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提出“对位式阅读”,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主张在阅读时以相互交叠对位借鉴的方式进行比较,对文艺理论和文学比较研究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对位式阅读;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
　　
　　《文化与帝国主义》(以下简称《文化》)成书于1993年,按照萨义德的话说就是它是《东方学》的续篇。有评论者指出,在《东方学》中萨义德真正谈论的是欧洲对东方的观念,而忽视了真正的当事人——东方。言外之意,这是萨义德个人化的独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为此,在《文化》中作者开始转向,将关注的重心投注在那些彼此竞争的地理观念之间的斗争上,所以萨义德才说这本书的核心观念是竞争和竞逐。所谓彼此之间关于地理观念的竞争,不仅来自于帝国与帝国之间(英法以及美国对现代公共空间的争夺),也来自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这种多层面、多主体的呈现才能真正反映问题的实质。
　　于是,“地理性”便成为《文化》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启发下,萨义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再现”这一理论,即西方掌控着媒体等文化传播手段,将那些历史事实记录、保留并流传下来,成为全世界公共的历史经验,于是在“再现”的过程中,东方成为西方的“他者”。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人类经济的形式、社会生活中的必要,和语言一样是基础,因此无法消除。这其实反映了西方对他者滥用“再现”的法则和特权的恐惧。当然,福柯的知识—权力关系学说以及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曾给萨义德以深刻的启发。
　　但是,萨义德又说:“我从葛兰西那里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并不是霸权和有机的知识分子等等观念,而是下面这个观念:一切,包括一开始的公民社会,但其实整个世界都一样,都是根据地理所组织成的。”[1]其实,《文化》中的关于文学作品的分析与解构都是从地理分析、空间理论开始的,比如康拉德、奈保尔。因为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最明显的便是地理问题,康拉德那里也许并不明显,但是看看奈保尔的作品名称——《河湾》《米格尔大街》《自由的国度》等等,都具有空间性。可以说这本书中的空间的重要性凌驾于时间。我们可以看看,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讲述的是美洲,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涉及了加勒比海地区,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牵涉了澳洲,吉卜林的《吉姆》和福斯特的《印度之旅》都讲述的是印度;而《法国》这类作品集中在法国与其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之间的空间性上。所以说《曼斯菲尔德庄园》“变成了另一个轨迹的一部分——而那并不是英国长篇小说的轨迹。变成了加勒比海经验的一部分”[2]。
　　萨义德正是通过对这些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读及重新阐释,告诉我们那些历史经验是东、西方双方共同完成的。东方无声无息地进入了西方人的日常经验,而西方对东方的殖民已经大大改变了东方,两者的历史不是单方的历史,而是互相的历史。
　　当然并不是说把阅读文学经典当成殖民或帝国的宣传,这些作品的某些方面可以是帝国主义的某种例证,但只是帝国文化的一部分,是那个过程的一部分,并非全部都是帝国主义的。“而是说他们在作品中提供了有关帝国世界的不同看法。他们扩大它,他们精炼它,他们把某些感受和愉悦附加在它上面,比如说,就像吉卜林在《吉姆》中所做的。”[3]这便是萨义德从音乐理论中借用来的“对位式阅读”,简单地说就是处理相同的历史,却是以不同的观点和方式。而作者所做的“就是揭露这些经典文本中通常遭人忽略的公共面、现实面”[4]。
　　萨义德在《文化》中所提到的诸多英国小说,比如《吉姆》《曼斯菲尔德庄园》《黑暗的心》《诺斯托罗莫》《河湾》《远大前程》《文静的美国人》等等,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文静的美国人》。小说中的越南姑娘风儿,安静、柔美,沉默、乖巧,黄皮肤、瘦小、穿旗袍,除了用烧大烟、沏茶和性来服侍并抚慰西方白人外,她似乎再也没有出现的必要。这绝对是“再现”后的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女人形象,是“他者”,这个形象跟毛姆《面纱》中的清朝皇家后裔如出一辙。当然《现代启示录》所表达的是,西方要追寻的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都不在东方,他们不属于东方,应该重回西方,重新思考甚至定位自我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不然必然迷失在东方。
　　
　　注释:
　　[1][2][3][4] [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4页、第116页、第108页、第61页。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