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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上海博物馆要编制《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近代各家流派印谱》，但是当时上博独缺“歙派”创始人、明代篆刻大家程邃的印章。因知收藏家朱孔阳藏印极富，故特地上门征集。朱先生毫不犹豫将珍藏的一方程邃圆形朱文印“寻孔颜乐处”，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上博当时在古印收藏上的空白。每当我在上海博物馆的印章陈列馆中见到这方印章时，不得不对这位鉴藏前辈肃然起敬。
在老一辈鉴藏家中，朱孔阳先生(1892-1986)的名字和生平现在的人却知之甚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朱先生的藏品极少在市场上流通，他在生前就已经将许多藏品都先后捐赠给有关的国内文博机构了。另外，他在自己的藏品上极少钤印。但朱先生在当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古印章和古砚收藏大家，他在“文革”之前有一别署日“三千三百方富翁”。三千是指古印章，三百是指古砚。另外他还收藏有古代书画、古今书画成扇、民国历史文献、中医古籍等等，堪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物鉴藏家。吴湖帆曾写有一联赠于朱孔阳：“爱书护似连城璧，藏砚多于负郭田。”
朱孔阳先生的“身份”和“头衔”极多：社会活动家、慈善家、金石书画家、文物鉴藏家、中医史学家和基督教著名人士等，也是上海文史馆馆员，但他名传后世的却是文物鉴藏家。朱先生是上海松江人，松江在古代又称云间，所以朱先生常署“云间朱孔阳”，他的家族在清末太平天国之前从苏州太湖边的洞庭东山莫蕉移居松江。朱孔阳在少年时就非常喜欢书画和篆刻，显示了在此方面常人所少有的天赋，并拜名师学习篆刻和中医。朱孔阳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但又历经坎坷，他九十五岁的人生我无法在此予以详述。在他诸多的“身份”之中，我想简述一下他的文物鉴藏家“身份”。
生平第一件藏品竟然是清代皇家用印
朱孔阳先生的第一件收藏品是一方瓷印，方形白文，印文日“清漪园”。清漪园是乾隆皇帝为其母亲祝寿而在北京西郊所建造的皇家园林，即为后来慈禧改建的“颐和园”。但不知“清漪园”一印当时是做何用?吴湖帆先生在他的《丑移日记》里也曾经记录过一方乾隆皇帝的瓷印“文源阁”，绿地绿龙，文源阁是圆明园中收藏《四库全书》之阁。所以可知乾隆朝时的确喜制皇家园林楼阁名字的瓷印。“清漪园”印是朱孔阳在他的同学、清代雍正朝刑部尚书和大书法家张照(松江人，1691—1745)后裔处觅得。朱孔阳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平生的第一件藏品竟然是清代皇家用印。所以他一直将此印视若性命，直到临终前才将它捐赠给了上海文史馆。朱先生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藏印大家，也与他收藏此枚“清漪园”印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藏砚奇缘
1936年底，有友人到朱孔阳家中做客，他在与友人的闲谈中听说某人有七方古砚要转让，他立即请求友人引见。当朱孔阳见到七砚之后，几乎惊叹。因为此七砚中有宋代大书法家蔡襄小楷书《兰亭序》砚、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日用砚、明代书画家孙克弘书画砚、明代文学家顾元庆日用砚、清代著名篆刻家胡震的“人、地”两砚。另外还有一方据说是明代“打严嵩砚”，说是明代某人因与严嵩有杀父之仇，知严氏有砚癖，以借献砚之机，将此砚掷砸严氏，故此砚有一角缺损。至于此掷砚人究竟为谁则语焉不详。但卖砚者索价甚巨，朱孔阳一时无法凑足所需资金，就请卖主宽限半年为期。他就东借西凑，再出让一些旧藏，后来终于购得七砚。他某日将“打严嵩砚”清洗擦拭，除去砚侧的积垢之后，见有刻字显现，铭文日“弁州山人日用砚”六字，方知是明代大文学家、史学家和收藏家王世贞(1528-1590)之砚，王氏号弁州山人。因王世贞之父王仔确实是被严嵩诬陷而杀害，当年王世贞兄弟几人曾到京城严府跪请求情而未果。但以砚掷砸严氏而缺损一角则纯属卖家穿凿附会，史上并无此事。朱孔阳后来曾对人谈及此事时说：文物可遇不可求，购藏文物有时必须当机立断。如果稍有一丝犹豫，宝物就会失之交臂，后悔莫及。
藏品只收不卖
1937年年底，上海市博物馆联合上海通志馆和周边几个县，举办规模甚大的“上海文献展览会”，由收藏大家叶恭绰先生出任会长。朱孔阳有多件藏品被征集参加展出：王世贞弁州山人日用砚、孙克弘书画砚、“清漪园”瓷印、张照小楷《黄庭经》册、明陈继儒山水图轴、清姜壤白描《历代名臣图像卷》等，朱孔阳还与费龙丁、吴湖帆、孙伯渊、徐邦达等人一起被聘为“上海文献展览会”征集委员。从此朱孔阳收藏之名被文博界和收藏界广为知晓，并列入知名收藏家之列。但朱孔阳的藏品除非是万不得以，他一般是只收不卖，也只是偶尔与友人交换藏品。
“捡”来的国宝
一般而言，收藏家的藏品多为以钱购得、亲友馈赠或祖传，朱孔阳有几件“国宝”级的藏品竟是偶遏“捡”来，堪称传奇。1924年9月25日下午二时左右，朱孔阳偕夫人在杭州乘船游西湖，居然看到了千年古塔雷峰塔坍塌的全过程。他后来回忆道：“先是见塔顶冒出数尺高的尘柱，惊鸟四散纷飞。然后见塔身上半部如斧劈两半，向两侧倾斜，似稍停顿后，两半又合拢，塔顶部分即向塔心陷塌，而非传闻中的倾塌。然后一声轰然巨响之后，形同老衲一般的雷峰塔就像坐瘫一样陷塌了。仅数分钟，千年古塔即荡然无存，只留一砖土堆阜。”
当时朱孔阳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命船工快速划向塔址，他奔到塔址前捡了数块塔砖以作纪念和见证之物。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塔砖侧面有孔，内藏有佛经小卷。后来经过考证，国内外的公私藏家共收藏有雷峰砖孔经卷十卷，而朱孔阳一人就收藏有三卷半。但“文革”中散失两卷半，仅存一卷《宝箧佗罗尼经》，后捐赠给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所藏雷峰塔塔砖也仅存一块，在“文革”结束归还后，见砚背已琢成鱼龙图案，上有永嘉姚允中镌刻的《塔影追摹图》和《古塔坍塌记》。朱孔阳遂自刻“云间朱孔阳日用砚”数字并加跋记。
“文物通才”
朱孔阳对各类古物品均有研究，比如青铜器、书画、古籍、砚石、古砖瓦、古印玺、古墨、竹刻、玉器等等，堪称是当代少有的“文物通才”。有些器物他一经上手即可立断真伪或年代，为鉴藏界人士所叹服。传说某藏家有一方古砚，上镌刻有“田水月”三字，几经考证都无法知道此三字为何义。就携此古砚到朱孔阳处求教，并言如果能释读“田水月”三字的来历即赠送此砚。朱孔阳一经上手，即在桌上以指蘸茶水写出一“渭”字。藏家仍然不解。朱先生笑道：“明代大书画家和文学家徐渭、徐文长有别署日‘田水月’也。‘田水月’三字非‘渭’字乎?故此砚似为徐渭之砚。”某藏家恍然大悟，叹服之下即慷慨赠送此砚，传为艺林佳话。
藏品多捐赠给公家
鉴赏是品评优劣，鉴定是辨别真伪，鉴赏与鉴定两兼者，方可称为真正的收藏家或鉴藏家，否则即是“好事家”。而像朱孔阳先生这样的人仿佛天生就是鉴藏家，有时真令后人百思莫解。他出身于一 个清贫之家，虽然他的第一位夫人惠华新女士据说出身于当年的“松江首富”之家，但她为了与朱孔阳结婚而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所以朱孔阳在收藏方面并没有得到妻家的任何资助。所以朱孔阳在收藏方面的主要资金是靠鬻书卖画和刻印所得，节衣简食，聚涓成川，这与当时上海滩绝大多数的收藏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后来将自己毕生的许多藏品都捐赠给公家文博单位，其中有些藏品堪称“国宝”或是国家一级文物，如果这些藏品在今日的市场上流通的话，则朱先生的后人必可成为“巨富”。他先后捐赠藏品的文博单位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博物馆、杭州文管会、太原市文管会、杭州佛教协会、上海玉佛寺、上海文史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
1962年，上海博物馆要编制《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近代各家流派印谱》，但是当时上博独缺“歙派”创始人、明代篆刻大家程邃(字穆倩)的印章。因知朱孔阳藏印极富，故特地上门征集。朱先生毫不犹豫将珍藏的一方程邃圆形朱文印“寻孔颜乐处”，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上博当时在古印收藏上的空白。此印堪称是程邃传世印章中的精品，也应是国家一级文物。每当我在上海博物馆的印章陈列馆中见到这方印章时，不得不对这位鉴藏前辈肃然起敬。
人缘极好的“跑街先生”
朱孔阳先生平时永远是剃半寸平头，身穿一件对襟中式黑布褂，一条索脚灯笼裤，有时裤脚上还束一根带子，一双圆口黑布鞋，纯是一身“草根”装束。平常极少穿长衫，而走路时又急又快，犹如当年上海滩上的“跑街先生”(即今天的经纪人或中介商)，还时常被人侧目误认为是“黑道”中人。但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此人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鉴藏家、慈善家和虔诚的基督徒。朱先生的人缘和口碑极好，交际亦广。上至名人学者和巨商富贾；下至贩夫走卒或僧道尼姑，他都有真情交往，这倒有点像是苏东坡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每当有雅道同好到他家中做客，他就会笑着先问：“侬今早想要看啥么事?”意思就是：“你今天想要看什么东西?”往往是宾主尽欢，各偿所乐。家中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故朱孔阳之名传遍海内，人皆誉之为当代“孔北海”。
精擅算卦之术
最后记一件与文物鉴藏无关的朱孔阳先生逸事。朱先生精擅算卦之术，但绝不轻易为之，除非是平生至交挚友。某年浙江的古琴大师、浙江霞影琴馆馆主徐晓英先生在杭州拜谒朱先生，欲求“问”父寿一事，但事先并未明言。徐先生父亲徐映璞，号清平山人，与朱先生是文字至交。朱先生含笑示意其随意在桌上取一物，徐先生即随手取一玻璃球。朱先生笑谓：“你必是问人寿。此人享年九十，乃一文人，性耿直，才八斗，惜为尘灰所蔽，若去其尘，必放光彩。”徐先生大惊，求解其详。朱先生笑答道：“你所取之球质硬，反面裂痕斑斑。内嵌有兰花一丛，花瓣九蓝余白。球面积灰甚多，擦之则光洁如新。故有此说。”“九蓝余白”，后来徐映璞先生果然九十而终。又有一次，徐晓英先生再次“求”问一事，实为其兄的工作调动之事，亦未事先明言。朱先生仍让其随手取桌上一物，徐先生即随手拿起一枝有铜笔套的毛笔，但铜笔套却未能提起而落下。朱先生笑道：“你必是问某人工作调动之事。此人亦是文人，此事不成。笔套不起，乃是有人在拉后腿。”后来此事果然如朱先生所言而未成。徐先生曾为之大呼“神奇”。朱先生淡然而笑日：“此乃格物致知也。”(本文图片均来自于朱德天主编《云间朱孔阳纪念集》，学林出版社2D06年3月出版)
在老一辈鉴藏家中，朱孔阳先生(1892-1986)的名字和生平现在的人却知之甚少。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朱先生的藏品极少在市场上流通，他在生前就已经将许多藏品都先后捐赠给有关的国内文博机构了。另外，他在自己的藏品上极少钤印。但朱先生在当年是一位鼎鼎大名的古印章和古砚收藏大家，他在“文革”之前有一别署日“三千三百方富翁”。三千是指古印章，三百是指古砚。另外他还收藏有古代书画、古今书画成扇、民国历史文献、中医古籍等等，堪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物鉴藏家。吴湖帆曾写有一联赠于朱孔阳：“爱书护似连城璧，藏砚多于负郭田。”
朱孔阳先生的“身份”和“头衔”极多：社会活动家、慈善家、金石书画家、文物鉴藏家、中医史学家和基督教著名人士等，也是上海文史馆馆员，但他名传后世的却是文物鉴藏家。朱先生是上海松江人，松江在古代又称云间，所以朱先生常署“云间朱孔阳”，他的家族在清末太平天国之前从苏州太湖边的洞庭东山莫蕉移居松江。朱孔阳在少年时就非常喜欢书画和篆刻，显示了在此方面常人所少有的天赋，并拜名师学习篆刻和中医。朱孔阳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但又历经坎坷，他九十五岁的人生我无法在此予以详述。在他诸多的“身份”之中，我想简述一下他的文物鉴藏家“身份”。
生平第一件藏品竟然是清代皇家用印
朱孔阳先生的第一件收藏品是一方瓷印，方形白文，印文日“清漪园”。清漪园是乾隆皇帝为其母亲祝寿而在北京西郊所建造的皇家园林，即为后来慈禧改建的“颐和园”。但不知“清漪园”一印当时是做何用?吴湖帆先生在他的《丑移日记》里也曾经记录过一方乾隆皇帝的瓷印“文源阁”，绿地绿龙，文源阁是圆明园中收藏《四库全书》之阁。所以可知乾隆朝时的确喜制皇家园林楼阁名字的瓷印。“清漪园”印是朱孔阳在他的同学、清代雍正朝刑部尚书和大书法家张照(松江人，1691—1745)后裔处觅得。朱孔阳是非常幸运的，因为他平生的第一件藏品竟然是清代皇家用印。所以他一直将此印视若性命，直到临终前才将它捐赠给了上海文史馆。朱先生之所以后来能够成为藏印大家，也与他收藏此枚“清漪园”印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藏砚奇缘
1936年底，有友人到朱孔阳家中做客，他在与友人的闲谈中听说某人有七方古砚要转让，他立即请求友人引见。当朱孔阳见到七砚之后，几乎惊叹。因为此七砚中有宋代大书法家蔡襄小楷书《兰亭序》砚、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日用砚、明代书画家孙克弘书画砚、明代文学家顾元庆日用砚、清代著名篆刻家胡震的“人、地”两砚。另外还有一方据说是明代“打严嵩砚”，说是明代某人因与严嵩有杀父之仇，知严氏有砚癖，以借献砚之机，将此砚掷砸严氏，故此砚有一角缺损。至于此掷砚人究竟为谁则语焉不详。但卖砚者索价甚巨，朱孔阳一时无法凑足所需资金，就请卖主宽限半年为期。他就东借西凑，再出让一些旧藏，后来终于购得七砚。他某日将“打严嵩砚”清洗擦拭，除去砚侧的积垢之后，见有刻字显现，铭文日“弁州山人日用砚”六字，方知是明代大文学家、史学家和收藏家王世贞(1528-1590)之砚，王氏号弁州山人。因王世贞之父王仔确实是被严嵩诬陷而杀害，当年王世贞兄弟几人曾到京城严府跪请求情而未果。但以砚掷砸严氏而缺损一角则纯属卖家穿凿附会，史上并无此事。朱孔阳后来曾对人谈及此事时说：文物可遇不可求，购藏文物有时必须当机立断。如果稍有一丝犹豫，宝物就会失之交臂，后悔莫及。
藏品只收不卖
1937年年底，上海市博物馆联合上海通志馆和周边几个县，举办规模甚大的“上海文献展览会”，由收藏大家叶恭绰先生出任会长。朱孔阳有多件藏品被征集参加展出：王世贞弁州山人日用砚、孙克弘书画砚、“清漪园”瓷印、张照小楷《黄庭经》册、明陈继儒山水图轴、清姜壤白描《历代名臣图像卷》等，朱孔阳还与费龙丁、吴湖帆、孙伯渊、徐邦达等人一起被聘为“上海文献展览会”征集委员。从此朱孔阳收藏之名被文博界和收藏界广为知晓，并列入知名收藏家之列。但朱孔阳的藏品除非是万不得以，他一般是只收不卖，也只是偶尔与友人交换藏品。
“捡”来的国宝
一般而言，收藏家的藏品多为以钱购得、亲友馈赠或祖传，朱孔阳有几件“国宝”级的藏品竟是偶遏“捡”来，堪称传奇。1924年9月25日下午二时左右，朱孔阳偕夫人在杭州乘船游西湖，居然看到了千年古塔雷峰塔坍塌的全过程。他后来回忆道：“先是见塔顶冒出数尺高的尘柱，惊鸟四散纷飞。然后见塔身上半部如斧劈两半，向两侧倾斜，似稍停顿后，两半又合拢，塔顶部分即向塔心陷塌，而非传闻中的倾塌。然后一声轰然巨响之后，形同老衲一般的雷峰塔就像坐瘫一样陷塌了。仅数分钟，千年古塔即荡然无存，只留一砖土堆阜。”
当时朱孔阳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命船工快速划向塔址，他奔到塔址前捡了数块塔砖以作纪念和见证之物。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塔砖侧面有孔，内藏有佛经小卷。后来经过考证，国内外的公私藏家共收藏有雷峰砖孔经卷十卷，而朱孔阳一人就收藏有三卷半。但“文革”中散失两卷半，仅存一卷《宝箧佗罗尼经》，后捐赠给上海中医药大学医史博物馆。所藏雷峰塔塔砖也仅存一块，在“文革”结束归还后，见砚背已琢成鱼龙图案，上有永嘉姚允中镌刻的《塔影追摹图》和《古塔坍塌记》。朱孔阳遂自刻“云间朱孔阳日用砚”数字并加跋记。
“文物通才”
朱孔阳对各类古物品均有研究，比如青铜器、书画、古籍、砚石、古砖瓦、古印玺、古墨、竹刻、玉器等等，堪称是当代少有的“文物通才”。有些器物他一经上手即可立断真伪或年代，为鉴藏界人士所叹服。传说某藏家有一方古砚，上镌刻有“田水月”三字，几经考证都无法知道此三字为何义。就携此古砚到朱孔阳处求教，并言如果能释读“田水月”三字的来历即赠送此砚。朱孔阳一经上手，即在桌上以指蘸茶水写出一“渭”字。藏家仍然不解。朱先生笑道：“明代大书画家和文学家徐渭、徐文长有别署日‘田水月’也。‘田水月’三字非‘渭’字乎?故此砚似为徐渭之砚。”某藏家恍然大悟，叹服之下即慷慨赠送此砚，传为艺林佳话。
藏品多捐赠给公家
鉴赏是品评优劣，鉴定是辨别真伪，鉴赏与鉴定两兼者，方可称为真正的收藏家或鉴藏家，否则即是“好事家”。而像朱孔阳先生这样的人仿佛天生就是鉴藏家，有时真令后人百思莫解。他出身于一 个清贫之家，虽然他的第一位夫人惠华新女士据说出身于当年的“松江首富”之家，但她为了与朱孔阳结婚而不惜与家庭断绝关系，所以朱孔阳在收藏方面并没有得到妻家的任何资助。所以朱孔阳在收藏方面的主要资金是靠鬻书卖画和刻印所得，节衣简食，聚涓成川，这与当时上海滩绝大多数的收藏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更令人敬佩的是，他后来将自己毕生的许多藏品都捐赠给公家文博单位，其中有些藏品堪称“国宝”或是国家一级文物，如果这些藏品在今日的市场上流通的话，则朱先生的后人必可成为“巨富”。他先后捐赠藏品的文博单位有：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上海中医药大学、浙江博物馆、杭州文管会、太原市文管会、杭州佛教协会、上海玉佛寺、上海文史馆、上海历史博物馆等。
1962年，上海博物馆要编制《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宋元明清——近代各家流派印谱》，但是当时上博独缺“歙派”创始人、明代篆刻大家程邃(字穆倩)的印章。因知朱孔阳藏印极富，故特地上门征集。朱先生毫不犹豫将珍藏的一方程邃圆形朱文印“寻孔颜乐处”，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填补了上博当时在古印收藏上的空白。此印堪称是程邃传世印章中的精品，也应是国家一级文物。每当我在上海博物馆的印章陈列馆中见到这方印章时，不得不对这位鉴藏前辈肃然起敬。
人缘极好的“跑街先生”
朱孔阳先生平时永远是剃半寸平头，身穿一件对襟中式黑布褂，一条索脚灯笼裤，有时裤脚上还束一根带子，一双圆口黑布鞋，纯是一身“草根”装束。平常极少穿长衫，而走路时又急又快，犹如当年上海滩上的“跑街先生”(即今天的经纪人或中介商)，还时常被人侧目误认为是“黑道”中人。但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此人竟是一个鼎鼎大名的鉴藏家、慈善家和虔诚的基督徒。朱先生的人缘和口碑极好，交际亦广。上至名人学者和巨商富贾；下至贩夫走卒或僧道尼姑，他都有真情交往，这倒有点像是苏东坡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每当有雅道同好到他家中做客，他就会笑着先问：“侬今早想要看啥么事?”意思就是：“你今天想要看什么东西?”往往是宾主尽欢，各偿所乐。家中客常满，杯中酒不空。故朱孔阳之名传遍海内，人皆誉之为当代“孔北海”。
精擅算卦之术
最后记一件与文物鉴藏无关的朱孔阳先生逸事。朱先生精擅算卦之术，但绝不轻易为之，除非是平生至交挚友。某年浙江的古琴大师、浙江霞影琴馆馆主徐晓英先生在杭州拜谒朱先生，欲求“问”父寿一事，但事先并未明言。徐先生父亲徐映璞，号清平山人，与朱先生是文字至交。朱先生含笑示意其随意在桌上取一物，徐先生即随手取一玻璃球。朱先生笑谓：“你必是问人寿。此人享年九十，乃一文人，性耿直，才八斗，惜为尘灰所蔽，若去其尘，必放光彩。”徐先生大惊，求解其详。朱先生笑答道：“你所取之球质硬，反面裂痕斑斑。内嵌有兰花一丛，花瓣九蓝余白。球面积灰甚多，擦之则光洁如新。故有此说。”“九蓝余白”，后来徐映璞先生果然九十而终。又有一次，徐晓英先生再次“求”问一事，实为其兄的工作调动之事，亦未事先明言。朱先生仍让其随手取桌上一物，徐先生即随手拿起一枝有铜笔套的毛笔，但铜笔套却未能提起而落下。朱先生笑道：“你必是问某人工作调动之事。此人亦是文人，此事不成。笔套不起，乃是有人在拉后腿。”后来此事果然如朱先生所言而未成。徐先生曾为之大呼“神奇”。朱先生淡然而笑日：“此乃格物致知也。”(本文图片均来自于朱德天主编《云间朱孔阳纪念集》，学林出版社2D06年3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