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那是1983年的初春，乍暖还寒。父亲从嵩县最边远的乡镇——车村乡蹲点回来，吃午饭时，把刚咽下去的一口饭突然吐了出来。待稍缓了一会儿后，又慢慢地吃、小心翼翼地咽才好些。当时父亲并没有太在意，我们也没太在意，只以为肠胃里可能有些炎症，随后父亲到县医院开了几服中药带着，又到他的车村蹲点扶贫去了。
两个月后，父亲吃饭呕吐的症状更加厉害了。五月初的一天中午，我记得那天特别热，中午吃的是捞面，父亲没吃几口就全部吐出来了，面色煞白。父亲放下碗筷，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停歇了一会儿，再端起碗，揣摩着一点点往下咽。一顿饭吃下来，用了好久。家里突发这种情况，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看到屋里沉闷的气氛和父亲的面色，我隐隐开始担忧。
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党组织。县委立即安排父亲病情检查。但由于县里工作千头万绪，有许多工作急需布置，父亲还是将自己的病情置之度外，连续安排布置了几个关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重要会议，就这样病情检查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5月底父亲才抽身到组织联系的洛阳150医院进行检查。当时的检查结果出来，组织并没有直接告诉父亲本人和我们家人，只是说问题不大，需要做个小手术。其实，诊断结果是胃癌晚期，组织怕我们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讨论后决定暂时将真实情况保密，并立即将父亲送往河南医科大学郑州第二附属医院，并安排了手术。手术是在六月初进行的，当医生打开父亲的腹腔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面积也比较大。经过会诊，医生一致同意决定直接缝合，没有进一步进行手术，只是进行了常规的医疗处理。病情发展迅速，组织上又一次考虑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担心我们家属在知道实情后可能无法承受，作出了对这次手术情况进行保密处理的决定。手术后，父亲又在二附院住了三个月，于八月份转回嵩县家里继续治疗。
深秋，草木凋零，寒意深深。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恶化。父親被安排住进了县医院，癌细胞扩散至全身，疼痛难忍。当时受医疗条件所限，疼痛时还是定时打止疼针——杜冷丁针剂。刚开始是几小时打一针，后来是一小时打一针，最后是半小时打一针。看到父亲疼痛难忍时，紧咬牙关，脸色煞白，在床上翻来覆去，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滑落在枕巾上，我心如刀绞，忍不住跑到病房外失声抽泣。
父亲于1980年1月从卢氏县调到嵩县担任县长。
记得1982年底，还是我刚从部队复员回来那一年，父亲当时外出在北京农业大学参加全国县级干部农业生产知识培训班。车村乡的一个村支书，为感谢父亲多年来对他的培养，给我们家送了一袋自己家种的花生。我推托了半天，村支书还是执意要我们收下，说是自己家种的东西，不值啥。几个来回下来，还是没有拗过老乡，只好收下作罢。春节前，父亲从北京学习回来，看到家中放着这满满一袋花生。在了解清楚来龙去脉之后，父亲很认真地说道：“农民兄弟不容易，整日辛苦劳作，才有这一粒粒的收成，得以换来微薄的收入。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平白无故地收老乡的花生。”
随后，父亲把这一袋花生在粮店兑换成20元钱，托人带给了那位村支书。
一天下午，父亲打完止疼药暂时平静后，把我叫到床前说：“你去我办公室抽屉把一个皮夹拿来。”
我取回皮夹，端端正正交给父亲。父亲从皮夹里取出50元钱，交给我说：“你刚成家，没有家底，50元钱你拿去用。”当时，我蹲在父亲床前泪流满面，手颤抖不止。那一刻我有许多话要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不知从何说起。父亲，敬爱的父亲，您是不是要与儿子做最后的诀别？您是不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管您的儿子了？顿时，我只感觉脑海一片空白，万念俱灰。这时，父亲强抑着身心的疼痛，面色煞白，继续说：“你给组织上说一声，我明天有话说。”
我抽泣着，步履沉重地离开病房。
第二天一大早，我扶父亲坐起，靠着床帮，喂父亲喝了一碗白面粥。父亲看上去有了点精神头。这是他住进医院以来从没有过的。10时左右，县领导们都陆续来到医院。县人武部刘务本政委善意地对我说：“你爸爸的病，这次真的会好起来。”我听后心里暖融融的，还真以为父亲的病从此会好起来。哪里知道这是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
下午三点多，父亲病痛再次发作，疼痛难忍，一连昏迷过去了几次。医生发出病危信号，县四大班子领导也都赶来了。
父亲在弥留之际，举起颤抖的右手，嘴唇哆嗦着，眼里噙着泪水对组织说：“这150块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以后再也不能向党组织交党费了。感谢党对我多年的培养。” 话音刚落，父亲又一次昏迷过去。医务人员紧急为父亲插上氧气管。不一会儿，父亲又苏醒过来。他在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急促呼吸中，断断续续地说：“我和嵩县人民很有感情，死后不要送我回偃师老家，要埋葬在嵩县的山坡上，看着嵩县人民改变山区面貌。嵩县不富，经济困难，对我殡葬要移风易俗，从简办理。”话音未落，父亲便闭上眼睛，进入急促的呼吸中。工作人员呼叫着“李县长”，我们姐弟三人呼喊着“爸爸，爸爸”。在医院人员的极力抢救中，父亲最后口形好像在说：“我……”
1983年12月6日下午16时12分，我们的好父亲，便永远闭上了双眼，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父亲走时，才5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节。
父亲临终时交的党费，是他一个半月的工资。就在年前，他涨了级工资，刚刚达到一个月98元。
父亲病逝距今34年了。
这些年来，有时梦见父亲病床前交党费的情景，我常常在抽泣中惊醒。
责任编辑：蒋建伟
两个月后，父亲吃饭呕吐的症状更加厉害了。五月初的一天中午，我记得那天特别热，中午吃的是捞面，父亲没吃几口就全部吐出来了，面色煞白。父亲放下碗筷，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体，停歇了一会儿，再端起碗，揣摩着一点点往下咽。一顿饭吃下来，用了好久。家里突发这种情况，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看到屋里沉闷的气氛和父亲的面色，我隐隐开始担忧。
父亲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党组织。县委立即安排父亲病情检查。但由于县里工作千头万绪，有许多工作急需布置，父亲还是将自己的病情置之度外，连续安排布置了几个关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重要会议，就这样病情检查的事情一拖再拖，直到5月底父亲才抽身到组织联系的洛阳150医院进行检查。当时的检查结果出来，组织并没有直接告诉父亲本人和我们家人，只是说问题不大，需要做个小手术。其实，诊断结果是胃癌晚期，组织怕我们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讨论后决定暂时将真实情况保密，并立即将父亲送往河南医科大学郑州第二附属医院，并安排了手术。手术是在六月初进行的，当医生打开父亲的腹腔时，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面积也比较大。经过会诊，医生一致同意决定直接缝合，没有进一步进行手术，只是进行了常规的医疗处理。病情发展迅速，组织上又一次考虑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担心我们家属在知道实情后可能无法承受，作出了对这次手术情况进行保密处理的决定。手术后，父亲又在二附院住了三个月，于八月份转回嵩县家里继续治疗。
深秋，草木凋零，寒意深深。父亲的病情急转直下，开始恶化。父親被安排住进了县医院，癌细胞扩散至全身，疼痛难忍。当时受医疗条件所限，疼痛时还是定时打止疼针——杜冷丁针剂。刚开始是几小时打一针，后来是一小时打一针，最后是半小时打一针。看到父亲疼痛难忍时，紧咬牙关，脸色煞白，在床上翻来覆去，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滑落在枕巾上，我心如刀绞，忍不住跑到病房外失声抽泣。
父亲于1980年1月从卢氏县调到嵩县担任县长。
记得1982年底，还是我刚从部队复员回来那一年，父亲当时外出在北京农业大学参加全国县级干部农业生产知识培训班。车村乡的一个村支书，为感谢父亲多年来对他的培养，给我们家送了一袋自己家种的花生。我推托了半天，村支书还是执意要我们收下，说是自己家种的东西，不值啥。几个来回下来，还是没有拗过老乡，只好收下作罢。春节前，父亲从北京学习回来，看到家中放着这满满一袋花生。在了解清楚来龙去脉之后，父亲很认真地说道：“农民兄弟不容易，整日辛苦劳作，才有这一粒粒的收成，得以换来微薄的收入。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平白无故地收老乡的花生。”
随后，父亲把这一袋花生在粮店兑换成20元钱，托人带给了那位村支书。
一天下午，父亲打完止疼药暂时平静后，把我叫到床前说：“你去我办公室抽屉把一个皮夹拿来。”
我取回皮夹，端端正正交给父亲。父亲从皮夹里取出50元钱，交给我说：“你刚成家，没有家底，50元钱你拿去用。”当时，我蹲在父亲床前泪流满面，手颤抖不止。那一刻我有许多话要说，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不知从何说起。父亲，敬爱的父亲，您是不是要与儿子做最后的诀别？您是不是从今以后再也不管您的儿子了？顿时，我只感觉脑海一片空白，万念俱灰。这时，父亲强抑着身心的疼痛，面色煞白，继续说：“你给组织上说一声，我明天有话说。”
我抽泣着，步履沉重地离开病房。
第二天一大早，我扶父亲坐起，靠着床帮，喂父亲喝了一碗白面粥。父亲看上去有了点精神头。这是他住进医院以来从没有过的。10时左右，县领导们都陆续来到医院。县人武部刘务本政委善意地对我说：“你爸爸的病，这次真的会好起来。”我听后心里暖融融的，还真以为父亲的病从此会好起来。哪里知道这是人临终前的回光返照。
下午三点多，父亲病痛再次发作，疼痛难忍，一连昏迷过去了几次。医生发出病危信号，县四大班子领导也都赶来了。
父亲在弥留之际，举起颤抖的右手，嘴唇哆嗦着，眼里噙着泪水对组织说：“这150块钱，是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以后再也不能向党组织交党费了。感谢党对我多年的培养。” 话音刚落，父亲又一次昏迷过去。医务人员紧急为父亲插上氧气管。不一会儿，父亲又苏醒过来。他在极力控制又难以抑制的急促呼吸中，断断续续地说：“我和嵩县人民很有感情，死后不要送我回偃师老家，要埋葬在嵩县的山坡上，看着嵩县人民改变山区面貌。嵩县不富，经济困难，对我殡葬要移风易俗，从简办理。”话音未落，父亲便闭上眼睛，进入急促的呼吸中。工作人员呼叫着“李县长”，我们姐弟三人呼喊着“爸爸，爸爸”。在医院人员的极力抢救中，父亲最后口形好像在说：“我……”
1983年12月6日下午16时12分，我们的好父亲，便永远闭上了双眼，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父亲走时，才53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好时节。
父亲临终时交的党费，是他一个半月的工资。就在年前，他涨了级工资，刚刚达到一个月98元。
父亲病逝距今34年了。
这些年来，有时梦见父亲病床前交党费的情景，我常常在抽泣中惊醒。
责任编辑：蒋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