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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顺直省委成立于中国革命进入低潮的1927年6月中旬,其工作结束于中国革命走向复兴的1930年12月底,前后工作了近三年半时间。这一时期,正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途夭折,革命斗争在严重白色恐怖下,从低沉向重新发动转变、向复兴发展的时期。在这极为困难的环境中,中共顺直省委为在中国北方领导和恢复严重受损的地方党组织,进行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为其后北方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省委的初建与玉田农民暴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月28日杀害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20人,致使我党在北方各地的基层组织失去了领导中枢。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5月1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北方建立中共顺直省委,执行中共北方区委的职权,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中共顺直省委由中共中央委员彭述之任书记。管理的范围为奉系军阀统治下的京兆地方(顺天府)、直隶省、热河、察哈尔特区及冯玉祥部控制的绥远特区等地的中共组织。6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彭述之未到职前,由中央候补委员刘伯庄代理中共书记。6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并提出临时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条件,正式成立省委;同各地联系,整顿党的组织;调查全省工运情况。
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派人与北方各地党组织联系。到6月底,已恢复关系的有张家口、绥远、保定、正定、安平、饶阳、石家庄、晋县、玉田、唐山、太原等地的党组织。同时,基本摸清了在奉系军阀疯狂镇压下,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大量减少、工会组织遭到摧残的情况。但是,不少地方的农民运动却受大革命的影响,有所发展,如遵化县有万人左右的农会会员,晋县有千人左右的农民协会会员,大名县的“红枪会”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抗税斗争等。保留下来的这些组织和革命力量,成为党在北方继续发展革命斗争,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基础。
8月1日,已到天津的彭述之着手组织并成立中共顺直省委,彭述之为书记,刘伯庄改任组织部主任。彭述之到任没几天,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即传到省委。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当时,由于彭述之在主持顺直省委工作中受陈独秀的影响,放弃了对群众斗争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家长式统治,发展个人意气争执和党内派别纠纷,引起党员不满。为此,在八七会议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于9月撤换了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由工人出身的中央候补委员朱锦堂担任。
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北方晋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的晋奉战争爆发后,已出现了有利于实行革命暴动、夺取政权的有利时机,决定在北方发动暴动,并于10月16日制定了《北方暴动计划》,提出在北京、天津、直南、唐山和京东四地及绥远、内蒙古、热河三个特区普遍发动大暴动。暴动后如站不住脚时退往热河,保持与外蒙古的联系,以便进可战退可守。山东和山西两地要做好策应工作。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中共顺直省委在玉田县发动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宣布成立农民政府,组织起京东人民革命军,没收土豪劣绅土地,“旗地”归农民所有。玉田暴动坚持了半月有余,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指挥暴动的省委常委于方舟、杨春霖等被捕后惨遭杀害。同时,中共北京市委在准备武装暴动的过程中被叛徒出卖,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数十人被杀害。此后,奉系军阀更加疯狂地镇压共产党,北方地区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所属的党员由8月间的2600名,减少到12月时的1204名。
党内纠纷及其对北方革命斗争的影响
在中国革命低潮中建立的中共顺直省委,经过发动北方暴动,已经从失败中感受到了不顾及客观条件,盲目地组织发动大规模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暴动,不符合北方地区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存在的实际。和玉田暴动同时发动的唐山暴动,就因为省委派去领导暴动的彭真,根据唐山敌我力量悬殊,暴动条件不具备的实际情况,在老党员、老工人的支持下果断决定取消暴动,转为整顿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使唐山成为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保存发展比较好的地区。
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客观形势,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能效仿俄国十月革命,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在这种错误认识下,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实行武装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局面。这次会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顺直省委执行北方局职权。并于其后派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以中央巡视员身份指导北方各省党的工作。蔡和森代中央起草了《北方工作决议案》,确定北方地区党的工作总方向是 “实行群众的土地革命大暴动,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是 “发展工人的日常斗争,组织与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朝着以上所指出的总方向走”。同时提出,要“防止各种军事投机,以及回避群众暴动等不正确的倾向”,纠正“偏重扑城,扑城之后一哄而散”的错误做法。这一决议案虽然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也吸收了北方暴动的一些经验教训。
蔡和森于1927年12月中旬到天津后,主持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北方工作决议案》,对省委及北方地区党内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于1928年1月中旬主持召开了省委改组会议。会议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反对机会主义,集中揭发批判了彭述之先右后“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建议开除彭述之的党籍。会议改选了省委,由工人出身的王藻文代替朱锦堂任省委书记。
改组会议前,中共中央于1月6日在上海听取了彭述之对北方工作的陈述,决定召蔡和森、朱锦堂到上海汇报工作,并决定朱锦堂离开省委后,由傅茂公(懋恭,即彭真)代理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还未送达顺直省委,蔡和森已召开顺直省委改组会。1月下旬,蔡和森才接到中央1月6日的决定,立即于27日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由王藻文、彭真和朱锦堂、张昆弟(原北方局委员)先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蔡和森在唐山工人支部训练班结束后再回中央。
1928年2月中旬,王藻文、朱锦堂、彭真到上海向中央常委汇报了顺直党的工作,中央批准了改组后的省委。根据中央对顺直党的工作的指示,顺直省委向各地发出《第二期工作计划》,提出关于党的策略、组织、军事及群众运动等方面的30条工作纲领,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执行八七紧急会议和去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顺直改组会议一切新的策略与方针,肃清机会主义遗毒”,恢复和改选各级党的组织,建立工会的组织系统,鼓励产业工人大罢工,形成北方工人运动高潮;领导农民自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形成割据局面;深入兵士群众,建立兵士支部及兵士委员会,加紧破坏反革命军队及一切敌人武装组织,以准备北方总暴动。这一计划发出后,蔡和森结束了对北方党的巡视工作返回上海。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刘少奇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
刘少奇于3月下旬到顺直指导省委的工作时,省委刚刚改组完。1月改组会议是在中央“左”倾错误影响下作出的明显带有“左”的倾向的各项决议的会议。决议认为顺直革命潮流已高涨到极点,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而决定继续采取盲目冒进方针来领导北方革命斗争。刘少奇经过调查,了解到省委领导中以王藻文为代表的一些人不仅“左”的倾向明显,还存在着严重的极端民主化倾向,闹经济主义,散布对中央的不满,党内纠纷不断。5月4日,刘少奇向路经天津的蔡和森详细汇报了顺直省委工作中的问题,托蔡和森回中央后如实汇报。5月1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蔡和森的报告,决定刘少奇参加省委常委,加强顺直党的领导。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和天津,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北方的政治局势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有的党员误认为“北伐成功了”、“革命任务完成了”,政治上走上消极;有的党员认为北方的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党无出路;有的甚至投靠了国民党。这时,王藻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顺直省委常委王仲一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留在上海的党中央根据北方形势的变化和顺直党组织出现的新的危机,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候补中央委员陈潭秋、刘少奇和津浦铁路工人韩连会为特派员,代行省委职权,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1928年7月22日至23日,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到天津主持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推举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刘少奇常驻省委。会议纠正了1月省委改组以来发生的错误,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会后,新省委重新登记了党员,开始逐步发展工农革命斗争,如北平(6月20日北京改为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地的党组织领导工人发动了罢工斗争,在农村的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反抓兵拉夫、反派车派饷和要求减租减息等斗争。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再次普遍开展起来。但是,新省委在7月改组后没有动员广大党员从思想上、工作上认识过去省委的错误,致使许多旧的错误的倾向无法消除。王藻文对免除他的书记职务不满,拉拢一些人公开反对省委;京东的唐山、玉田、遵化、乐亭四县组织了“京东护党请愿团”到上海找中央告状。顺直党内的纠纷再次严重影响到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和革命斗争。
中共六大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十分重视顺直党内发生的纠纷,认为这是新的中央开始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如不能很快得到正确的解决,不仅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为此,从1928年8月起,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连续多次听取各方面对顺直问题的报告,于10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决定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资格,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六个月,开除王仲一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对张昆弟等人也作出处分。此后,顺直的党内纠纷继续发展,越来越严重。为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11月27日再次讨论顺直问题,决定发表《中央致顺直省委并转全体同志信》,派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巡视顺直,解决顺直问题。
周恩来巡视顺直与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天津,代表新的中央巡视顺直党的工作,解决顺直的党内纠纷问题。经过与各方面的同志详谈和听取各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意见,并深入到天津、唐山等地基层调查研究后,周恩来提出了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办法。他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团结起来,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解决党内纠纷。12月底,周恩来召开北方地区党的代表会议,传达六大精神,提出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工作总方针。经过这次会议,使顺直党内纠纷基本得到了解决。省委还创办了党内刊物《出路》,在第二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答案》,阐述了解决顺直问题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方法,剖析了顺直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情绪,对解决顺直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29年1月中旬,周恩来回到上海,于1月15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了巡视顺直党的工作的情况。为了加强顺直党的领导力量,中央政治局决定省委由韩连会任书记,韩连会、陈潭秋、张金刃、王灼、郝清玉等为常委,并从各地抽调一批干部到顺直工作,其中有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胡锡奎、乔国桢、刘天章、薄一波、张友渔、李予昂等。同时决定原省委常委彭真暂不去苏联学习,留在省委工作。2月6日,中共顺直省委发出《关于中心工作及改进各级关系的通告》,将全省划为天津、北平、唐山、张家口和石家庄五个中心市委和沧州、保定、邢台三个中心县委,以加强对各地工作的领导。省委又创办了《省委通讯》《北方红旗》等报刊。4月22日,省委将省军委改为省委工作机构。同月,中央将山西省党组织交由顺直省委管理。5月,省委建立中共太原市委。7月,山东烟台特支改由顺直省委领导。
1929年春,顺直各地党组织相继传达了12月(1928年)会议精神,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逐步走向高潮,例如:天津裕源纱厂10天内发动了3次斗争;唐山铁路南厂3000余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京奉铁路斗争的中心力量,开滦五矿开展了加薪斗争;石家庄、北平工人发动了加薪和反黄色工会的斗争;通县群众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遵化、乐亭开展了反县长运动;正定组织了反官绅示威;赵县发动了反对预征钱粮的运动;秦皇岛举行了三天罢市;塘沽永利碱厂举行了大罢工等。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党的领导,5月31日,中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山东淄博工人卢福坦任顺直省委书记,韩连会改任候补书记。
6月初,卢福坦刚到天津,原省委书记王藻文、常委李德贵叛变革命,省委果断决定处决了这两个叛徒。王、李叛变投敌,致使顺直省委领导人卢福坦、郭宗鉴、彭真、叶玉文、詹大权等被捕,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得到顺直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后,中共中央指定张金刃、李子芳、吴雨铭组成中共顺直省委临时常委会,张金刃为书记。
6月下旬至7月初,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张金刃在出席全会时向中央汇报了顺直省委的情况。中央肯定了省委在严重白色恐怖中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斗争的成就,并于6月28日就北方职工运动问题给顺直省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是顺直职工运动极主要的工作,要求以铁路工人运动推动天津、唐山、北平等中心区域产业工人的斗争。会后,顺直省委加强了对铁路工人运动及煤矿、码头、纱厂、海员、邮务、印刷、修械、市政等工人运动的领导。7月8日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农民运动总策略和中心任务》的通告,并在8月17日发动了玉田农民大游行,迫使县长取消了布税和学校捐,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传达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顺直省委于8月31日至9月4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政治、职工、军事、农民、组织、宣传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张金刃任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提出了在北方要开展建立工人武装、发动兵变、创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等项工作。
1929年秋冬,北方地区新旧军阀的矛盾愈演愈烈,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斗争日益尖锐,为党领导发动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顺直省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一边组织城市、农村的斗争,一边发展壮大各地党组织。到10月,省委领导的党组织已有4个市委、11个县委、11个临时县委、20个特支,党员总数达1513名。到1930年4月底,省委领导的各级党组织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2834名,北方的革命形势走出低谷,向好的方向发展。
“左”倾错误影响下的斗争与省委工作的结束
中共顺直省委从建立起,就不断受到来自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影响,致使北方地区的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和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一直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多次受到破坏,大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迫害,或被关,或被杀,或动摇,或脱党团,有的投敌叛变。为解决顺直问题,中共中央多次派出领导同志到顺直工作或解决顺直问题,使顺直的党组织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坚持下来,并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到1930年春,北方的革命斗争再次有了新的契机,逐步走向了高潮。
然而,此时在中共中央却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1月11日决定接受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关于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举行城市工人总罢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公告,向全党发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下,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暴动方案。中共中央于1930年1月15日致信顺直省委,提出目前顺直党内右倾危险“异常严重”,要坚决反对右倾危险,目前顺直党的策略中心是组织工人政治经济同盟罢工,组织兵变,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同时,决定派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贺昌任顺直省委书记,按照中央制定的路线领导发动北方革命斗争。
贺昌于1930年2月上旬到天津后,中共中央又于中旬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关向应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顺直,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手向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之机,策动京东地方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九军。2月25日,中共顺直省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政治罢工,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组织国民党士兵叛变,破坏军阀反动统治,创造和扩大红军。虽然党内有的同志认为目前基本形势仍是敌强我弱,建议先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再发动暴动,但是,省委拒绝了这些同志的建议,坚持“左”倾盲动错误。中共中央为了推行全国暴动计划,于8月3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由贺昌任书记,同时兼任军委书记。北方局成立后,建立了以贺昌为书记的北方局总行动委员会。之后,在顺直省委也成立了以贺昌为首的总行动委员会,并将省委领导的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到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顺直武装暴动,建立扩大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平、津、唐、太原为中心,组织暴动。同时,组织平汉、北宁、津浦、京绥、正太等铁路的总同盟罢工。发动城市郊区和铁路两旁的农民运动配合城市武装暴动。省委要求在京东、直南、保属三个特委组织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暴动,各地要各组织5万红军、10万赤卫队和少先队,全省要组建30万红军。为实施这一总暴动计划,省委常委分赴北平、天津、唐山、直南等地,直接领导发动暴动。但是,顺直各地党组织和党团员、工会、农会骨干,经过几次“左”倾错误指导下的斗争,对于如何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开展符合实际情况的革命斗争,有了不少经验教训。因此,在北方局和省委布置发动北方总暴动后,除京东、保属、直南等少数地方发动起规模不大、时间不长的农民暴动外,许多地方由于群众、党员干部的抵制,并没有发动起来。而在发动起暴动的地区,均在强大敌人的镇压下遭到失败,又一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其中包括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有的在被捕后惨遭杀害。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贺昌参加了这次全会。全会通过决议,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决定停止进攻中心城市和组织全国总起义的冒险行动。会后,贺昌于10月在天津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传达全会精神,通过了《北方局政治决议案(草案)》,承认犯了“左”倾错误,决定停止组织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各级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决议重新规定了当前的任务是:通过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反帝斗争,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与苏区的革命斗争相配合,为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而斗争。但是,决议仍然认为,“目前北方党的主要危险,仍然主要是右倾危险”,显现出此次扩大会议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11月,中共顺直省委决定将工作范围向南扩大,成立了中共直鲁豫边特委,由省委常委廖划平任书记。中共中央接到北方局会议文件后,认为顺直省委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并不彻底,于12月14日致信省委,要求省委要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详细讨论过去执行立三路线,并扩大和发挥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坚决开展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错误的斗争。16日,贺昌主持北方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来信,讨论开展反立三路线问题。24日,中央决定,取消北方局,顺直省委改建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仍驻天津,管理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的工作。至此,中共顺直省委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了工作。
(责编兴柱)
省委的初建与玉田农民暴动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月28日杀害了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等20人,致使我党在北方各地的基层组织失去了领导中枢。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5月19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在北方建立中共顺直省委,执行中共北方区委的职权,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中共顺直省委由中共中央委员彭述之任书记。管理的范围为奉系军阀统治下的京兆地方(顺天府)、直隶省、热河、察哈尔特区及冯玉祥部控制的绥远特区等地的中共组织。6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彭述之未到职前,由中央候补委员刘伯庄代理中共书记。6月中旬,中共顺直临时省委在天津秘密成立,并提出临时省委的主要任务是:准备条件,正式成立省委;同各地联系,整顿党的组织;调查全省工运情况。
中共顺直临时省委成立后,立即派人与北方各地党组织联系。到6月底,已恢复关系的有张家口、绥远、保定、正定、安平、饶阳、石家庄、晋县、玉田、唐山、太原等地的党组织。同时,基本摸清了在奉系军阀疯狂镇压下,许多地方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人数大量减少、工会组织遭到摧残的情况。但是,不少地方的农民运动却受大革命的影响,有所发展,如遵化县有万人左右的农会会员,晋县有千人左右的农民协会会员,大名县的“红枪会”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进行抗税斗争等。保留下来的这些组织和革命力量,成为党在北方继续发展革命斗争,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基础。
8月1日,已到天津的彭述之着手组织并成立中共顺直省委,彭述之为书记,刘伯庄改任组织部主任。彭述之到任没几天,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即传到省委。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批判和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改革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当时,由于彭述之在主持顺直省委工作中受陈独秀的影响,放弃了对群众斗争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家长式统治,发展个人意气争执和党内派别纠纷,引起党员不满。为此,在八七会议后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于9月撤换了彭述之的省委书记职务,改任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由工人出身的中央候补委员朱锦堂担任。
中共顺直省委改组后,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分析了北方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认为北方晋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的晋奉战争爆发后,已出现了有利于实行革命暴动、夺取政权的有利时机,决定在北方发动暴动,并于10月16日制定了《北方暴动计划》,提出在北京、天津、直南、唐山和京东四地及绥远、内蒙古、热河三个特区普遍发动大暴动。暴动后如站不住脚时退往热河,保持与外蒙古的联系,以便进可战退可守。山东和山西两地要做好策应工作。10月中旬至11月上旬,中共顺直省委在玉田县发动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宣布成立农民政府,组织起京东人民革命军,没收土豪劣绅土地,“旗地”归农民所有。玉田暴动坚持了半月有余,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被反动派镇压下去,指挥暴动的省委常委于方舟、杨春霖等被捕后惨遭杀害。同时,中共北京市委在准备武装暴动的过程中被叛徒出卖,中央政治局委员、北方局书记王荷波等数十人被杀害。此后,奉系军阀更加疯狂地镇压共产党,北方地区的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所属的党员由8月间的2600名,减少到12月时的1204名。
党内纠纷及其对北方革命斗争的影响
在中国革命低潮中建立的中共顺直省委,经过发动北方暴动,已经从失败中感受到了不顾及客观条件,盲目地组织发动大规模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暴动,不符合北方地区革命正处于低潮、白色恐怖严重存在的实际。和玉田暴动同时发动的唐山暴动,就因为省委派去领导暴动的彭真,根据唐山敌我力量悬殊,暴动条件不具备的实际情况,在老党员、老工人的支持下果断决定取消暴动,转为整顿发展党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使唐山成为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保存发展比较好的地区。
然而,此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却没有认识到革命形势已经转入低潮的客观形势,幻想只要乘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各地起义,就能效仿俄国十月革命,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在这种错误认识下,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实行武装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局面。这次会议决定撤销北方局,由顺直省委执行北方局职权。并于其后派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以中央巡视员身份指导北方各省党的工作。蔡和森代中央起草了《北方工作决议案》,确定北方地区党的工作总方向是 “实行群众的土地革命大暴动,打倒一切新旧军阀地主豪绅资产阶级,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是 “发展工人的日常斗争,组织与领导农民的游击战争,朝着以上所指出的总方向走”。同时提出,要“防止各种军事投机,以及回避群众暴动等不正确的倾向”,纠正“偏重扑城,扑城之后一哄而散”的错误做法。这一决议案虽然受中央“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也吸收了北方暴动的一些经验教训。
蔡和森于1927年12月中旬到天津后,主持召开了中共顺直省委会议,传达中央《北方工作决议案》,对省委及北方地区党内的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于1928年1月中旬主持召开了省委改组会议。会议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反对机会主义,集中揭发批判了彭述之先右后“左”的机会主义错误,建议开除彭述之的党籍。会议改选了省委,由工人出身的王藻文代替朱锦堂任省委书记。
改组会议前,中共中央于1月6日在上海听取了彭述之对北方工作的陈述,决定召蔡和森、朱锦堂到上海汇报工作,并决定朱锦堂离开省委后,由傅茂公(懋恭,即彭真)代理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的上述决定还未送达顺直省委,蔡和森已召开顺直省委改组会。1月下旬,蔡和森才接到中央1月6日的决定,立即于27日召开了省委会议,决定由王藻文、彭真和朱锦堂、张昆弟(原北方局委员)先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蔡和森在唐山工人支部训练班结束后再回中央。
1928年2月中旬,王藻文、朱锦堂、彭真到上海向中央常委汇报了顺直党的工作,中央批准了改组后的省委。根据中央对顺直党的工作的指示,顺直省委向各地发出《第二期工作计划》,提出关于党的策略、组织、军事及群众运动等方面的30条工作纲领,要求各地党组织“坚决执行八七紧急会议和去年1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顺直改组会议一切新的策略与方针,肃清机会主义遗毒”,恢复和改选各级党的组织,建立工会的组织系统,鼓励产业工人大罢工,形成北方工人运动高潮;领导农民自发暴动,开展游击战争,形成割据局面;深入兵士群众,建立兵士支部及兵士委员会,加紧破坏反革命军队及一切敌人武装组织,以准备北方总暴动。这一计划发出后,蔡和森结束了对北方党的巡视工作返回上海。此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中央委员、全国总工会特派员刘少奇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
刘少奇于3月下旬到顺直指导省委的工作时,省委刚刚改组完。1月改组会议是在中央“左”倾错误影响下作出的明显带有“左”的倾向的各项决议的会议。决议认为顺直革命潮流已高涨到极点,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而决定继续采取盲目冒进方针来领导北方革命斗争。刘少奇经过调查,了解到省委领导中以王藻文为代表的一些人不仅“左”的倾向明显,还存在着严重的极端民主化倾向,闹经济主义,散布对中央的不满,党内纠纷不断。5月4日,刘少奇向路经天津的蔡和森详细汇报了顺直省委工作中的问题,托蔡和森回中央后如实汇报。5月1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蔡和森的报告,决定刘少奇参加省委常委,加强顺直党的领导。6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和天津,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北方的政治局势因此发生重大变化。有的党员误认为“北伐成功了”、“革命任务完成了”,政治上走上消极;有的党员认为北方的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出现了严重危机,党无出路;有的甚至投靠了国民党。这时,王藻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共顺直省委常委王仲一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留在上海的党中央根据北方形势的变化和顺直党组织出现的新的危机,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候补中央委员陈潭秋、刘少奇和津浦铁路工人韩连会为特派员,代行省委职权,领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
1928年7月22日至23日,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到天津主持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了省委,推举韩连会任书记,陈潭秋、刘少奇常驻省委。会议纠正了1月省委改组以来发生的错误,重新确定了政治路线。会后,新省委重新登记了党员,开始逐步发展工农革命斗争,如北平(6月20日北京改为北平)、天津、石家庄等地的党组织领导工人发动了罢工斗争,在农村的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反抓兵拉夫、反派车派饷和要求减租减息等斗争。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再次普遍开展起来。但是,新省委在7月改组后没有动员广大党员从思想上、工作上认识过去省委的错误,致使许多旧的错误的倾向无法消除。王藻文对免除他的书记职务不满,拉拢一些人公开反对省委;京东的唐山、玉田、遵化、乐亭四县组织了“京东护党请愿团”到上海找中央告状。顺直党内的纠纷再次严重影响到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和革命斗争。
中共六大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十分重视顺直党内发生的纠纷,认为这是新的中央开始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发生于党在非常涣散的时候。如不能很快得到正确的解决,不仅北方工作不能发展,并且全党涣散的精神都不能转变。为此,从1928年8月起,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就连续多次听取各方面对顺直问题的报告,于10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决定开除蔡和森政治局委员及常委资格,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六个月,开除王仲一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对张昆弟等人也作出处分。此后,顺直的党内纠纷继续发展,越来越严重。为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于11月27日再次讨论顺直问题,决定发表《中央致顺直省委并转全体同志信》,派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巡视顺直,解决顺直问题。
周恩来巡视顺直与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天津,代表新的中央巡视顺直党的工作,解决顺直的党内纠纷问题。经过与各方面的同志详谈和听取各地党组织负责人的意见,并深入到天津、唐山等地基层调查研究后,周恩来提出了从积极工作的出路上解决过去一切纠纷的办法。他坚持从思想教育入手,开展切合实际而又充分说理的批评,引导党员以向前看的精神,在积极工作的过程中,加强党内的无产阶级意识,逐渐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团结起来,从参加和领导群众斗争做起,解决党内纠纷。12月底,周恩来召开北方地区党的代表会议,传达六大精神,提出贯彻六大决议,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工作总方针。经过这次会议,使顺直党内纠纷基本得到了解决。省委还创办了党内刊物《出路》,在第二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的《改造顺直党的过程中的几个问题的答案》,阐述了解决顺直问题的指导思想、工作方针和方法,剖析了顺直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情绪,对解决顺直纠纷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29年1月中旬,周恩来回到上海,于1月15日向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了巡视顺直党的工作的情况。为了加强顺直党的领导力量,中央政治局决定省委由韩连会任书记,韩连会、陈潭秋、张金刃、王灼、郝清玉等为常委,并从各地抽调一批干部到顺直工作,其中有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胡锡奎、乔国桢、刘天章、薄一波、张友渔、李予昂等。同时决定原省委常委彭真暂不去苏联学习,留在省委工作。2月6日,中共顺直省委发出《关于中心工作及改进各级关系的通告》,将全省划为天津、北平、唐山、张家口和石家庄五个中心市委和沧州、保定、邢台三个中心县委,以加强对各地工作的领导。省委又创办了《省委通讯》《北方红旗》等报刊。4月22日,省委将省军委改为省委工作机构。同月,中央将山西省党组织交由顺直省委管理。5月,省委建立中共太原市委。7月,山东烟台特支改由顺直省委领导。
1929年春,顺直各地党组织相继传达了12月(1928年)会议精神,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农运动逐步走向高潮,例如:天津裕源纱厂10天内发动了3次斗争;唐山铁路南厂3000余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京奉铁路斗争的中心力量,开滦五矿开展了加薪斗争;石家庄、北平工人发动了加薪和反黄色工会的斗争;通县群众捣毁了国民党县党部;遵化、乐亭开展了反县长运动;正定组织了反官绅示威;赵县发动了反对预征钱粮的运动;秦皇岛举行了三天罢市;塘沽永利碱厂举行了大罢工等。为了加强对北方地区党的领导,5月31日,中央决定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山东淄博工人卢福坦任顺直省委书记,韩连会改任候补书记。
6月初,卢福坦刚到天津,原省委书记王藻文、常委李德贵叛变革命,省委果断决定处决了这两个叛徒。王、李叛变投敌,致使顺直省委领导人卢福坦、郭宗鉴、彭真、叶玉文、詹大权等被捕,省委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得到顺直省委被破坏的消息后,中共中央指定张金刃、李子芳、吴雨铭组成中共顺直省委临时常委会,张金刃为书记。
6月下旬至7月初,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张金刃在出席全会时向中央汇报了顺直省委的情况。中央肯定了省委在严重白色恐怖中屡遭破坏的困难条件下,始终坚持斗争的成就,并于6月28日就北方职工运动问题给顺直省委发出指示信,指出北方铁路工人运动是顺直职工运动极主要的工作,要求以铁路工人运动推动天津、唐山、北平等中心区域产业工人的斗争。会后,顺直省委加强了对铁路工人运动及煤矿、码头、纱厂、海员、邮务、印刷、修械、市政等工人运动的领导。7月8日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农民运动总策略和中心任务》的通告,并在8月17日发动了玉田农民大游行,迫使县长取消了布税和学校捐,斗争取得了胜利。
为传达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顺直省委于8月31日至9月4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和通过了政治、职工、军事、农民、组织、宣传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张金刃任书记。新省委成立后,提出了在北方要开展建立工人武装、发动兵变、创建红军、开展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实行土地革命等项工作。
1929年秋冬,北方地区新旧军阀的矛盾愈演愈烈,阎锡山、冯玉祥与蒋介石争权夺利斗争日益尖锐,为党领导发动革命斗争提供了有利条件。中共顺直省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一边组织城市、农村的斗争,一边发展壮大各地党组织。到10月,省委领导的党组织已有4个市委、11个县委、11个临时县委、20个特支,党员总数达1513名。到1930年4月底,省委领导的各级党组织的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2834名,北方的革命形势走出低谷,向好的方向发展。
“左”倾错误影响下的斗争与省委工作的结束
中共顺直省委从建立起,就不断受到来自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的影响,致使北方地区的党在领导革命斗争中,面对强大的敌人和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一直进行着艰苦的斗争,但是一次又一次遭到挫折,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组织多次受到破坏,大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迫害,或被关,或被杀,或动摇,或脱党团,有的投敌叛变。为解决顺直问题,中共中央多次派出领导同志到顺直工作或解决顺直问题,使顺直的党组织在极其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坚持下来,并在斗争中逐渐发展,到1930年春,北方的革命斗争再次有了新的契机,逐步走向了高潮。
然而,此时在中共中央却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0年1月11日决定接受共产国际1929年10月26日关于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举行城市工人总罢工,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2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七十号公告,向全党发出“目前总的政治路线”是“走向‘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阶级战争’以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指示。在这种错误思想主导下,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制定了以夺取城市为中心的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武装暴动方案。中共中央于1930年1月15日致信顺直省委,提出目前顺直党内右倾危险“异常严重”,要坚决反对右倾危险,目前顺直党的策略中心是组织工人政治经济同盟罢工,组织兵变,发展农村游击战争,组织地方暴动。同时,决定派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贺昌任顺直省委书记,按照中央制定的路线领导发动北方革命斗争。
贺昌于1930年2月上旬到天津后,中共中央又于中旬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书记关向应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顺直,乘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手向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之机,策动京东地方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九军。2月25日,中共顺直省委发出《变军阀战争为国内阶级战争》的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政治罢工,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斗争,组织国民党士兵叛变,破坏军阀反动统治,创造和扩大红军。虽然党内有的同志认为目前基本形势仍是敌强我弱,建议先深入发动群众,积蓄壮大革命力量,待条件成熟时再发动暴动,但是,省委拒绝了这些同志的建议,坚持“左”倾盲动错误。中共中央为了推行全国暴动计划,于8月3日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局,由贺昌任书记,同时兼任军委书记。北方局成立后,建立了以贺昌为书记的北方局总行动委员会。之后,在顺直省委也成立了以贺昌为首的总行动委员会,并将省委领导的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到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顺直武装暴动,建立扩大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以平、津、唐、太原为中心,组织暴动。同时,组织平汉、北宁、津浦、京绥、正太等铁路的总同盟罢工。发动城市郊区和铁路两旁的农民运动配合城市武装暴动。省委要求在京东、直南、保属三个特委组织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暴动,各地要各组织5万红军、10万赤卫队和少先队,全省要组建30万红军。为实施这一总暴动计划,省委常委分赴北平、天津、唐山、直南等地,直接领导发动暴动。但是,顺直各地党组织和党团员、工会、农会骨干,经过几次“左”倾错误指导下的斗争,对于如何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开展符合实际情况的革命斗争,有了不少经验教训。因此,在北方局和省委布置发动北方总暴动后,除京东、保属、直南等少数地方发动起规模不大、时间不长的农民暴动外,许多地方由于群众、党员干部的抵制,并没有发动起来。而在发动起暴动的地区,均在强大敌人的镇压下遭到失败,又一批党团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其中包括省委及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有的在被捕后惨遭杀害。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贺昌参加了这次全会。全会通过决议,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决定停止进攻中心城市和组织全国总起义的冒险行动。会后,贺昌于10月在天津召开北方局扩大会议,传达全会精神,通过了《北方局政治决议案(草案)》,承认犯了“左”倾错误,决定停止组织武装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撤销各级行动委员会,恢复各级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决议重新规定了当前的任务是:通过开展工人的罢工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反帝斗争,争取广大群众,积极准备武装暴动,与苏区的革命斗争相配合,为争取全国苏维埃的胜利而斗争。但是,决议仍然认为,“目前北方党的主要危险,仍然主要是右倾危险”,显现出此次扩大会议对“左”倾错误的纠正并不彻底。11月,中共顺直省委决定将工作范围向南扩大,成立了中共直鲁豫边特委,由省委常委廖划平任书记。中共中央接到北方局会议文件后,认为顺直省委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并不彻底,于12月14日致信省委,要求省委要发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详细讨论过去执行立三路线,并扩大和发挥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坚决开展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错误的斗争。16日,贺昌主持北方局常委会议,传达中央来信,讨论开展反立三路线问题。24日,中央决定,取消北方局,顺直省委改建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仍驻天津,管理顺直、晋、陕、甘及河南北部党的工作。至此,中共顺直省委完成了历史使命,结束了工作。
(责编兴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