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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结束后一个半月，受周恩来总理委托，谭震林副总理率水电部和冀鲁豫三省领导同志及有关人员于3月12日在河南省范县召开会议，从纠正黄淮平原“三主方针”的偏差入手，拉开了认真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全面恢复农业生产的序幕。因当时情势紧迫，范县会议前后只开了六天，虽无文字决定，但它却是新中国水利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1958年至1962年间，我先后在新乡、安阳地委办公室工作，当时正担任安阳地委第一书记崔光华的秘书，随他参加了范县会议的全过程。
“以蓄为主”给黄淮平原带来严重危害
“三主方针”在总体上讲是可行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复杂，千差万别，如果搞“一刀切”，照搬照套，势必带来灾害性的后果，尤其是“以蓄为主”在山区基本可行，但将其机械地搬到平原地区后，却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在1958年和1959年的水利建设高潮中，黄淮平原地区从坑塘化发展到水网化，由横看是一串串坑塘，竖看也是一串串坑塘，发展到沿水平线挖横河，抬高路基，切断自然流势，不许涝水外流，群众称之为“一块地对一块天”。同时，在河流上掀起与水争地的风潮，圈占河滩，围垦湖泊，省、地、县、村各级行政区划之间普遍设置阻水障碍，名曰“客水厅”“洪水招待所”，使河道患上了严重的“肠梗阻”。
同时，由于北方平原地区的灌溉和耕作措施不够合理，造成地下水位不同程度的上升，结果发生部分土壤次生盐碱化的现象。“截至1961年底，河南省引黄灌区次生盐碱化面积519.88万亩，山东省为391.94万亩，合计911.82万亩（不含原有盐碱化土地面积）。”
以我工作的豫北地区为例：
1958年全民大办水利时，新乡地区（当时统管整个豫北，共辖4市24县）开挖了两条大型引黄灌渠，一条叫“共产主义渠”，一条叫“大工渠”。两渠的设计规模都是240/秒立方米。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只注意灌，而忽视排，使原来的排水体系遭到破坏。在“大工渠”的总干渠之下，又挖了九条干渠，大小渠道纵横交错，把豫北平原变成了一个大的象棋盘，到处是阻水工程，涝水排不下，地下水位急骤上升，沼泽化、盐碱化迅速发展。到1961年前后，全区盐碱地面积猛增到800多万亩。播种不出苗，出苗被碱死，粮食大减产，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喊出：“要吃饭，平九干（渠）”“要吃馍，平大河”，强烈要求废渠还耕。
其实早在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乡召开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领导同志座谈会时，就曾以三国曹操“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的典故提醒与会者要引以为戒。而据新乡地区的老干部回忆，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新乡地委的主要领导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水利化搞不好会带来盐碱化。”表达了新乡地区众多干部群众和水利科技工作者的共同顾虑。在随后愈演愈烈的水利“大跃进”中，他们的隐忧不幸变为了现实，在第二年开展的“反右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
当时的河南省委“慕虚名而处实祸”，给河南各项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使河南广大人民付出了难以忘却的沉痛代价。正如刘建勋1964年1月28日在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暨高产单位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后期离开科学态度，办了许多蠢事，违反了科学精神，犯了瞎指挥的错误，诸如：豫东乱挖水利，破坏了原有的排水系统，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年年遭灾；豫北引黄灌溉，使大片土地盐碱化……造成了许多损失，使广大群众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
挫折。”
河南省先行一步纠偏
1961年7月22日，中央正式下文任命刘建勋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就是这一天，刘建勋在座谈研究平原地区涝碱灾害时，先总结了平原地区的治水经验，然后提出：“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问题，而是方针问题。”“平原地区应该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在中央‘以蓄为主’提法未改变之前，河南的‘以排为主’对外不提，要拆除阻水工程，恢复自然流势，暂停引黄。” 刘建勋的决心已下，但具体问题要如何解决呢？他四下追问在“大跃进”年代有没有反对派？大家说：“有，叫陈惺，现下放在信阳地区水利局。”
9月，刘建勋找到还戴着右倾帽子的陈惺，让他陪着去信阳做农村调查。他们共走了七个县。据陈惺回忆：刘建勋白天看、晚上听，被看到的悲惨现象和听到的荒唐事例深深震惊了。他对陈惺说：“当前首先要办的，一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整修被严重破坏的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力。”
接下来的秋冬之间，刘建勋又多次深入豫北灾区调查，同当地党政干部和水利工程人员一道，对1958年形成的水患工程逐项进行勘查，认真分析原因。
刘建勋在南乐县看到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后，感叹道：“像这样搞下去，要把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都丢掉了，群众靠什么生活？”在新乡市，刘建勋在听取水利部门关于豫北地区的规划报告时，当得知为了解决旱、涝、碱害必须同时完成灌、排两套工程，需要上亿立方米的土方量和上亿元的投资额后，他说：“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哪有这个力量，群众每天只吃半斤粮食，怎么能做这么多土方？现在要想一个迅速改善的临时办法。”
刘建勋继续向陈惺等水利和土壤专家求教。他问：“省内的阻水障碍容易清除，通道容易打开，但是，沿省界就困难了，需要时间协商，该怎么办？”陈惺等提议：“宁愿加重局部负担，也要解放一大片。”刘建勋接受了专家的意见。
另外，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水利厅的负责人、安阳地委第一书记崔光华和主持新乡地委工作的第二书记耿起昌等也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和副省长陈雷率队的山东有关人员则是在豫鲁边界等候。这样，就组成了中央、省、地三级水利工程的联合检查组。
检查组首先实地视察了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大名、南乐、清丰、濮阳、范县、东阿等县的水利建设情况。
检查组从安阳出发，第一站是冀豫边界的东风渠。这条渠是共产主义渠进入河北省的灌渠。渠宽堤高，封锁了内黄县向东北方向排水的所有河道，是一个明显的阻水工程。谭震林看后表态应该平掉，刘子厚代表河北同意，当场拍板定案。
第二站是冀鲁豫三省结合部的“王小楼节制闸”，这是长期困扰三省的一个纠纷点。这里有一条向河北省送水的灌渠，修了之后，造成周围土地严重盐碱化。当时已是阳春三月，可田间的青苗很少，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当地群众形容为“见风白云起，遍地六月雪”。
下闸台后，谭震林问围观的一位山东农民：“老乡，这个渠好不好啊？”老乡满腹怨气地骂道：“奶奶！”谭震林又追问：“把它扒了好不好呀？”老乡回答：“我给你磕头！”话音未落，他就趴地下给谭震林磕了个响头。谭震林当即发话：“渠道平掉，节制闸拆除。”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件事对谭震林的震动很大，大大坚定了他解决问题的决心。 检查的第三站是金堤河的阻水工程。金堤河是黄河滩区的一条排涝河。1958年山东省为蓄水灌溉，在河道内打了五道拦河大坝，第一坝建在范县樱桃园，陈伯达题名“丰收湖”。每道坝都建有牢固的闸门，把金堤河变成了五个水库，使得滩区的涝水不仅排不进，遇大雨还造成漫滩淹地。沿河豫鲁两省的濮阳、范县、寿张、东阿广大地区深受其害。检查组对五道大坝逐一勘查，认真倾听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决定全部予以废除。
检查的最后一站是山东省东阿县的位山。这儿有一座由水电部建设的现代化拦黄河电动大闸。建闸的本意是想拦下黄河水用作灌溉，可结果对灌溉毫无用处，反而成了黄河行洪时的阻水工程。因为这是国家级的大工程，最后是由谭震林和钱正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当场商量决定：立即将闸门拆除，同时将闸基改为公路桥
使用。
至此，联合检查组对所涉工程的实地检查全部结束。因为“共产主义渠”和“大工渠”的首闸，距下游较远，所以检查组未去现场。不过在检查中发现的许多危害，都与这两大灌渠有关。于是谭震林在正式开会前宣布：立即关闭这两大灌渠。
当天，耿起昌就奉命返回新乡组织落实。第二天上午，他向会议报告：两个渠首已全部关闭。
为时三天的范县会议
经过三天的实地检查，联合检查组返回范县城关镇。3月15日，由谭震林和钱正英主持召开了上述领导同志和有关省、地、县三级水利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范县会议。因为与会人员基本都实地参加了检查，所以在认识上没有任何分歧。
刘建勋在会上代表河南汇报了半年多来在水利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介绍了已实施的三条纠偏措施：一是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系的自然流势，使涝水可以下泄；二是暂停引黄灌溉三至五年；三是临时滞蓄，即在大雨时利用低洼地滞蓄洪水，牺牲小片，保存大片。这些意见都得到了谭震林、钱正英的支持和与会人员的赞同。
据李日旭（后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的日记所载，最终，范县会议从更大的范围和更专业的角度确定：“一要彻底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的自然流势；二要积极采取排水措施，降低地下水位；三要停止引黄灌溉。沿黄各闸，不经水利电力部批准不得开闸。会上经有关地区的要求，还确定只保留河南的人民胜利渠和山东的打渔张两个灌区，控制引水。”河南提出的三条措施最终全部得到采纳。自此，冀鲁豫三省因片面执行“三主方针”造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消除。
同年11月和12月，农业部和水电部分别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和全国水利会议，从国家层面上正式对“三主方针”进行了调整。
钱正英在晚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和建勋同志是在六十年代认识的。当时他调河南省委任第一书记。在天灾人祸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领导省委和全省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使河南经济得到恢复。河南省当时的困难，有一部分是由于水利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其中有些问题，当时的水电部是有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去河南和他协同工作。为了一些业务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不打不成相识’，我们竟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在‘文革’中，我们（水电部和河南省）继续努力，互相配合，推进河南省的水利工作。河南广大平原的机井建设，就是在他和王维群同志的主持下，在七十年代大规模开展起来，至今仍为河南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山区建设中，林县、辉县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树立起来的。”
范县会议结束前，谭震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引黄灌溉中的失误以及给群众造成的灾难深感痛心。他激动地说道：“引黄灌溉，我这一辈子不搞了，我儿子这一辈子也不搞了，我孙子这一辈子也不搞了。”他的话虽是一时感慨之言，略显偏颇，但对大家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确实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谭震林讲话后，钱正英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她详细分析了黄河灌溉引发盐碱化的原因，首先肯定黄河水本身是没有盐碱的，是可以灌溉的。问题出在工程不配套，排水不畅，地下水位上升，土质中所含的盐碱成分随着水位而浮上地面，是由于我们自身工作没做好而造成的。她向广大水利工作者发出号召：“在引黄灌溉问题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者把两位领导的讲话结合一起领会理解，在认识上很自然地就统一和坚定了。
在排涝问题上，山东省处于最下游，涉及聊城、惠民、德州、济南四个地区。虽然四个地区的领导人没有参加实地检查，只是开会时才赶到，但他们态度积极、端正，完全同意会议定下的排水方案，济南地委书记在发言中说：“即使我们局部受损失，也要顾全大局，废除一切阻水工程，保证上游涝水顺利通过。”他的话音刚落，刘建勋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双手说道：“谢谢你，你是我的同志！”这立即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议论。整个会场洋溢着合力治水、共渡难关的团结气氛。
范县会议的真正会期只有三天，虽然没做出长篇大论的文字决定，也没形成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但它是一个务实求真、排忧解难的会议。不仅到了现场，一句话就能定一个案，而且在会后件件都能得到落实。
范县会议还是勤俭节约的典范。谭震林一到安阳就规定：不论到什么地方一律不准吃肉、蛋。会议全程，最好的食品是豆腐和粉条，会议结束时，吃了一次大葱、萝卜馅的素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范县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积压多年的阻水难题能得以解决，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层决心大。同时，刘建勋到任后认真调研探索，积极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在会上系统总结河南经验，促使谭震林、钱正英迅速协调和解决了冀鲁豫三省在防涝治碱上遗留的重大问题，也是功不可没的。
会后河南发生的新变化
由于得到了国务院主管领导和水电部、冀鲁两省主要领导的肯定与支持，河南在会后加快了纠偏的步伐：
当月下旬，省政府做出《关于平原地区水利工程几个问题的决议》，提出彻底废除边界围堤，拆除沟河堵坝，改善阻水路基，平毁一切阻水工程等十项决议。
1963年以后，随着水利建设形势的恢复和好转，河南省委坚持不断地调整、完善水利建设方针，但始终都以平原地区的除涝治碱为主题内容。
当年10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水利工作会议。刘建勋在会上代表省委提出“排涝治碱、植树固沙、打井抗旱”的12字方针，以后又丰富为“挖河排水、打井抗旱、除涝治碱、植树防沙”的16字方针。之后，河南省委和省政府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省的水利工作，使之始终得以持续、健康、深入地发展。
1964年初，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河南还与安徽两省顺利签订了九项协议，使豫东与皖西地区多年未决的水利纠纷也得到化解。
再让我们以新乡地区为例，看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新乡地委自1962年春在全区各县、市掀起大搞排水工程的高潮，先后停灌了四大引黄灌区，废除了28座平原水库，拆除了1.2万多处阻水工程。从1963年起，又开始组织对海河水系最大支流的卫河进行机械清淤。在“1963年至1965年，系统地进行了天然、文岩干支渠的疏浚整理，并在中科院的帮助下实行井灌井排，不但起到了抗旱作用，还治理了盐碱地”，同时“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亲自到原阳、延津、封丘等县的重点沙、碱社，进行植树造林的调查研究……”
从1962年至1965年的四年间，新乡全地区新打机井1.58万眼，恢复旧井7.56万眼，灌溉面积发展到393万亩，治理盐碱地142万亩，1965年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翻了一番多。
到1966年，河南省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水利有效灌溉面积恢复到2620万亩，旱涝保收田发展到1444万亩，年粮食产量恢复增加到1227万吨。河南认识自然和发展水利曾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新中国成立初11年的大建设与困难时期五年的调整、恢复，给河南留下了最基本的水利家底和最宝贵的经验教训。
今天距范县会议已经50多年了。当年它的成功召开和重要意义，不仅体现了我党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也凸显了我党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在新中国的水利史上，范县会议将占据重要一页。
（编辑 叶 松）
（作者曾先后担任新乡地委和新乡市委副秘书长，并长期担任河南省副省长崔光华的秘书）
“以蓄为主”给黄淮平原带来严重危害
“三主方针”在总体上讲是可行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复杂，千差万别，如果搞“一刀切”，照搬照套，势必带来灾害性的后果，尤其是“以蓄为主”在山区基本可行，但将其机械地搬到平原地区后，却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危害。
在1958年和1959年的水利建设高潮中，黄淮平原地区从坑塘化发展到水网化，由横看是一串串坑塘，竖看也是一串串坑塘，发展到沿水平线挖横河，抬高路基，切断自然流势，不许涝水外流，群众称之为“一块地对一块天”。同时，在河流上掀起与水争地的风潮，圈占河滩，围垦湖泊，省、地、县、村各级行政区划之间普遍设置阻水障碍，名曰“客水厅”“洪水招待所”，使河道患上了严重的“肠梗阻”。
同时，由于北方平原地区的灌溉和耕作措施不够合理，造成地下水位不同程度的上升，结果发生部分土壤次生盐碱化的现象。“截至1961年底，河南省引黄灌区次生盐碱化面积519.88万亩，山东省为391.94万亩，合计911.82万亩（不含原有盐碱化土地面积）。”
以我工作的豫北地区为例：
1958年全民大办水利时，新乡地区（当时统管整个豫北，共辖4市24县）开挖了两条大型引黄灌渠，一条叫“共产主义渠”，一条叫“大工渠”。两渠的设计规模都是240/秒立方米。由于缺乏科学知识，只注意灌，而忽视排，使原来的排水体系遭到破坏。在“大工渠”的总干渠之下，又挖了九条干渠，大小渠道纵横交错，把豫北平原变成了一个大的象棋盘，到处是阻水工程，涝水排不下，地下水位急骤上升，沼泽化、盐碱化迅速发展。到1961年前后，全区盐碱地面积猛增到800多万亩。播种不出苗，出苗被碱死，粮食大减产，群众生活极度困难，喊出：“要吃饭，平九干（渠）”“要吃馍，平大河”，强烈要求废渠还耕。
其实早在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新乡召开豫北地区部分地、市、县领导同志座谈会时，就曾以三国曹操“注意疏浚河道，引水灌溉，发展农业生产”的典故提醒与会者要引以为戒。而据新乡地区的老干部回忆，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新乡地委的主要领导曾当面向毛泽东提出：“水利化搞不好会带来盐碱化。”表达了新乡地区众多干部群众和水利科技工作者的共同顾虑。在随后愈演愈烈的水利“大跃进”中，他们的隐忧不幸变为了现实，在第二年开展的“反右倾”中，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因此遭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
当时的河南省委“慕虚名而处实祸”，给河南各项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使河南广大人民付出了难以忘却的沉痛代价。正如刘建勋1964年1月28日在省农业科学技术工作暨高产单位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的那样：“由于我们没有经验，在后期离开科学态度，办了许多蠢事，违反了科学精神，犯了瞎指挥的错误，诸如：豫东乱挖水利，破坏了原有的排水系统，形成了大雨大灾，小雨小灾，年年遭灾；豫北引黄灌溉，使大片土地盐碱化……造成了许多损失，使广大群众的情绪受到了很大的
挫折。”
河南省先行一步纠偏
1961年7月22日，中央正式下文任命刘建勋担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就是这一天，刘建勋在座谈研究平原地区涝碱灾害时，先总结了平原地区的治水经验，然后提出：“现在平原治水的问题那么普遍，那么严重，这不是具体工作问题，而是方针问题。”“平原地区应该以排为主，排、灌、滞兼施”。“在中央‘以蓄为主’提法未改变之前，河南的‘以排为主’对外不提，要拆除阻水工程，恢复自然流势，暂停引黄。” 刘建勋的决心已下，但具体问题要如何解决呢？他四下追问在“大跃进”年代有没有反对派？大家说：“有，叫陈惺，现下放在信阳地区水利局。”
9月，刘建勋找到还戴着右倾帽子的陈惺，让他陪着去信阳做农村调查。他们共走了七个县。据陈惺回忆：刘建勋白天看、晚上听，被看到的悲惨现象和听到的荒唐事例深深震惊了。他对陈惺说：“当前首先要办的，一是落实‘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重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整修被严重破坏的水利工程，恢复农业生产力。”
接下来的秋冬之间，刘建勋又多次深入豫北灾区调查，同当地党政干部和水利工程人员一道，对1958年形成的水患工程逐项进行勘查，认真分析原因。
刘建勋在南乐县看到大片大片的盐碱地后，感叹道：“像这样搞下去，要把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都丢掉了，群众靠什么生活？”在新乡市，刘建勋在听取水利部门关于豫北地区的规划报告时，当得知为了解决旱、涝、碱害必须同时完成灌、排两套工程，需要上亿立方米的土方量和上亿元的投资额后，他说：“现在国家经济困难，哪有这个力量，群众每天只吃半斤粮食，怎么能做这么多土方？现在要想一个迅速改善的临时办法。”
刘建勋继续向陈惺等水利和土壤专家求教。他问：“省内的阻水障碍容易清除，通道容易打开，但是，沿省界就困难了，需要时间协商，该怎么办？”陈惺等提议：“宁愿加重局部负担，也要解放一大片。”刘建勋接受了专家的意见。
另外，河南省政府办公厅和省水利厅的负责人、安阳地委第一书记崔光华和主持新乡地委工作的第二书记耿起昌等也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和副省长陈雷率队的山东有关人员则是在豫鲁边界等候。这样，就组成了中央、省、地三级水利工程的联合检查组。
检查组首先实地视察了冀鲁豫三省接壤地区大名、南乐、清丰、濮阳、范县、东阿等县的水利建设情况。
检查组从安阳出发，第一站是冀豫边界的东风渠。这条渠是共产主义渠进入河北省的灌渠。渠宽堤高，封锁了内黄县向东北方向排水的所有河道，是一个明显的阻水工程。谭震林看后表态应该平掉，刘子厚代表河北同意，当场拍板定案。
第二站是冀鲁豫三省结合部的“王小楼节制闸”，这是长期困扰三省的一个纠纷点。这里有一条向河北省送水的灌渠，修了之后，造成周围土地严重盐碱化。当时已是阳春三月，可田间的青苗很少，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当地群众形容为“见风白云起，遍地六月雪”。
下闸台后，谭震林问围观的一位山东农民：“老乡，这个渠好不好啊？”老乡满腹怨气地骂道：“奶奶！”谭震林又追问：“把它扒了好不好呀？”老乡回答：“我给你磕头！”话音未落，他就趴地下给谭震林磕了个响头。谭震林当即发话：“渠道平掉，节制闸拆除。”在场的干部群众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这件事对谭震林的震动很大，大大坚定了他解决问题的决心。 检查的第三站是金堤河的阻水工程。金堤河是黄河滩区的一条排涝河。1958年山东省为蓄水灌溉，在河道内打了五道拦河大坝，第一坝建在范县樱桃园，陈伯达题名“丰收湖”。每道坝都建有牢固的闸门，把金堤河变成了五个水库，使得滩区的涝水不仅排不进，遇大雨还造成漫滩淹地。沿河豫鲁两省的濮阳、范县、寿张、东阿广大地区深受其害。检查组对五道大坝逐一勘查，认真倾听了群众的意见，最后决定全部予以废除。
检查的最后一站是山东省东阿县的位山。这儿有一座由水电部建设的现代化拦黄河电动大闸。建闸的本意是想拦下黄河水用作灌溉，可结果对灌溉毫无用处，反而成了黄河行洪时的阻水工程。因为这是国家级的大工程，最后是由谭震林和钱正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当场商量决定：立即将闸门拆除，同时将闸基改为公路桥
使用。
至此，联合检查组对所涉工程的实地检查全部结束。因为“共产主义渠”和“大工渠”的首闸，距下游较远，所以检查组未去现场。不过在检查中发现的许多危害，都与这两大灌渠有关。于是谭震林在正式开会前宣布：立即关闭这两大灌渠。
当天，耿起昌就奉命返回新乡组织落实。第二天上午，他向会议报告：两个渠首已全部关闭。
为时三天的范县会议
经过三天的实地检查，联合检查组返回范县城关镇。3月15日，由谭震林和钱正英主持召开了上述领导同志和有关省、地、县三级水利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范县会议。因为与会人员基本都实地参加了检查，所以在认识上没有任何分歧。
刘建勋在会上代表河南汇报了半年多来在水利建设中发现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介绍了已实施的三条纠偏措施：一是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系的自然流势，使涝水可以下泄；二是暂停引黄灌溉三至五年；三是临时滞蓄，即在大雨时利用低洼地滞蓄洪水，牺牲小片，保存大片。这些意见都得到了谭震林、钱正英的支持和与会人员的赞同。
据李日旭（后曾任河南省水利厅副厅长）的日记所载，最终，范县会议从更大的范围和更专业的角度确定：“一要彻底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的自然流势；二要积极采取排水措施，降低地下水位；三要停止引黄灌溉。沿黄各闸，不经水利电力部批准不得开闸。会上经有关地区的要求，还确定只保留河南的人民胜利渠和山东的打渔张两个灌区，控制引水。”河南提出的三条措施最终全部得到采纳。自此，冀鲁豫三省因片面执行“三主方针”造成的负面影响开始消除。
同年11月和12月，农业部和水电部分别召开全国农业会议和全国水利会议，从国家层面上正式对“三主方针”进行了调整。
钱正英在晚年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和建勋同志是在六十年代认识的。当时他调河南省委任第一书记。在天灾人祸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他领导省委和全省人民，克服重重困难，使河南经济得到恢复。河南省当时的困难，有一部分是由于水利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其中有些问题，当时的水电部是有责任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经常去河南和他协同工作。为了一些业务问题，我们也发生过一些争论，最后，‘不打不成相识’，我们竟成为很谈得来的好朋友……在‘文革’中，我们（水电部和河南省）继续努力，互相配合，推进河南省的水利工作。河南广大平原的机井建设，就是在他和王维群同志的主持下，在七十年代大规模开展起来，至今仍为河南的农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山区建设中，林县、辉县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典型，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树立起来的。”
范县会议结束前，谭震林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引黄灌溉中的失误以及给群众造成的灾难深感痛心。他激动地说道：“引黄灌溉，我这一辈子不搞了，我儿子这一辈子也不搞了，我孙子这一辈子也不搞了。”他的话虽是一时感慨之言，略显偏颇，但对大家提高认识、增强信心，确实也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谭震林讲话后，钱正英作了较长时间的发言。她详细分析了黄河灌溉引发盐碱化的原因，首先肯定黄河水本身是没有盐碱的，是可以灌溉的。问题出在工程不配套，排水不畅，地下水位上升，土质中所含的盐碱成分随着水位而浮上地面，是由于我们自身工作没做好而造成的。她向广大水利工作者发出号召：“在引黄灌溉问题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与会者把两位领导的讲话结合一起领会理解，在认识上很自然地就统一和坚定了。
在排涝问题上，山东省处于最下游，涉及聊城、惠民、德州、济南四个地区。虽然四个地区的领导人没有参加实地检查，只是开会时才赶到，但他们态度积极、端正，完全同意会议定下的排水方案，济南地委书记在发言中说：“即使我们局部受损失，也要顾全大局，废除一切阻水工程，保证上游涝水顺利通过。”他的话音刚落，刘建勋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走到他面前，紧紧握着他的双手说道：“谢谢你，你是我的同志！”这立即引起了热烈的掌声和议论。整个会场洋溢着合力治水、共渡难关的团结气氛。
范县会议的真正会期只有三天，虽然没做出长篇大论的文字决定，也没形成白纸黑字的红头文件。但它是一个务实求真、排忧解难的会议。不仅到了现场，一句话就能定一个案，而且在会后件件都能得到落实。
范县会议还是勤俭节约的典范。谭震林一到安阳就规定：不论到什么地方一律不准吃肉、蛋。会议全程，最好的食品是豆腐和粉条，会议结束时，吃了一次大葱、萝卜馅的素饺子，算是改善生活。
范县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积压多年的阻水难题能得以解决，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层决心大。同时，刘建勋到任后认真调研探索，积极向中央领导建言献策，在会上系统总结河南经验，促使谭震林、钱正英迅速协调和解决了冀鲁豫三省在防涝治碱上遗留的重大问题，也是功不可没的。
会后河南发生的新变化
由于得到了国务院主管领导和水电部、冀鲁两省主要领导的肯定与支持，河南在会后加快了纠偏的步伐：
当月下旬，省政府做出《关于平原地区水利工程几个问题的决议》，提出彻底废除边界围堤，拆除沟河堵坝，改善阻水路基，平毁一切阻水工程等十项决议。
1963年以后，随着水利建设形势的恢复和好转，河南省委坚持不断地调整、完善水利建设方针，但始终都以平原地区的除涝治碱为主题内容。
当年10月，省政府召开了全省水利工作会议。刘建勋在会上代表省委提出“排涝治碱、植树固沙、打井抗旱”的12字方针，以后又丰富为“挖河排水、打井抗旱、除涝治碱、植树防沙”的16字方针。之后，河南省委和省政府还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全省的水利工作，使之始终得以持续、健康、深入地发展。
1964年初，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河南还与安徽两省顺利签订了九项协议，使豫东与皖西地区多年未决的水利纠纷也得到化解。
再让我们以新乡地区为例，看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新乡地委自1962年春在全区各县、市掀起大搞排水工程的高潮，先后停灌了四大引黄灌区，废除了28座平原水库，拆除了1.2万多处阻水工程。从1963年起，又开始组织对海河水系最大支流的卫河进行机械清淤。在“1963年至1965年，系统地进行了天然、文岩干支渠的疏浚整理，并在中科院的帮助下实行井灌井排，不但起到了抗旱作用，还治理了盐碱地”，同时“地委第一书记耿起昌亲自到原阳、延津、封丘等县的重点沙、碱社，进行植树造林的调查研究……”
从1962年至1965年的四年间，新乡全地区新打机井1.58万眼，恢复旧井7.56万眼，灌溉面积发展到393万亩，治理盐碱地142万亩，1965年粮食总产量比1961年翻了一番多。
到1966年，河南省的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水利有效灌溉面积恢复到2620万亩，旱涝保收田发展到1444万亩，年粮食产量恢复增加到1227万吨。河南认识自然和发展水利曾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新中国成立初11年的大建设与困难时期五年的调整、恢复，给河南留下了最基本的水利家底和最宝贵的经验教训。
今天距范县会议已经50多年了。当年它的成功召开和重要意义，不仅体现了我党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也凸显了我党不畏艰难、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在新中国的水利史上，范县会议将占据重要一页。
（编辑 叶 松）
（作者曾先后担任新乡地委和新乡市委副秘书长，并长期担任河南省副省长崔光华的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