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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上海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发达，文化多元。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城乡二元矛盾、产业发展、老龄化、非沪籍人口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上海的发展，首要的是正确把握和理解“新型城镇化”的内涵和特点，重点是恰当梳理和探索上海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模式和路径。以中国域外学者视角回望《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2014-2020年）》发布的这两年，并对现有的五种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上海在城市外扩和新城建设两条路径之外，应大力鼓励环城、环都市圈的郊区小城镇自主发展。“环城岛”小城镇的特色自主发展是上海全面城镇化的关键，人文环境的营造和科学合理的产业发展是谋划上海都市经济社会大发展的重要思路和基石。
上海的城市发展，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上海的历史文化如何发展变迁，上海这座城市便会如何发展变迁。“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亚里斯多德语）当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治国方略中提到了“新型城镇化”时，上海这座东方大都会，在历史和文化际遇的路口，又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建设自己的城市，让城市更美好、更宜居，这是很多人持续关心的话题。
一、上海话题的关注焦点
据联合国报告统计，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25%分布在中国。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59%。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等，[1]是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2014-2020年）》，该《纲要》明确了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纲要》提出，“未来，我国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等具体目标。”胡际权较早提出“新型城镇化”，他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发展集约型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大中小城市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网络体系完善；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产业支撑力强、就业机会充分、生态环境优美、城乡一体的城镇化发展道路。”[2]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城镇化”和“城市化”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即Urbanization，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所著《城镇化基本理论》，用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我国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将Urbanization这一概念引入并接受。之后，我国学术界在1982年明确指出“城市化”与“城镇化”为同义语。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名称并不重要，重要是的其内涵理念、方法措施和相关政策。[3]
其实，关于城市化或城镇化，这本是个古老的命题。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周朝，唐都长安的里坊制度和宋代汴京的沿街设店也被人津津乐道。在中国历史中，上海城镇发展在很长时间里不是主角。近代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富庶，人口众多，为中华之少有。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包容开放的经济发展态势，使得上海城镇的大发展条件得天独厚、顺理成章。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的几乎所有“硬件”都建设得齐整而先进，毫不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上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较高，多元文化和海派文化兼容并包，国际化程度走在前列。但同时，作为中国的城市之一，上海也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社会保障、产业发展、老龄化等问题。所以，回望《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2014-2020年）》发布的这两年，对上海的新型城镇化而言，还应做到：一是纵向的，要把握和理解好“新型”二字，弄清新旧区别何在；二是横向的，要看到上海城镇化进程中，有它不同于中国别的城市的特点、模式和路径。
新型城镇化，重点在“新”字上。彭红碧认为，“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发展集约化和生态化模式，增强多元的城镇功能，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4]可见，新与旧的区别，是所有中国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都应梳理和关注的共性问题（参见表1）。
另外，在上海，需要解决的“新型城市化”问题，焦点除了放在交通、治安、城市建设上之外——这些其他地方惯有的“城市病”，上海还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有（且不仅仅是）：1.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2.外来人口户籍、市民待遇和活动游憩空间；3.居民消费水平和工资薪酬的合理增加；4.房价物价的非理性增长影响下的城市生活质量；5.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与外溢、人口政策；6.教育、养老、医疗资源的公平与异地贯通的路径；7.新城、环城中心镇、城市内部岛（城市配套的大型的综合体），到底需要多大的数量和规模；8.城市环境治理与保护、垃圾分类和空气污染防护；9.远超预期的户籍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软指标”，都是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居民所共同关注的，也是跟大多数中国别的城市有所不同的。
二、发展模式与路径：五种模式分析、比较
关注上海的新型城市化，自然就会涉及到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问题。那么，《纲要》发布两年多来，目前有哪些模式，这些模式各自的特点如何，其中又有多少好的做法适合上海呢？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常被探讨的现有模式有五种。成都模式：以大城市带动郊区发展；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广东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苏南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到经济全面改革。[5]通过分析和比较，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这些模式，多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小平南巡后，我国较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家领导人提出“新型城镇化”后，依然如此“命名”，这种当年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是否就可以置换为“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至少从“命名”和“称呼”的简单套用上，还值得商榷。 （二）前两种模式，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成都是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试验田，希望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向城郊大发展；而天津主要是以通过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改变，从而推进新型城市化。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历来是中国人最为关心的话题，它关乎着家族命运、情感纠葛、文化传统和生存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过几次重要的土地改革。新的土地流转制度，已开始试点和逐步推行。但，同时观察会发现，这两个城市的模式和路径，似乎都主要指向城市扩建的目标，是为城市外扩解决产业发展的空间和用地问题的。
（三）后三种模式，都离不开“产业”一词，似乎还是循着之前成功的老路走，重点依然是发展产业、发展经济。如何“以人为本”可持续地发展？这三个模式，还十分强调所有制结构和地域发展。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也不管是发展县城还是中心镇，“新型城市化”中的“新”应是不能理解为当年新的灵活的“所有制结构”，或是新的灵活的“地域发展规划”，目前对“新”字的理解还较为“陈旧”。
（四）以上五种模式里，基本都提到了新城建设、农民安置、产业发展、城镇化人口等，这些都是新兴城市化建设中的好做法、好思路、好点子。但是，每个城市应贵在有的放矢的落实，贵在不照搬照抄、根据自身情况的落实，贵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每个地域和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性格和文化，一个模式和一刀切的做法肯定是不可持续和不科学的。所以，在纲领性文件的统领和指导下，每个地方都应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走属于自己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方为道路选择上的上策。上海，亦是如此。
三、关于上海的模式、路径
有分析指出，近年来，上海正在探索走两种发展模式和路径，取得了长足的城市发展成效，然而也指出其各有利弊：一种是城市向郊区扩散的模式，一种是新城的建设。这两种模式，在上述的成都模式和天津模式里也都有提及，此两城也均有向郊区扩展和重点发展新城的设想和举措。[6]
笔者认为的“新型城市化”，应该着眼于“城镇人口的市民化”，地域发展重点是城镇，即中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和一线大城市郊外的小城镇。
首先，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等的城市化。大兴土木，建设“新城”，有它的特殊性和需要：中心城区人口的拥挤、公共资源的人均匮乏、交通压力和产业配置结构，需要外溢和疏解到近郊远郊的这些“新城”去。所以，一线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有自己探索的模式和路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一线城市，需要适度“造城”，并加强监管，掌控资源。
其次，重点是中国广大中小城市和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的城镇化。这些地方政府的“建设、建设、再建设”，实际上走的是旧式城镇化的老路。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喜功、从众，让众多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生硬照搬他城模式和经验。各地大兴土木纷纷开展“造城”运动，衍生出的资源浪费、财政亏空、房价虚高、人口“逆向回流”现象等问题，不可小视。所以，如何把“喜功”转变成“以人为本”，把“从众”转变为“与民实惠”，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做好“新型人性化”，才是国家领导人的根本用意，才是国家发展的中心要旨。
所以，基于以上两观点，再探讨上海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和路径，笔者认为，城市向外扩散的模式和建设新城的模式，都是上海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探索和可行之策，但环城、环都市圈小城镇自身的自主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和迫切。否则，城市的外扩辐射，只会加深周边小城镇对市级重大产业资源导入的依赖性；新城的建设，“在短期内不能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的发展结构，只是把市域范围内中心城区和农村区县的城乡二元矛盾改变成农村区县内部新城和周边乡镇的城乡二元矛盾”。[6]
四、上海的人口现象和城市居民的“市民化”
在一些白领们大喊着“逃离北上广”的同时，大量人口也在从全国和世界各地涌入这座城市，熙熙攘攘、来来往往。有趣的现象是，那些原本逃离“魔都”的人们，又都回来了。上海卓越的城市发展成就和潜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海派文化、自贸区和2016年业已开园的迪士尼乐园，都是吸引人们到来的缘由。人口的倒灌、回流、迁移，本地人和新移民的文化碰撞，上海的这些人口现象，无疑也影响和关乎着上海城市的发展。
提到上海居民的“市民化”，前提是要界定和梳理好“居民”和“市民”此两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另外，不得不衍生出另外一个讨论：关于大城市居民的“户籍”。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总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约1 400多万，占比跌破60%，而外来人口，包括城市流动人口、在上海工作定居的常住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外籍人士等，数量和规模很大。众多“非市民化”的上海居民，通过居住证制度，享受到了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如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或不因“户籍”而区别对待，子女的入学入托、办理出国旅游签证等事项也已逐步开放和多元。政府在异地办理护照、居住证积分入户政策等方面，做了很多有力的改革和尝试。然而，完全的居民“市民化”，对上海这样体量的超大城市来说，显然是需要循序渐进，差序实施，且任重道远的。
对上海而言，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城镇化问题，具体而复杂，具有典型意义。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等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四个世界’，即‘城市-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这两对四类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主要是城镇化水平的差距”。[7]在关注城乡差异同时，“中小城市-大城市”这对关系也独具现实意义和十分重要。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和不科学的城市内部发展格局，将进一步拉开这种城市间差距，这显然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利的。除了机制创新、创建公共资源共享平台之外，重点应该推进城市的“城镇化”均衡发展。作为中国大城市的典型代表，上海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和路径引人关注，值得探讨，独具意义。
五、“环城岛”与人文营造：上海的契机和思路
《纲要》发布已两年有余，在新型城市化中，上海具备更快更好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应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在创新中求突破。笔者认为，还有一些好的发展思路和经验，可为今后上海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一些启发。 （一）“环城岛”发展：上海郊区全面城镇化是关键
就世界其他国家情况看，大都市的现代化、城市化，是伴随着都市整体市民的本地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大都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甚至都市圈的发展，都离不开环城中小城镇的发展，无论是纽约、伦敦、东京、首尔，皆是如此。大都市郊区的城镇，应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城市“环城岛”，应着重发展。从“岛礁”到“岛链”的城镇化发展，由“带状”辐射连片形成“环形”、“扇形”，围绕在大都市周围，各得其所，自成特色，最终完成城市化。这种发展模式和路径，对上海而言可能是切实可行的。
高度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城市，应该是城市全面的城镇化。在上海，与中心城区城市繁华风貌对应的是，环城地区还存有相当多城镇化水平不高的乡镇。对于上海农村地区来说，如何合理引导中小城镇合理发展、自主发展，有序推动上海郊区全面城镇化，让城市的“环城岛”城镇们生机勃发，真正在质量上提高上海整体的城镇化水平，使上海城市整体发展的成果惠及城乡全体居民，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关键之核。
“环城岛”的城镇化发展，不是孤立无援的，不是只要自主不要集权，要兼顾广义上的发展谋划。环城市城区的小城镇，最终的发展目的是形成各自特色，建立横向和纵向的联系，沟通资源和人才，促进本地发展。与其他城镇的互联互通也十分重要，“联动”和“连动”发展，可以更好地资源整合、资源互补。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与邻近或优势城镇“联动”，共谋发展，形成特色产业，从而转化为产业集聚效应；二是与邻近或相似城镇“连动”，科学定位，错位发展，互相取经，形成小有名气的特色亮点，不断培育和壮大，扩大知名度，尽快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联动式与连动式的发展中，应鼓励创新发展，鼓励打破“一层不变”的村镇发展老套路，如果都搞现代农业，都搞农业观光，都搞农家乐，不会形成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很难形成由量到质的转变。按“联动、连动”的“双动”思路去进行“环城岛”城镇发展，本身就是为了更好促成环城小城镇的“链状发展”和“带状辐射”。上海大都市周边小城镇的大发展，可通过圈层设计、多维互动的“环城岛”发展思路，去尝试实现城市的全面城镇化。
地处上海金山区的廊下镇，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甚至不是中心镇。但是它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加强农业科技化和服务化，通过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的实践，壮大单体经济规模，布局乡村休闲文化产业，鼓励本地居民创新发展，取得了有特色的成绩。探索合理自主发展的廊下镇，与周边小城镇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农家乐”，同时又与枫泾镇等周边城镇错位发展古镇旅游与“金山农民画”民俗，敢于尝试，大胆创新，带动周边城乡发展，是很好的示范。
（二）人文与产业：打破以工业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思路
大都市城镇的发展，应以健康友好型产业为主导，而工业化为主导发展城镇化的思路既传统又落后。从现有经验看，城镇化过程中，发展的理念和思路是“灯”，指引着正确的发展之路。郊区和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打破传统的以工业为主的老路，要营造人文生活环境，合理布局特色产业，吸引优秀人才创新创业。伦敦郊外的大学城文化、巴黎市北的蒙马特文化艺术村、首尔都市圈的爱宝主题乐园、釜山郊区的摄影和艺术休闲殿堂甘川文化村、迎月路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案例。
法国蒙马特高地，坐落于巴黎北郊，曾是巴黎以北的乡间村落，布满葡萄园和磨坊风车。1860年被纳入巴黎市管辖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蒙马特的山城景致、古朴街巷、圣洁教堂、艺术广场、休闲公园、咖啡店、画廊，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前往，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休闲文化圣地，画家和艺术家的殿堂，艺术产业和休闲文化产业集聚，城镇化的人文效益明显。
韩国迎月路，位于釜山东北的海云台区，是“海云台”海水浴场通往“松亭”海水浴场的海滨山腰（卧牛山山腰）一段郁郁葱葱的林荫路。夹在釜山市东北郊两个知名避暑景区之间的迎月路，本是一条不知名的郊外小路，现已发展为釜山乃至韩国著名的海滨文化艺术休闲街区，有海滩、樱花、松树、步道，有各式咖啡厅、西餐厅、甜品店，还有十多家别致典雅的画廊。此外，还建有满足人们休闲生活的场所，代表性的有DD（Dreamplant&Dreamsmile）牙科医院、Hanseam教堂、冬柏ART中心等。与日本九州隔海相望的釜山迎月路，同时作为全韩观赏月出的最佳景点，吸引大批人前来约会、聚餐、漫步、赏月，熙来攘往，成为日常休闲好去处，被誉为“釜山蒙马特”。这些成效，都得益于韩国政府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地方城镇产业发展的合理思路、应地制宜的科学引导以及人文环境的积极培育和营造。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上海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速度惊人，工业外迁趋势明显。在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中心城区已经拥挤饱和，上海郊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人才、资本、创意、文化等将会汇集于此。
在产业选择上，上海郊区城镇化发展必须着眼长远，除现有特色城镇重点发展的汽车、钢铁、石化、造船等产业外，应鼓励其他小城镇发展互联网、物联网、金融、科技、艺术、创意产业、旅游休闲、文化产业等朝阳产业、环境友好型的产业，鼓励教育科研和大学文化集聚，鼓励环保、科技和绿色产业发展，做好优势产业布局和配套政策的落实，积极培育和营造人文环境，惠及民生，使郊区城乡居民在产业发展中受益。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优秀经验，取长补短，应地制宜，以人为本，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人文环境。需要说明的是，鼓励发展服务业并不意味着不发展工业，因为“即使我们单独提及制造业，服务业仍生机勃勃。在制造业全盛时期（1940年），服务业占了纽约经济的43%，而工人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36%”。[8]人文环境和产业发展，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上海的郊区城镇化过程中，应打破唯工业化发展的固有思维模式，应开拓思路和视野，学习更多国内外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面向全球布局产业结构、吸引优秀人才。从服务经济的视角，以长远的考虑，去思考招商引资、产业布局、青年创业、特色文化、企业扶持等问题。
六、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城镇化”了很多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初期到城市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并没有实现多大程度的“市民化”。在新型城市化建设中，很多城市城镇依然大搞“硬件”，“蛋糕”铺展之大，着实让人担心。
众所周知，新型城市化，不只是城市基础设施、市容市貌的改变、地理区域的扩充、经济新区或实验区的建制，更多的还有“软指标”：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口和民生问题、各地举措办法的落实等，这些都至关重要。
新型城市化过程中，“以人为本”和地域的均衡发展是根本，上海也不例外。合理有效地分配公共资源、鼓励环城市周边小城镇自主发展、上海居民逐步实现“市民化”待遇，人文环境和人才吸引政策的完善等，这些才能更好地调配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城市需要生态，城市离不开生活。生活在生态之城，居民们安居乐业，乐在其中，这应是上海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曾军，陈鸣，朱洪举.创意城市：文化创造世界[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2.
胡际权.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重庆：西南农业大学，2005：26-27.
杨超.关于新城镇化的三大思考[EB/OL].（2013-06-04）[2016-10-20].http：//news.dichan.sina.com.cn/2013/06/04/748536.html
彭红碧.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科学内涵[J].理论探索，2010（4）.
任庆焕.河北省新型城镇化问题及发展对策研究[D].天津：天津财经大学，2013：20-22.
上海市新型城镇化发展趋势[EB/OL].（2014-04-22）[2016-10-20].http：//www.chinacity.org.cn/csfz/fzzl/149903.html.
李强，王昊.中国社会被分裂为四个世界[J].社会科学战线，2014（9）.
Elizabeth Currid.创意城市：百年纽约的时尚、艺术与音乐[M].陆香，丁硕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73.
责任编辑：王缙
上海的城市发展，与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息息相关。上海的历史文化如何发展变迁，上海这座城市便会如何发展变迁。“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亚里斯多德语）当中国国家领导人在治国方略中提到了“新型城镇化”时，上海这座东方大都会，在历史和文化际遇的路口，又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建设自己的城市，让城市更美好、更宜居，这是很多人持续关心的话题。
一、上海话题的关注焦点
据联合国报告统计，目前全球超过5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25%分布在中国。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跃升至2010年的47%，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59%。城乡二元结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限的公共资源配置等，[1]是中国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2014-2020年）》，该《纲要》明确了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路径、主要目标和战略任务，统筹相关领域制度和政策创新，是指导全国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宏观性、战略性、基础性规划”。《纲要》提出，“未来，我国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城镇化格局更加优化、城市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等具体目标。”胡际权较早提出“新型城镇化”，他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以发展集约型经济与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市场机制为主导、大中小城市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网络体系完善；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产业支撑力强、就业机会充分、生态环境优美、城乡一体的城镇化发展道路。”[2]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城镇化”和“城市化”在英文中是一个词，即Urbanization，最早源于1867年西班牙的A.Serda所著《城镇化基本理论》，用以描述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程。我国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才将Urbanization这一概念引入并接受。之后，我国学术界在1982年明确指出“城市化”与“城镇化”为同义语。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名称并不重要，重要是的其内涵理念、方法措施和相关政策。[3]
其实，关于城市化或城镇化，这本是个古老的命题。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的周朝，唐都长安的里坊制度和宋代汴京的沿街设店也被人津津乐道。在中国历史中，上海城镇发展在很长时间里不是主角。近代开埠后，上海逐渐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经济富庶，人口众多，为中华之少有。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和包容开放的经济发展态势，使得上海城镇的大发展条件得天独厚、顺理成章。
经过多年的发展，上海的几乎所有“硬件”都建设得齐整而先进，毫不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上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文化教育程度较高，多元文化和海派文化兼容并包，国际化程度走在前列。但同时，作为中国的城市之一，上海也同样存在着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社会保障、产业发展、老龄化等问题。所以，回望《国家新型城镇化纲要（2014-2020年）》发布的这两年，对上海的新型城镇化而言，还应做到：一是纵向的，要把握和理解好“新型”二字，弄清新旧区别何在；二是横向的，要看到上海城镇化进程中，有它不同于中国别的城市的特点、模式和路径。
新型城镇化，重点在“新”字上。彭红碧认为，“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发展集约化和生态化模式，增强多元的城镇功能，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4]可见，新与旧的区别，是所有中国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都应梳理和关注的共性问题（参见表1）。
另外，在上海，需要解决的“新型城市化”问题，焦点除了放在交通、治安、城市建设上之外——这些其他地方惯有的“城市病”，上海还要着重关注的相关问题有（且不仅仅是）：1.中心城区与郊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2.外来人口户籍、市民待遇和活动游憩空间；3.居民消费水平和工资薪酬的合理增加；4.房价物价的非理性增长影响下的城市生活质量；5.人口规模、人口分布、人口流动与外溢、人口政策；6.教育、养老、医疗资源的公平与异地贯通的路径；7.新城、环城中心镇、城市内部岛（城市配套的大型的综合体），到底需要多大的数量和规模；8.城市环境治理与保护、垃圾分类和空气污染防护；9.远超预期的户籍人口老龄化问题；等等。这些“软指标”，都是生活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居民所共同关注的，也是跟大多数中国别的城市有所不同的。
二、发展模式与路径：五种模式分析、比较
关注上海的新型城市化，自然就会涉及到发展模式和路径的问题。那么，《纲要》发布两年多来，目前有哪些模式，这些模式各自的特点如何，其中又有多少好的做法适合上海呢？
从收集的资料来看，常被探讨的现有模式有五种。成都模式：以大城市带动郊区发展；天津模式：以宅基地换房集中居住；广东模式：通过产业集聚带动人口集聚；苏南模式：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温州模式：以个体私营企业为主体到经济全面改革。[5]通过分析和比较，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这些模式，多是改革开放，尤其是小平南巡后，我国较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国家领导人提出“新型城镇化”后，依然如此“命名”，这种当年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是否就可以置换为“新型城镇化的模式”？至少从“命名”和“称呼”的简单套用上，还值得商榷。 （二）前两种模式，焦点都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成都是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试验田，希望通过解决土地问题，向城郊大发展；而天津主要是以通过土地所有权关系的改变，从而推进新型城市化。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历来是中国人最为关心的话题，它关乎着家族命运、情感纠葛、文化传统和生存的根本。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过几次重要的土地改革。新的土地流转制度，已开始试点和逐步推行。但，同时观察会发现，这两个城市的模式和路径，似乎都主要指向城市扩建的目标，是为城市外扩解决产业发展的空间和用地问题的。
（三）后三种模式，都离不开“产业”一词，似乎还是循着之前成功的老路走，重点依然是发展产业、发展经济。如何“以人为本”可持续地发展？这三个模式，还十分强调所有制结构和地域发展。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体，也不管是发展县城还是中心镇，“新型城市化”中的“新”应是不能理解为当年新的灵活的“所有制结构”，或是新的灵活的“地域发展规划”，目前对“新”字的理解还较为“陈旧”。
（四）以上五种模式里，基本都提到了新城建设、农民安置、产业发展、城镇化人口等，这些都是新兴城市化建设中的好做法、好思路、好点子。但是，每个城市应贵在有的放矢的落实，贵在不照搬照抄、根据自身情况的落实，贵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每个地域和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性格和文化，一个模式和一刀切的做法肯定是不可持续和不科学的。所以，在纲领性文件的统领和指导下，每个地方都应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走属于自己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方为道路选择上的上策。上海，亦是如此。
三、关于上海的模式、路径
有分析指出，近年来，上海正在探索走两种发展模式和路径，取得了长足的城市发展成效，然而也指出其各有利弊：一种是城市向郊区扩散的模式，一种是新城的建设。这两种模式，在上述的成都模式和天津模式里也都有提及，此两城也均有向郊区扩展和重点发展新城的设想和举措。[6]
笔者认为的“新型城市化”，应该着眼于“城镇人口的市民化”，地域发展重点是城镇，即中国广大的中小城市和一线大城市郊外的小城镇。
首先，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等的城市化。大兴土木，建设“新城”，有它的特殊性和需要：中心城区人口的拥挤、公共资源的人均匮乏、交通压力和产业配置结构，需要外溢和疏解到近郊远郊的这些“新城”去。所以，一线城市的“新型城市化”有自己探索的模式和路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座一线城市，需要适度“造城”，并加强监管，掌控资源。
其次，重点是中国广大中小城市和大城市郊区的小城镇的城镇化。这些地方政府的“建设、建设、再建设”，实际上走的是旧式城镇化的老路。中国人固有的“观念”：喜功、从众，让众多中国城市“千城一面”，生硬照搬他城模式和经验。各地大兴土木纷纷开展“造城”运动，衍生出的资源浪费、财政亏空、房价虚高、人口“逆向回流”现象等问题，不可小视。所以，如何把“喜功”转变成“以人为本”，把“从众”转变为“与民实惠”，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做好“新型人性化”，才是国家领导人的根本用意，才是国家发展的中心要旨。
所以，基于以上两观点，再探讨上海的新型城市化模式和路径，笔者认为，城市向外扩散的模式和建设新城的模式，都是上海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探索和可行之策，但环城、环都市圈小城镇自身的自主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和迫切。否则，城市的外扩辐射，只会加深周边小城镇对市级重大产业资源导入的依赖性；新城的建设，“在短期内不能彻底改变城乡二元的发展结构，只是把市域范围内中心城区和农村区县的城乡二元矛盾改变成农村区县内部新城和周边乡镇的城乡二元矛盾”。[6]
四、上海的人口现象和城市居民的“市民化”
在一些白领们大喊着“逃离北上广”的同时，大量人口也在从全国和世界各地涌入这座城市，熙熙攘攘、来来往往。有趣的现象是，那些原本逃离“魔都”的人们，又都回来了。上海卓越的城市发展成就和潜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海派文化、自贸区和2016年业已开园的迪士尼乐园，都是吸引人们到来的缘由。人口的倒灌、回流、迁移，本地人和新移民的文化碰撞，上海的这些人口现象，无疑也影响和关乎着上海城市的发展。
提到上海居民的“市民化”，前提是要界定和梳理好“居民”和“市民”此两概念的联系和区别。另外，不得不衍生出另外一个讨论：关于大城市居民的“户籍”。作为一线城市的上海，总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约1 400多万，占比跌破60%，而外来人口，包括城市流动人口、在上海工作定居的常住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外籍人士等，数量和规模很大。众多“非市民化”的上海居民，通过居住证制度，享受到了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如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就业、社会保障等，资源的不合理配置或不因“户籍”而区别对待，子女的入学入托、办理出国旅游签证等事项也已逐步开放和多元。政府在异地办理护照、居住证积分入户政策等方面，做了很多有力的改革和尝试。然而，完全的居民“市民化”，对上海这样体量的超大城市来说，显然是需要循序渐进，差序实施，且任重道远的。
对上海而言，城市建设发展中的城镇化问题，具体而复杂，具有典型意义。清华大学教授李强等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差异可以归纳为‘四个世界’，即‘城市-农村’、‘中小城市-大城市’这两对四类政治经济社会区域体。不同规模城市的差距主要是城镇化水平的差距”。[7]在关注城乡差异同时，“中小城市-大城市”这对关系也独具现实意义和十分重要。不均衡的城镇化进程和不科学的城市内部发展格局，将进一步拉开这种城市间差距，这显然对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是不利的。除了机制创新、创建公共资源共享平台之外，重点应该推进城市的“城镇化”均衡发展。作为中国大城市的典型代表，上海城镇化的发展思路和路径引人关注，值得探讨，独具意义。
五、“环城岛”与人文营造：上海的契机和思路
《纲要》发布已两年有余，在新型城市化中，上海具备更快更好发展的契机，同时也应有自己的发展思路，在创新中求突破。笔者认为，还有一些好的发展思路和经验，可为今后上海新型城市化建设提供一些启发。 （一）“环城岛”发展：上海郊区全面城镇化是关键
就世界其他国家情况看，大都市的现代化、城市化，是伴随着都市整体市民的本地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大都市中心城区和郊区、甚至都市圈的发展，都离不开环城中小城镇的发展，无论是纽约、伦敦、东京、首尔，皆是如此。大都市郊区的城镇，应被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城市“环城岛”，应着重发展。从“岛礁”到“岛链”的城镇化发展，由“带状”辐射连片形成“环形”、“扇形”，围绕在大都市周围，各得其所，自成特色，最终完成城市化。这种发展模式和路径，对上海而言可能是切实可行的。
高度现代化与国际化的城市，应该是城市全面的城镇化。在上海，与中心城区城市繁华风貌对应的是，环城地区还存有相当多城镇化水平不高的乡镇。对于上海农村地区来说，如何合理引导中小城镇合理发展、自主发展，有序推动上海郊区全面城镇化，让城市的“环城岛”城镇们生机勃发，真正在质量上提高上海整体的城镇化水平，使上海城市整体发展的成果惠及城乡全体居民，成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关键之核。
“环城岛”的城镇化发展，不是孤立无援的，不是只要自主不要集权，要兼顾广义上的发展谋划。环城市城区的小城镇，最终的发展目的是形成各自特色，建立横向和纵向的联系，沟通资源和人才，促进本地发展。与其他城镇的互联互通也十分重要，“联动”和“连动”发展，可以更好地资源整合、资源互补。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与邻近或优势城镇“联动”，共谋发展，形成特色产业，从而转化为产业集聚效应；二是与邻近或相似城镇“连动”，科学定位，错位发展，互相取经，形成小有名气的特色亮点，不断培育和壮大，扩大知名度，尽快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联动式与连动式的发展中，应鼓励创新发展，鼓励打破“一层不变”的村镇发展老套路，如果都搞现代农业，都搞农业观光，都搞农家乐，不会形成良好的“竞争-合作”关系，很难形成由量到质的转变。按“联动、连动”的“双动”思路去进行“环城岛”城镇发展，本身就是为了更好促成环城小城镇的“链状发展”和“带状辐射”。上海大都市周边小城镇的大发展，可通过圈层设计、多维互动的“环城岛”发展思路，去尝试实现城市的全面城镇化。
地处上海金山区的廊下镇，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甚至不是中心镇。但是它能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加强农业科技化和服务化，通过乡村旅游和农家乐的实践，壮大单体经济规模，布局乡村休闲文化产业，鼓励本地居民创新发展，取得了有特色的成绩。探索合理自主发展的廊下镇，与周边小城镇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资源互补，共同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农家乐”，同时又与枫泾镇等周边城镇错位发展古镇旅游与“金山农民画”民俗，敢于尝试，大胆创新，带动周边城乡发展，是很好的示范。
（二）人文与产业：打破以工业为主的城镇化发展思路
大都市城镇的发展，应以健康友好型产业为主导，而工业化为主导发展城镇化的思路既传统又落后。从现有经验看，城镇化过程中，发展的理念和思路是“灯”，指引着正确的发展之路。郊区和小城镇的发展，必须打破传统的以工业为主的老路，要营造人文生活环境，合理布局特色产业，吸引优秀人才创新创业。伦敦郊外的大学城文化、巴黎市北的蒙马特文化艺术村、首尔都市圈的爱宝主题乐园、釜山郊区的摄影和艺术休闲殿堂甘川文化村、迎月路等，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案例。
法国蒙马特高地，坐落于巴黎北郊，曾是巴黎以北的乡间村落，布满葡萄园和磨坊风车。1860年被纳入巴黎市管辖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蒙马特的山城景致、古朴街巷、圣洁教堂、艺术广场、休闲公园、咖啡店、画廊，都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前往，已成为世界闻名的休闲文化圣地，画家和艺术家的殿堂，艺术产业和休闲文化产业集聚，城镇化的人文效益明显。
韩国迎月路，位于釜山东北的海云台区，是“海云台”海水浴场通往“松亭”海水浴场的海滨山腰（卧牛山山腰）一段郁郁葱葱的林荫路。夹在釜山市东北郊两个知名避暑景区之间的迎月路，本是一条不知名的郊外小路，现已发展为釜山乃至韩国著名的海滨文化艺术休闲街区，有海滩、樱花、松树、步道，有各式咖啡厅、西餐厅、甜品店，还有十多家别致典雅的画廊。此外，还建有满足人们休闲生活的场所，代表性的有DD（Dreamplant&Dreamsmile）牙科医院、Hanseam教堂、冬柏ART中心等。与日本九州隔海相望的釜山迎月路，同时作为全韩观赏月出的最佳景点，吸引大批人前来约会、聚餐、漫步、赏月，熙来攘往，成为日常休闲好去处，被誉为“釜山蒙马特”。这些成效，都得益于韩国政府文化产业的政策支持、地方城镇产业发展的合理思路、应地制宜的科学引导以及人文环境的积极培育和营造。
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上海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服务业发展速度惊人，工业外迁趋势明显。在上海经济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中心城区已经拥挤饱和，上海郊区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人才、资本、创意、文化等将会汇集于此。
在产业选择上，上海郊区城镇化发展必须着眼长远，除现有特色城镇重点发展的汽车、钢铁、石化、造船等产业外，应鼓励其他小城镇发展互联网、物联网、金融、科技、艺术、创意产业、旅游休闲、文化产业等朝阳产业、环境友好型的产业，鼓励教育科研和大学文化集聚，鼓励环保、科技和绿色产业发展，做好优势产业布局和配套政策的落实，积极培育和营造人文环境，惠及民生，使郊区城乡居民在产业发展中受益。可以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城镇化发展的优秀经验，取长补短，应地制宜，以人为本，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人文环境。需要说明的是，鼓励发展服务业并不意味着不发展工业，因为“即使我们单独提及制造业，服务业仍生机勃勃。在制造业全盛时期（1940年），服务业占了纽约经济的43%，而工人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为36%”。[8]人文环境和产业发展，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在上海的郊区城镇化过程中，应打破唯工业化发展的固有思维模式，应开拓思路和视野，学习更多国内外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和优秀案例，面向全球布局产业结构、吸引优秀人才。从服务经济的视角，以长远的考虑，去思考招商引资、产业布局、青年创业、特色文化、企业扶持等问题。
六、结语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后，中国“城市化”、“城镇化”了很多年，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初期到城市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并没有实现多大程度的“市民化”。在新型城市化建设中，很多城市城镇依然大搞“硬件”，“蛋糕”铺展之大，着实让人担心。
众所周知，新型城市化，不只是城市基础设施、市容市貌的改变、地理区域的扩充、经济新区或实验区的建制，更多的还有“软指标”：土地问题和土地政策、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保障、人口和民生问题、各地举措办法的落实等，这些都至关重要。
新型城市化过程中，“以人为本”和地域的均衡发展是根本，上海也不例外。合理有效地分配公共资源、鼓励环城市周边小城镇自主发展、上海居民逐步实现“市民化”待遇，人文环境和人才吸引政策的完善等，这些才能更好地调配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人力、物力、财力。城市需要生态，城市离不开生活。生活在生态之城，居民们安居乐业，乐在其中，这应是上海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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