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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解构”与“重构”的角度探讨了新媒体场域对科学传播的影响，并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应对策略与建议。
【关键词】解构;重构;问题;对策
一、引言
“科学传播”就像构成它的两个词“科学”与“传播”一样，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它也和构成它的两个词，“科学”与“传播”一样“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新媒体。作为一种“他者”，新媒体正在不断以肉眼可见的态势影响着、改变着、介入着我们的生活。同样，新媒体也正在以非常迅速的方式对既往的科学传播进行解构，并且在解构的基础上不断进行重构，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作为“他者”的新媒体给科学传播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有必要对新媒体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工作进行必要的研究，以便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争得主动权。
二、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存在的问题
所谓“场域”是指“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①。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场域”就是特定的空间。场域文化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则有可能给相关传播造成不同的影响，当场域出现变化的时候，难免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一）“三化”：作为“他者”的新媒体场域给科学传播主体带来的问题
新媒体场域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作为一种发展势头迅猛的新生事物，新媒体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特文化是相对传统媒体场域而言的。仅就对传播主体的影响而言，新媒体场域文化就体现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播主体的泛在化，二是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三是传播主体的无限链接化。②所谓“传播主体的泛在化”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语境的相关文化而言的。在传统媒体语境中，所谓的“大众传播”，实际上并不名副其实，只是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精英人士面向大众所进行的传播。所以，不管当时的大众传媒多么发达，在传统传播语境中，当时的大众传媒的传播主体也并不具备“泛在性”的条件和属性。而在新媒体语境中，由于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等方面提供的支撑等原因，传播主体从理论上却从少数人拓展到了无数人，所谓“人人都是传播者，个个都有广播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也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在传统媒体语境中，科学传播的传播主体具有“点对面”的“辐射状传播”的属性，也就是说，是由某一“点”向想要覆盖的“面”和所能够的覆盖的“面”进行辐射，这些辐射所及就构成了一个众多的“面”。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就会围绕一个“点”形成一个中心，所有的传播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的。而在新媒体场域文化中，相关传播主体所进行的传播是点对点的传播，而不是点对面的传播，每一个传播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都是隐身在暗处，所以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中心。尽管由于市场等方面的原因，会不断有所谓的大咖和大V出现，但是，这也只是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市场营销行为，是所谓的“再中心化”，然后，这种“再中心化”会不断遭到“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联合打压，被再次去中心化，总而言之，新媒体传播场域中的文化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现在，方兴未艾并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下一个投资风口的区块链技术就是去中心化的最好支撑;所谓“传播主体的无限链接化”是新媒体场域特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新媒体场域中相关主体可以借助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技术将不同的传播主体的传播作品不断做相关链接，以便使得相关传播具有更广的开阔性和广泛性。怎样才能够确保自己的传播不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无线链接”过程中这也对于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主体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挑战。
（二）“需求的无限性”与“信任的有限性”：作为“他者”的新媒体场域给科学传播客体带来的问题
不管承认不承认，有没有意识到，新媒体都已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仅影响着、作用着、左右着我们的生活，而且甚至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给广大用户带来种种方便的同时，也给包括科学传播客体在內的传播对象带来了很多问题。仅从科学传播的客体，也就是科学传播对象的角度加以观察，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需求的无限性”和“信任的有限性”③这一对矛盾上。所谓“需求的无限性”是指新媒体场域“水涨船高”所带来的新媒体受众或者用户需求胃口变“刁”。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说的“水”当然是一个比喻，指的是新媒体能够提供给科学传播的发布平台和传播渠道前所未有的广阔。当然，这两点都是针对传统媒体的场域而言的。在传统媒体场域中，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无论是纸质的报纸、杂志，还是电波介质的广播、电视，无论怎么样扩容、扩张，它们所能够调动使用的传播资源平台也都是有限的：报纸再扩版，充其量扩到每期200个版面可能也就顶天了，杂志再扩容，每一期也顶多做成一本书那么厚，广播和电视每一个频率或频道再延长播出，一天也不能播出25个小时的节目！所以，传统媒体场域中，从平台资源角度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短缺经济”。人们能够“吃”饱就已经很不错了！传统媒体大众传播充其量也就是以选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做非精准性的传播。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很多年以前的国营食堂，看起来很大，实际上，里面的菜谱往往只有寥寥无几的几道菜，在“短缺经济”时代，或者说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平台资源的限制。“众口难调”最终也只能调和到“最大公约数”的那“一口”！而在新媒体场域中，由于平台资源具有海量性质，从理论上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美国的一个著名学者，互联网《连线》杂志的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正是观察到了这一点，才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长尾理论”，所谓“长尾理论”就是注意到了新媒体场域中互联网空间存储的无限性和几乎趋近于零的存储成本，所以提出了可以利用这一属性来满足每一个人哪怕是非常微小的需求，这个理论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新媒体场域是可以满足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求的。④这实际上就启示我们新媒体场域给每一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最大程度的可能，这也就使得科学传播的受众，对于科学传播的作品数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张和需求。可以说，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生活在新媒体场域中的芸芸众生都想从科学传播那里找到相关的答案。这一点，使得他们迥然有别于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所谓“传播渠道的无限性”，是指由于互联网无远弗届的特点，使得它可以综合借助各种各样的渠道或者通道，有别于只能借助于单一纸质传播的报纸、杂志，只能借助单一电波传播的广播、电视，无论是什么样的接收终端，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有专家把传播渠道前所未有的丰富，概括为“丰富的痛苦”，或者“选择的困惑”，无论是“丰富的痛苦”，或者“选择的困惑”都使得科学传播的客体可以前所未有地有底气提出更多的需求。所谓“信任的有限性”，是指由于新媒体场域更多的是采取匿名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所以，在这个匿名的场域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就变成了一种“珍稀资源”。有人曾经打比方说，新媒体提供的“场域”好比举办“蒙面晚会”的场所。“蒙面舞会”的参加者每个人都可以把脸蒙上参加活动这无伤大雅，但是在新媒体提供的“场域”中，科学传播工作如果完全通过匿名的方式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从科学传播的客体一方加以考量，科学传播的受众或用户往往很难判断出哪一个作品是可信的，哪一个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但绝不放过一个”的赛博时空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交际原则，很可能会使得某些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科学传播作品被视为可疑之物而被弃之如敝屣，造成经济学上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局面的出现;而从科学传播的供给侧一方加以考量，由于存在着被人无端质疑甚至被无端抵制的风险，所以，他们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往往并不充足，难免会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某些人甚至会视新媒体场域为“畏途”，宁可守在传统媒体营造的固有场域中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的正确性，他们还会充分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经济学上所说的“自我强化”，从而有可能形成“因噎废食”的阻断效应！ （三）不敢、不愿、不会：新媒体场域给科学传播“把关人”带来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把关人”乃是大众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库尔特·劳因（Lewin）的社会心理学家提出来的，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把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领域，1969年一位名叫巴斯的学者将“把关人”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了组织层面，提出了“双重行动模式”，认为新闻传播至少在两个层面都存在着“把关人”，一个是在采访层面，一个是在编辑层面，⑤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大众传媒的“把关人”就好比工厂里的质量监督员或者质量检查员，他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件产品都起码在合格线以上。在传统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角色庄严、崇高而神圣，一般都是由大众传媒机构的各级管理者或者资深从业人员来担当的，起码编辑阶段是如此，“专业的传播者掌握着对信息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对受众发挥着重要影响”。⑥而在新媒体场域中，却面临着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不敢”，所谓“不敢”，是由新媒体场域的“去中心化”的外部环境所先天决定的。“去中心化”的属性决定了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与科学传播工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媒体场域中的那种“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之间的关系。⑦这种“去中心化”至少在心理上给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他和“被把关者”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媒体场域中双向互动乃至多向互动的传播特点，使得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的一言一行都几乎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们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缺点也往往会被互联网无限放大，稍有不慎，就会给“把关人”本人乃至其所就职的机构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是灭顶之灾！所以，从安全、稳妥的角度出发，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往往并不敢像传统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那样尽职尽责地去做好相关的把关工作！这里所说的“不愿”是指有些新媒体场域的“把关人”，虽然具有不畏人言的胆略，但是仔细想来他们往往也不愿意去认真地从事科学传播的把关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心里可能认为他们只要给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好的平台，能够确保这个平台的技术切实可用，就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他们自认为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去像传统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那样去认真尽责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做好科学传播的把关工作！这里所说的“不会”是指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作品往往多如“过江之鲫”，车载斗量、浩如烟海，这些科学传播作品在传统媒体场域中往往是在不同的传播平台进行传播的。但是，新媒体平台却可以将传统媒体场域中不同介质的科学传播作品聚拢在一起，结果虽然是丰富了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内容，但也给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的“把关人”的把关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再有水平的科学传播工作的“把关人”也不可能同时对众多种类的科学传播作品应对自如，往往会出现所谓“本领焦虑”乃至“本领恐慌”。上述“三不”“不敢”涉及胆量问题，“不愿”涉及态度问题，“不会”则涉及能力问题。三者纠缠在一起，就会使得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工作的“把关人”内生动力不足和内生能力不断萎缩。不利于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可能会给科学传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三、应对策略
为了应对新媒体场域中出现的种种科学传播方面的问题，就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议妥善地处理好“守正”与“用奇”、“用心”与“贴心”、“博”与“专”之间的关系，重构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行为主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新媒體场域中，由于面临全新的语境，以往科学传播行为主体所积累下来的公信力、影响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可能都面临着被整体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举措重构科学传播主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要重构上述这“四力”，就有必要妥善地处理好“守正”与“用奇”、“用心”与“贴心”、“博”与“专”之间的这三种关系。我们首先来看“守正”与“用奇”之间的关系。所谓“守正用奇”如果用另外一个成语来加以解释或者表述的话，那这个成语就应该是“外圆内方”。毫无疑问，新媒体场域带来了全新的语境和文化。面对这种全新的的语境和文化，科学传播主体至少可以有以下两种选择，一种是采取“鸵鸟政策”，对于这种全新的语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身体已经进入到这个场域中，头脑和思维却还停留在这个场域之外，这种情况虽然看似极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不乏相关的案例;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国外有些人常说的，“面对一种新生事物，既然不能打倒它，那就张开双臂拥抱它，适应它，加入它”，也就是要尽可能适应这种全新的语境。为了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就应当选择第二种方式。当然，选择第二种方式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这个也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加选择地对所有新的东西都照单全收，另外一种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加以采纳和运用。笔者认为，要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就应当采用第二种方式，也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新的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实际上就需要保存下一些自己认为应当坚守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守正”，这里所说的“守正”，就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比如说科学传播的宗旨、目标，等等，打个比方，就好比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国共合作，以往的红军虽然穿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服装，但是心里还应当时刻装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一样，这就是“守正”。在确保“守正”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的“用奇”，就是对于所有可资使用的新的业态、新的形式，都尽可能拿来为我所用，以便借此彰显自己的独特性乃至唯一性，努力避免自己在“泛在化”的科学传播主体中“泯然众人矣”！所谓“妥善地处理好‘用心’与‘贴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用心”与“贴心”虽然都有一个“心”字，但这两个“心”却分属于不同的生命体，前者的“心”乃是相关科学传播主体的“心”，而后一个“心”则是科学传播的目标对象也就是科学传播的受众或者用户的“心”。人心是最难测的东西。古语云“唯有人心深似海，近在咫尺不能测”，“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语句，实际上都是用非常形象的话语来阐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作为主体以外客体的心灵往往是最难揣度的，也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纵观古往今来的科学传播的相关案例，所有成功的传播者，他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能够了解、体悟传播对象的复杂心理。然后通过调动自己的心灵智慧，尽可能用非常用心的方式去创作出能够贴近传播对象心灵的贴心作品，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所谓“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要认真领会“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特”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一招鲜，吃遍天”上下工夫，深深领会“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深刻哲理，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努力避免“贪多嚼不烂”，全力打造自己的专、精、特的科学传播作品，从而在“泛在化”的“去中心化”的科学传播主体中卓然独立，独树一帜。 （二）以“媒介素养教育”为抓手，不断培养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受众的选择能力和质疑能力，以便有效化解他们“选择的无限性”与“信任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教育”是20世纪30年代肇始于国外的一种教育形式。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媒介素养”，所谓“媒介素养”，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⑧很明显，媒介素养教育是源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人们在与各种各样的媒体打交道时是需要相应素养的，这些素养一部分源于先天禀赋，更多的则源自后天习得。如上所述，“媒介素养”是由一系列能力组成的。这些能力包括但不限于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等等，其中与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受众或者用户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选择能力和质疑能力，下面我们分别展开略加阐述。所谓“选择能力”实际上又包含两种能力，一种是“选”的能力，一种是“择”的能力。所谓“选”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加以表述，这个词就是“搜索”，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知识累积经历了从“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发展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的知识和经验的累积，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所以发展速度相对比较缓慢，那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的可能更多是“短缺的痛苦”，而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数字化大行其道的当代，人类社会各个成员所面临的都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知识和信息，在面对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知识和信息的时候，相关行为主体可能就面临着“丰富的痛苦”和“选择的困惑”，“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和知识中如何获取自己想要的，这确实需要一定的“搜索”能力，这里所说的“搜索”能力包括但不限于知道自己想要“搜索”什么，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搜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什么方式去“搜索”，依靠什么东西去“搜索”，如何对自己的“搜索”结果进行评估，等等。这些能力绝大部分都是需要后天努力才能习得的。这里所说的“择”涉及到另外一种能力，那就是“舍得”的能力。“舍得”原本是一个佛家概念，大意是指人间万事万物不可能全部由一个行为主体占有，在获得一部分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要放弃另外一部分东西。用另外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在面对包括科学传播作品在内的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的时候，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的受众和用户就要通过后天习得来培养自己正确的选择能力，知道到哪里能够选择到自己的想要的科学传播作品，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选择到自己最想要的科学传播作品，更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舍得”的深刻含义，有选择地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科学作品，在选择的过程中学会放弃，这样做的结果可以避免在无限制的“链接”方面浪费大量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质疑能力”，是一种建设性批判的能力。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的受众或者用户的质疑可能有两种动机，一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另外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质疑。这两者粗看起来似乎都是质疑，但实际上却存有相当大的不同，前者极容易导致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和现实虚无主义。认为“眼前所见，皆为虚幻”，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加以表述就是“神马都是浮云”，如果放任这种观念“野蛮生长”，那将会给传播对象和传播主体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质疑”也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方式方法的，比如说借助某种理论、某种方法、某种方式对想要质疑的东西进行相关的透视或者扫描，从中看是否能够发现相关问题。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有关各方的一致努力。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更是责无旁贷，应该尽早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从娃娃抓起，重视培养全体受教育者的媒介素养，使得他们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类知识和信息的时候，能够具备科学的选择能力和科学的质疑能力，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妥善地处理好“需求的无限性”和“信任的有限性之间”的关系。
（三）通过“规则赋能”“技术赋能”来解决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三不”问题
这里所说的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的“三不”问题，是指我们前文曾经提到的“把关人”不敢把关，不愿把关和不会把关的问题。就像香港此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仅仅依靠香港当地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必须借助中央的力量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样，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存在的不敢把关、不愿把关和不会把关的问题也必须借助外力赋能才能够加以解决。这里所说的“外力赋能”首先是“规则赋能”，这里所说的“规则赋能”中的“规则”指的是相关的“游戏规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本土的新媒体场域曾经一度存在着“无法可依”“法不统一”和“有法不依”等问题。所谓“无法可依”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制定出台专门规范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行为的相关游戏规则。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曾经一度处于“野蛮生存”的状态之中，所谓“法不统一”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和传统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采用不同的“游戏规则”进行规范，两者所使用的“游戏规则”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从总体上看，对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要求一度远远低于对传统媒体场域中 “把关人”的要求;所谓“有法不依”指的是虽然经过了种种努力，有关方面已经制定出了相关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相关的游戏规则进行“把关”。正是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力度，要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相关“游戏规则”，这样的游戏规则应该进一步明确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要做到三者边界明晰而且有机统一，既要允许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更要明确他们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应尽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于相关“游戏规则”的执行力度，对于执行“游戏规则”表现好的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表现不好的或者明知故犯的，应当适度加大打击的力度，使得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至少从主观上要一改以往的不敢把关、不愿把关，做到既愿意把关，又敢于把关，从而更好地做好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的把关工作。所谓“技术赋能”，是指要解决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不会把关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在面临浩如烟海的各式各样的作品，尤其是科学传播作品时，可能其自身也面临着“所应”和“所能”不匹配的问题。为此，有必要采取“内外联动”“长短结合”的方式予以解决。这里所说的“内外联动”既包括业内业外的联动，也包括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自身和外界的联动;所谓“长短结合”是指既可以开展长期的教育，也可以搞短期的培训，既可以“走出去”依托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相关技术“补课”，也可以“请进来”由相关新媒体机构自己搞各种各样的讲座，以便为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进行技术赋能，以便不断提升他们的技术把关水平，从而解决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把关人”不会把关的问题。
注释：
①薛洋：《翻译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探究》，《文学教育》2017年第8期。
②Stevenson， & M. （2016）. The cybercultural moment and the new media field. New Media & Society， págs. 1088-1102.
③Tulchinsky， G. L. ， & Lisenkova， A. A. . （2016）. The issue of trust and moder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④Huang， Metis & Ng， Jhony & Li， Nan. （2016）. Revisiting long tail theory： Where are we heading？. Journal of Academ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6. 27-36. 10.18374/JABE-16-3.4.
⑤常芝歌：《新媒體传播时代下的“把关人”探究》，《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24期。
⑥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把关人”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A%E5%85%B3%E4%BA%BA.
⑦Tasente， T. . （2014）.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media era – from mediatization to decentralization.
⑧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媒介素养”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A%92%E4%BB%8B%E7%B4%A0%E5%85%BB.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
【特约编辑：李艳华;责任编辑：王 旖】
【关键词】解构;重构;问题;对策
一、引言
“科学传播”就像构成它的两个词“科学”与“传播”一样，历史非常悠久，但是它也和构成它的两个词，“科学”与“传播”一样“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个“新问题”就是新媒体。作为一种“他者”，新媒体正在不断以肉眼可见的态势影响着、改变着、介入着我们的生活。同样，新媒体也正在以非常迅速的方式对既往的科学传播进行解构，并且在解构的基础上不断进行重构，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作为“他者”的新媒体给科学传播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有必要对新媒体语境下的科学传播工作进行必要的研究，以便在解构和重构的过程中争得主动权。
二、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存在的问题
所谓“场域”是指“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形构，这些位置是经过客观限定的”①。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场域”就是特定的空间。场域文化理论告诉我们，不同的场域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则有可能给相关传播造成不同的影响，当场域出现变化的时候，难免会带来一定的问题。
（一）“三化”：作为“他者”的新媒体场域给科学传播主体带来的问题
新媒体场域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现实。作为一种发展势头迅猛的新生事物，新媒体场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特文化是相对传统媒体场域而言的。仅就对传播主体的影响而言，新媒体场域文化就体现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播主体的泛在化，二是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三是传播主体的无限链接化。②所谓“传播主体的泛在化”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语境的相关文化而言的。在传统媒体语境中，所谓的“大众传播”，实际上并不名副其实，只是少数受过专业训练的精英人士面向大众所进行的传播。所以，不管当时的大众传媒多么发达，在传统传播语境中，当时的大众传媒的传播主体也并不具备“泛在性”的条件和属性。而在新媒体语境中，由于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等方面提供的支撑等原因，传播主体从理论上却从少数人拓展到了无数人，所谓“人人都是传播者，个个都有广播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谓“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也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在传统媒体语境中，科学传播的传播主体具有“点对面”的“辐射状传播”的属性，也就是说，是由某一“点”向想要覆盖的“面”和所能够的覆盖的“面”进行辐射，这些辐射所及就构成了一个众多的“面”。在传播的过程中往往就会围绕一个“点”形成一个中心，所有的传播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进行的。而在新媒体场域文化中，相关传播主体所进行的传播是点对点的传播，而不是点对面的传播，每一个传播主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都是隐身在暗处，所以也不可能形成所谓的中心。尽管由于市场等方面的原因，会不断有所谓的大咖和大V出现，但是，这也只是在新媒体传播过程中的一些市场营销行为，是所谓的“再中心化”，然后，这种“再中心化”会不断遭到“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联合打压，被再次去中心化，总而言之，新媒体传播场域中的文化是一种去中心化的文化，现在，方兴未艾并将有可能成为未来下一个投资风口的区块链技术就是去中心化的最好支撑;所谓“传播主体的无限链接化”是新媒体场域特有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新媒体场域中相关主体可以借助无远弗届的互联网技术将不同的传播主体的传播作品不断做相关链接，以便使得相关传播具有更广的开阔性和广泛性。怎样才能够确保自己的传播不被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无线链接”过程中这也对于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主体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挑战。
（二）“需求的无限性”与“信任的有限性”：作为“他者”的新媒体场域给科学传播客体带来的问题
不管承认不承认，有没有意识到，新媒体都已经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不仅影响着、作用着、左右着我们的生活，而且甚至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给广大用户带来种种方便的同时，也给包括科学传播客体在內的传播对象带来了很多问题。仅从科学传播的客体，也就是科学传播对象的角度加以观察，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需求的无限性”和“信任的有限性”③这一对矛盾上。所谓“需求的无限性”是指新媒体场域“水涨船高”所带来的新媒体受众或者用户需求胃口变“刁”。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所说的“水”当然是一个比喻，指的是新媒体能够提供给科学传播的发布平台和传播渠道前所未有的广阔。当然，这两点都是针对传统媒体的场域而言的。在传统媒体场域中，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无论是纸质的报纸、杂志，还是电波介质的广播、电视，无论怎么样扩容、扩张，它们所能够调动使用的传播资源平台也都是有限的：报纸再扩版，充其量扩到每期200个版面可能也就顶天了，杂志再扩容，每一期也顶多做成一本书那么厚，广播和电视每一个频率或频道再延长播出，一天也不能播出25个小时的节目！所以，传统媒体场域中，从平台资源角度而言，是某种意义上的“短缺经济”。人们能够“吃”饱就已经很不错了！传统媒体大众传播充其量也就是以选取“最大公约数”的方式来做非精准性的传播。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很多年以前的国营食堂，看起来很大，实际上，里面的菜谱往往只有寥寥无几的几道菜，在“短缺经济”时代，或者说在传统媒体时代，由于平台资源的限制。“众口难调”最终也只能调和到“最大公约数”的那“一口”！而在新媒体场域中，由于平台资源具有海量性质，从理论上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美国的一个著名学者，互联网《连线》杂志的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正是观察到了这一点，才提出了他那个著名的“长尾理论”，所谓“长尾理论”就是注意到了新媒体场域中互联网空间存储的无限性和几乎趋近于零的存储成本，所以提出了可以利用这一属性来满足每一个人哪怕是非常微小的需求，这个理论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新媒体场域是可以满足不同的人的不同的需求的。④这实际上就启示我们新媒体场域给每一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诉求提供了一个最大程度的可能，这也就使得科学传播的受众，对于科学传播的作品数量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张和需求。可以说，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生活在新媒体场域中的芸芸众生都想从科学传播那里找到相关的答案。这一点，使得他们迥然有别于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受众。所谓“传播渠道的无限性”，是指由于互联网无远弗届的特点，使得它可以综合借助各种各样的渠道或者通道，有别于只能借助于单一纸质传播的报纸、杂志，只能借助单一电波传播的广播、电视，无论是什么样的接收终端，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有专家把传播渠道前所未有的丰富，概括为“丰富的痛苦”，或者“选择的困惑”，无论是“丰富的痛苦”，或者“选择的困惑”都使得科学传播的客体可以前所未有地有底气提出更多的需求。所谓“信任的有限性”，是指由于新媒体场域更多的是采取匿名的方式进行传播的，所以，在这个匿名的场域中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就变成了一种“珍稀资源”。有人曾经打比方说，新媒体提供的“场域”好比举办“蒙面晚会”的场所。“蒙面舞会”的参加者每个人都可以把脸蒙上参加活动这无伤大雅，但是在新媒体提供的“场域”中，科学传播工作如果完全通过匿名的方式开展科学传播工作，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从科学传播的客体一方加以考量，科学传播的受众或用户往往很难判断出哪一个作品是可信的，哪一个是不可信的。在这种情况下本着“宁可错杀三千，但绝不放过一个”的赛博时空相关行为主体之间的交际原则，很可能会使得某些辛辛苦苦创作出来的科学传播作品被视为可疑之物而被弃之如敝屣，造成经济学上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局面的出现;而从科学传播的供给侧一方加以考量，由于存在着被人无端质疑甚至被无端抵制的风险，所以，他们从事科学传播的“内生动力”往往并不充足，难免会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某些人甚至会视新媒体场域为“畏途”，宁可守在传统媒体营造的固有场域中形成所谓的“路径依赖”，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的正确性，他们还会充分调动自己的聪明才智，进行经济学上所说的“自我强化”，从而有可能形成“因噎废食”的阻断效应！ （三）不敢、不愿、不会：新媒体场域给科学传播“把关人”带来的问题
这里所说的“把关人”乃是大众传播学的一个概念，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库尔特·劳因（Lewin）的社会心理学家提出来的，1950年，传播学者怀特把这个概念引入新闻传播领域，1969年一位名叫巴斯的学者将“把关人”研究的视角拓展到了组织层面，提出了“双重行动模式”，认为新闻传播至少在两个层面都存在着“把关人”，一个是在采访层面，一个是在编辑层面，⑤用比较直白的话说大众传媒的“把关人”就好比工厂里的质量监督员或者质量检查员，他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确保所生产的每一件产品都起码在合格线以上。在传统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角色庄严、崇高而神圣，一般都是由大众传媒机构的各级管理者或者资深从业人员来担当的，起码编辑阶段是如此，“专业的传播者掌握着对信息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对受众发挥着重要影响”。⑥而在新媒体场域中，却面临着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完全不同的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不敢”，所谓“不敢”，是由新媒体场域的“去中心化”的外部环境所先天决定的。“去中心化”的属性决定了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与科学传播工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传统媒体场域中的那种“检查者”与“被检查者”之间的关系。⑦这种“去中心化”至少在心理上给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那就是他和“被把关者”之间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新媒体场域中双向互动乃至多向互动的传播特点，使得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的一言一行都几乎完全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他们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缺点也往往会被互联网无限放大，稍有不慎，就会给“把关人”本人乃至其所就职的机构带来不小的麻烦，甚至是灭顶之灾！所以，从安全、稳妥的角度出发，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往往并不敢像传统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那样尽职尽责地去做好相关的把关工作！这里所说的“不愿”是指有些新媒体场域的“把关人”，虽然具有不畏人言的胆略，但是仔细想来他们往往也不愿意去认真地从事科学传播的把关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心里可能认为他们只要给科学传播的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好的平台，能够确保这个平台的技术切实可用，就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他们自认为没有责任，也没有义务去像传统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那样去认真尽责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做好科学传播的把关工作！这里所说的“不会”是指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作品往往多如“过江之鲫”，车载斗量、浩如烟海，这些科学传播作品在传统媒体场域中往往是在不同的传播平台进行传播的。但是，新媒体平台却可以将传统媒体场域中不同介质的科学传播作品聚拢在一起，结果虽然是丰富了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内容，但也给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的“把关人”的把关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和挑战！再有水平的科学传播工作的“把关人”也不可能同时对众多种类的科学传播作品应对自如，往往会出现所谓“本领焦虑”乃至“本领恐慌”。上述“三不”“不敢”涉及胆量问题，“不愿”涉及态度问题，“不会”则涉及能力问题。三者纠缠在一起，就会使得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工作的“把关人”内生动力不足和内生能力不断萎缩。不利于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可能会给科学传播工作带来了一定的伤害。
三、应对策略
为了应对新媒体场域中出现的种种科学传播方面的问题，就有必要采取相应的对策，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建议妥善地处理好“守正”与“用奇”、“用心”与“贴心”、“博”与“专”之间的关系，重构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行为主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向心力和凝聚力
在新媒體场域中，由于面临全新的语境，以往科学传播行为主体所积累下来的公信力、影响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可能都面临着被整体解构乃至颠覆的危险！为了确保科学传播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举措重构科学传播主体的公信力、影响力、凝聚力和向心力。而要重构上述这“四力”，就有必要妥善地处理好“守正”与“用奇”、“用心”与“贴心”、“博”与“专”之间的这三种关系。我们首先来看“守正”与“用奇”之间的关系。所谓“守正用奇”如果用另外一个成语来加以解释或者表述的话，那这个成语就应该是“外圆内方”。毫无疑问，新媒体场域带来了全新的语境和文化。面对这种全新的的语境和文化，科学传播主体至少可以有以下两种选择，一种是采取“鸵鸟政策”，对于这种全新的语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身体已经进入到这个场域中，头脑和思维却还停留在这个场域之外，这种情况虽然看似极端，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不乏相关的案例;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国外有些人常说的，“面对一种新生事物，既然不能打倒它，那就张开双臂拥抱它，适应它，加入它”，也就是要尽可能适应这种全新的语境。为了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就应当选择第二种方式。当然，选择第二种方式的时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面对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这个也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不加选择地对所有新的东西都照单全收，另外一种是在有选择的基础上加以采纳和运用。笔者认为，要确保科学传播的可持续发展就应当采用第二种方式，也就是有选择地采用新的方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实际上就需要保存下一些自己认为应当坚守的东西，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守正”，这里所说的“守正”，就包括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比如说科学传播的宗旨、目标，等等，打个比方，就好比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国共合作，以往的红军虽然穿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服装，但是心里还应当时刻装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一样，这就是“守正”。在确保“守正”的基础上，要尽可能的“用奇”，就是对于所有可资使用的新的业态、新的形式，都尽可能拿来为我所用，以便借此彰显自己的独特性乃至唯一性，努力避免自己在“泛在化”的科学传播主体中“泯然众人矣”！所谓“妥善地处理好‘用心’与‘贴心’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将心比心”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用心”与“贴心”虽然都有一个“心”字，但这两个“心”却分属于不同的生命体，前者的“心”乃是相关科学传播主体的“心”，而后一个“心”则是科学传播的目标对象也就是科学传播的受众或者用户的“心”。人心是最难测的东西。古语云“唯有人心深似海，近在咫尺不能测”，“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语句，实际上都是用非常形象的话语来阐明一个道理，那就是作为主体以外客体的心灵往往是最难揣度的，也是最容易发生变化的。纵观古往今来的科学传播的相关案例，所有成功的传播者，他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能够了解、体悟传播对象的复杂心理。然后通过调动自己的心灵智慧，尽可能用非常用心的方式去创作出能够贴近传播对象心灵的贴心作品，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诀。所谓“处理好‘博’与‘专’的关系”，就是要认真领会“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特”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在“一招鲜，吃遍天”上下工夫，深深领会“伤其五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深刻哲理，经得住诱惑，耐得住寂寞，努力避免“贪多嚼不烂”，全力打造自己的专、精、特的科学传播作品，从而在“泛在化”的“去中心化”的科学传播主体中卓然独立，独树一帜。 （二）以“媒介素养教育”为抓手，不断培养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受众的选择能力和质疑能力，以便有效化解他们“选择的无限性”与“信任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
这里所说的“媒介素养教育”是20世纪30年代肇始于国外的一种教育形式。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是“媒介素养”，所谓“媒介素养”，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人们在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对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⑧很明显，媒介素养教育是源于一种假设，这种假设就是人们在与各种各样的媒体打交道时是需要相应素养的，这些素养一部分源于先天禀赋，更多的则源自后天习得。如上所述，“媒介素养”是由一系列能力组成的。这些能力包括但不限于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等等，其中与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受众或者用户关系最密切的就是选择能力和质疑能力，下面我们分别展开略加阐述。所谓“选择能力”实际上又包含两种能力，一种是“选”的能力，一种是“择”的能力。所谓“选”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加以表述，这个词就是“搜索”，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知识累积经历了从“算术级数”向“几何级数”发展的趋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的知识和经验的累积，是呈“算术级数”增长的，所以发展速度相对比较缓慢，那个时代的人们面临的可能更多是“短缺的痛苦”，而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数字化大行其道的当代，人类社会各个成员所面临的都是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知识和信息，在面对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知识和信息的时候，相关行为主体可能就面临着“丰富的痛苦”和“选择的困惑”，“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在浩如烟海的信息和知识中如何获取自己想要的，这确实需要一定的“搜索”能力，这里所说的“搜索”能力包括但不限于知道自己想要“搜索”什么，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可以“搜索”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用什么方式去“搜索”，依靠什么东西去“搜索”，如何对自己的“搜索”结果进行评估，等等。这些能力绝大部分都是需要后天努力才能习得的。这里所说的“择”涉及到另外一种能力，那就是“舍得”的能力。“舍得”原本是一个佛家概念，大意是指人间万事万物不可能全部由一个行为主体占有，在获得一部分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意味着要放弃另外一部分东西。用另外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话说就是“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在面对包括科学传播作品在内的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相关知识和信息的时候，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的受众和用户就要通过后天习得来培养自己正确的选择能力，知道到哪里能够选择到自己的想要的科学传播作品，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选择到自己最想要的科学传播作品，更重要的是要充分理解“舍得”的深刻含义，有选择地去寻找自己想要的科学作品，在选择的过程中学会放弃，这样做的结果可以避免在无限制的“链接”方面浪费大量的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质疑能力”，是一种建设性批判的能力。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的受众或者用户的质疑可能有两种动机，一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另外是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质疑。这两者粗看起来似乎都是质疑，但实际上却存有相当大的不同，前者极容易导致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和现实虚无主义。认为“眼前所见，皆为虚幻”，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加以表述就是“神马都是浮云”，如果放任这种观念“野蛮生长”，那将会给传播对象和传播主体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质疑”也是需要掌握一定的方式方法的，比如说借助某种理论、某种方法、某种方式对想要质疑的东西进行相关的透视或者扫描，从中看是否能够发现相关问题。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有关各方的一致努力。各级各类教育机构更是责无旁贷，应该尽早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从娃娃抓起，重视培养全体受教育者的媒介素养，使得他们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各类知识和信息的时候，能够具备科学的选择能力和科学的质疑能力，这样才能帮助他们妥善地处理好“需求的无限性”和“信任的有限性之间”的关系。
（三）通过“规则赋能”“技术赋能”来解决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三不”问题
这里所说的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的“三不”问题，是指我们前文曾经提到的“把关人”不敢把关，不愿把关和不会把关的问题。就像香港此前出现的一些问题，仅仅依靠香港当地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必须借助中央的力量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样，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存在的不敢把关、不愿把关和不会把关的问题也必须借助外力赋能才能够加以解决。这里所说的“外力赋能”首先是“规则赋能”，这里所说的“规则赋能”中的“规则”指的是相关的“游戏规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本土的新媒体场域曾经一度存在着“无法可依”“法不统一”和“有法不依”等问题。所谓“无法可依”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制定出台专门规范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行为的相关游戏规则。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曾经一度处于“野蛮生存”的状态之中，所谓“法不统一”指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对于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和传统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采用不同的“游戏规则”进行规范，两者所使用的“游戏规则”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是完全不同，从总体上看，对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要求一度远远低于对传统媒体场域中 “把关人”的要求;所谓“有法不依”指的是虽然经过了种种努力，有关方面已经制定出了相关的“游戏规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却并没有完全按照相关的游戏规则进行“把关”。正是由于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原因，所以，需要进一步加大对于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执行力度，要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适合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相关“游戏规则”，这样的游戏规则应该进一步明确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要做到三者边界明晰而且有机统一，既要允许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享有一定的权利，同时更要明确他们应当承担的义务和应尽的职责。同时，进一步加大对于相关“游戏规则”的执行力度，对于执行“游戏规则”表现好的给予适当的奖励，对于表现不好的或者明知故犯的，应当适度加大打击的力度，使得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至少从主观上要一改以往的不敢把关、不愿把关，做到既愿意把关，又敢于把关，从而更好地做好新媒体场域中的科学传播的把关工作。所谓“技术赋能”，是指要解决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的不会把关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新媒体场域中的“把关人”在面临浩如烟海的各式各样的作品，尤其是科学传播作品时，可能其自身也面临着“所应”和“所能”不匹配的问题。为此，有必要采取“内外联动”“长短结合”的方式予以解决。这里所说的“内外联动”既包括业内业外的联动，也包括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自身和外界的联动;所谓“长短结合”是指既可以开展长期的教育，也可以搞短期的培训，既可以“走出去”依托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相关技术“补课”，也可以“请进来”由相关新媒体机构自己搞各种各样的讲座，以便为新媒体场域中“把关人”进行技术赋能，以便不断提升他们的技术把关水平，从而解决新媒体场域中科学传播“把关人”不会把关的问题。
注释：
①薛洋：《翻译社会学核心概念“场域”探究》，《文学教育》2017年第8期。
②Stevenson， & M. （2016）. The cybercultural moment and the new media field. New Media & Society， págs. 1088-1102.
③Tulchinsky， G. L. ， & Lisenkova， A. A. . （2016）. The issue of trust and moder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④Huang， Metis & Ng， Jhony & Li， Nan. （2016）. Revisiting long tail theory： Where are we heading？. Journal of Academ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16. 27-36. 10.18374/JABE-16-3.4.
⑤常芝歌：《新媒體传播时代下的“把关人”探究》，《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24期。
⑥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把关人”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8A%E5%85%B3%E4%BA%BA.
⑦Tasente， T. . （2014）. Transformation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social media era – from mediatization to decentralization.
⑧详细请参见《百度百科》“媒介素养”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A%92%E4%BB%8B%E7%B4%A0%E5%85%BB.
（作者系北京教育新闻中心策划编辑、中国数据新闻大赛组委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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