发传单，敌人一来，就迅速散开。这实际上是一种“左”倾盲动的幼稚行为，容易暴露自己，受到敌人的镇压，但当时却很流行。陈赓在一次与地下交通接头时碰上这种“飞行集会”，发现了正在演说的董健吾，对董很感兴趣，当他了解了董健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是宋子文的同学，给冯玉祥当过秘书，1927年入党，现在是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后，陈赓认为如果让董健吾加入中央特科，可以起到别人起不到的作用。经请示周恩来后，把董健吾调入了中央特科，由陈赓直接指挥。
　　 中央特科是党中央直接领导的政治保卫机关。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由武汉迁回上海，但上海敌情复杂，要在上海立足，首先要做好保卫工作。“六大”以后，在中共中央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即中央特科)，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组成，周恩来负总责，顾顺章管理具体事务。在周恩来亲自策划下，中央特科逐步完善，先后成立总务、情报、行动、通讹四科。情报科长是陈赓(化名王庸)。
　　 董健吾加入特科后，他所在的圣彼得教堂也就成了党中央的一个重要联络点。教堂的花匠、佣人都是地下党派来的。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等都在这里开过会；鲁迅也曾在这里和瞿秋白会面；长期在冯玉祥部从事秘书工作，以后在淮海战役率部起义的“佩剑将军”张克侠，是董健吾的老朋友，从苏联学习归来，就是在圣彼得教堂通过董健吾和党组织取得联系的。
　　 圣彼得教堂在爱文义路有一栋小楼，平日无人居住，董健吾交了一把钥匙给周恩来，让他在紧急时可以住进避难。
　　 因教堂和牧师在当时社会上的特殊地位，特务、警察一般不敢前来捣乱，这里也成了保存党内机密文件和刊物的好处所，董健吾在特科起着他特殊的作用。
　　 为了革命的需要，董健吾在霞飞路和嵩山路口开了一家松柏古玩店，这是特二科的一个秘密情报站，也拟通过经营此店解决一些活动经费。为了经营好古玩店，董健吾刻苦学习，很快成为经营文物古玩的行家里手，鉴别真伪能力很强，生意越做越红火。
　　 一天，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进门后门前就站上两名便衣警卫，不准旁人入内。董健吾一看，却是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宋子文，宋子文是听他二姐宋庆龄的介绍而来的。同窗好友相见，十分亲热，两人在楼上谈了一个多小时，宋子文劝他去南京工作，他以家事为累婉言谢绝。宋子文来，不仅叙旧，还请董为之鉴定两方古砚，一为颜真卿用过的“梅所砚”，一为蔡襄用过的“金星砚”。董健吾鉴别结果，认为后者是真品，前者是赝品。董健吾的分析判断，令宋子文连连点头，对他的渊博知识佩赞不已。宋子文到松柏斋古玩店的消息，不胫而走，一些特务、警察听说店主是宋子文的同学，谁也不敢上门捣乱。这却成了松柏斋古玩店的保护伞。
　　 浦化人和王弼来找董健吾商议，想请他出面开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一些烈士的遗孤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董健吾认为，先烈们为革命牺牲自己的生命，抚养他们的子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一定要设法完成，所以慨然应充。
　　 开办幼稚园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乏经费，所需经费，革命互济会(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只能提供小部分。为了筹措经费，董健吾一方面在教友中募集，一方面赶回青浦老家，毅然把祖传的几十亩地全部卖掉，得500多块大洋，回到上海，找到好友肖智吉，用较低租金，租了肖在戈登路、武定路拐角处的两幢石库门房子，又请木匠做了几十张小床以及小桌、小椅，添置几十套小被褥。通过关系，请于右任题了一块“大同幼稚园”的匾，就这样办了起来。
　　 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大多和地下党有关，董健吾任园长，李求实的夫人陈凤英(秦怡君)任保育主任兼保健医生，保育员有董健吾的夫人黄慧光、李立三的原配夫人林氏及桂荷英等人。负责行政事务的是谭筱影和姚亚夫，都是革命互济会派来的。
　　 收养的孩子有：李立三的两个女儿李英男、李亚兰，彭湃的女儿美美和儿子小湃，杨殷的儿子，蔡和森的儿子蔡转，恽代英的夫人沈葆英也带着一岁的儿子恽希仲生活在幼稚园。
　　 1931年初，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几经磨难，也从湖南辗转来到上海，进了大同幼稚园。后来，4岁的毛岸龙，因病抢救无效死亡。
　　 以后，大同幼稚园因故被迫解散后，董健吾又将毛岸英、毛岸青收养在家达四年之久。这其间，董健吾因转入地下，辞去牧师职务，失去固定收入，生活也十分困苦，债台高筑，只好把两个孩子托交前妻黄慧光处，黄本家庭妇女，没文化，自己有四个孩子，加上毛氏兄弟，七口人只有长子董载元的微薄薪水维持，困苦可知。直到1936年初，冯雪峰来到上海，给了一些钱，才使董健吾渡过难关。
　　 1936年底，董健吾通过张学良、李杜的关系，由李杜把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送往苏联，才使毛氏兄弟的生活得到彻底的改变。
　　


　　 新中国成立后，毛岸青曾给董健吾的儿子董寿琪写信说：“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的。”
　　
　　惩治叛徒白鑫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在上海龙华就义。是谁出卖了他们？
　　 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特科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中央军委秘书白鑫。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军校四期学生，1927年曾在叶挺的二十四师教导营担任过党代表。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汇合，被提升为团长。1929年初，白鑫随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工作。早在一个月前，白鑫就已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白鑫作为军委秘书，对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情况非常熟悉，他想将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作为一份“厚礼”献给国民党，以博取名利双收，飞黄腾达。
　　 范争波的胃口很大，他想利用白鑫将中共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的负责人一网打尽，尤其想抓住周恩来和彭湃。范争波所要等的是机会，就是要乘中共中央军委开会时动手，因为通常都是作为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主持会议。每次开会，都是由白鑫负责通知开会时间、地点和与会人员。他选定8月24日中央军委会议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613弄经远里12号二楼(也即白鑫家)举行之机动手，结果未能抓到周恩来，但却抓住了彭湃。
　　 当时为了掩人耳目，也故意将白鑫夫妇带走。
　　 彭湃等牺牲后，白鑫知道中央特科绝对饶不了他，终日心惊胆战，坐立不安，只好乞求新主子庇护。范争波便假造白鑫已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侦察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而是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的公馆里。
　　 特科通过地下党员柯麟(化名柯达文，地下党员，开有“达生医院”)了解到，白鑫当时正患疟疾，并一向相信柯的医术，一定会来找柯麟看病，故由当时也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委员、团中央书记关向应向柯麟布置了侦察白鑫动向的任务。
　　 几经波折，柯麟终于通过给白鑫看病的方式，查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号。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视。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43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感到处境危险，心惊肉跳，惶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国的准备，特科也根据内线的情报，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到时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于是决定在白鑫动身这一天将他处决。
　　 为了确保这次处决叛徒行动的万无一失，必须把白鑫隐藏的和合坊周围地形、进退路线摸清楚。但和合坊内，范争波已加强了戒备，不但在公馆内增加了保镖，而且在和合坊弄堂两头都加派了武装人员日夜站岗巡逻，平常人根本不容靠近。所以陈赓便来到圣彼得教堂，把这个侦察和合坊周围地形、摸清进退路线的任务交给了董健吾。因为这里大约只有教堂的牧师，才不会引起警卫的注意了。
　　 董健吾果然不负组织之重托，第二天，他便将一张和合坊一带的详细地图交到了陈赓手上。董健吾本来还向组织要求参与狙击白鑫的行动，但组织上考虑到董健吾的身份不能因这次行动而暴露，便没有批准。
　　 11月11日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争波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波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停在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
　　 从范公馆大门内走出来的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紧张，恐惧和兴奋的交织，使他几乎无法自持。他一看见汽车便加快脚步，恨不得一步就跨进车内。车门刚刚拉开，他低下头俯身正要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震得白鑫等人浑身一颤，霎时惊呆了。十来个人如从天降，黑魆魆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白鑫吓得面如死人，全身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仿佛都冻结了。他来不及有所反应，也就在保镖们来不及掏枪，护卫他的武装警卫一怔间，特科红队的枪响了。枪口喷射出红色的火光，枪声在宁静的夜空中炸响，一名保镖栽倒，白鑫等人四下逃窜，白鑫边回身向范公馆大门狂奔，边掏枪，但他枪还未掏出，复仇的子弹便击中了他，躯体顿时变成了“筛子”。在这场短促而激烈的枪战中，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弟弟也当场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跳上停在不远处的蒲石路、重庆路口的汽车，绝尘而去，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
　　 第二天，霞飞路特大血案，成为上海各报的头条新闻，轰动中外。
　　
　　谋求国共和平与合作的信使
　　
　　 1932年，宋庆龄与鲁迅、蔡元培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担任主席。
　　 为了及时、经常和宋庆龄保持联系，1932年冬，中共中央特委二科把这项联系工作交给了董健吾负责。而担任董健吾与宋庆龄联系的机要交通员是董健吾的三女儿董惠芳。
　　 董惠芳当时在上海国民党工部局中学读书，放学后经常到宋庆龄府上去玩。董惠芳喊宋庆龄“三姨妈”。因她年纪小，不容易引起特务的注意，因此，成为宋庆龄与董健吾之间传递信息、信件的出色交通员。
　　 1935年华北事变后，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共两党都在积极寻求相互接触。共产党一再发出共同抗战的呼吁；国民党中央在宋庆龄、冯玉祥等左派人士的推动下，也开始寻求国共接触，共商抗战大计的渠道。
　　 1935年底，宋子文受蒋介石的委托，与宋庆龄磋商同共产党中央再行联系事宜。宋子文因与董健吾有同学之谊，交情颇笃。他与二姐宋庆龄商量研究后，决定托请董健吾前往陕北找中共中央联络。
　　 1936年元旦刚过，董健吾便接到宋庆龄的邀请。董健吾应约来到法租界莫里哀路宋庆龄住所。他估计宋庆龄请他去必有重要事情与之相商。
　　 果然，见面以后，宋庆龄交给董健吾一封信，对董健吾道：“董先生，这是一封内容非常重要的信，请您务必尽早动身到陕北瓦窑堡(当时中共中央驻此)去，当面把它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先生。这件事如果能够办成功，国家获益匪浅。先生千万仔细。”宋庆龄说此话的表情十分严肃、慎重。
　　 由于上海到陕北路途遥远，路上情况复杂。为保证董健吾能顺利完成这个秘密任务，宋庆龄拜托弟弟宋子文在孔祥熙那里弄到一个“国民党财政部派赴陕西调查员”的证件。
　　 “有了这个身份，路上可以减少些麻烦。到了西安后，如果有必要，也可以以官方身份，直接去见张学良将军。”
　　 董健吾接过证件后宋庆龄又嘱咐道。
　　 证件上的名字用的是“周继吾”。所以董健吾这次陕北之行就化名周继吾，绰号“周二胖子”。
　　 董健吾回到家中，让夫人黄慧光将密信缝进贴身的背心里。次日便踏上去西北的路。陪同他的还有他的内侄黄杏南。
　　 到了西安以后，董健吾、黄杏南便落脚在时任国民党西北禁烟督察处处长钟可托家中。钟是董健吾在圣约翰大学时的老同学。
　　 在西安，经过党组织的牵线，董健吾与张子华取得联系，准备一起觅机会前往陕北苏区。但是这时正值隆冬，西安大雪纷飞不止，陆路交通受阻。董健吾在西安等了一个月也不能成行。
　　 董健吾在焦急中想到了一个乘飞机去的办法。可哪里去找飞机呢？董健吾又想起宋庆龄的话：“如果有必要，可以去见张学良将军。”对，坐飞机，去找张学良将军想办法。
　　 据说，这次董健吾与张学良的见面颇富戏剧性。
　　 董健吾一见张学良便说：“张将军，我这次来是向你借飞机到陕北苏区去的。”
　　 “什么？”张学良大吃一惊，因为他万不会想到一个十年不见面的故交竟向他提出这么大胆的要求。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弄不清楚这个从上海、南京来的客人说这个话的用意何在？所以必须小心应付。不由正颜厉色地道：“你竟敢到我这里来提这样的要求？你知不知道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押出去枪毙吗？”
　　 董健吾微笑道：“我知道，但是我相信张将军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我不会？”张学良反问道。
　　 董健吾：“除非张将军不顾抗日，除非张将军已忘却了家仇国恨。但是将军却不是那种人。”
　　 张学良：“你到底受什么人指使？跑到我这里来说这些话是什么用意？是何居心？”
　　 董健吾笑了：“张将军请放心，我这些话既无‘用意’，更没‘居心’。我与共产党方面有点私人关系，知道你想知道的情况。如红军愿意作出较大让步，条件是南京政府方面必须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为你安排一次会面机会，请中共的领导人同你进一步讨论抗战问题。”
　　


　　 张学良沉默不语。
　　 董健吾看出张学良仍存疑虑，便道：“张将军不必担心，我这次来是有国府财政部调查员身份的。去红区的事，南京方面是同意的。蒋委员长也是点了头的。”
　　 看到国民党财政部的证件，又听董健吾这么一说，张学良便道：“既然南京政府都可以与中共方面联络，我张学良怎么不可以呢！”
　　 最后，张学良同意用自己的专机送董健吾去陕北。
　　 张学良还请董健吾捎去以他个人名义致中共中央协商共同团结、一致抗日的密信。
　　 2月21日，董健吾、张子华等飞抵肤施(即今延安市)，这里距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不到200华里，但由于风雪连天，他们走了六天，于2月27日方抵达瓦窑堡。
　　 董健吾等到达瓦窑堡，受到边区政府代表袁国平、吴亮平、逻万(李维汉)等的热情欢迎。
　　 当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正率陈(赓)谢(富治)部队在东征前线作战。但袁国平表示可以将重要情况随时电告中央几位主要领导。
　　 随后，董健吾由林伯渠陪同会见了博古(秦邦宪)。董健吾谈了宋庆龄委派他完成这次任务的情况，又说：“我这次来陕北苏区之前，蒋介石曾召见了我，蒋介石谈话中暗示：如果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能够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他可以同意今后不再进攻红军，并给予军饷供给，双方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以及释放政治犯和允许武装民众抗日等要求。”
　　 董健吾又说：“我这次途经西安，见到了张学良将军，张将军也让我带一封信给中央。我以为张学良将军对抗日的态度中央应予重视。他受家仇国恨双重压迫，又遭国人误骂，强烈要求抗日雪耻，他不希望打内战，不愿意进攻红军，我们应该团结、争取。”
　　 董健吾取出张学良的密信，交给了秦邦宪、林伯渠。
　　 几位中央领导人都认真听取了董健吾反映的情况和建议。
　　 在这里逗留期间，董健吾还拜会了王稼祥、李维汉等，李维汉曾在上海和他并肩战斗过。还应邀在中央保卫局礼堂作了上海对敌斗争情况的报告。
　　 等到3月4日，秦邦宪把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人给宋庆龄的复信交给他。林伯渠还请他给宋庆龄带去“礼物”：三枚苏区银币和一套苏区发行的纸币和几份苏区的刊物。
　　 3月上旬，董健吾携带着中共中央密信等，仍乘张学良的座机返回西安。
　　 张学良特地设宴为董健吾接风洗尘。
　　 董健吾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张学良将军的谢意与问候，传递了中共中央关于双方共同抗日的想法和信息，沟通了张学良与中共中央的联系。
　　 此后不久，张学良只身驾机飞肤施(延安)与周恩来密谈，直接导致西北局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董健吾从中穿针引线功不可没。
　　 董健吾于4月返回上海，到达当天，他便去向宋庆龄复命。
　　 宋庆龄收到中共中央复信及林伯渠赠送的礼物很高兴，特留董健吾吃饭，为他的圆满完成任务并平安归来表示祝贺。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中共方面关于国共合作谈判的五项基本原则：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进犯；
　　 四、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的必要的改革。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努力和国民党内左派人士和全国民主进步人士的大力推动，在国家民族存亡之际，大势所趋，最终蒋介石也不得不顺应民心，而使国共两党中断十年之久的联系，在宋庆龄、宋子文姐弟的主持、安排下，通过董健吾又接上了，为日后的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了一条“通道”。
　　
　　“王牧师”护送斯诺赴苏区
　　
　　 1936年6月，才从西北回来、风尘尚未洗尽的董健吾再度离开上海，又踏上西去西安的旅途。
　　 他这次是又受了宋庆龄的托付，要护送一个洋人去陕北苏区。
　　 这位洋人是谁？他就是后来以《西方漫记》一书而闻名世界的美国记者、并且成为中国人民忠实朋友的埃德加·斯诺。
　　 董健吾和这位洋人朋友素未谋面，如何才能联系上呢？
　　 宋庆龄为二人的接头确定了联络暗号，即由宋庆龄在一张俄文名片上题写了两句英文诗，然后盖上骑缝章，一剪两半，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则托人秘密转交给那位洋人朋友。
　　 董健吾到了西安后，即到西安旅社设法与斯诺联系。
　　 斯诺出生于1905年，是一名进步的美国记者。他于1928年第一次来到中国，1933年任教于燕京大学新闻系。
　　 斯诺对于中国革命十分关注，对于长期战斗在山沟里、被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呼之为“匪”的共产党、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决定到苏区实地采访一番，只是找不到如何才能进入陕北苏区和怎样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最后他找到宋庆龄，请她帮助联系进入苏区。
　　 宋庆龄了解斯诺是一个心直而具有正义感的美国人，对他颇有好感。但她又想到斯诺来自美国，而美国政府当时却又支持蒋介石反共，中国共产党会接纳一个美国人去苏区吗？宋庆龄对此也没十分把握。所以当董健吾去陕北送信时宋庆龄特地向董健吾交代，要他就此事征求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意见。
　　 中共中央领导人具有博大的胸怀，是时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人或者通过外界媒体把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和苏区的情况向外人介绍，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所以当董健吾提出斯诺等人想到苏区进行实地采访时，便得到中共中央的肯定答复。
　　 当时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新闻封锁，要进入中共控制的地区，尤其是中共中央所在的核心地区进行采访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其间要经过国民党军警特的重重关卡。为使斯诺能顺利进入陕北苏区，宋庆龄多次找董健吾商议、研究斯诺等人顺利进入苏区的方案。最后决定由董健吾帮助再次借道西安，请张学良帮忙。
　　 此时斯诺正在北平，让他再来上海会合再去西安，绕远道不说，且可能沿途更增麻烦，故决定改为分道而行，在西安会合。所以宋庆龄又为他二人接头确定了联络信号。约定联系的地点是西安旅社。
　　 1936年6月，斯诺以再次去内蒙采访的名义为掩护，从北平出发。这次行程，能否成功，他心中也是没底的。他仅仅随身带着一封由北平一位老朋友转来的、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用密写墨水写的介绍信，再有便是宋庆龄带给他的用以联络的半张名片了。
　　 到了西安，他按约定住进了西安旅社，果然同董健吾(化名王牧师)联络上了。斯诺后来在《西行漫记》中追述这次旅程写道：
　　 “到达西安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红军。那位在北京用隐显墨水替我写介绍信给毛泽东的人，我知道他是一位红军的指挥者，但我们素未谋面。这封信是由第三者、我的一位老朋友交给我的，别人通知我到达西安后，只需在一家旅馆里找个房间住下来等候，就会有一个姓王的男子来找我，但是对于这位姓王的，我也是素昧平生，我别无所知———除了知道这位姓王的安排我坐张学良的私人飞机进入苏区！这是别人跟我约定这样办的。
　　 “我在旅馆住了几天，果然有一位穿着一套灰色绸衣衫的中国人走进我敞开的房间来，用漂亮的英语向我问好。他身躯高大，有点胖，但却健壮，而且仪表堂堂。他的样子像个所谋顺遂的富人，但他自称姓王，并说出了我的那位北京朋友的名字来，并且还以其他方式(即对暗号)证实了他就是我等的那个人。
　　 “在其后的一个星期里，我就发现，单单是会见这位姓王的人，我就不枉西安之行了。我每天花上四五个小时时间，倾听他的奇谈和追忆，以及对政治形势更加严肃的阐释，他到这里来，是完全意想不到的。他以前在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里受过教育，在基督教徒中很突出，并且一度主持过一个教堂(我后来获悉)，他在共产党人中以王牧师而出名。”
　　 就是这样，董健吾结识了斯诺，他以卓越的学识、不平凡的谈吐和经历给斯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并以他的真诚换得了同斯诺的深厚友谊。虽然这次相聚时间并不长，任务很快便顺利完成，以后二人再也未能见面，但斯诺却深深地忘怀不了他与董健吾这不平凡的深厚友情。这也就难怪他在中国成立后三度访华，三度提出要求要会晤他的好朋友王牧师了。
　　 董健吾与斯诺接上联系后，便即与中共西安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并很快和中共中央派到西安来接斯诺等人进入苏区的、被斯诺称之为“共产党秘密警察头子”的邓发接上了关系。邓发这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保卫局局长。
　　 为了让斯诺等人安全顺利地到达瓦窑堡，董健吾曾又一次去找张学良将军，原计划是借张学良的座机送斯诺等人径飞陕北苏区，但是未能成功。因为，这一次使张学良将军十分为难，张学良的私人座机驾驶员是美国人，他担心斯诺这个外国人乘机飞往苏区，自己的美国飞机员无法保守秘密，消息传出去会使自己增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董健吾体谅张学良将军的难处，便改变原来计划，多方努力，最后，邓发与斯诺等人乘东北军的军用卡车(当时东北军卡车常来往陕北运送军需物资)安全抵达苏区的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县(即今志丹县)。
　　
　　历史将永远铭记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董健吾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这时上海的环境十分恶劣，日本宪兵、特务横行，尤其是李士群的“76号”“开张”以后，把上海变成了人间地狱，更是搞得鸡犬不宁。就连当年叱咤上海滩的青帮大头人黄金荣也绝迹江湖，杜门谢客而不出；杜月笙远避香港；只有为虎作伥、甘当汉奸卖国贼的张啸林，在日伪的庇护下尚能气焰嚣张。
　　 董健吾虽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却仍利用各种关系，孤身奋战在日伪敌人心脏。
　　 他通过原也是青帮中人、租界巡捕房头目赵子柏的关系，由赵大力引荐，得以潜入日伪特务情报机关任职。他利用这个方便，多次把搜集到的情报，及时派人秘密送给新四军。
　　 他又通过关系出任了汪伪南京警察学校训练处处长之职。他利用这个特殊身份，除了继续搜集提供新四军情报外，还曾竭尽全力冒险营救、保护了一些被日军关押的新四军干部脱险；并帮助一批爱国人士从狱中逃出……
　　 在1949年初，解放战争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解放大军正积极准备发动渡江战役，苏州古城即将成为这次大战的前线。董健吾为免这“人间天堂”的美丽古城毁于战火，便与民盟成员何民魂商议，决定冒着风险，前往苏州策反苏州国民党警备司令厉百川。陪同董健吾前往的有民盟成员孔祖彭。
　　 厉百川接见了他们。稍事寒暄后，董健吾突然问道：“听说厉将军打算将这座美丽的苏州古城毁掉。不知谣传是否属实？”
　　 “董先生这话是从哪儿听来的？”突如其来的话把厉百川弄懵了：“苏州是有名的古城，历来被誉为‘人间天堂’，厉某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毁她呀！要是那样，我岂不会被后人唾骂万年么。”
　　 “厉将军这么想那当然好了。可是现在共产党的大军已兵临苏州城下，听说厉将军要拼死据守这古城，不让她落到共产党手中，一旦打了起来，苏州古城能安然无恙么？”董健吾追问道。
　　 “这！？”厉百川被问住了。忽然他若有所悟，正色地喝问董健吾：“董先生，你大概是共产党吧！跑到我这里来当说客进行劝降活动。你不怕我枪毙了你？！”
　　董健吾笑道：“我是不是共产党，怕不怕你枪毙我并不重要。我来见厉将军，只是为了苏州古城不致被毁，苏州百姓免受战火之苦，也为将军不致落下千古骂名罢了。”……
　　 经过一番谈话，厉百川终于决定起义，与解放军南下部队领导人管文蔚、周文才谈判，接收了厉百川两个旅，使苏州古城和平解放，未受一枪一弹的伤害。董健吾为人民立下了奇功。
　　 解放后，董健吾担任上海人民政府参事，他从不夸功，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
　　 1961年春，当年在上海一起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当时已是中共中央委员、国防部副部长的陈赓大将军到上海治病，通过上海市委找到了当年的老战友董健吾，两人见面，真是惊喜交织。陈赓、董健吾这一对分别近30年的老战友热烈地久久拥抱，共诉离愁。陈赓将军兴奋地谈及30年前两人在党的秘密对敌斗争中同生死、共患难的经历，并一再关心询问董健吾的家境生活工作情况……但陈赓将军的关怀尚未使董健吾的处境改善变成现实，陈赓将军便与世长辞。
　　 在“文革”十年浩劫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位出生入死、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革命老战士，却仅仅因为他身居上海沦陷区时，一度与党组织中断了联系，其间的一些革命经历暂时难以核实，而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政治扒手”、“逃亡地主”及“叛徒”、“汉奸”等莫须有的罪名，历尽劫难。……
　　 1970年，当斯诺第三次提出要见“王牧师”时，这时的董健吾，已身患重病，躺在简陋的病床上。
　　 斯诺的请求，短暂地改变了董健吾的凄惨处境。当时的上海市委获悉这个信息后，才由统战部出面，把董健吾由小医院转到瑞金医院高级病房医护治疗。然而，为时已晚，正当这位异国好友斯诺即将来上海与他会面时，董健吾含冤逝世了。这也成为斯诺毕生的遗憾。
　　 1978年9月16日，董健吾的冤案方才得以平反昭雪。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亲自出面核证其革命经历后，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韩仰山为董健吾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为其平反，恢复了名誉。 (责编 武胜利)
　　 (题图为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