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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3岁时失去父亲，兄妹四人全靠母亲一个人拉扯。
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普遍贫穷，我家更甚，经常缺盐少油，缺吃少穿。由于营养不良，生活环境差，我自小体弱多病，个子很矮，在教室里从没坐过第二排。没人理我，我不理人，性格孤僻，玩伴很少。但每次考试结束，老师公布分数时，我才能引人瞩目一回，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学到初中，在学习上，我从不服人。我知道，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别的同学有爸爸，我没有。别的同学遇上天阴下雨，爸爸就送雨伞，送馍馍，有时还背着回家。尤其冬天，天寒地冻，同学有棉帽子，棉靴子，我没有。我只穿着一层薄薄的，摞满补丁的棉衣。手和脚踝冻得红肿破裂，碰破一次，结痂一次，结痂一次，又破一次。两脚后跟和脚趾，全部溃烂，走路一瘸一拐。生活中的苦难我能承受起，但若哪次考试分数低了，我哭着不吃饭，懊丧地捶胸顿足。
万万想不到我在中考时栽了大跟头。1979年7月8日，这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中考第一天。我自以为，我就是三中学生，对学校情况熟得不能再熟了。考试前几天，我在家里忙着看书复习，没有去学校看看考场座位，连几点考试都没了解，心想待正式考试那天，再领准考证不迟。
考试第一天早上，母亲早早去生产队上工，我照例捧起书本，在自家门前沟畔背了一会语文书，这才自己做饭吃饭。那时没有手表闹钟，不知道迟早。吃了早饭，觉着时候差不多了，这才往三中走去。
我们长畛村离三中两公里路。走在路上，我忽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路上咋没有一个学生？顿时心慌起来，不由得加快脚步，小跑着赶到三中校园时，校长胡兴儒、班主任刘景汉、语文老师王彦昌都在校园议论着什么，一见我，都惊得问我：“你咋才来？你为啥不参加考试？”
我说：“我刚来，就要参加考试啊？”
“第一门数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你考啥试？”王彦昌瞅瞅手腕戴的罗马手表，又看看我，显得非常不理解！
胡兴儒校长指着我的鼻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像你这样的学生，若打仗，早就丢盔撂甲，让人打死了。你能念啥书，操的啥心？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胡校长脸色威严，目光犀利，让我不寒而栗。
班主任刘景汉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王卫权啊王卫权，你学习好顶屁用？你不遵守纪律，自由散漫，你娃要吃大亏哩！”
老师你一言我一语，我被骂蒙了。站在校园里，泪水濡湿了我的袖衫。此时，下课铃声骤然响起，第一场数学考试结束了。
同学们说说笑笑，纷纷走出教室，校园瞬时热闹起来。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脑子一片空白，怕碰见同班同学，我赶紧躲到三中背后的玉米地里。“完了完了，我上不了高中了！”我欲哭无泪，又不敢回家，害怕母亲知道，在玉米地里蹲了一中午。
下午两点半，考语文。我一进教室，不敢看其他同学。卷子上的字在我眼里跳动着，我却一直想着未考数学的事。第二天考化学、物理，我还是一样，几乎都是应付着考，我知道自己永遠上不了高中了。
考试完毕，我羞于见到任何熟人。正好生产队缺一个放羊的，每天给记三分工，我就贸然答应。整个暑假，不管是晴天阴雨天，我跟着驼背老汉党润存，赶着五六十只羊，白天爬渠进沟，攀梁上茆，割柴拾草，垫圈起粪，晚上住在羊圈里，不敢在家里多待。见了母亲，装着跟没事似的。
后季开学了，村里的学生都报名走完了，我在家里纹丝不动。母亲急了：“人家娃都上高中了，你咋不去报名？”
我说：“咱家缺劳力，我没考上高中，也不想上学了。”
“不可能，你学习好，成绩好，不可能考不上。我去问问学校老师，到底咋回事？”母亲说着就要去三中打听。
我急了，只好将实情告诉母亲。
母亲一记耳光打到我脸上，火辣辣的疼。母亲哭着骂着：“你老子死得早，我费心费力，受苦受难，还指望你念书给我争气，给我长脸，让我能在人面前抬得起头、能说得起话。你倒好，把念书当儿戏，连数学都没考，你瓜■着哩。啊！这我都不说了。你今天还说你不念书了，你亏了我的心啊！”母亲咆哮着，声嘶力竭地哭着，那种怨愤，那种失落，我从没有见过那种场面。
我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抱着母亲的腿，哭着乞求母亲：“我念，我念，一定念好，给你争气。”
说实话，我第一年没有考上高中，就心存不甘。不是我学不懂，而是马大哈造成的。在正宁三中栽了跟头，我羞于见三中老师同学，所以我就偷偷选择了离家十几公里的周家初中二年级复读。
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学校，我认真地看书学习，认真地做作业。邻桌同学周某学习一般，是个独生子。为了让我给他辅导作业，解难题，他反复跟其母游说，要我住他家。深秋霜降得早，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黄叶也开始慢慢飘零。我住在学校，确实有点冷。见周某屡次叫我，我就顺水推舟，住到周某家里。每到周末，我徒步十几公里路，回我们宫河村，亲自下厨，起面和面。面块发酵好后，又放上少许接面，揉匀，拍成圆块，放在锅底，烙熟，凑够一周吃用。有时遇上雨雪封路，回不了家，周某父母就叫我吃他家的，待我如亲生儿子。逢上节日，又专门做好吃的给我留着。
期末，我在周家初中总考成绩名列第一，得了数学、作文两个竞赛奖，一个三好学生奖。证书和奖品领到手，我又有点飘然，捏拿不住自己了。有同学们问我是咋学的，我说学习是要用脑子的，课堂上我是不放过的，课后我是从来不看书的。
谁料，我卖派的这些话，让住在教室隔壁的班主任彭建儒老师听见了。这天是放学的前一天，上午学校总结表彰大会，下午，彭老师召集最后一次班会时，我顿时成了被揭批的对象。彭建儒老师单刀直入，言辞激烈：“王卫权，你给我站起来，你胡吹冒嘹个啥？听说上年你还是正宁三中初中部第一名。你不嫌丢人，也不害臊，这么好的成绩，考高中数学误考，按零分计算。来到周家初中，你不好好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反而是羊群里驴驹子，来耍老大了。”
不知内情的同学“哗”地笑起来，大家都惊奇地睁大眼睛，全盯着我，好像班主任说的不是真的。我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隙钻进去，逃也似的离开了学校。
1980年春季，周家初中我是不愿去了。听说纪村初中成立了初三复读班。我带着期末考试成绩单和那些竞赛奖状，私下来到了纪村初中，又上了一学期初三复习班。在纪村初中，我汲取教训，再也不敢张狂了，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一周回家背一回干粮，几乎都是高粱面坨坨。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到周四、五时，高粱坨坨馊得能拉出丝线，硬撑着学了多半学期，中考时，我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再次考入母校——正宁三中高中部。
事后，我才知道，当初第一次中考，由于自己马大哈，误了数学考试，其余三门考了289分，已经超过高中录取分数线。80年代，学校硬性规定，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不管其他课考得如何，考生单课出现零分不收。我老早在校长胡兴儒跟前挂上了号。起初，初中班主任刘景汉、语文老师王彦昌等在胡校长跟前求过情，让破格录取我。胡校长坚决不同意。他说，对待我这样的学生，一定要杀杀傲气，蹾蹾苗，让我长长记性，以后做人做事有益处。难怪周家初中班主任彭建儒知道我的底细，毫不留情地批评我，原来胡校长一直关注着我的学习，他早已给周家初中、纪村初中打了招呼。
上了高中，胡兴儒校长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给我买了高考复习专用书籍资料，把我作为高考重点培养对象，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
责任编辑：黄艳秋
上世纪60年代初，村里普遍贫穷，我家更甚，经常缺盐少油，缺吃少穿。由于营养不良，生活环境差，我自小体弱多病，个子很矮，在教室里从没坐过第二排。没人理我，我不理人，性格孤僻，玩伴很少。但每次考试结束，老师公布分数时，我才能引人瞩目一回，因为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小学到初中，在学习上，我从不服人。我知道，我和别的同学不一样。别的同学有爸爸，我没有。别的同学遇上天阴下雨，爸爸就送雨伞，送馍馍，有时还背着回家。尤其冬天，天寒地冻，同学有棉帽子，棉靴子，我没有。我只穿着一层薄薄的，摞满补丁的棉衣。手和脚踝冻得红肿破裂，碰破一次，结痂一次，结痂一次，又破一次。两脚后跟和脚趾，全部溃烂，走路一瘸一拐。生活中的苦难我能承受起，但若哪次考试分数低了，我哭着不吃饭，懊丧地捶胸顿足。
万万想不到我在中考时栽了大跟头。1979年7月8日，这天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中考第一天。我自以为，我就是三中学生，对学校情况熟得不能再熟了。考试前几天，我在家里忙着看书复习，没有去学校看看考场座位，连几点考试都没了解，心想待正式考试那天，再领准考证不迟。
考试第一天早上，母亲早早去生产队上工，我照例捧起书本，在自家门前沟畔背了一会语文书，这才自己做饭吃饭。那时没有手表闹钟，不知道迟早。吃了早饭，觉着时候差不多了，这才往三中走去。
我们长畛村离三中两公里路。走在路上，我忽然发现情况有些不对劲。路上咋没有一个学生？顿时心慌起来，不由得加快脚步，小跑着赶到三中校园时，校长胡兴儒、班主任刘景汉、语文老师王彦昌都在校园议论着什么，一见我，都惊得问我：“你咋才来？你为啥不参加考试？”
我说：“我刚来，就要参加考试啊？”
“第一门数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你考啥试？”王彦昌瞅瞅手腕戴的罗马手表，又看看我，显得非常不理解！
胡兴儒校长指着我的鼻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像你这样的学生，若打仗，早就丢盔撂甲，让人打死了。你能念啥书，操的啥心？简直，让人匪夷所思。”胡校长脸色威严，目光犀利，让我不寒而栗。
班主任刘景汉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王卫权啊王卫权，你学习好顶屁用？你不遵守纪律，自由散漫，你娃要吃大亏哩！”
老师你一言我一语，我被骂蒙了。站在校园里，泪水濡湿了我的袖衫。此时，下课铃声骤然响起，第一场数学考试结束了。
同学们说说笑笑，纷纷走出教室，校园瞬时热闹起来。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脑子一片空白，怕碰见同班同学，我赶紧躲到三中背后的玉米地里。“完了完了，我上不了高中了！”我欲哭无泪，又不敢回家，害怕母亲知道，在玉米地里蹲了一中午。
下午两点半，考语文。我一进教室，不敢看其他同学。卷子上的字在我眼里跳动着，我却一直想着未考数学的事。第二天考化学、物理，我还是一样，几乎都是应付着考，我知道自己永遠上不了高中了。
考试完毕，我羞于见到任何熟人。正好生产队缺一个放羊的，每天给记三分工，我就贸然答应。整个暑假，不管是晴天阴雨天，我跟着驼背老汉党润存，赶着五六十只羊，白天爬渠进沟，攀梁上茆，割柴拾草，垫圈起粪，晚上住在羊圈里，不敢在家里多待。见了母亲，装着跟没事似的。
后季开学了，村里的学生都报名走完了，我在家里纹丝不动。母亲急了：“人家娃都上高中了，你咋不去报名？”
我说：“咱家缺劳力，我没考上高中，也不想上学了。”
“不可能，你学习好，成绩好，不可能考不上。我去问问学校老师，到底咋回事？”母亲说着就要去三中打听。
我急了，只好将实情告诉母亲。
母亲一记耳光打到我脸上，火辣辣的疼。母亲哭着骂着：“你老子死得早，我费心费力，受苦受难，还指望你念书给我争气，给我长脸，让我能在人面前抬得起头、能说得起话。你倒好，把念书当儿戏，连数学都没考，你瓜■着哩。啊！这我都不说了。你今天还说你不念书了，你亏了我的心啊！”母亲咆哮着，声嘶力竭地哭着，那种怨愤，那种失落，我从没有见过那种场面。
我吓得浑身直打哆嗦，抱着母亲的腿，哭着乞求母亲：“我念，我念，一定念好，给你争气。”
说实话，我第一年没有考上高中，就心存不甘。不是我学不懂，而是马大哈造成的。在正宁三中栽了跟头，我羞于见三中老师同学，所以我就偷偷选择了离家十几公里的周家初中二年级复读。
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学校，我认真地看书学习，认真地做作业。邻桌同学周某学习一般，是个独生子。为了让我给他辅导作业，解难题，他反复跟其母游说，要我住他家。深秋霜降得早，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黄叶也开始慢慢飘零。我住在学校，确实有点冷。见周某屡次叫我，我就顺水推舟，住到周某家里。每到周末，我徒步十几公里路，回我们宫河村，亲自下厨，起面和面。面块发酵好后，又放上少许接面，揉匀，拍成圆块，放在锅底，烙熟，凑够一周吃用。有时遇上雨雪封路，回不了家，周某父母就叫我吃他家的，待我如亲生儿子。逢上节日，又专门做好吃的给我留着。
期末，我在周家初中总考成绩名列第一，得了数学、作文两个竞赛奖，一个三好学生奖。证书和奖品领到手，我又有点飘然，捏拿不住自己了。有同学们问我是咋学的，我说学习是要用脑子的，课堂上我是不放过的，课后我是从来不看书的。
谁料，我卖派的这些话，让住在教室隔壁的班主任彭建儒老师听见了。这天是放学的前一天，上午学校总结表彰大会，下午，彭老师召集最后一次班会时，我顿时成了被揭批的对象。彭建儒老师单刀直入，言辞激烈：“王卫权，你给我站起来，你胡吹冒嘹个啥？听说上年你还是正宁三中初中部第一名。你不嫌丢人，也不害臊，这么好的成绩，考高中数学误考，按零分计算。来到周家初中，你不好好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反而是羊群里驴驹子，来耍老大了。”
不知内情的同学“哗”地笑起来，大家都惊奇地睁大眼睛，全盯着我，好像班主任说的不是真的。我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隙钻进去，逃也似的离开了学校。
1980年春季，周家初中我是不愿去了。听说纪村初中成立了初三复读班。我带着期末考试成绩单和那些竞赛奖状，私下来到了纪村初中，又上了一学期初三复习班。在纪村初中，我汲取教训，再也不敢张狂了，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一周回家背一回干粮，几乎都是高粱面坨坨。天气一天比一天热，到周四、五时，高粱坨坨馊得能拉出丝线，硬撑着学了多半学期，中考时，我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再次考入母校——正宁三中高中部。
事后，我才知道，当初第一次中考，由于自己马大哈，误了数学考试，其余三门考了289分，已经超过高中录取分数线。80年代，学校硬性规定，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不管其他课考得如何，考生单课出现零分不收。我老早在校长胡兴儒跟前挂上了号。起初，初中班主任刘景汉、语文老师王彦昌等在胡校长跟前求过情，让破格录取我。胡校长坚决不同意。他说，对待我这样的学生，一定要杀杀傲气，蹾蹾苗，让我长长记性，以后做人做事有益处。难怪周家初中班主任彭建儒知道我的底细，毫不留情地批评我，原来胡校长一直关注着我的学习，他早已给周家初中、纪村初中打了招呼。
上了高中，胡兴儒校长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说了许多鼓励的话，给我买了高考复习专用书籍资料，把我作为高考重点培养对象，让我顺利完成了学业。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