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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章：他竟然在教学比武中夺冠
本章案例以龚振（深圳市南油小学副校长）为原型。作为语文老师的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区里的科学比赛竟然获得第一名。他打破常规，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与学生共同确定教学程序，尝试进行教学流程改革，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本文为我们深度剖析了这个“意外”背后的一些教育教学规律：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当是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教师，课堂教学当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①教师发展的阿基米德点》113页）。
对话主题：综合素养在教师发展中的作用
陆晖（北京师范大学南山附属中学科学教师）：一名语文教师能在科学课比赛中获奖，我很敬佩。我的疑问是：这种综合素养来自学校教育还是个人研修？如何看待全才、通才、专用人才的关系？学生毕竟对学科整体的思维脉络、框架不清楚，花大量时间和学生一起备课是否切合实际？学生提前加盟到备课的具体细节中，会对正常上课产生什么影响？
龚振（案例原型）：我本人是中师背景。为什么现在中小学普遍感受到中师背景的教师更为出色？主要是因为中师没有过细的专业划分，更重视培养教师的综合能力。与学生备课其实是了解学情，因为我对孩子们科学学科已有的知识储备、认知特点以及对这门课的喜爱程度都非常模糊，我的教学需要以此作为起点。并非所有学生都适合参与备课，我只是与课代表约谈，问“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带你们一起玩、一起做实验，你们会不会喜欢”，在此情况下设计教学策略。
房超平（《教育现场对话》的作者，深圳市丽湖中学负责人）：虽然龚振的获奖是偶然现象，但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学技能比学科专业知识更重要。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科学素养的责任到底在谁身上？我认为，师范院校不能给教师培养以终身素养是失职的。另外，备课也是学习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过早地进行分科教学，会扼杀了学生全面发展的天性。
宾华（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学研究中心主任）：龚振老师的课堂是老师和学生幸福成长的园地，相信有这样科学的理念、系统的教学环节设置，肯定会达到幸福的境界。
第二篇章：“贷分数”带给学生希望
本章案例以邓玉琳（深圳市南山实验学校南头小学教师）为原型。案例中，两个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希望老师多给一点分数，以达到及格线。面对学生的“无理”要求，老师急中生智，想到了“贷分数并且还利息”这个妙招，非常智慧地解决了问题，两个学生不仅轻松“还贷”，还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个偶然事件的背后，却是老师所在学校倡导的新型评价方式的必然呈现。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教育教学评价的深层思考：评价不仅注重结果，更应该注重发展和变化过程，突出评价方式的多样性、过程的民主性、内容的多元性和结果的激励性（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①教师发展的阿基米德点》158页）。
对话主题：“教育评价”在师生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
邓玉琳（案例原型）：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反复思考，怎样做才能既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又能起到激励他们的作用。
黄建海（南方教育时报特约评论员）：学校教育常忽略评价对整个教育过程的影响，这个案例引发的是教育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
唐娟（深圳市丽湖中学）：我曾不止一次地碰到学生拿到59分的试卷时要求：“老师，让我及格吧。”我总是不容回旋地拒绝，以为这不但维护了公平公正，还能让学生产生压力，再转化为动力。读了邓老师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教师。仔细想来，教师在评价时容易进入以下误区：一是评价目的的错位，过于强调甄别而忽略激励；二是评价方法单一，注意学业成绩，忽视全面发展和学生个体差异；三是过分注重结果终结性评价，忽视过程性评价。其实，教育评价不仅仅是分数，它处处有、时时有、事事有，应该成为教育的常态，应该渗透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老师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都起着评价的作用。
卿素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这是一位对学生具有无条件关注的老师，无论对于好学生还是后进生，都能做到公平公正无差异，这种“贷分数”的做法从心理学角度是与学生建立起一种“心灵契约”，其中包含着信任与责任。但这也只能作为一个评价案例，为教师提供了一种评价的理念和智慧，其做法很难复制，因为并不适用所有学生。这好似一个经典的评价案例，展现的是一位对学生具有无条件关注的老师，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是一个真正的心灵之师，也是一个评价高手和专家。评价是一种心灵契约，是建立在信任、责任基础上且考验老师的智慧。
第三篇章：发现爱的“支点”
本章案例以杜小宜（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为原型。文中的易校长利用“爱的教育”这个支点，创造性地设立约会吧，举行师生之间的爱的约会，彰显了一种平等、自愿、尊重、信任的现代教育理念；利用主题班会、升旗仪式、家长会等渠道讲述爱的故事，把爱的元素根植在孩子心灵中，使学校成为流淌爱的乐园；践行爱的理念，确定了学生成长目标，形成了特色品牌，进而通过科学而又创新的管理艺术放大爱的力量，撬动了品牌学校创新建设的支点（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②品牌学校是这样建成的》49页）。
对话主题：“教育爱的现代诠释”
杜小宜（案例原型）：一百所学校就有一百种爱的教育的形式，我是个爱做梦的人，看到孩子就开心，看到讲台就充满激情。用什么方式和环境能让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和了解？我认为，爱是教育的起点，是主旋律。于是，我们学校设立“爱的约会吧”，以约会为契机，产生爱的故事，进而形成爱的力量，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发展。之所以把学校人际交往方式用约会来定位，是因为对于约会双方而言，任何一方都是平等、自愿的，都必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它体现了先进教育理念。
叶延武（深圳市南山第二外国语学校校长）：杜校长和每一个优秀校长都一样，是爱的天使。杜校长的做法是在寻找爱的支点，大家都知道教育的起点是爱，但如何寻找自身的支点？怎么和家长、教师，和最小的孩子、正常的孩子、有缺陷的孩子、家庭支离破碎的孩子交往？怎么实施爱？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做家长和师生的朋友应是校长的定位，也是一所优质学校的先决条件。“约会吧”是个很好的方式，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还可继续扩大延伸拓展爱的渠道、爱的平台，比如微博、微信、私信、QQ、语音、视频都给我们与家长、教师、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沟通渠道。 徐启建（中国教育报刊社文化周刊主编）：如今常常能够看到打着爱的旗号，喊着爱的主题的各种学校文化，但是往往这种爱并非真爱，是单向度的爱，而非双向度的爱。我们给予孩子的爱总带着潜在的期望和回报，如果没有得到回报，就会带来一些情绪化的教育行为。杜校长的“约会吧”通过平等、尊重、信任达到了真正爱的状态。人们的爱往往带着各种期待，期待没有实现，往往附带惩罚。其实，爱不能附带任何要求。此外，一味地给予不是爱，爱是双向式的，需提供平等视角，相互间达到爱的状态。
徐平利（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教育的爱是相似的，教育的不爱有各自的形态。要有真正的爱，必须挖掘自己的良心，涤净污秽，从荆棘丛里长出百合花。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真爱，会爱。
第四篇章：学校管理“怪才”
本章案例以方星（深圳市同乐学校校长）为原型。他是一个学校管理的“怪才”，学校管理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专业优势，进行了一系列管理技术改革，尝试意愿组合制，实施免检教师制，制定教学“三参数”，推动共生式教学，开设随动式课程，举办“蝇眼看校园”等等，激活了教师和学生，解放了教育生产力，放大了学校管理效率，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进而带领一所薄弱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薄弱学校跨越发展路线图（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②品牌学校是这样建成的》64页）。
对话主题：学校管理需要技术创新
方星：我认为，创新就是将看似矛盾的事物和谐化，所有制度建立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矛盾非常多，有些矛盾需要发现。比如“意愿组合”，作为校长，我常常碰到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互相告状，我就想，能不能把关系好的组合在一起共同承担责任？于是就让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先自愿选择组合，最后让电脑得出一个最合理的组合。共生式教学强行规定一个教师在一个学期内必须要请其他教师（包括外教），进入自己班级教两节课，此举打破了封锁的班级围墙，进而促进了互相学习。
黄绪信（深圳市华侨城小学校长）：每年的年终考核、评选先进、职称聘任、岗位设置等最令校长头痛，方校长创立了免检教师等制度，我注意到这一过程是由校长提名、行政会研究，最后确定名单，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没人有异议？免检教师每年提名几个？行政会是否有异议？公示后是否有人反对？还有，现代教学管理不能忽视民主因素，教师表面上不反对，但不知其心里是怎么想的，等等。
庄树雄（南方都市报记者）：做改革很难，曾经进行过“取消教师终身制”的网络投票，大部分教师反对取消。有两个疑问：一是虽然学校管理千差万别，但是否存在共性？二是教育是很柔性、灵动的，制定制度是否显得僵化？需要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吗？
方星：规则是必要的，取消终身制也是需要的，但是每个人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问题。如果全国每个领域（包括公务员）都同等对待，都取消终身制，那么就没有争议了。
李继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方星校长在学校管理方面从来不盲从，有独立思维能力，善于平衡“管”与“理”。整体强调激励，方法也许有待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已渐渐形成管理文化。我们常说，最低层次的学校管理是“人治”，上一个台阶是“法治”，再上一个台阶是“文治”，这样才能推动学校一级一级向上发展。这里我们不难总结出一些优秀校长的共同特点：1. 超越多数人，对教育具有前瞻性的思想；2. 对教育有自己的梦想，甚至被认为天真、幼稚；3. 在学校管理方面不盲从，有自己独立的思辨能力，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自己的管理创新；4. 能平衡“管”与“理”。
责任编辑 邹韵文
本章案例以龚振（深圳市南油小学副校长）为原型。作为语文老师的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区里的科学比赛竟然获得第一名。他打破常规，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与学生共同确定教学程序，尝试进行教学流程改革，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学生进行科学探索的热情。本文为我们深度剖析了这个“意外”背后的一些教育教学规律：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当是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能的教师，课堂教学当体现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①教师发展的阿基米德点》113页）。
对话主题：综合素养在教师发展中的作用
陆晖（北京师范大学南山附属中学科学教师）：一名语文教师能在科学课比赛中获奖，我很敬佩。我的疑问是：这种综合素养来自学校教育还是个人研修？如何看待全才、通才、专用人才的关系？学生毕竟对学科整体的思维脉络、框架不清楚，花大量时间和学生一起备课是否切合实际？学生提前加盟到备课的具体细节中，会对正常上课产生什么影响？
龚振（案例原型）：我本人是中师背景。为什么现在中小学普遍感受到中师背景的教师更为出色？主要是因为中师没有过细的专业划分，更重视培养教师的综合能力。与学生备课其实是了解学情，因为我对孩子们科学学科已有的知识储备、认知特点以及对这门课的喜爱程度都非常模糊，我的教学需要以此作为起点。并非所有学生都适合参与备课，我只是与课代表约谈，问“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带你们一起玩、一起做实验，你们会不会喜欢”，在此情况下设计教学策略。
房超平（《教育现场对话》的作者，深圳市丽湖中学负责人）：虽然龚振的获奖是偶然现象，但有其必然性。这个必然性，就是教师的综合素养、教学技能比学科专业知识更重要。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科学素养的责任到底在谁身上？我认为，师范院校不能给教师培养以终身素养是失职的。另外，备课也是学习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过早地进行分科教学，会扼杀了学生全面发展的天性。
宾华（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学研究中心主任）：龚振老师的课堂是老师和学生幸福成长的园地，相信有这样科学的理念、系统的教学环节设置，肯定会达到幸福的境界。
第二篇章：“贷分数”带给学生希望
本章案例以邓玉琳（深圳市南山实验学校南头小学教师）为原型。案例中，两个考试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希望老师多给一点分数，以达到及格线。面对学生的“无理”要求，老师急中生智，想到了“贷分数并且还利息”这个妙招，非常智慧地解决了问题，两个学生不仅轻松“还贷”，还获得了长足进步。这个偶然事件的背后，却是老师所在学校倡导的新型评价方式的必然呈现。由此引发了我们对教育教学评价的深层思考：评价不仅注重结果，更应该注重发展和变化过程，突出评价方式的多样性、过程的民主性、内容的多元性和结果的激励性（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①教师发展的阿基米德点》158页）。
对话主题：“教育评价”在师生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
邓玉琳（案例原型）：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反复思考，怎样做才能既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又能起到激励他们的作用。
黄建海（南方教育时报特约评论员）：学校教育常忽略评价对整个教育过程的影响，这个案例引发的是教育导向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值得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思考。
唐娟（深圳市丽湖中学）：我曾不止一次地碰到学生拿到59分的试卷时要求：“老师，让我及格吧。”我总是不容回旋地拒绝，以为这不但维护了公平公正，还能让学生产生压力，再转化为动力。读了邓老师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面目狰狞”的教师。仔细想来，教师在评价时容易进入以下误区：一是评价目的的错位，过于强调甄别而忽略激励；二是评价方法单一，注意学业成绩，忽视全面发展和学生个体差异；三是过分注重结果终结性评价，忽视过程性评价。其实，教育评价不仅仅是分数，它处处有、时时有、事事有，应该成为教育的常态，应该渗透在教育的方方面面。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老师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表情，甚至一个眼神都起着评价的作用。
卿素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这是一位对学生具有无条件关注的老师，无论对于好学生还是后进生，都能做到公平公正无差异，这种“贷分数”的做法从心理学角度是与学生建立起一种“心灵契约”，其中包含着信任与责任。但这也只能作为一个评价案例，为教师提供了一种评价的理念和智慧，其做法很难复制，因为并不适用所有学生。这好似一个经典的评价案例，展现的是一位对学生具有无条件关注的老师，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是一个真正的心灵之师，也是一个评价高手和专家。评价是一种心灵契约，是建立在信任、责任基础上且考验老师的智慧。
第三篇章：发现爱的“支点”
本章案例以杜小宜（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校长）为原型。文中的易校长利用“爱的教育”这个支点，创造性地设立约会吧，举行师生之间的爱的约会，彰显了一种平等、自愿、尊重、信任的现代教育理念；利用主题班会、升旗仪式、家长会等渠道讲述爱的故事，把爱的元素根植在孩子心灵中，使学校成为流淌爱的乐园；践行爱的理念，确定了学生成长目标，形成了特色品牌，进而通过科学而又创新的管理艺术放大爱的力量，撬动了品牌学校创新建设的支点（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②品牌学校是这样建成的》49页）。
对话主题：“教育爱的现代诠释”
杜小宜（案例原型）：一百所学校就有一百种爱的教育的形式，我是个爱做梦的人，看到孩子就开心，看到讲台就充满激情。用什么方式和环境能让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有更多的沟通和了解？我认为，爱是教育的起点，是主旋律。于是，我们学校设立“爱的约会吧”，以约会为契机，产生爱的故事，进而形成爱的力量，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发展。之所以把学校人际交往方式用约会来定位，是因为对于约会双方而言，任何一方都是平等、自愿的，都必须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它体现了先进教育理念。
叶延武（深圳市南山第二外国语学校校长）：杜校长和每一个优秀校长都一样，是爱的天使。杜校长的做法是在寻找爱的支点，大家都知道教育的起点是爱，但如何寻找自身的支点？怎么和家长、教师，和最小的孩子、正常的孩子、有缺陷的孩子、家庭支离破碎的孩子交往？怎么实施爱？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做家长和师生的朋友应是校长的定位，也是一所优质学校的先决条件。“约会吧”是个很好的方式，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还可继续扩大延伸拓展爱的渠道、爱的平台，比如微博、微信、私信、QQ、语音、视频都给我们与家长、教师、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沟通渠道。 徐启建（中国教育报刊社文化周刊主编）：如今常常能够看到打着爱的旗号，喊着爱的主题的各种学校文化，但是往往这种爱并非真爱，是单向度的爱，而非双向度的爱。我们给予孩子的爱总带着潜在的期望和回报，如果没有得到回报，就会带来一些情绪化的教育行为。杜校长的“约会吧”通过平等、尊重、信任达到了真正爱的状态。人们的爱往往带着各种期待，期待没有实现，往往附带惩罚。其实，爱不能附带任何要求。此外，一味地给予不是爱，爱是双向式的，需提供平等视角，相互间达到爱的状态。
徐平利（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教育的爱是相似的，教育的不爱有各自的形态。要有真正的爱，必须挖掘自己的良心，涤净污秽，从荆棘丛里长出百合花。要有高度的责任感、真爱，会爱。
第四篇章：学校管理“怪才”
本章案例以方星（深圳市同乐学校校长）为原型。他是一个学校管理的“怪才”，学校管理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学科专业优势，进行了一系列管理技术改革，尝试意愿组合制，实施免检教师制，制定教学“三参数”，推动共生式教学，开设随动式课程，举办“蝇眼看校园”等等，激活了教师和学生，解放了教育生产力，放大了学校管理效率，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鲜活样本，进而带领一所薄弱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我们清晰地勾勒出一条薄弱学校跨越发展路线图（参见《教育现场对话②品牌学校是这样建成的》64页）。
对话主题：学校管理需要技术创新
方星：我认为，创新就是将看似矛盾的事物和谐化，所有制度建立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进行的，学校管理过程中的矛盾非常多，有些矛盾需要发现。比如“意愿组合”，作为校长，我常常碰到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互相告状，我就想，能不能把关系好的组合在一起共同承担责任？于是就让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先自愿选择组合，最后让电脑得出一个最合理的组合。共生式教学强行规定一个教师在一个学期内必须要请其他教师（包括外教），进入自己班级教两节课，此举打破了封锁的班级围墙，进而促进了互相学习。
黄绪信（深圳市华侨城小学校长）：每年的年终考核、评选先进、职称聘任、岗位设置等最令校长头痛，方校长创立了免检教师等制度，我注意到这一过程是由校长提名、行政会研究，最后确定名单，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没人有异议？免检教师每年提名几个？行政会是否有异议？公示后是否有人反对？还有，现代教学管理不能忽视民主因素，教师表面上不反对，但不知其心里是怎么想的，等等。
庄树雄（南方都市报记者）：做改革很难，曾经进行过“取消教师终身制”的网络投票，大部分教师反对取消。有两个疑问：一是虽然学校管理千差万别，但是否存在共性？二是教育是很柔性、灵动的，制定制度是否显得僵化？需要二者之间的结合点吗？
方星：规则是必要的，取消终身制也是需要的，但是每个人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看待问题。如果全国每个领域（包括公务员）都同等对待，都取消终身制，那么就没有争议了。
李继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方星校长在学校管理方面从来不盲从，有独立思维能力，善于平衡“管”与“理”。整体强调激励，方法也许有待完善，但大方向是对的，已渐渐形成管理文化。我们常说，最低层次的学校管理是“人治”，上一个台阶是“法治”，再上一个台阶是“文治”，这样才能推动学校一级一级向上发展。这里我们不难总结出一些优秀校长的共同特点：1. 超越多数人，对教育具有前瞻性的思想；2. 对教育有自己的梦想，甚至被认为天真、幼稚；3. 在学校管理方面不盲从，有自己独立的思辨能力，在此基础上大胆进行自己的管理创新；4. 能平衡“管”与“理”。
责任编辑 邹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