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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九院”）建院六十年，杜祥琬院士也步入杖朝之年。在他八十华诞之际，有幸采访到他，近距离聆听他对自己54年科学生涯的回顾，对核武器事业一甲子的思考，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以及对青年人才的期许。
回顾事业感慨成长
自1965年初进入二机部理论部（现在的九院九所）工作以来，杜院士将一生奉献给国防科技事业。回顾他与事业共同成长的历程，爱国奉献、敬业奋斗、重视人才、协同攻关、创新发展的精神，如同遗传密码，给一代代人以重要启迪。
Q杜院士您好！非常高兴能够在您八十华诞之际采访您。您的科学生涯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哪一段给您印象最为深刻？能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吗？
A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做的是核，863计划开始做激光，后来被选到工程院做能源，又涉及到气候变化，这样走过来，一转眼就是几十年，我有两段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一段是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时，当时我在做核试验诊断理论。为了及时判定试验是否成功，项目组安排了“速报”项目。1966年12月，我们组三个年轻人由上海带着预估的计算结果赶到21基地，爆炸结束后高能中子和总y的测试结果很快出来，确定是氢弹无疑，当时速报成功后，大家相当兴奋，十分激动！因为原理试验成功，是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个故事与如何确保核武器的有效性相关联。863计划立项以后，我们开始研究非核手段，定向能技术起步比较难，第一任首席是陈能宽，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他让我接任首席科学家。但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目標怎么定，路子怎么走，技术路线怎么选取，大家都非常焦虑。我们就做发展战略研究，先找路子。那时候朱光亚、王淦昌、王大珩等大科学家也来参加专家会，和我们一起研讨路子该怎样走。后来依靠专家组集体的智慧，基于科学的分析、判断，选择哪一种激光器作为主攻激光器、哪些关键技术需要突破、哪些物理问题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通过一个五年计划逐渐清晰了。
从1992年以后，一步步往前走，激光器能力也逐年上了阶梯。1995年，我们开始做第一个集成试验，用来判断我们是否有能力完成设定的目标。1997至1999年，每年一个试验来检验关键技术。系列试验带动了各项关键技术的进步，也把一些物理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从1997年开始，我们觉得有能力可以做一点初步的工程，提出样机战略，到2000年基本完成，2001年验收，超过了原来863计划的要求。
Q一次又一次转换研究领域，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您是如何快速适应、顺利实现领域和角色转换的？
A我一生涉及的多个领域、阵地转换，都是被安排、被选择的。这几个需求，都是国家的需求，我非常清楚其中的意义，所以努力去适应。你问我如何快速转换？我想就是两条，第一是学习，这些领域的变化基本没有离开物理学的范畴，因为我是学物理的，但是具体到每个领域的内涵，从核、光到能源，还是有不少差异，除了学习没有别的办法。第二是依靠大家，发挥团队的作用，另外，要向每个有长处的人学习，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Q对您科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哪些人？他们是怎样影响您的？
A能够一毕业就分配到九院来，有幸在一批前辈物理学家的领导下工作，我终生受益。他们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很好的人品，比如搞试验的王淦昌先生、搞理论的彭桓武先生、统筹全局的朱光亚老副院长、理论部的主任邓稼先，还有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人，他们都曾直接指导我工作，他们的共同点是全身心扑到这项事业上，为了突破两弹事业，不顾一切，以身许国。为什么？他们都从旧中国走来，亲身经历那些灾难与屈辱，所以立志要振兴中华民族。两弹一星精神有好几条，我认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以民族振兴为己任。这些人身上都有这个特点。他们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学术功底非常深厚，在很多业务、技术问题中，发挥了决策作用。
Q您参加工作之初就加入到第一颗氢弹理论研制工作中，当时的氛围和环境是怎样的？
A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学术民主。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以后，千军万马集中起来突破氢弹。那时候，即便是水平最高的科学家都不知道氢弹原理，尽管做过一些基础性研究，也知道核聚变的概念，但是如何能够造就这样的高温、高压、高密度的条件来实现热核聚变，让其能够自持燃烧，并不知道。当时不讲职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谁有想法就上台讲，我们叫“鸣放会”。最后理出四种可能的原理，拿到计算机上去算，让计算结果来判断哪一条路能走通。最后的氢弹原理就是这四条路中的一条。突破氢弹原理的历史给人什么启发呢？当我们突破一个未知的领域，想求得一个质的飞跃，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民主，这一点十分重要。
Q当年人才辈出，那时是怎样培养人才的呢？
A九院从一开始就明确核武器研制事业是几代人才能做成的。当时钱三强先生把我们这批学生送到苏联去留学，也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人。来到所里后，我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老一辈对人才成长的热情鼓励，彭桓武、邓稼先、于敏、黄祖洽诸位科学家对我们都很有帮助。
在我三十六七岁的时候，所里成立了规划组，时任负责人的周光召先生让李怀智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规划工作很重要，九所的规划会影响整个院，这些他都交给年轻人去做。
1975年，老周（周光召）让我当九所副所长，虽然我有想做具体科研工作的想法，婉拒了“官衔”，但老周让我重组中子物理室。那时我才三十七岁，他就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我想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年轻人才，让人才成长起来。周光召的用心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我负责863工作以后，也很有培养人才的意识。
激光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代人能搞得完的，我们设立了863激光青年基金，专门让青年人申请，做课题，每两年召开一次强激光青年交流会，让年轻人上台展示他们的成果，专家组成员评优秀论文，给他们以鼓励，通过这样的机制让一批人成长起来。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今年是九院建院六十周年，在一甲子的辉煌征程中，九院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站在事业发展的新的起跑线上，作为深谋远虑的大科学工程组织者，杜院士为九院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Q相比两弹攻关时期，现在核武器研制创新是否存在更大难度？下一步路我们应该怎样走？
A现在的青年朋友可能会想，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来小型化、中子弹也突破了，还能做什么呢？今天的九院如何设定自己的目标呢？就核武器来说，当年突破是解决有无问题，我认为现在的核武器研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方面，把核武器做精，核武器是高度精密化的设计，越是往小型化走越精密，虽然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等我们都突破了，但是当年时间非常紧迫，对很多东西的理解是经验性的，并没有从科学上弄得特别明白。其实不仅中国的核武器，美俄等国的核武器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要把核武器本身的物理规律以及相应参数通过更精密的实验室手段搞清楚，达到高水平。当然也包括一些工程，如何把部件、分系统都做到更高水平，这都是要考虑的。
第二个方面，基于科学的库存管理。把核武器放在仓库里，研究它在库存条件下的寿命、有效性和可靠性问题，大概是每个核国家都存在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基础性的材料科学，从实验上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个方面，如何保持核武器的有效性。美国建立了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其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了。最新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敌手，这一点比过去更明确。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核与高相结合的研究课题，我们要考虑努力实现核与非核相互配合的新体系，让中国的核武器保持有效性。
Q您刚才提到九院现在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诸多挑战，未来道路应该怎样走？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A新形势下，核也好，高技术也好，都有很多工作要做。建院六十年来，国家培育了、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把在核武器和高技术方面积累的技术基础用来既为国防服务，也为国民经济服务，主动迎合国家的军民融合、创新驱动战略，我院要主动理解，国家需要创新，而且需要军民融合性的创新。
从核到高技术，我们总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基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希望我院在做任务的同时加强基础性的研究、学科性的研究，因为基础影响未来、影响后劲，根深才能叶茂，把基础做扎实，既是任务的需要，也是培养人才的需要。
另外，院、所的管理机制还需要再创新。一些长期惯性的管理方式应该与时俱进，要让大家在这里干事觉得效率高，很来劲儿，而不是感觉僵化。
Q目前核武器事業正处在二次创业的关键阶段，未来的理论研究应该怎样做？
A核方面需要加强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理论研究工作，虽然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工作来做，但都少不了理论和数值模拟的配合，要利用数值模拟能力，发展数值模拟能力，把数值模拟的工具搞得更精密，也要把设计核武器的参数做得更精密，发挥核武器在新的条件下的有效性，九所将在里面发挥重要作用，高技术也是一样的问题。
另外，可以利用我们积累的技术能力为国民经济做一些事情，比如软件，是九所的特长。在武器设计的需求下，我们的各种计算能力和计算方法水平一直在不断进步，如何利用积累起来的能力为国民经济做些贡献？比如核电，中国的核电设计还有一些薄弱环节，软件还没有完全国产化，九所可以运用我们的基础，根据核电的需求做一些相应改变，这样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为核能的和平利用做出贡献。
还有一个我本人很有兴趣，也是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核聚变。氢弹是爆炸型的核聚变，但如何在非爆炸条件下实现受控的核聚变，并将其作为能源？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没有解决，不管是磁约束聚变、惯性约束聚变或是两者的结合。如何实现非爆炸型的受控核聚变，需要新概念。如果中国在核聚变上创新，有新概念走在前头，不是没有突破的可能。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单位在做，但是我院我所在这方面有长处。如果我院、我所能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是很有分量的。创新驱动在这些方面不是空谈，确实很多工作需要发挥年轻人的智慧。
Q回顾中国高技术的发展历程，对今天的高技术工作有何启发？九院九所高技术发展目标应如何设定？
A高技术发展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经历了一段突破的阶段，走出一条路子，有了一些储备，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下面的高技术就面临一个要发力、要实际起作用的阶段。我们做研究不是纸上谈兵，终归要转换成新的装备，也就是新概念武器装备。现在各个军兵种都有这个需求，这里面又有几个层次：
战略层次。与此相关的高难度项目正在进行中，目前来看，试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达到原来难以想象的高精度，但是要形成有效装备还需要时间。
战术层次。既然做了激光，还有微波定向能，可以派生出很多实战、战术应用，比如可以用来防空、防海。所以现在空军、海军、陆军、战略支援部队都有这个需求，如何把高技术三十多年的开发有效转化成战术上实际运用的装备，是值得努力的。
层次就是公共安全。这要从2014年的北京APEC峰会说起。这几年出现一种新型的安全威胁，就是小无人机。小飞机门槛低，好操纵。如果各国首脑开会的时候来几个小无人机就把会场搞乱了。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对于这种低慢小的目标，地对空导弹、高射炮等都不适合。空军觉得激光有可能有办法，就与我们联络，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做出“低空卫士”，APEC峰会到场值班，但当时没有出现敌情。2015年“九三”阅兵时，“低空卫士”的系统又升级了，一套放在车上，一套放在楼顶。在“九三”阅兵的现场，战机要起飞时，在预定航道上出现了一个漂浮物，“低空卫士”奉令不动声色地把目标击落，后来我院得到阅兵领导小组的嘉奖。高能激光国内国外都做了很多高难度的试验，但真正在实用场合派上用场的还就我们这一次。像这一类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需求还比较多，其实指标要求并不特别高，也不是特别难，但要特别可靠，没有100%的可靠性没人敢上去值班。这是一类新的、军民结合的应用，也可以叫我们的副产品。 寄语青年再谱新篇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伟大的事业凝聚优秀的人才，一流的事业需要一流的人才，未来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支持青年人的快速成长？下面是杜院士的思考。
Q在60年的事業发展过程中，九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两弹文化，您认为新形势下“两弹精神”如何传承？青年人应如何处理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
A这个问题很重要，也非常实际。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弹精神如何传承？一方面有要继承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要创新的东西。有些好的传统、好的精神并不随时间改变，比如以民族振兴为己任，这个现在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没有实现。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我有时也在反问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老故事现在的青年朋友还感兴趣吗？我的答案是，现在是新时代了，我们面临多种选择、多种诱惑，但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总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必定会有一些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以国家民族振兴为自己的责任。我也观察到现在的青年人里的确有一些人非常执着地搞科学研究，他们以成就感作为自己的享受。我相信，中华民族如果有希望，必定是在新的时代里有一批选择崇高的价值观、为国家目标奋斗的青年。
希望年轻一代看重使命、看重责任，勇于担当。青年人要有很强的接力愿望，把自己这一棒跑得更好。
对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新时代，很多物质条件是必须的，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大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现在国家也一再强调要让科研人员没有顾虑地做好科研工作。其实物质条件的保障和为了事业奋斗两者并不矛盾。特别是今天物质条件改善这么多的情况下，两者是可以一致的。要让大家在有比较好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更有效率、更愉快地将工作做好。
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多，希望年轻一代活跃思想，做创新的主力军。我接触到的一些年轻朋友都非常努力，也比老一辈人更活跃，我希望这些人都幸福，而奋斗是幸福的来源。各级领导要理解年轻人的心愿和需求，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好的精神再加上好的物质条件，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出更高水平。
另外，也需鼓励青年人做基础性、学科性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开放度，建立更多学术联系，这样水涨船高，能够更快速地进步。这一点从我院开放之后一直在努力，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提高的空间。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回顾事业感慨成长
自1965年初进入二机部理论部（现在的九院九所）工作以来，杜院士将一生奉献给国防科技事业。回顾他与事业共同成长的历程，爱国奉献、敬业奋斗、重视人才、协同攻关、创新发展的精神，如同遗传密码，给一代代人以重要启迪。
Q杜院士您好！非常高兴能够在您八十华诞之际采访您。您的科学生涯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哪一段给您印象最为深刻？能详细给我们讲一讲吗？
A参加工作以来，我先做的是核，863计划开始做激光，后来被选到工程院做能源，又涉及到气候变化，这样走过来，一转眼就是几十年，我有两段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一段是第一颗氢弹原理试验时，当时我在做核试验诊断理论。为了及时判定试验是否成功，项目组安排了“速报”项目。1966年12月，我们组三个年轻人由上海带着预估的计算结果赶到21基地，爆炸结束后高能中子和总y的测试结果很快出来，确定是氢弹无疑，当时速报成功后，大家相当兴奋，十分激动！因为原理试验成功，是中国掌握氢弹的实际标志，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算，中国从原子弹到氢弹只花了两年零两个月，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第二个故事与如何确保核武器的有效性相关联。863计划立项以后，我们开始研究非核手段，定向能技术起步比较难，第一任首席是陈能宽，过了一个五年计划后，他让我接任首席科学家。但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目標怎么定，路子怎么走，技术路线怎么选取，大家都非常焦虑。我们就做发展战略研究，先找路子。那时候朱光亚、王淦昌、王大珩等大科学家也来参加专家会，和我们一起研讨路子该怎样走。后来依靠专家组集体的智慧，基于科学的分析、判断，选择哪一种激光器作为主攻激光器、哪些关键技术需要突破、哪些物理问题需要弄清楚，这些问题通过一个五年计划逐渐清晰了。
从1992年以后，一步步往前走，激光器能力也逐年上了阶梯。1995年，我们开始做第一个集成试验，用来判断我们是否有能力完成设定的目标。1997至1999年，每年一个试验来检验关键技术。系列试验带动了各项关键技术的进步，也把一些物理问题搞得比较清楚。从1997年开始，我们觉得有能力可以做一点初步的工程，提出样机战略，到2000年基本完成，2001年验收，超过了原来863计划的要求。
Q一次又一次转换研究领域，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您是如何快速适应、顺利实现领域和角色转换的？
A我一生涉及的多个领域、阵地转换，都是被安排、被选择的。这几个需求，都是国家的需求，我非常清楚其中的意义，所以努力去适应。你问我如何快速转换？我想就是两条，第一是学习，这些领域的变化基本没有离开物理学的范畴，因为我是学物理的，但是具体到每个领域的内涵，从核、光到能源，还是有不少差异，除了学习没有别的办法。第二是依靠大家，发挥团队的作用，另外，要向每个有长处的人学习，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样才能把事情做好。
Q对您科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有哪些人？他们是怎样影响您的？
A能够一毕业就分配到九院来，有幸在一批前辈物理学家的领导下工作，我终生受益。他们既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又有很好的人品，比如搞试验的王淦昌先生、搞理论的彭桓武先生、统筹全局的朱光亚老副院长、理论部的主任邓稼先，还有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等人，他们都曾直接指导我工作，他们的共同点是全身心扑到这项事业上，为了突破两弹事业，不顾一切，以身许国。为什么？他们都从旧中国走来，亲身经历那些灾难与屈辱，所以立志要振兴中华民族。两弹一星精神有好几条，我认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以民族振兴为己任。这些人身上都有这个特点。他们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学术功底非常深厚，在很多业务、技术问题中，发挥了决策作用。
Q您参加工作之初就加入到第一颗氢弹理论研制工作中，当时的氛围和环境是怎样的？
A最深的一个感觉，就是学术民主。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以后，千军万马集中起来突破氢弹。那时候，即便是水平最高的科学家都不知道氢弹原理，尽管做过一些基础性研究，也知道核聚变的概念，但是如何能够造就这样的高温、高压、高密度的条件来实现热核聚变，让其能够自持燃烧，并不知道。当时不讲职位高低、不论年龄大小，谁有想法就上台讲，我们叫“鸣放会”。最后理出四种可能的原理，拿到计算机上去算，让计算结果来判断哪一条路能走通。最后的氢弹原理就是这四条路中的一条。突破氢弹原理的历史给人什么启发呢？当我们突破一个未知的领域，想求得一个质的飞跃，必须要有一定的学术民主，这一点十分重要。
Q当年人才辈出，那时是怎样培养人才的呢？
A九院从一开始就明确核武器研制事业是几代人才能做成的。当时钱三强先生把我们这批学生送到苏联去留学，也是为了培养下一代人。来到所里后，我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老一辈对人才成长的热情鼓励，彭桓武、邓稼先、于敏、黄祖洽诸位科学家对我们都很有帮助。
在我三十六七岁的时候，所里成立了规划组，时任负责人的周光召先生让李怀智任组长，我任副组长。规划工作很重要，九所的规划会影响整个院，这些他都交给年轻人去做。
1975年，老周（周光召）让我当九所副所长，虽然我有想做具体科研工作的想法，婉拒了“官衔”，但老周让我重组中子物理室。那时我才三十七岁，他就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我想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年轻人才，让人才成长起来。周光召的用心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后来我负责863工作以后，也很有培养人才的意识。
激光这个事情也不是一代人能搞得完的，我们设立了863激光青年基金，专门让青年人申请，做课题，每两年召开一次强激光青年交流会，让年轻人上台展示他们的成果，专家组成员评优秀论文，给他们以鼓励，通过这样的机制让一批人成长起来。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
今年是九院建院六十周年，在一甲子的辉煌征程中，九院为维护国家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站在事业发展的新的起跑线上，作为深谋远虑的大科学工程组织者，杜院士为九院事业发展建言献策。
Q相比两弹攻关时期，现在核武器研制创新是否存在更大难度？下一步路我们应该怎样走？
A现在的青年朋友可能会想，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后来小型化、中子弹也突破了，还能做什么呢？今天的九院如何设定自己的目标呢？就核武器来说，当年突破是解决有无问题，我认为现在的核武器研制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努力：
第一方面，把核武器做精，核武器是高度精密化的设计，越是往小型化走越精密，虽然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等我们都突破了，但是当年时间非常紧迫，对很多东西的理解是经验性的，并没有从科学上弄得特别明白。其实不仅中国的核武器，美俄等国的核武器也存在这个问题，所以要把核武器本身的物理规律以及相应参数通过更精密的实验室手段搞清楚，达到高水平。当然也包括一些工程，如何把部件、分系统都做到更高水平，这都是要考虑的。
第二个方面，基于科学的库存管理。把核武器放在仓库里，研究它在库存条件下的寿命、有效性和可靠性问题，大概是每个核国家都存在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基础性的材料科学，从实验上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个方面，如何保持核武器的有效性。美国建立了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其影响最大的可能就是中国了。最新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敌手，这一点比过去更明确。在这样的条件下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核与高相结合的研究课题，我们要考虑努力实现核与非核相互配合的新体系，让中国的核武器保持有效性。
Q您刚才提到九院现在面临国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和诸多挑战，未来道路应该怎样走？哪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A新形势下，核也好，高技术也好，都有很多工作要做。建院六十年来，国家培育了、我们也积累了很多技术手段，我们可以把在核武器和高技术方面积累的技术基础用来既为国防服务，也为国民经济服务，主动迎合国家的军民融合、创新驱动战略，我院要主动理解，国家需要创新，而且需要军民融合性的创新。
从核到高技术，我们总的水平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基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希望我院在做任务的同时加强基础性的研究、学科性的研究，因为基础影响未来、影响后劲，根深才能叶茂，把基础做扎实，既是任务的需要，也是培养人才的需要。
另外，院、所的管理机制还需要再创新。一些长期惯性的管理方式应该与时俱进，要让大家在这里干事觉得效率高，很来劲儿，而不是感觉僵化。
Q目前核武器事業正处在二次创业的关键阶段，未来的理论研究应该怎样做？
A核方面需要加强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理论研究工作，虽然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实验室的工作来做，但都少不了理论和数值模拟的配合，要利用数值模拟能力，发展数值模拟能力，把数值模拟的工具搞得更精密，也要把设计核武器的参数做得更精密，发挥核武器在新的条件下的有效性，九所将在里面发挥重要作用，高技术也是一样的问题。
另外，可以利用我们积累的技术能力为国民经济做一些事情，比如软件，是九所的特长。在武器设计的需求下，我们的各种计算能力和计算方法水平一直在不断进步，如何利用积累起来的能力为国民经济做些贡献？比如核电，中国的核电设计还有一些薄弱环节，软件还没有完全国产化，九所可以运用我们的基础，根据核电的需求做一些相应改变，这样完全有可能在新的条件下为核能的和平利用做出贡献。
还有一个我本人很有兴趣，也是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核聚变。氢弹是爆炸型的核聚变，但如何在非爆炸条件下实现受控的核聚变，并将其作为能源？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没有解决，不管是磁约束聚变、惯性约束聚变或是两者的结合。如何实现非爆炸型的受控核聚变，需要新概念。如果中国在核聚变上创新，有新概念走在前头，不是没有突破的可能。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单位在做，但是我院我所在这方面有长处。如果我院、我所能在这方面做出贡献，是很有分量的。创新驱动在这些方面不是空谈，确实很多工作需要发挥年轻人的智慧。
Q回顾中国高技术的发展历程，对今天的高技术工作有何启发？九院九所高技术发展目标应如何设定？
A高技术发展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经历了一段突破的阶段，走出一条路子，有了一些储备，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下面的高技术就面临一个要发力、要实际起作用的阶段。我们做研究不是纸上谈兵，终归要转换成新的装备，也就是新概念武器装备。现在各个军兵种都有这个需求，这里面又有几个层次：
战略层次。与此相关的高难度项目正在进行中，目前来看，试验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达到原来难以想象的高精度，但是要形成有效装备还需要时间。
战术层次。既然做了激光，还有微波定向能，可以派生出很多实战、战术应用，比如可以用来防空、防海。所以现在空军、海军、陆军、战略支援部队都有这个需求，如何把高技术三十多年的开发有效转化成战术上实际运用的装备，是值得努力的。
层次就是公共安全。这要从2014年的北京APEC峰会说起。这几年出现一种新型的安全威胁，就是小无人机。小飞机门槛低，好操纵。如果各国首脑开会的时候来几个小无人机就把会场搞乱了。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对于这种低慢小的目标，地对空导弹、高射炮等都不适合。空军觉得激光有可能有办法，就与我们联络，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做出“低空卫士”，APEC峰会到场值班，但当时没有出现敌情。2015年“九三”阅兵时，“低空卫士”的系统又升级了，一套放在车上，一套放在楼顶。在“九三”阅兵的现场，战机要起飞时，在预定航道上出现了一个漂浮物，“低空卫士”奉令不动声色地把目标击落，后来我院得到阅兵领导小组的嘉奖。高能激光国内国外都做了很多高难度的试验，但真正在实用场合派上用场的还就我们这一次。像这一类用于公共安全领域的需求还比较多，其实指标要求并不特别高，也不是特别难，但要特别可靠，没有100%的可靠性没人敢上去值班。这是一类新的、军民结合的应用，也可以叫我们的副产品。 寄语青年再谱新篇
人才是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伟大的事业凝聚优秀的人才，一流的事业需要一流的人才，未来如何培养人才？如何支持青年人的快速成长？下面是杜院士的思考。
Q在60年的事業发展过程中，九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两弹文化，您认为新形势下“两弹精神”如何传承？青年人应如何处理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
A这个问题很重要，也非常实际。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弹精神如何传承？一方面有要继承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有要创新的东西。有些好的传统、好的精神并不随时间改变，比如以民族振兴为己任，这个现在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没有实现。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使命和担当，我有时也在反问自己，半个世纪前的老故事现在的青年朋友还感兴趣吗？我的答案是，现在是新时代了，我们面临多种选择、多种诱惑，但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时代，总有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价值观，必定会有一些人选择崇高的价值观，以国家民族振兴为自己的责任。我也观察到现在的青年人里的确有一些人非常执着地搞科学研究，他们以成就感作为自己的享受。我相信，中华民族如果有希望，必定是在新的时代里有一批选择崇高的价值观、为国家目标奋斗的青年。
希望年轻一代看重使命、看重责任，勇于担当。青年人要有很强的接力愿望，把自己这一棒跑得更好。
对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在新时代，很多物质条件是必须的，我们要创造条件让大家更好地工作和生活。现在国家也一再强调要让科研人员没有顾虑地做好科研工作。其实物质条件的保障和为了事业奋斗两者并不矛盾。特别是今天物质条件改善这么多的情况下，两者是可以一致的。要让大家在有比较好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更有效率、更愉快地将工作做好。
在互联网时代，年轻人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多，希望年轻一代活跃思想，做创新的主力军。我接触到的一些年轻朋友都非常努力，也比老一辈人更活跃，我希望这些人都幸福，而奋斗是幸福的来源。各级领导要理解年轻人的心愿和需求，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好的精神再加上好的物质条件，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出更高水平。
另外，也需鼓励青年人做基础性、学科性的研究，进一步扩大开放度，建立更多学术联系，这样水涨船高，能够更快速地进步。这一点从我院开放之后一直在努力，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还有提高的空间。
（作者单位：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