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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埃德加·盖洛于1865年10月1日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埃斯顿，父亲是一位制图师。1890年从拉斐特学院毕业之后，盖洛曾当过几年宣讲福音书的传道士，但他心中一直藏着一个周游世界的梦想。1896年，盖洛请了长假，从纽约登船前往耶路撒冷朝圣，从此开始全球旅行的生涯。此后30年中，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非洲、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欧洲和亚洲。
1903年，他首次途经日本来到中国，从上海坐船溯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写下《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此他的考察重心便转向中国这个风景雄奇、历史悠久的古国。与很多传教士、外交官关注中国的当下变革、政治局势不同，盖洛力图从地理历史的角度，向西方展示这个悠久古国的山川人文。因此，他的第二次中探访就选择了横跨半个中国的雄伟城墙——长城。
盖洛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出版过13部著作，还写了大量的日记、演讲稿、报刊文摘和信札。早在1905年，他就被称为“在世最伟大的旅行家”，他前往赤道非洲、以色列、叙利亚和中国，学习土著文化，拍摄并写下他一路上遇到的人，还在世界各地做过几千场演说，听众达数百万之多。清末在外国人中闻名的“中国通”丁韪良在《中国的十八个省府》中将这位探访过非洲原始森林和太平洋群岛原始部落的探险家跟利文斯通和斯坦利相提并论。
在考察长江流域时，盖洛由于语言不通，不得不借助当地向导引路，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一人深入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地区；而在写《中国长城》时，他有了帮手，他带着一支精干的考察队，从山海关一直走到甘肃境内，沿途采风，记录下有关长城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他的考察还澄清了西方人对长城最西段的误解——原本外国人都以为长城最西端是嘉峪关，但盖洛在实地考察时发现在嘉峪关以西，仍然有连绵不断的城墙。
两张照片激发的长城之行
1907年2月14日，驻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写了一封信给威廉·盖洛，信里夹了两幅古北口长城的照片。这两幅照片激起了盖洛对长城的兴趣。一年之后，1908年4月，威廉·盖洛告别了家乡多埃斯顿，乘火车横穿美国，从费城到旧金山。4月27日，威廉·盖洛在旧金山登上香港号客轮，开始了横穿太平洋之旅。
在书中，盖洛对出发那一天这样描述：“那只黑色巨大的远洋‘灰狗’正舒展着健壮的肌体……她强壮的肌肉里仅有一丝颤动的迹象。然而，我们知道，她目前仅略微搏动的强健心脏此刻只是故意懈怠，不久它就将跳动起来，将生机、精力和活力注入她壮实的肌体的每一部分，并驱动她庞大的躯体穿越那万顷波浪——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巨浪滔天，她都会驶向我们热切盼望的目标——中国的长城。”
盖洛横渡太平洋，在秦皇岛首次登上中国大地，并于同年5月31日从山海关出发，开始徒步开始长城之旅。与盖洛同行的还有探险队的其他成员，有白人，也有黄种人，有些人伴随盖洛走完全程，也有人是半路加入的。盖洛有一位陪同他从美国到中国的翻译，盖洛称他“约翰·格德先生”。盖洛并不精通中文，吃穿住行都要翻译帮忙，但他雄心勃勃，并不胆怯。
在秦皇岛登陆后，盖洛首先便去拜访山海关，在他眼里，失去了军事战防作用的长城给人的感觉竟然是“闲散”，他描述道：“山海关静卧在海岸线转弯处，恰似一只猫闲适地躺在卷起来的垫子上。当地的人们懒散地闲逛，但是他们正在觉醒。”
山海关这段长城的末端延伸到海平面以下，盖洛为了考察仔细，一直沿城墙走到海边，又顺着七扭八歪的花岗岩石走上去。之后，他们沿着长城顶部往回走，其间路过了现代的探照灯，然后沿着“S”字形路线来到了文庙。他描绘道：“文庙栖息于长城的炮台上，正好位于长城与城墙交会的那个角落。若是在西方，人们一般期望在那里看到大炮、快枪、臼炮和威力巨大的炸药投掷器，可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奇妙的要塞上，我们却发现了一座白色灯塔、一架探照灯和一座文庙。很可能中国人是对的，这些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比现代那些穷凶极恶的死亡机器更好的一种保障。”
爱思考的考察者
作为一个深度考察者，盖洛不仅仅满足于描述眼前的事物，而是大量阅读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并且在整个旅途中，热衷于思考各个地理标志背后的文化、民族意义。他高度评价秦始皇修建长城这项作为：“在我们看来，长城是被设计来维护和平的。在这一点上，它仍然是古代和现代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哪个是和平最有力的推动者，是海牙法庭还是秦始皇的长城？……不管如何，堆筑石头总比抛掷石头好，保护生灵的城墙比掩埋死尸的壕沟要强。”
离开山海关，威廉·盖洛一路西去，他沿着长城越过山脉，走到京师附近。这一带的长城尤为壮观，他沿着崇山峻岭蜿蜒迂回，路过一个个宁静的山村，看到绝美的景色，他这样记述：“冉冉升起的太阳给高大的烽火台戴上桂冠，进而将陡峭城墙上的垛口映得墨绿，最后使得关口的整个庙宇和泥壁小屋奇妙地沐浴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古铜色当中。”
长城在山间蜿蜒，时隐时现，盖洛不时要在山间寻找道路。他发现山海关和遵化很容易寻找，但要发现长城古岔道则非常困难。因为上山之路非常陡峭，难以攀援。虽然有自称知道分岔口确切地点的当地人带路，盖洛一行仍是迷了好几次路。不过迷途上也是一路美景，所以虽然遗憾，他却并不失望。考察队花了一整天时间穿越北京附近一连串恢弘壮美的峡谷，其地质地理、动植物上的丰富使得他眼界大开，盖洛这样描述“长城经过的地区也足以使科学家们笑逐颜开，植物学家从大海到岔道的途中要经过七个开花地带，还有灌木、植被和树木，一路上他可以搜集到许多的植物标本；鸟类学家也几乎是同样幸运，途中有六个鸟类聚集带；而对于研究岩石的地质学家来说，则有令休·米勒（19世纪西方著名地质学家）狂喜的双云母花岗岩、砂岩和各种各样的砾岩在等待着他；人类学家在将要埋葬慈禧太后的“皇陵”内会找到丰富的研究素材，那块被清朝皇室保留作坟地的区域称为清东陵，其地点正好背靠长城。……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足足可以列出20种以上活蹦乱跳的野生动物。而对那些只是爱美的普通人来说，仅仅举出芍药、玫瑰、铁线莲、雪莲、白蒲公英以及大量其他品种的花草就足够了。……在大自然中，没有一处能比在长城一带的景色更加神奇，也没有任何人类的壮举能比这个蜿蜒于满目青翠的群山、溪流和峡谷之间的长城更伟大了。”这无疑是很细致的观察。 看到密云县附近一段明长城时，他仔细观察了长城的建造工程：“古代最早建筑这条长城的匠人们在选择自然天险，并加固长城的这方面已经竭尽全力。确实，他们是沿着一条最险峻的天然堡垒来建造长城的。他们要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两道等高沟槽，沟槽之间大约相距25英尺，然后再把立方体的花岗岩石块在地基上堆到大约几英尺高。接着，再由巧匠选择特殊的黏土制成22.5英寸长的砖块。根据当地另一个传说，人们把这些笨重的砖块绑在山羊身上，山羊能驮着它们登上人几乎无法攀登的险峰。砖匠们在山脊上把这些砖头垒起来，砖缝间结结实实填上了黏土，随着城墙的升高，人们可以看出它突出的正面构成了凹凸结合、相互防御的工事。”
盖洛的考察非常严谨，探险期间，盖洛不断地把途中所见随手写在字条上。“（1908年）6月3日：风景极美。长城外到处是花岗岩。土壤是岩石风化而成……此地人口稀少。山上有梯田。6月4日：（下午）1：30至4：30在李家峪，热得发昏。一个地方就看到24座敌楼。7：00太阳落山，到达刘家岭。风景极美。月亮升起，淡蓝的天空变成橙色。6月5日：数敌楼，一共数到55座。此处路能通马车。又有大量蔬菜可以吃了。” 他还喜欢向当地百姓、旅行者和官员打听长城的长度，不过人们给出答案各不相同。他在罗文峪得到的答案最直截了当，“长城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谁也无法确定长城到底有多长。”这大概反而是最准确的回答了。盖洛还带了测量人员，一路测量高度和路程。一路上见到石碑，他都让助手把石碑碑文抄录下来或者拓下来。
一路上他都热衷于跟当地人问各种关于长城的故事，他曾希望能够问1000个人，记载1000个故事，可惜未能成功，但他的书中仍然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关于秦始皇的。可见即使到清朝，民间对于长城的建造仍然流传许多故事。
威廉·盖洛一行总是在太阳升起前动身，这样做是为了避开炎夏期间的酷暑，经过将近3个月的艰难跋涉，他们在1908年8月21日到达长城西端的嘉峪关。当时的嘉峪关只有五家旅馆，他们在“义兴旅舍”住了下来，这家旅舍位于嘉峪关东北角楼下，威廉·盖洛把轿子停放在角楼外，并且把一面美国国旗钉在外墙上，便开始写当天的探险日志，这里出乎他意料得荒凉：“长城穿过四个省份，甘肃是最西边的……依然屹立的长城展现出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荒芜景象。有好多次，我们来到用城墙围住的城市，却发现城墙内既没有房屋，也没有人烟。毫无疑问，这些城池当中有些是戍卫营地，但也有许多原来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因为战争吞噬而荒芜。”
走到长城末端，看到如此巨大的建筑如今仿佛化石般无用武之地，盖洛不由得开始畅想：长城的未来将会是什么？他提出一个浪漫的建议：“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种满向日葵的空中花园。这个人造的鲜花堡垒要超过巴比伦崇高的花床。这伟业也许可以被中国人实现，他们的祖先曾经使西部的成都沙土平原上鲜花绽放。让我们期盼有一天登上气球，俯视长达1200英里的花床吧。”——这大概是对长城的用途最浪漫的想象。
到达长城最西段
来到嘉峪关后，盖洛注意到，严格来说，嘉峪关并不是长城最西段。于是他从客栈派出三个人去抄写嘉峪关西城门上和西城楼门洞内的铭文，他自己则骑着骡子去找真正的长城终点——嘉峪关西南15里的地方，他这样记述“通达那里的路上去之后无人烟，整条路上没有一座房屋。五只羚羊是我们见到的主要生灵，一开始还能见到一些蜥蜴、喜鹊和乌鸦，不过很快连这些都没有了。除了风蚀的螺旋状沙堆和一簇簇棕色的山艾之外，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了。除了南面峻峭的山脉上常年覆盖积雪，整个风景都呈土黄色。在新河附近，即长城的废墟和群山之间，大群举止优雅的羚羊正啃食着美草。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跳过长城，跃向远方的山脊。”
他终于达到长城的最西段，这段城墙的外层曾经用砖石包着的长城，位于宽阔而峻峭的山谷当中，现在只剩下它的黄土芯了。盖洛问一个当地农民为什么不维修长城，他答道：“我们连自己的城镇都修不起，何况长城？”这个农民还声称，建造巨大的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的夷狄带着他们的骡子和驴子进来吃掉豌豆。
在长城的终点，盖洛的测量员克拉克从山崖顶向下面的河里扔了一块石头，数了八次心跳，才听到石头落入水中的声音。而盖洛本人则在这里完成了自己长城“全景图像”的最后一笔，他早已拍摄了“龙头”，现在该拍摄这条长龙的“尾巴”。他开始是在长城最西端的烽燧前支起三脚架，但是这样拍摄不能展现长城的整体。他要让人们看到“长龙尾巴”的全貌，为了把长城、山崖和山下的河流全部纳入镜头，他在山上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山坡上一块平地，在那里，他拍出了理想的照片，不仅有长城的“尾巴”，还有自己站立在那里的形象，为了充分显示长城“尾巴”的规模，他特地安排两个人站在崖顶。
他最后在长城上捡了一小块砖，他写道：“手持‘最后一块长城砖’拍照，实在太诱人了，我们无法抗拒这一引诱”，随后他们又捡了紫红色、白色石头各一块，“拿回去当镇纸用” 。
走完长城全线后，盖洛把上百幅途中拍摄的照片、自己通过手写、打字记录下的日记和手札装进箱子，并在箱子上用白色颜料亲手写上“North China”（华北）两个粗体字。这些材料一路上被盖洛用骡马运着，伴随他走完万里长城，然后又伴随他登上轮船，航行大半个地球，最后运到多埃斯顿，他的家乡。
回国后，盖洛一边四处发表演讲，介绍自己考察长城的经历；一边整理材料，写作关于长城的著作。在此之前，长城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长城的照片更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因此西方人对此有强大的好奇心，他的演讲往往座无虚席，观众们热切地等待着他用幻灯机放映的长城形象。1909年，他的著作《中国长城》问世，是第一部外国人所写的关于长城的著作。这本书使得在更多外国人心目中，长城代替了长袍马褂或者小脚，成为中国的标志。
两个威廉的故事
继长城考察之后，盖洛又数次来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连续出版了《中国十八个省首府》和《中国五岳》等一系列有丰富历史地理内涵的著作。他为最后一本书来华实地考察时已经54岁，在妻子的陪伴下，坚持一座又一座地攀登了中国的五大名山，考察当地的民俗和宗教信仰，用相机记录下相关历史。 盖洛是他那个时代阅历最丰富的旅行家之一，正如士兵死于疆场，这位旅行家最终在一次去往耶路撒冷的旅行后，于 1925年4月11日病逝在威尼斯。他死后，其手稿、照片等由他的妻子继承，妻子比他多活了34年，于1959年去世。之后，盖洛夫妇的住宅被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收购，20多个盖洛的箱子被一位本地收藏家获得，并在其家中的谷仓里一直存放了45年。直到这位收藏家2005年去世后，才被他的女儿捐赠给多埃斯顿城历史学会。
盖洛的《中国长城》一书出版近80年后，一位也叫“威廉”的英国人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也被长城吸引，徒步长城，写出了一本书《徒步长城》，书出版后林赛收到朋友寄来的一本沉沉的老书：盖洛的《中国长城》，他被近百年前就来到中国走遍长城的这位同道所吸引，开始在美国寻找威廉·盖洛生活的痕迹。
但寻找的过程非常艰难，威廉·林赛找遍美国的各大博物馆、史密森学会、美国大的图书馆都未找到威廉·盖洛的照片和资料。威廉·林赛这样说：“威廉·盖洛没有带回任何中国文物，这就等于放弃了在美国某家博物馆留名、留影从而名垂青史的机会”。这也正说明，盖洛是十分难得的一位自我节制的探险家，不像与他同时代许多探险家，在探险的同时热衷于带回什么能够证明他们“到此一游”的纪念品。他每次遇到石碑只是派人去抄下文字，而不是把石碑挖出来运走。
2005年，林赛最终通过多埃斯顿城历史学会找到盖洛的材料：他的照片、手记、日记、短笺……他看着近百年前仍清晰如昨的老照片，心中涌出一个计划，他准备重新寻访长城，在同一个地点重新拍摄威廉·盖洛镜头下的长城。重新拍摄并不容易，在全球最长的建筑物蜿蜒而过的广袤地区寻找一个小小的地标，而线索仅仅是只言片语的文字说明，比如“某地以南60里”。林赛花了两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每一幅照片他都只有先找到大致地点，然后走村串户，让人们看老照片，寻找地点，如果不行，只好爬上能够遍览周围景观的最高点，登高远望，以试图发现长城蜿蜒的姿态以及天际轮廓与老照片是否吻合。但重新拍摄是值得的，这组新老照片直观显示了长城的过去与现在，还让人看到长城这种仿佛万古永存的事物，其实也在变化着，消失着。有的地方，比如曾经让威廉·盖洛赞叹不已的四座敌楼，早已损毁。最后，威廉·林赛写下了一本《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记录他和威廉·盖洛追寻长城的故事。
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长城永在，而探险精神也不会消亡。
1903年，他首次途经日本来到中国，从上海坐船溯流而上，沿途考察了长江流域的人文地理，写下《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从此他的考察重心便转向中国这个风景雄奇、历史悠久的古国。与很多传教士、外交官关注中国的当下变革、政治局势不同，盖洛力图从地理历史的角度，向西方展示这个悠久古国的山川人文。因此，他的第二次中探访就选择了横跨半个中国的雄伟城墙——长城。
盖洛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多产作家，出版过13部著作，还写了大量的日记、演讲稿、报刊文摘和信札。早在1905年，他就被称为“在世最伟大的旅行家”，他前往赤道非洲、以色列、叙利亚和中国，学习土著文化，拍摄并写下他一路上遇到的人，还在世界各地做过几千场演说，听众达数百万之多。清末在外国人中闻名的“中国通”丁韪良在《中国的十八个省府》中将这位探访过非洲原始森林和太平洋群岛原始部落的探险家跟利文斯通和斯坦利相提并论。
在考察长江流域时，盖洛由于语言不通，不得不借助当地向导引路，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独自一人深入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地区；而在写《中国长城》时，他有了帮手，他带着一支精干的考察队，从山海关一直走到甘肃境内，沿途采风，记录下有关长城的各种民间传说和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他的考察还澄清了西方人对长城最西段的误解——原本外国人都以为长城最西端是嘉峪关，但盖洛在实地考察时发现在嘉峪关以西，仍然有连绵不断的城墙。
两张照片激发的长城之行
1907年2月14日，驻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位英国外交官写了一封信给威廉·盖洛，信里夹了两幅古北口长城的照片。这两幅照片激起了盖洛对长城的兴趣。一年之后，1908年4月，威廉·盖洛告别了家乡多埃斯顿，乘火车横穿美国，从费城到旧金山。4月27日，威廉·盖洛在旧金山登上香港号客轮，开始了横穿太平洋之旅。
在书中，盖洛对出发那一天这样描述：“那只黑色巨大的远洋‘灰狗’正舒展着健壮的肌体……她强壮的肌肉里仅有一丝颤动的迹象。然而，我们知道，她目前仅略微搏动的强健心脏此刻只是故意懈怠，不久它就将跳动起来，将生机、精力和活力注入她壮实的肌体的每一部分，并驱动她庞大的躯体穿越那万顷波浪——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巨浪滔天，她都会驶向我们热切盼望的目标——中国的长城。”
盖洛横渡太平洋，在秦皇岛首次登上中国大地，并于同年5月31日从山海关出发，开始徒步开始长城之旅。与盖洛同行的还有探险队的其他成员，有白人，也有黄种人，有些人伴随盖洛走完全程，也有人是半路加入的。盖洛有一位陪同他从美国到中国的翻译，盖洛称他“约翰·格德先生”。盖洛并不精通中文，吃穿住行都要翻译帮忙，但他雄心勃勃，并不胆怯。
在秦皇岛登陆后，盖洛首先便去拜访山海关，在他眼里，失去了军事战防作用的长城给人的感觉竟然是“闲散”，他描述道：“山海关静卧在海岸线转弯处，恰似一只猫闲适地躺在卷起来的垫子上。当地的人们懒散地闲逛，但是他们正在觉醒。”
山海关这段长城的末端延伸到海平面以下，盖洛为了考察仔细，一直沿城墙走到海边，又顺着七扭八歪的花岗岩石走上去。之后，他们沿着长城顶部往回走，其间路过了现代的探照灯，然后沿着“S”字形路线来到了文庙。他描绘道：“文庙栖息于长城的炮台上，正好位于长城与城墙交会的那个角落。若是在西方，人们一般期望在那里看到大炮、快枪、臼炮和威力巨大的炸药投掷器，可是在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奇妙的要塞上，我们却发现了一座白色灯塔、一架探照灯和一座文庙。很可能中国人是对的，这些对一个国家来说是比现代那些穷凶极恶的死亡机器更好的一种保障。”
爱思考的考察者
作为一个深度考察者，盖洛不仅仅满足于描述眼前的事物，而是大量阅读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并且在整个旅途中，热衷于思考各个地理标志背后的文化、民族意义。他高度评价秦始皇修建长城这项作为：“在我们看来，长城是被设计来维护和平的。在这一点上，它仍然是古代和现代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哪个是和平最有力的推动者，是海牙法庭还是秦始皇的长城？……不管如何，堆筑石头总比抛掷石头好，保护生灵的城墙比掩埋死尸的壕沟要强。”
离开山海关，威廉·盖洛一路西去，他沿着长城越过山脉，走到京师附近。这一带的长城尤为壮观，他沿着崇山峻岭蜿蜒迂回，路过一个个宁静的山村，看到绝美的景色，他这样记述：“冉冉升起的太阳给高大的烽火台戴上桂冠，进而将陡峭城墙上的垛口映得墨绿，最后使得关口的整个庙宇和泥壁小屋奇妙地沐浴在一种难以形容的古铜色当中。”
长城在山间蜿蜒，时隐时现，盖洛不时要在山间寻找道路。他发现山海关和遵化很容易寻找，但要发现长城古岔道则非常困难。因为上山之路非常陡峭，难以攀援。虽然有自称知道分岔口确切地点的当地人带路，盖洛一行仍是迷了好几次路。不过迷途上也是一路美景，所以虽然遗憾，他却并不失望。考察队花了一整天时间穿越北京附近一连串恢弘壮美的峡谷，其地质地理、动植物上的丰富使得他眼界大开，盖洛这样描述“长城经过的地区也足以使科学家们笑逐颜开，植物学家从大海到岔道的途中要经过七个开花地带，还有灌木、植被和树木，一路上他可以搜集到许多的植物标本；鸟类学家也几乎是同样幸运，途中有六个鸟类聚集带；而对于研究岩石的地质学家来说，则有令休·米勒（19世纪西方著名地质学家）狂喜的双云母花岗岩、砂岩和各种各样的砾岩在等待着他；人类学家在将要埋葬慈禧太后的“皇陵”内会找到丰富的研究素材，那块被清朝皇室保留作坟地的区域称为清东陵，其地点正好背靠长城。……对于生物学家来说，足足可以列出20种以上活蹦乱跳的野生动物。而对那些只是爱美的普通人来说，仅仅举出芍药、玫瑰、铁线莲、雪莲、白蒲公英以及大量其他品种的花草就足够了。……在大自然中，没有一处能比在长城一带的景色更加神奇，也没有任何人类的壮举能比这个蜿蜒于满目青翠的群山、溪流和峡谷之间的长城更伟大了。”这无疑是很细致的观察。 看到密云县附近一段明长城时，他仔细观察了长城的建造工程：“古代最早建筑这条长城的匠人们在选择自然天险，并加固长城的这方面已经竭尽全力。确实，他们是沿着一条最险峻的天然堡垒来建造长城的。他们要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出两道等高沟槽，沟槽之间大约相距25英尺，然后再把立方体的花岗岩石块在地基上堆到大约几英尺高。接着，再由巧匠选择特殊的黏土制成22.5英寸长的砖块。根据当地另一个传说，人们把这些笨重的砖块绑在山羊身上，山羊能驮着它们登上人几乎无法攀登的险峰。砖匠们在山脊上把这些砖头垒起来，砖缝间结结实实填上了黏土，随着城墙的升高，人们可以看出它突出的正面构成了凹凸结合、相互防御的工事。”
盖洛的考察非常严谨，探险期间，盖洛不断地把途中所见随手写在字条上。“（1908年）6月3日：风景极美。长城外到处是花岗岩。土壤是岩石风化而成……此地人口稀少。山上有梯田。6月4日：（下午）1：30至4：30在李家峪，热得发昏。一个地方就看到24座敌楼。7：00太阳落山，到达刘家岭。风景极美。月亮升起，淡蓝的天空变成橙色。6月5日：数敌楼，一共数到55座。此处路能通马车。又有大量蔬菜可以吃了。” 他还喜欢向当地百姓、旅行者和官员打听长城的长度，不过人们给出答案各不相同。他在罗文峪得到的答案最直截了当，“长城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山’，谁也无法确定长城到底有多长。”这大概反而是最准确的回答了。盖洛还带了测量人员，一路测量高度和路程。一路上见到石碑，他都让助手把石碑碑文抄录下来或者拓下来。
一路上他都热衷于跟当地人问各种关于长城的故事，他曾希望能够问1000个人，记载1000个故事，可惜未能成功，但他的书中仍然记录了各种各样的民间传说、故事，其中大部分是关于秦始皇的。可见即使到清朝，民间对于长城的建造仍然流传许多故事。
威廉·盖洛一行总是在太阳升起前动身，这样做是为了避开炎夏期间的酷暑，经过将近3个月的艰难跋涉，他们在1908年8月21日到达长城西端的嘉峪关。当时的嘉峪关只有五家旅馆，他们在“义兴旅舍”住了下来，这家旅舍位于嘉峪关东北角楼下，威廉·盖洛把轿子停放在角楼外，并且把一面美国国旗钉在外墙上，便开始写当天的探险日志，这里出乎他意料得荒凉：“长城穿过四个省份，甘肃是最西边的……依然屹立的长城展现出一幅令人难以忘怀的荒芜景象。有好多次，我们来到用城墙围住的城市，却发现城墙内既没有房屋，也没有人烟。毫无疑问，这些城池当中有些是戍卫营地，但也有许多原来是人口稠密的城镇，因为战争吞噬而荒芜。”
走到长城末端，看到如此巨大的建筑如今仿佛化石般无用武之地，盖洛不由得开始畅想：长城的未来将会是什么？他提出一个浪漫的建议：“把它变成一个巨大的种满向日葵的空中花园。这个人造的鲜花堡垒要超过巴比伦崇高的花床。这伟业也许可以被中国人实现，他们的祖先曾经使西部的成都沙土平原上鲜花绽放。让我们期盼有一天登上气球，俯视长达1200英里的花床吧。”——这大概是对长城的用途最浪漫的想象。
到达长城最西段
来到嘉峪关后，盖洛注意到，严格来说，嘉峪关并不是长城最西段。于是他从客栈派出三个人去抄写嘉峪关西城门上和西城楼门洞内的铭文，他自己则骑着骡子去找真正的长城终点——嘉峪关西南15里的地方，他这样记述“通达那里的路上去之后无人烟，整条路上没有一座房屋。五只羚羊是我们见到的主要生灵，一开始还能见到一些蜥蜴、喜鹊和乌鸦，不过很快连这些都没有了。除了风蚀的螺旋状沙堆和一簇簇棕色的山艾之外，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了。除了南面峻峭的山脉上常年覆盖积雪，整个风景都呈土黄色。在新河附近，即长城的废墟和群山之间，大群举止优雅的羚羊正啃食着美草。随着我们的靠近，它们跳过长城，跃向远方的山脊。”
他终于达到长城的最西段，这段城墙的外层曾经用砖石包着的长城，位于宽阔而峻峭的山谷当中，现在只剩下它的黄土芯了。盖洛问一个当地农民为什么不维修长城，他答道：“我们连自己的城镇都修不起，何况长城？”这个农民还声称，建造巨大的长城是为了防止北方的夷狄带着他们的骡子和驴子进来吃掉豌豆。
在长城的终点，盖洛的测量员克拉克从山崖顶向下面的河里扔了一块石头，数了八次心跳，才听到石头落入水中的声音。而盖洛本人则在这里完成了自己长城“全景图像”的最后一笔，他早已拍摄了“龙头”，现在该拍摄这条长龙的“尾巴”。他开始是在长城最西端的烽燧前支起三脚架，但是这样拍摄不能展现长城的整体。他要让人们看到“长龙尾巴”的全貌，为了把长城、山崖和山下的河流全部纳入镜头，他在山上仔细寻找，终于找到了山坡上一块平地，在那里，他拍出了理想的照片，不仅有长城的“尾巴”，还有自己站立在那里的形象，为了充分显示长城“尾巴”的规模，他特地安排两个人站在崖顶。
他最后在长城上捡了一小块砖，他写道：“手持‘最后一块长城砖’拍照，实在太诱人了，我们无法抗拒这一引诱”，随后他们又捡了紫红色、白色石头各一块，“拿回去当镇纸用” 。
走完长城全线后，盖洛把上百幅途中拍摄的照片、自己通过手写、打字记录下的日记和手札装进箱子，并在箱子上用白色颜料亲手写上“North China”（华北）两个粗体字。这些材料一路上被盖洛用骡马运着，伴随他走完万里长城，然后又伴随他登上轮船，航行大半个地球，最后运到多埃斯顿，他的家乡。
回国后，盖洛一边四处发表演讲，介绍自己考察长城的经历；一边整理材料，写作关于长城的著作。在此之前，长城的具体情况鲜为人知，长城的照片更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因此西方人对此有强大的好奇心，他的演讲往往座无虚席，观众们热切地等待着他用幻灯机放映的长城形象。1909年，他的著作《中国长城》问世，是第一部外国人所写的关于长城的著作。这本书使得在更多外国人心目中，长城代替了长袍马褂或者小脚，成为中国的标志。
两个威廉的故事
继长城考察之后，盖洛又数次来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三山五岳，连续出版了《中国十八个省首府》和《中国五岳》等一系列有丰富历史地理内涵的著作。他为最后一本书来华实地考察时已经54岁，在妻子的陪伴下，坚持一座又一座地攀登了中国的五大名山，考察当地的民俗和宗教信仰，用相机记录下相关历史。 盖洛是他那个时代阅历最丰富的旅行家之一，正如士兵死于疆场，这位旅行家最终在一次去往耶路撒冷的旅行后，于 1925年4月11日病逝在威尼斯。他死后，其手稿、照片等由他的妻子继承，妻子比他多活了34年，于1959年去世。之后，盖洛夫妇的住宅被一位房地产开发商收购，20多个盖洛的箱子被一位本地收藏家获得，并在其家中的谷仓里一直存放了45年。直到这位收藏家2005年去世后，才被他的女儿捐赠给多埃斯顿城历史学会。
盖洛的《中国长城》一书出版近80年后，一位也叫“威廉”的英国人威廉·林赛（William Lindesay）也被长城吸引，徒步长城，写出了一本书《徒步长城》，书出版后林赛收到朋友寄来的一本沉沉的老书：盖洛的《中国长城》，他被近百年前就来到中国走遍长城的这位同道所吸引，开始在美国寻找威廉·盖洛生活的痕迹。
但寻找的过程非常艰难，威廉·林赛找遍美国的各大博物馆、史密森学会、美国大的图书馆都未找到威廉·盖洛的照片和资料。威廉·林赛这样说：“威廉·盖洛没有带回任何中国文物，这就等于放弃了在美国某家博物馆留名、留影从而名垂青史的机会”。这也正说明，盖洛是十分难得的一位自我节制的探险家，不像与他同时代许多探险家，在探险的同时热衷于带回什么能够证明他们“到此一游”的纪念品。他每次遇到石碑只是派人去抄下文字，而不是把石碑挖出来运走。
2005年，林赛最终通过多埃斯顿城历史学会找到盖洛的材料：他的照片、手记、日记、短笺……他看着近百年前仍清晰如昨的老照片，心中涌出一个计划，他准备重新寻访长城，在同一个地点重新拍摄威廉·盖洛镜头下的长城。重新拍摄并不容易，在全球最长的建筑物蜿蜒而过的广袤地区寻找一个小小的地标，而线索仅仅是只言片语的文字说明，比如“某地以南60里”。林赛花了两年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每一幅照片他都只有先找到大致地点，然后走村串户，让人们看老照片，寻找地点，如果不行，只好爬上能够遍览周围景观的最高点，登高远望，以试图发现长城蜿蜒的姿态以及天际轮廓与老照片是否吻合。但重新拍摄是值得的，这组新老照片直观显示了长城的过去与现在，还让人看到长城这种仿佛万古永存的事物，其实也在变化着，消失着。有的地方，比如曾经让威廉·盖洛赞叹不已的四座敌楼，早已损毁。最后，威廉·林赛写下了一本《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记录他和威廉·盖洛追寻长城的故事。
这些照片让我们看到，长城永在，而探险精神也不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