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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赣南大地，到处山清水秀，生机勃勃。
位于赣州市区东140多公里处的瑞金，是绿色的，更是红色的。绿色是树木，茵茵绿草。红色是历史，素有“红色故都”之称。
瑞金，以“红色首都”美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辉煌一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瞿秋白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瑞金工作过，战斗过。党和国家的喉舌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就诞生在这里。如今，瑞金已成为缅怀历史，坚定信念的革命圣地，也是红色旅游的好去处。
我与新华社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她既是我工作的起点，又是我工作的终点，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新华社事业。赣南，这块神奇的土地，是我诞生的地方，又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新华社诞生的地方。它既是我生命的故乡，也是我事业的“故乡”。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直萦绕在我心间，而且变得越来越清晰。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瑞金沙洲坝红井旁石碑上镌刻着的这1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从我踏进新华社的大门开始，我更加想念新华社的故乡----瑞金。在职时，我没去过瑞金，总想去看看，总想去喝一口甘甜的红井水，可是因为工作忙，这个美好愿望一直没能实现。退休了，时间宽裕了。2002年金秋，我终于来到瑞金“寻根问祖”。今年红五月，我在赣州朋友许伟同志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瑞金寻访70多年前老一辈“新华人”在此留下的足迹。
走进瑞金叶坪，令人景仰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展现在眼前。一幢幢革命旧址，外墙漆成浅红色，屋内陈设并不奢华，见证着当年老新华人生活和工作的艰难困苦。当年栽种的樟树、榕树、桂花等，如今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它们仿佛用顽强的生命力纪念着老新华人的不朽业绩。我们来到这里，只感到一股清新之气，夹杂着泥土的芳香沁入心脾。红中社旧址离毛泽东同志旧居不远。踏进红中社旧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天井。天井旁，陈列着一台简易的通讯设备。文字介绍牌写明：红中社成立后，利用历次反“围剿”中缴获的通讯设备，依靠红军自己培养和从国民党军俘虏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设立了“红色中华新闻台”。该台以简易的手摇发电机、发报机等通讯设备播发有关国内外新闻稿件。同时，搜集与破译国民党军队电台播发的各种信息。
走过天井，就进入红中社编委会会议室。会议室简朴整洁，并不大。会议桌是实木的，四周长条板凳也是实木的。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像。侧面墙上挂着两顶斗笠。会议桌上，放置着几张泛黄的《红色中华》报、一盏旧马灯，还有毛笔、砚台等文房四宝。会议室有一排长长的书架，各种报纸和书籍依然静静地放着，时刻准备着为读者服务。望着简朴的会议室，我仿佛依稀看见了当年编委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报道业务的身影。
从编委会会议室出来，在导游的引导下，我们踏上木板楼梯，来到二楼。这里当年是办公室、发报间、工作人员住房等，现辟为“新华社社史”展览。据介绍，红中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新闻通讯机关，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期间。成立之初，设新闻台，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为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英文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至1956年9月改用汉字模写广播为止。1931年12月11日，红中社开始编印发行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并组成《红色中华》报编委会，担负起播发新闻通讯和编辑报纸等全部工作。日常业务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新闻台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国内外新闻；二是将新闻台抄收的主要消息编成“每日电讯”，油印几十份送中央领导参阅；三是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铅印，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从第149期起改为双日刊。1934年，红中社播发了题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中央苏区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等，经常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社论或文章。社史展览分四个部分：一、诞生于瑞金的红中社；二、延安时期的新华社；三、跟随党中央转战；四、今日新华社。第四部分又分通讯技术、社办报刊、信息事业、发展用户、音像事业、网络事业等专题。展览前言和一件件文物、一篇篇手稿、一幅幅图片，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新华社的光辉历程。70多年来，新华社从瑞金到延安，从太行山到北京，一步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逐步发展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历史，是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成长的历史，是新华社几代人为党和新闻事业艰苦奋斗的历史。
在展览中，“深切缅怀为新华社事业献身的烈士们”16个大字，赫然醒目。周以栗、瞿秋白等150多位烈士为新华社事业献身。我在烈士的英名前颔首伫立良久，思绪仿佛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他们披荆斩棘，奋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多少人连姓名都无从知晓。我们应当铭记着烈士的英名，更应当向无名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永载史册，他们的精神激励我们为建设更加强大的世界性通讯社而努力奋斗。
红中社创办初期的几位负责人各有千秋。红中社和后来创建的《红色中华》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红色中华》报的第一任主笔，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委任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同志担任。周以栗，字子慎（1897·10—1934·11），虽然他担任《红色中华》报的主笔时间仅一个月多一点，但他是有贡献的。在他主编的头几期《红色中华》报，有社论、要闻、专电、时评、红区建设、党的生活、工农通讯等，栏目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活泼，对《红色中华》报的发展壮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他主持下，红中社初期的电讯，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宣传我党主张和红军战况，也取得了成绩。后因周以栗同志因病休养，《红色中华》报的主编由王观澜同志接任。王观澜（1906·2—1982·1）是红中社早期的实际负责人，是新华社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怀着火一般的热情，为创建红中社，开辟党的通讯社事业，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作为《红色中华》的主编，王观澜同志既抓报纸，又抓通讯社的工作，还亲自撰写消息和社论。他撰写的社论比较重要的有：《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932年3月16日）、《纪念“五一”与拥护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等。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江苏常州人。1934年，他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他克服重重困难，为红中社的事业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要求报道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他发展了一大批工农兵通讯员。同时，他还亲自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文章，例如：短论《节约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还以“维嘉”为名发表连载文章。《中国能否抗日？》以有力的证据，透彻的分析，指出中国只要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是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侵略者的。1935年2月，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同年6月，在福建长汀牺牲，年仅36岁。他以英勇的大无畏气概在新华社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英雄壮歌。任质斌，山东即墨人。1933年夏，调任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编辑。当时社里的工作人员很少，编辑部的专职人员只有谢然之和任质斌。编辑部的负责人是沙可夫，但他主要是在苏区中央宣传部工作。1934年2月，任质斌担任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秘书长，协助社长瞿秋白主持社里的日常工作。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红色中华》报主编，主持该报复刊工作，为发展我党刚刚萌芽的新闻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
从二楼下来，我们来到工作人员住房参观。只见木床、木凳、立柜等家具虽然陈旧，但都整洁朴素，十分珍贵。我们专心地听着导游的介绍，想起了老新华人艰苦奋斗的业绩，胸中涌起了无限敬意。从住房出来，我和许伟同志在挂有“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铜牌旁摄影，留下了难忘的瞬间定格。
据了解，红中社旧址原是谢氏私宅，建于1924年。红中社在此办公两年多，1934年4月，随临时政府迁到瑞金沙洲坝。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色中华》报坚持在中央苏区出版到1935年1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红中社”改为“新华社”。1995年，新华社拨出专款对红中社旧址进行了维修和复原，并将其命名为“新华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步出红中社旧址，驱车返回赣州。一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陪同的许伟同志问我：此行有何感想？我说：不虚此行，感想多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旧址给我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新华社历史和优良传统教育课。新华社熏陶了我，培育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学会了生活。我在新华社奋斗了一辈子，虽然很忙，很辛苦，但这值，这很有意义。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新华人。这就是我的感想和回答。
位于赣州市区东140多公里处的瑞金，是绿色的，更是红色的。绿色是树木，茵茵绿草。红色是历史，素有“红色故都”之称。
瑞金，以“红色首都”美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辉煌一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瞿秋白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在瑞金工作过，战斗过。党和国家的喉舌新华通讯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以下简称“红中社”）就诞生在这里。如今，瑞金已成为缅怀历史，坚定信念的革命圣地，也是红色旅游的好去处。
我与新华社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她既是我工作的起点，又是我工作的终点，我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新华社事业。赣南，这块神奇的土地，是我诞生的地方，又是我毕生为之奋斗的新华社诞生的地方。它既是我生命的故乡，也是我事业的“故乡”。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一直萦绕在我心间，而且变得越来越清晰。
“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瑞金沙洲坝红井旁石碑上镌刻着的这14个金光闪闪的大字，经常在我脑海里闪现。从我踏进新华社的大门开始，我更加想念新华社的故乡----瑞金。在职时，我没去过瑞金，总想去看看，总想去喝一口甘甜的红井水，可是因为工作忙，这个美好愿望一直没能实现。退休了，时间宽裕了。2002年金秋，我终于来到瑞金“寻根问祖”。今年红五月，我在赣州朋友许伟同志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瑞金寻访70多年前老一辈“新华人”在此留下的足迹。
走进瑞金叶坪，令人景仰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展现在眼前。一幢幢革命旧址，外墙漆成浅红色，屋内陈设并不奢华，见证着当年老新华人生活和工作的艰难困苦。当年栽种的樟树、榕树、桂花等，如今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它们仿佛用顽强的生命力纪念着老新华人的不朽业绩。我们来到这里，只感到一股清新之气，夹杂着泥土的芳香沁入心脾。红中社旧址离毛泽东同志旧居不远。踏进红中社旧址，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天井。天井旁，陈列着一台简易的通讯设备。文字介绍牌写明：红中社成立后，利用历次反“围剿”中缴获的通讯设备，依靠红军自己培养和从国民党军俘虏过来的无线电技术人员，设立了“红色中华新闻台”。该台以简易的手摇发电机、发报机等通讯设备播发有关国内外新闻稿件。同时，搜集与破译国民党军队电台播发的各种信息。
走过天井，就进入红中社编委会会议室。会议室简朴整洁，并不大。会议桌是实木的，四周长条板凳也是实木的。正面墙上挂着马克思、列宁像。侧面墙上挂着两顶斗笠。会议桌上，放置着几张泛黄的《红色中华》报、一盏旧马灯，还有毛笔、砚台等文房四宝。会议室有一排长长的书架，各种报纸和书籍依然静静地放着，时刻准备着为读者服务。望着简朴的会议室，我仿佛依稀看见了当年编委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报道业务的身影。
从编委会会议室出来，在导游的引导下，我们踏上木板楼梯，来到二楼。这里当年是办公室、发报间、工作人员住房等，现辟为“新华社社史”展览。据介绍，红中社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新闻通讯机关，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期间。成立之初，设新闻台，对外播发新闻的呼号为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英文缩写）。这个呼号一直被新华社沿用至1956年9月改用汉字模写广播为止。1931年12月11日，红中社开始编印发行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并组成《红色中华》报编委会，担负起播发新闻通讯和编辑报纸等全部工作。日常业务工作主要有三项：一是新闻台抄收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的国内外新闻；二是将新闻台抄收的主要消息编成“每日电讯”，油印几十份送中央领导参阅；三是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铅印，初为周刊，后改为三日刊，从第149期起改为双日刊。1934年，红中社播发了题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日本声明书的谈话》。中央苏区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项英等，经常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社论或文章。社史展览分四个部分：一、诞生于瑞金的红中社；二、延安时期的新华社；三、跟随党中央转战；四、今日新华社。第四部分又分通讯技术、社办报刊、信息事业、发展用户、音像事业、网络事业等专题。展览前言和一件件文物、一篇篇手稿、一幅幅图片，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新华社的光辉历程。70多年来，新华社从瑞金到延安，从太行山到北京，一步步走向全国，走向全世界，逐步发展成为在国际上有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历史，是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直接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成长的历史，是新华社几代人为党和新闻事业艰苦奋斗的历史。
在展览中，“深切缅怀为新华社事业献身的烈士们”16个大字，赫然醒目。周以栗、瞿秋白等150多位烈士为新华社事业献身。我在烈士的英名前颔首伫立良久，思绪仿佛飞到了当年的峥嵘岁月。他们披荆斩棘，奋勇作战，抛头颅，洒热血，多少人连姓名都无从知晓。我们应当铭记着烈士的英名，更应当向无名英烈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永载史册，他们的精神激励我们为建设更加强大的世界性通讯社而努力奋斗。
红中社创办初期的几位负责人各有千秋。红中社和后来创建的《红色中华》报，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红色中华》报的第一任主笔，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委任内务人民委员周以栗同志担任。周以栗，字子慎（1897·10—1934·11），虽然他担任《红色中华》报的主笔时间仅一个月多一点，但他是有贡献的。在他主编的头几期《红色中华》报，有社论、要闻、专电、时评、红区建设、党的生活、工农通讯等，栏目丰富多彩，内容生动活泼，对《红色中华》报的发展壮大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他主持下，红中社初期的电讯，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宣传我党主张和红军战况，也取得了成绩。后因周以栗同志因病休养，《红色中华》报的主编由王观澜同志接任。王观澜（1906·2—1982·1）是红中社早期的实际负责人，是新华社事业的开创者之一。他在瑞金革命根据地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怀着火一般的热情，为创建红中社，开辟党的通讯社事业，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作为《红色中华》的主编，王观澜同志既抓报纸，又抓通讯社的工作，还亲自撰写消息和社论。他撰写的社论比较重要的有：《纪念“三一八”与庆祝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1932年3月16日）、《纪念“五一”与拥护中央政府对日宣战》等。瞿秋白（1899—1935），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江苏常州人。1934年，他到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兼任红中社社长，主编《红色中华》报。他克服重重困难，为红中社的事业发展壮大，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要求报道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他发展了一大批工农兵通讯员。同时，他还亲自为《红色中华》撰写社论和文章，例如：短论《节约每一粒谷子来帮助战争》、社论《努力开展我们的春耕运动》，还以“维嘉”为名发表连载文章。《中国能否抗日？》以有力的证据，透彻的分析，指出中国只要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扬勇敢战斗精神，是一定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侵略者的。1935年2月，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同年6月，在福建长汀牺牲，年仅36岁。他以英勇的大无畏气概在新华社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英雄壮歌。任质斌，山东即墨人。1933年夏，调任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编辑。当时社里的工作人员很少，编辑部的专职人员只有谢然之和任质斌。编辑部的负责人是沙可夫，但他主要是在苏区中央宣传部工作。1934年2月，任质斌担任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报秘书长，协助社长瞿秋白主持社里的日常工作。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担任《红色中华》报主编，主持该报复刊工作，为发展我党刚刚萌芽的新闻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
从二楼下来，我们来到工作人员住房参观。只见木床、木凳、立柜等家具虽然陈旧，但都整洁朴素，十分珍贵。我们专心地听着导游的介绍，想起了老新华人艰苦奋斗的业绩，胸中涌起了无限敬意。从住房出来，我和许伟同志在挂有“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铜牌旁摄影，留下了难忘的瞬间定格。
据了解，红中社旧址原是谢氏私宅，建于1924年。红中社在此办公两年多，1934年4月，随临时政府迁到瑞金沙洲坝。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色中华》报坚持在中央苏区出版到1935年1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红中社”改为“新华社”。1995年，新华社拨出专款对红中社旧址进行了维修和复原，并将其命名为“新华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步出红中社旧址，驱车返回赣州。一路上，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陪同的许伟同志问我：此行有何感想？我说：不虚此行，感想多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旧址给我上了一堂生动、深刻的新华社历史和优良传统教育课。新华社熏陶了我，培育了我，使我懂得了人生，学会了生活。我在新华社奋斗了一辈子，虽然很忙，很辛苦，但这值，这很有意义。如果有来世，我还做新华人。这就是我的感想和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