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气泡”,在疫情下打开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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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3日,戴着口罩的游客在德国勃兰登堡门前拍照留影

  历史地看,世界上没有不和之战,也没有不放缓的疫情。
  虽然近日欧美等地的疫情再度变得严峻,但是,随着疫苗和特效药的逐渐面世,以及客观环境的改变,COVID-19终有偃旗息鼓的一天。因此,紧闭的海关和国门,也必将一步步开启,持续提振因疫情陷入低迷的经济和国际交流。
  只是,國门对谁开启,开启到何种程度,开启后有什么保障措施,都需要国家和地区之间“未雨绸缪”。“旅行气泡”(travel bubble)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已经有多个国家政府在保障公共卫生前提下,希望通过“气泡”式开放,早日恢复国际间的联系。

亚洲“发力”


  在东亚,中国和日本的疫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彼此通关的“进度条”也正在“加长”。
  目前,中日两国政府已基本达成协议,最快在11月中旬重新启动因COVID-19而设限的商务人士的往来。“商务人员”以出差等短期逗留者和驻在人员等长期逗留者为对象。
  日本政府方面曾表示:“对于航空公司来说,重新开启人员往来的意义很大。”根据日本政府旅游局统计,2019年的访日中国人约为959万人,其中以商务目的访日的为37万人,超过美国的21万人。
  根据协议,来自中国的商务人员如果在入境时检测新冠病毒感染呈阴性,并提交在日期间的活动日程,将被豁免14天的检疫隔离期。侨民和其他长期人员仍将需要进行14天的隔离检疫。其中,对入境者的基本要求是:接受PCR等检测;禁止使用公共交通;基于活动计划书,将移动范围限定在逗留地及工作地点等。
  除此之外,日本还计划逐步取消来自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文莱、新加坡、泰国、越南及台湾地区的非观光入境限制。
  泰国也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旅行气泡”。官方数据显示,2019年约有1100万中国度假者访问了泰国,泰国获得净利润约170亿美元。即使反政府活动持续,也无法阻挡政府放开旅行签证的决心。
  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旅行气泡”,已经“箭在弦上”,相关安排可能将于12月初启动。
  双方就建立航空“旅行气泡”达成原则性协议,主要包括:就旅客往来目的不设任何限制;旅客须接受两地互认的病毒检测,并呈阴性结果;旅客抵埗后可免除强制检疫或履行居家通知,行程亦不受限制;旅客须乘搭特定航班,该些航班亦只会接载参与气泡的旅客;旅行气泡的规模可随时作出调整,以配合两地疫情的最新发展。
  在秋季到来之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之间设立了欧洲首个“旅行气泡”。这三个地区的疫情都不太严重,曾在5月互相开放边境,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出三地,但自该范围外进入的旅客必须自我隔离。另外,芬兰和爱沙尼亚早前局部开放边境,但只限于商人、学生或教师。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施单向“旅行气泡”,太平洋国家瓦努阿图和斐济亦有希望被囊括在内。
  不过,秋季来临之后,亚洲之外的“旅行气泡”有暂缓之势。
“旅行气泡”的关键之处,在于两个/多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视彼此在同一个“气泡”里。处在同一个气泡里的国家或地区,相当于形成了排他的小型单元。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显示,10月最后一周每日病死人数比一周前增40%。法国每日新冠病毒病死亡人数达到4月份以来最高峰,超过240人,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3.6万;德国每日新冠病毒病死亡人数也在逼近三位数,确诊新增病例接近1.7万;英国每日死亡人数超过300,新增病例接近2.5万。欧洲多国均已宣布更加严厉的封锁措施。
  而美国有单日新增感染病例超13万例。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组成员伯克斯(Deborah Birx)在一份白宫内部报告中警告,称美国正进入疫情“最致命阶段”。

“旅行气泡”


  “旅行气泡”又被称为“旅行走廊”或“旅行经济圈”,是在关系紧密且互信度较高的一些经济体之间形成的往来机制。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旅行气泡”着重指在病毒相对受控、彼此检疫措施互相信任的地方,实现航空往来。
  可以说,这是开启国门和海关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一些国家重启关卡的举措,虽未冠以“旅行气泡”之名,但仍有“旅行气泡”之实。
  “旅行气泡”的关键之处,在于两个/多个国家或地区,是否视彼此在同一个“气泡”里。处在同一个气泡里的国家或地区,相当于形成了排他的小型单元。在保证健康安全的前提下,人员流动可在较为宽松的情况下进行,它们对气泡外的经济体则依然采用更严格的隔离措施。
  牛津大学及瑞士的大学的学者,曾模拟不同社交类型与病毒传播速度的关系,结果发现,气泡式社交网络对于延缓病毒感染速度是最有效的类型,相比毫不受限的社交形态,可以减少三成感染者。
  “旅行气泡”的意义,不仅仅为了满足人们跨境旅行的需求,更是为了恢复遭到疫情重创的经济,尤其是与旅游业相关的零售、餐饮、住宿等行业。
  COVID-19暴发后,多国跨境航班数量断崖式下跌,旅游业、民航业经营惨淡。各国政府为防控病毒传播而实施了严格的旅行限制,最明显的情况是,4月初全球航班数量比去年下降80%。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预测,2020年,全球航空运输量将下降66%,而在2024年之前,国际旅客运输量都恢复不到COVID-19大流行前的水平。
  跨国旅行的停滞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世界旅游和旅游理事会(World Travel and Tourism Council)估计,约十分之一的工作与旅游业有关。比如,在希腊这样的热门旅游地,旅游业提供了约40%的就业岗位。   《经济学人》认为,“旅行气泡”形成的潜在经济规模可达到全球GDP的35%,占所有贸易与服务的39%,并且是全球旅游消费的42%。而且,好比区域性的贸易协定往往比双边贸易协定更有利,“旅行气泡”涵盖的范围越大,经济效益就越高。
  满足构成旅行气泡的条件,既取决于参与成员的地理位置的接近,检疫措施互达互信,也取决于气泡成员之间经济贸易规模和互补程度。如果成员间的经贸联合足够紧密,就更容易形成氣泡,以便互相满足各自的经济需求。
  像香港与新加坡形成“气泡”,就比较具有典型意义。它们位置接近,区域面积小,又都是国际大都市。而且,两地的服务业发达,跨国公司多,有着高效的营商环境和累积多年的贸易经验及伙伴;在法律上都继承了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加上华人所占比重极高,被誉为购物天堂—它们首先开放互通,颇有“情理之中”的意味。
  在两地即将建立“气泡”的新闻公布后,软件“Expedia”的数据显示,香港飞往新加坡的航班搜索量增长了400%。新加坡人到香港一游的愿望同样强烈—新加坡飞往香港的航班搜索量增长了近380%。两地的往返机票价格迅速上涨。

气泡还是泡沫


  “旅行气泡”跟它的名字一样,有可能如泡影般脆弱,预示着疫情尚未完全结束下通关的“风险”。
  在东亚文化圈之外,疫情受控存在着较大的难度。有些地方看似疫情缓和,但潜在的社区传播链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气泡完全有可能中途破裂。
  像之前波罗的海三国建立的“旅行气泡”试行不久,便因疫情反复而暂停,至今仍未恢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月宣布建立气泡的计划,原本打算9月初实施,也由于澳大利亚疫情持续而搁置,只能开放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单向”气泡。
  泰国本来也希望邀请邻居国家的游客来旅行度假,中国、日本、韩国都在受邀之列,但新一轮疫情暴发,打乱了泰国的计划。
在东亚文化圈之外,疫情受控存在着较大的难度。有些地方看似疫情缓和,但潜在的社区传播链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气泡完全有可能中途破裂。

  不过,比起世界上其他地方,亚洲也算“风景这边独好”了。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布的统计数据,成功控制COVID-19且对旅游业依赖度高的亚洲经济体,最有可能形成旅行气泡。泰国、越南、中国台湾、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国大陆、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是其中最有可能建立“旅行气泡”的国家和地区。
  亚洲的“反例”则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病例和死亡案例的增加,导致其可信任程度的降低。随着双边和多边经济活动的减少,和这些国家进行通关谈判并实现通关的政治意愿也会减少。
  还有一个风险是,COVID-19的全球大流行,可能已经静悄悄地改变了人们过去的意识和习惯。
  特别是一些幅员辽阔的国家的国民,开始意识到“国内游”也不错,因为“人不一定总是要走那么远”。据中国航空公司的公开报告显示,中国国内航空旅行在某些区域市场已经完全复苏,9月的机票销售量甚至超过去年同期。
  根据中国政府官方统计,在10月的黄金周假期期间,国内旅游人数超过6.37亿人,消费了约4660亿元人民币。有意思的是,最受欢迎的目的地是武汉,这座城市因最早暴发COVID-19而广为人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黄金周期间,有1880万游客前往武汉。一份国外旅游杂志认为,“民族自豪感”和“对这座饱受困扰的城市的支持”,是中国游客的普遍动机。
  其他地方的游客则“淡定”得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60%的受访者表示会在COVID-19受到控制之后的两个月后再订机票,40%的人则表示会至少等疫情受控后的六个月再说。
  “宅度假”(staycation)可能会变成常态,毕竟互联网的世界丰富多彩,还没有感染病毒的嫌疑。
  总的来看,未来几年,国际间的交流,依然会在大流行的影响下兜兜转转。要实现长期复苏,“旅行气泡”计划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为世界各国重新开放边界和重新开通国际航班提供一个范例,同时,还能将公共健康的危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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