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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为解决经济发展和防备侵略战争，中国在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地区和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以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为主，也包括解决“吃穿用”的民生项目，还有一些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是中国经济能力的一次大调度，经济布局的一次大调整。其中，仅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间，在“三线”扩建、续建、新建的大中型项目即三百余项，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就是最重要的两大项目。经过十年左右时间，“三线建设”的相关项目陆续建成投产，使中国内地的经济主要是工业经济的结构大为改变，使原先相对落后薄弱的中国内地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而经济的发展又带动了内地社会文化的大进步。有研究者称，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及其关联的成昆铁路、六盘水煤矿的建设和云南西部的开发，便直接影响了当地及辐射地区的二千万人口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五十年。
“三线建设”一方面动员内地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从经济和科技相对发达的华东、华北、东北等沿海地区和老工业基地，抽调大批人员和设备迁移内地。当时中央有关内迁单位务必提供“好人、好马、好设备”的要求，基本上在相关各地都得贯彻执行。据一份资料记录，在“三线建设”开始的头三年中，各地内迁四川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即有三万七千人，各种大中型设备即有五千余台。各种内迁的企事业单位和人员，是“三线建设”的主力军，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内地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视野和思路变得开阔了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1939年正式设市。在历史上，自贡以出产井盐闻名于世，素有“川省精华之地”、“富甲蜀中”美誉。自贡的井盐生产，早在汉代已有记载，近代以还更有两次鼎盛时期。在“三线建设”开始前，自贡工业的主要支柱，依然是井盐和相关的盐化工业产；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自贡仍是位居重庆、成都之后的四川省辖市。自贡之所以会被选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除了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在不小程度上也因其具有一定的工商业基础。
在“三线建设”开始前，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自贡市区有居民四十余万人，企业职工三万余人。作为当时自贡支柱产业的井盐生产，无论技术还是设备都相当陈旧落后。一位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支内到自贡的上海工程师回忆，他当时曾与同事参观一家井盐工场，看到的是木制井架，工人普遍赤膊手工操作，用竹筒提取盐卤，用铁制平锅熬盐，他和同事都为这样近乎原始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连续感叹。
“三线建设”开始后，陆续内迁自贡的企事业单位近二十家，“三线建设”十年间陆续内迁自贡的各地人员超过一万人，占当时自贡市居民总数的四十分之一强，占自贡企业职工总数的将近一半。至于内迁工厂的规模、设备、科技层次与含量、企业管理等，都较自贡当地原有工业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自贡市的“三线建设”中也有一些四川省新建和自贡市扩建的项目，但它们的规模、实力等均不能与内迁工厂相比。内迁工厂是自贡“三线建设”的主体。
内迁工厂的到来和陆续建成投产，大大改变了自贡市的工业经济结构，使其由原先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较低，偏重以井盐生产为主的单一性，顿然变为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大大提高，汇会机械、冶金、机电、化工、建材、井盐等的多元性。自贡因此由原先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
内迁工厂的到来，在为自贡市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位六十年代在自贡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亲自参与接待、协调内迁工厂建设，后来担任主管全市工业的副市长的退休老干部说，内迁工厂的到来，对自贡干部群众原有的思想观念产生不小的冲击，使旧有思想观念发生一定的改变。历史上四川受地理条件制约，交通比较闭塞，外部信息传达较少，川民思想趋于保守、封闭，有较强的“盆地意识”。自贡对外通商较早，井盐虽然也向川省邻近的云、贵、陕、湘、鄂的部分地区销售，但视野比较狭小；再加上井盐工业尽管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值算不上高，但地区经济与邻近市县相比还是好出一截，这使不少自贡市民也存在一定的“知足”意识。内迁工厂使自贡的干部群众亲眼见识到现代化企业的规模、科技和管理，知道了差距；而内迁工厂的原材料需求和产品销售等，大多面向全国，后来还有走向世界的，这就使自贡人的视野和思路变得开阔了。
从“苗子”到“洋棒”
对“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厂的建设选址，当时中央制定的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这主要基于当时的立足反侵略战争的考虑。自贡是低山丘陵地区，内迁工厂的选址，主要在城市的边缘区域。像东方锅炉厂这样的较大型企业，就建于当时的市区边缘，各车间散布在好几条丘谷之间，厂区面积达方圆几乎方公里，而受制于客观环境，该厂至今没有工厂围墙，厂区内仍散布不少民居。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工厂的生产和管理造成许多不利，另一方面又使工厂生活始终与当地社会没有隔离。像东方锅炉厂这样的企业，除了生产设施，还建有一整套生活保障体系，如医院、托儿所、学校、公安分局等等。东方锅炉厂的职工中，曾不无几分自豪地流行“除了火葬场，厂里什么都有”的说法。这样的厂办托儿所、学校，起初只接纳本厂职工的子女，医院主要为本厂职工服务，但也救治前来求医的危急病市民和农民。一些大中型工厂，如东方锅炉厂、硬质合金厂、长征机床厂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迁建初期，多尚未建筑自己的影剧院，但经常组织文娱活动，放映电影、表演歌舞一般都在露天空地。每逢这样的露天演出，除了本厂职工，厂区周围方圆数公里的自贡市民、农民，也会扶老携幼前来观看。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当时，这些露天演出，也是自贡群众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节目，对开阔自贡群众的文化娱乐视野和充实、丰富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起过不小作用。自贡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条水泥道路，第一套闭路电视系统，普通职工最早购买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也出现在内迁工厂中。
一些自贡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等，也在内迁工厂到来后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自贡历史上久有“盐都”美誉，“富甲蜀中”使不少自贡市民不乏自豪感的同时，也滋生一定的优越意识。抗战时期四川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许多外地人流落到自贡，自贡的部分市民就有过怨责，认为拥人的外地人，有他们看不惯的生活方式，干扰破坏了他们习惯的生活秩序，当时曾有识大体的自贡媒体专门 对此进行过批评和规劝。“三线建设”初期，有些自贡市民将内迁职工称为“苗子”，语含讥蔑，似乎内迁职工来自蛮荒之地，是未经开化的愚蛮之辈。过了一段时间，有些自贡市民又将内迁职工改称为“洋棒”，因为内迁来的外地人的服饰打扮和言谈举止都带有明显的“洋气”。“洋气”代表着更为开化，是相对于不够开化的“土气”而言。对内迁的外地人的称呼由“苗子”转为“洋棒”，反映了自贡市民优越意识的潜在消退和自卑意识的不自觉流露。从这时起，内迁职工的服饰打扮，如北京的松紧布鞋，上海的皮鞋、网球鞋，上海的化纤料衬衣、青年装、夹克衫、尼龙袜等，逐渐成为不少喜爱时尚的自贡市民的追求物品，他们想方设法托请自己的内迁职工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从北京、上海等地购买，能用这样的服饰装扮自己，成为一种荣耀，就像今天的不少时尚人士竞相穿戴“耐克”、“鳄鱼”、“爱乐”等品牌的衣裤鞋帽一样。当时自贡市民对内迁职工带来的外地物品的喜爱和追求，还包括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光明牌奶粉、玉兔牌羊毛衫、红灯牌收音机等。当时上海青年结婚流行置备套的“老虎脚”家具、“捷克式”组合家具。有上海内迁职工在自贡结婚成家，特意从上海购买这种家具运到自贡，不久便引得自贡新婚家庭纷纷仿效。据说，有位心灵手巧的自贡农村木匠，照葫芦画瓢，学会制作成套的“上海家具”，于是求者接踵，生意兴隆，因此发过一笔财。“三线建设”有一条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这使内迁工厂建造的第一批职工住宅的标准普遍较低，东方锅炉厂最初建造的职工家属宿舍，就是沿袭五六十年代那种卫生、厨房多家合用的“筒子楼”。八十年代再次改扩建职工家属宿舍时，东方锅炉厂决定参照上海、广州新出现的住宅样式，建造了卫厨独用、有室有厅的单元套房，建成后引来自贡的不少单位和市民参观，此后单元套式住宅又陆续在自贡出现。
地域与“厂族”
在当地人眼中，内迁到自贡的东北人豪爽，北京人正直，上海人精明会过日子。非但自贡市民，就是内迁到自贡的东北职工、北京职工等，都认为内迁到此的上海职工最善于布置家庭，居室美观整洁，情调比较高雅；同时也认为一些上海内迁职工对自家以外的公共环境卫生不够关心，为人处事比较自私。一些自贡市民和其他地区内迁到自贡的职工还谈到，上海内迁职工在农贸集市买菜，最爱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有的人按说好的价格与农民成交后，走时还要拿农民的一两棵蔬菜或瓜果，让旁人看不惯也看不起。
自贡历史上有王、李两大姓家族，解放前这两大家族在当地有相当势力，当地曾流行一句话——“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说民间发生纠纷，只要对方不是这两大家族的人，就不用惧怕。解放后这种情况明显改变，但民间仍有一定的家族意识。内迁工厂到来后，各地的内迁职工，除了普遍怀有故乡情结，还有一种“同为异乡人”的情结。一些内迁工厂特别是大中型的内迁工厂，一般都有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一各状似“小社会”的特殊社区。这种特殊的生活工作环境，再加上“同为异乡人”情结，在内迁职工中便形成一种以各自工厂为根基，以工厂职工共同利益作维系的“厂族”意识。同一工厂的内迁职工，在厂区内或许会有你来自东北，他来自上海的念头，可一到厂区外的社会上，他们的想法和说法都成了“我是某某厂人”。
内迁工厂的“厂族”意识，这突出表现在另外两方面。其一是工厂职工的“近亲繁殖”，就是内迁工厂招收新工人，往往优先安排内迁职工的子女。在六七十年代，这样做主要为调回山迁职工的上内下乡子女；在八九十年代，主要为解决没能考上大专院校的内迁职工子女的就业。改革开放后社会就业门路增多，大部分内迁工厂的福利待遇也不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依旧存在。内迁职工两代人、三代人都在同一内迁工厂工作的情况，在自贡的内迁工厂尤其在几家大中型工厂中较为普遍。与此相似，内迁工厂在物色、选拔下一辈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先考虑内迁职工后代的情况。
另一是内迁职工之间及其子女间婚姻结成广泛复杂的关系网。第一代内迁职工中的青年男女谈婚论嫁时，大多首先在内迁职工中选择对象，来自同一地区的最好，其次考虑来自其他地区的，再其次才会与当地青年结婚。形成这种情况，主要基于当时内迁工厂职工的福利待遇普遍较当地职工、干部要高，也由于同一或相近地区的人往往有相同相近的生活习惯。内迁职工不愿与当地人结婚，除了上述原因外，还顾虑当地人在家乡有一大群亲戚，唯恐结婚后难于应付。同样的原因，也形成内迁职工子女间结婚的普遍情况。自贡某内迁大厂的一位工会干部，其父母是第一代内迁职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同朋友聚餐，偶然说到某人，没想到饭桌上的十人中居然有六七人自称是某人或近或远的亲戚。大量内迁职工间及内迁职工子女间的结婚，使得不少内迁职工逐渐结成裙带性的亲戚关系，又导致在内迁工厂中出现了“新式”的“家族”现象。
内迁工厂的“厂族”意识，特别是职工、干部的“近亲繁殖”情况和广泛复杂的亲戚关系，使不少当地人和内迁职工、干部都不无非议。一位在八十年代初进入自贡某内迁大厂的军队转业干部，在厂里一直有“外来人”感觉，认为再有能力，好事也难遇到自己，他对“近亲繁殖”情况坦言自己的不满。一位内迁大厂现已退休的前车间主任，本人也是内迁来自贡的，我问他对内迁职工普遍的亲戚关系有什么看法，他不假思索就回答“不好”。他说，车间领导开会要处理某位违纪工人，会议刚结束，就有人找上家门为这位工人说情；还经常有托他照顾车间某某人的事，因为托请人与某某是亲戚。出现在自贡一家内迁大厂中职工、干部的“近亲繁殖”和“亲戚网”现象，我还同主持该厂筹建、一度担任该厂主要领导、现已退休的一位老干部谈到。我说，你们厂内迁时是国内一流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也有当时算得上科学严格的管理，后来工厂出现了职工、干部的“近亲繁殖”和“家族”关系网，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工厂以竞争机制选拔优秀人才，不利于工厂的科学严格管理，与工厂的现代化发展和要求相悖离，也不利于工厂更强有力地参与市场竞争。这位老干部想了一会儿说，是会有一些不利影响；安排内迁职工子女进本厂就业，当初主要考虑稳定内迁职工的人心，没想到后来会出现这些情况；而这些情况恐怕在当年“三线建设”的所有内迁大中型工厂中都普遍存在，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他说一时也想不出解决内迁工厂存在的这类情况的有效措施。
在九十年代以前，内迁工厂的经济效益普遍较好，内迁工厂职工的福利待遇通常高于当地一般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那时，不少自贡市民 希望进入内迁工厂，尤其是像东方锅炉厂这类大中型国营企业，成为其中的职工。在七八十年代的，自贡市党政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有过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亲友进入东方锅炉厂的事。在七十年代，不少自贡青年都愿意将内迁工厂的职工特别是内迁职工，作为自己婚嫁的首选对象，其中原因，除了内迁职工的工资收入较高，还由于内迁职工有文化，有技术，头脑灵活等。有位自贡市民说，她年轻时的一位同龄女友，执意要嫁给晨光化工研究院的一位上海内迁青年职工，原因之一是对方身材较高，他们结婚后生育的子女也可以比本地孩子高一些。九十年代后，改革开放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自贡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也很大，国企改革，市场竞争，使一些内迁工厂的经济效益有所下降，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好，内迁工厂职工的收入和福利等，也渐渐与自贡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差不多。这时，特别希望进入内迁工厂当其职工，特别希望与内迁工厂职工结婚的自贡青年市民，也就不多了。
内迁工厂在迁建初期，一般都受到当地的欢迎和照顾，尤其是内迁的国家部、委直属大厂，规模大，效益好，级别高，更一直受到尊敬。这种特殊的礼遇，也使内迁工厂的有些干部、职工，有意无意地滋生一定的自大意识，有过一定的“高人一等”的傲慢态度和轻蔑当地干部、群众的言谈举止。这些表现难免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和非议。对内迁工厂因社会历史原因在后来出现的经济效益下降，对有些内迁工厂的无奈停工、转产等，当地群众多心怀惋惜和同情。九十年代中期，东方锅炉厂的某届厂领导发生集体经济违法犯罪事件，则在自贡群众中引起不小震惊，造成极坏影响。
“三线建设”和内迁工厂都是当代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内地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且不乏历史意义的贡献，对内地乃至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内容丰富和品质提高，也产生过极大且不乏历史意义的影响。现在，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宏伟规划，“西部开发”成为其中的重头戏。当年数百万“三线建设”者尤其是数十万内迁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壮举谱写了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给今天的“西部开发”提供有益启示。
“三线建设”一方面动员内地的人力、物力，另一方面从经济和科技相对发达的华东、华北、东北等沿海地区和老工业基地，抽调大批人员和设备迁移内地。当时中央有关内迁单位务必提供“好人、好马、好设备”的要求，基本上在相关各地都得贯彻执行。据一份资料记录，在“三线建设”开始的头三年中，各地内迁四川的管理干部、技术人员即有三万七千人，各种大中型设备即有五千余台。各种内迁的企事业单位和人员，是“三线建设”的主力军，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对内地的社会文化发展产生极大影响。
视野和思路变得开阔了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1939年正式设市。在历史上，自贡以出产井盐闻名于世，素有“川省精华之地”、“富甲蜀中”美誉。自贡的井盐生产，早在汉代已有记载，近代以还更有两次鼎盛时期。在“三线建设”开始前，自贡工业的主要支柱，依然是井盐和相关的盐化工业产；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自贡仍是位居重庆、成都之后的四川省辖市。自贡之所以会被选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除了其特定的地理位置，在不小程度上也因其具有一定的工商业基础。
在“三线建设”开始前，据1964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自贡市区有居民四十余万人，企业职工三万余人。作为当时自贡支柱产业的井盐生产，无论技术还是设备都相当陈旧落后。一位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支内到自贡的上海工程师回忆，他当时曾与同事参观一家井盐工场，看到的是木制井架，工人普遍赤膊手工操作，用竹筒提取盐卤，用铁制平锅熬盐，他和同事都为这样近乎原始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连续感叹。
“三线建设”开始后，陆续内迁自贡的企事业单位近二十家，“三线建设”十年间陆续内迁自贡的各地人员超过一万人，占当时自贡市居民总数的四十分之一强，占自贡企业职工总数的将近一半。至于内迁工厂的规模、设备、科技层次与含量、企业管理等，都较自贡当地原有工业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自贡市的“三线建设”中也有一些四川省新建和自贡市扩建的项目，但它们的规模、实力等均不能与内迁工厂相比。内迁工厂是自贡“三线建设”的主体。
内迁工厂的到来和陆续建成投产，大大改变了自贡市的工业经济结构，使其由原先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较低，偏重以井盐生产为主的单一性，顿然变为科技含量和劳动附加值大大提高，汇会机械、冶金、机电、化工、建材、井盐等的多元性。自贡因此由原先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一跃成为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
内迁工厂的到来，在为自贡市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的同时，也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一位六十年代在自贡市计划委员会工作，亲自参与接待、协调内迁工厂建设，后来担任主管全市工业的副市长的退休老干部说，内迁工厂的到来，对自贡干部群众原有的思想观念产生不小的冲击，使旧有思想观念发生一定的改变。历史上四川受地理条件制约，交通比较闭塞，外部信息传达较少，川民思想趋于保守、封闭，有较强的“盆地意识”。自贡对外通商较早，井盐虽然也向川省邻近的云、贵、陕、湘、鄂的部分地区销售，但视野比较狭小；再加上井盐工业尽管生产技术比较落后，产值算不上高，但地区经济与邻近市县相比还是好出一截，这使不少自贡市民也存在一定的“知足”意识。内迁工厂使自贡的干部群众亲眼见识到现代化企业的规模、科技和管理，知道了差距；而内迁工厂的原材料需求和产品销售等，大多面向全国，后来还有走向世界的，这就使自贡人的视野和思路变得开阔了。
从“苗子”到“洋棒”
对“三线建设”项目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和国防工厂的建设选址，当时中央制定的原则是“靠山、隐蔽、分散”，这主要基于当时的立足反侵略战争的考虑。自贡是低山丘陵地区，内迁工厂的选址，主要在城市的边缘区域。像东方锅炉厂这样的较大型企业，就建于当时的市区边缘，各车间散布在好几条丘谷之间，厂区面积达方圆几乎方公里，而受制于客观环境，该厂至今没有工厂围墙，厂区内仍散布不少民居。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工厂的生产和管理造成许多不利，另一方面又使工厂生活始终与当地社会没有隔离。像东方锅炉厂这样的企业，除了生产设施，还建有一整套生活保障体系，如医院、托儿所、学校、公安分局等等。东方锅炉厂的职工中，曾不无几分自豪地流行“除了火葬场，厂里什么都有”的说法。这样的厂办托儿所、学校，起初只接纳本厂职工的子女，医院主要为本厂职工服务，但也救治前来求医的危急病市民和农民。一些大中型工厂，如东方锅炉厂、硬质合金厂、长征机床厂等，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迁建初期，多尚未建筑自己的影剧院，但经常组织文娱活动，放映电影、表演歌舞一般都在露天空地。每逢这样的露天演出，除了本厂职工，厂区周围方圆数公里的自贡市民、农民，也会扶老携幼前来观看。在电视远未普及的当时，这些露天演出，也是自贡群众一项重要的文化娱乐节目，对开阔自贡群众的文化娱乐视野和充实、丰富他们的文化娱乐生活，起过不小作用。自贡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条水泥道路，第一套闭路电视系统，普通职工最早购买收录机、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也出现在内迁工厂中。
一些自贡市民的审美观、价值观、消费观等，也在内迁工厂到来后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自贡历史上久有“盐都”美誉，“富甲蜀中”使不少自贡市民不乏自豪感的同时，也滋生一定的优越意识。抗战时期四川成为中国的“大后方”，许多外地人流落到自贡，自贡的部分市民就有过怨责，认为拥人的外地人，有他们看不惯的生活方式，干扰破坏了他们习惯的生活秩序，当时曾有识大体的自贡媒体专门 对此进行过批评和规劝。“三线建设”初期，有些自贡市民将内迁职工称为“苗子”，语含讥蔑，似乎内迁职工来自蛮荒之地，是未经开化的愚蛮之辈。过了一段时间，有些自贡市民又将内迁职工改称为“洋棒”，因为内迁来的外地人的服饰打扮和言谈举止都带有明显的“洋气”。“洋气”代表着更为开化，是相对于不够开化的“土气”而言。对内迁的外地人的称呼由“苗子”转为“洋棒”，反映了自贡市民优越意识的潜在消退和自卑意识的不自觉流露。从这时起，内迁职工的服饰打扮，如北京的松紧布鞋，上海的皮鞋、网球鞋，上海的化纤料衬衣、青年装、夹克衫、尼龙袜等，逐渐成为不少喜爱时尚的自贡市民的追求物品，他们想方设法托请自己的内迁职工朋友或朋友的朋友，从北京、上海等地购买，能用这样的服饰装扮自己，成为一种荣耀，就像今天的不少时尚人士竞相穿戴“耐克”、“鳄鱼”、“爱乐”等品牌的衣裤鞋帽一样。当时自贡市民对内迁职工带来的外地物品的喜爱和追求，还包括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光明牌奶粉、玉兔牌羊毛衫、红灯牌收音机等。当时上海青年结婚流行置备套的“老虎脚”家具、“捷克式”组合家具。有上海内迁职工在自贡结婚成家，特意从上海购买这种家具运到自贡，不久便引得自贡新婚家庭纷纷仿效。据说，有位心灵手巧的自贡农村木匠，照葫芦画瓢，学会制作成套的“上海家具”，于是求者接踵，生意兴隆，因此发过一笔财。“三线建设”有一条原则是“先生产，后生活”，这使内迁工厂建造的第一批职工住宅的标准普遍较低，东方锅炉厂最初建造的职工家属宿舍，就是沿袭五六十年代那种卫生、厨房多家合用的“筒子楼”。八十年代再次改扩建职工家属宿舍时，东方锅炉厂决定参照上海、广州新出现的住宅样式，建造了卫厨独用、有室有厅的单元套房，建成后引来自贡的不少单位和市民参观，此后单元套式住宅又陆续在自贡出现。
地域与“厂族”
在当地人眼中，内迁到自贡的东北人豪爽，北京人正直，上海人精明会过日子。非但自贡市民，就是内迁到自贡的东北职工、北京职工等，都认为内迁到此的上海职工最善于布置家庭，居室美观整洁，情调比较高雅；同时也认为一些上海内迁职工对自家以外的公共环境卫生不够关心，为人处事比较自私。一些自贡市民和其他地区内迁到自贡的职工还谈到，上海内迁职工在农贸集市买菜，最爱讨价还价，斤斤计较，有的人按说好的价格与农民成交后，走时还要拿农民的一两棵蔬菜或瓜果，让旁人看不惯也看不起。
自贡历史上有王、李两大姓家族，解放前这两大家族在当地有相当势力，当地曾流行一句话——“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说民间发生纠纷，只要对方不是这两大家族的人，就不用惧怕。解放后这种情况明显改变，但民间仍有一定的家族意识。内迁工厂到来后，各地的内迁职工，除了普遍怀有故乡情结，还有一种“同为异乡人”的情结。一些内迁工厂特别是大中型的内迁工厂，一般都有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形成一各状似“小社会”的特殊社区。这种特殊的生活工作环境，再加上“同为异乡人”情结，在内迁职工中便形成一种以各自工厂为根基，以工厂职工共同利益作维系的“厂族”意识。同一工厂的内迁职工，在厂区内或许会有你来自东北，他来自上海的念头，可一到厂区外的社会上，他们的想法和说法都成了“我是某某厂人”。
内迁工厂的“厂族”意识，这突出表现在另外两方面。其一是工厂职工的“近亲繁殖”，就是内迁工厂招收新工人，往往优先安排内迁职工的子女。在六七十年代，这样做主要为调回山迁职工的上内下乡子女；在八九十年代，主要为解决没能考上大专院校的内迁职工子女的就业。改革开放后社会就业门路增多，大部分内迁工厂的福利待遇也不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依旧存在。内迁职工两代人、三代人都在同一内迁工厂工作的情况，在自贡的内迁工厂尤其在几家大中型工厂中较为普遍。与此相似，内迁工厂在物色、选拔下一辈各级领导干部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先考虑内迁职工后代的情况。
另一是内迁职工之间及其子女间婚姻结成广泛复杂的关系网。第一代内迁职工中的青年男女谈婚论嫁时，大多首先在内迁职工中选择对象，来自同一地区的最好，其次考虑来自其他地区的，再其次才会与当地青年结婚。形成这种情况，主要基于当时内迁工厂职工的福利待遇普遍较当地职工、干部要高，也由于同一或相近地区的人往往有相同相近的生活习惯。内迁职工不愿与当地人结婚，除了上述原因外，还顾虑当地人在家乡有一大群亲戚，唯恐结婚后难于应付。同样的原因，也形成内迁职工子女间结婚的普遍情况。自贡某内迁大厂的一位工会干部，其父母是第一代内迁职工，他告诉我，有一次他同朋友聚餐，偶然说到某人，没想到饭桌上的十人中居然有六七人自称是某人或近或远的亲戚。大量内迁职工间及内迁职工子女间的结婚，使得不少内迁职工逐渐结成裙带性的亲戚关系，又导致在内迁工厂中出现了“新式”的“家族”现象。
内迁工厂的“厂族”意识，特别是职工、干部的“近亲繁殖”情况和广泛复杂的亲戚关系，使不少当地人和内迁职工、干部都不无非议。一位在八十年代初进入自贡某内迁大厂的军队转业干部，在厂里一直有“外来人”感觉，认为再有能力，好事也难遇到自己，他对“近亲繁殖”情况坦言自己的不满。一位内迁大厂现已退休的前车间主任，本人也是内迁来自贡的，我问他对内迁职工普遍的亲戚关系有什么看法，他不假思索就回答“不好”。他说，车间领导开会要处理某位违纪工人，会议刚结束，就有人找上家门为这位工人说情；还经常有托他照顾车间某某人的事，因为托请人与某某是亲戚。出现在自贡一家内迁大厂中职工、干部的“近亲繁殖”和“亲戚网”现象，我还同主持该厂筹建、一度担任该厂主要领导、现已退休的一位老干部谈到。我说，你们厂内迁时是国内一流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也有当时算得上科学严格的管理，后来工厂出现了职工、干部的“近亲繁殖”和“家族”关系网，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工厂以竞争机制选拔优秀人才，不利于工厂的科学严格管理，与工厂的现代化发展和要求相悖离，也不利于工厂更强有力地参与市场竞争。这位老干部想了一会儿说，是会有一些不利影响；安排内迁职工子女进本厂就业，当初主要考虑稳定内迁职工的人心，没想到后来会出现这些情况；而这些情况恐怕在当年“三线建设”的所有内迁大中型工厂中都普遍存在，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他说一时也想不出解决内迁工厂存在的这类情况的有效措施。
在九十年代以前，内迁工厂的经济效益普遍较好，内迁工厂职工的福利待遇通常高于当地一般企事业单位的职工。那时，不少自贡市民 希望进入内迁工厂，尤其是像东方锅炉厂这类大中型国营企业，成为其中的职工。在七八十年代的，自贡市党政机关的一些领导干部，也有过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亲友进入东方锅炉厂的事。在七十年代，不少自贡青年都愿意将内迁工厂的职工特别是内迁职工，作为自己婚嫁的首选对象，其中原因，除了内迁职工的工资收入较高，还由于内迁职工有文化，有技术，头脑灵活等。有位自贡市民说，她年轻时的一位同龄女友，执意要嫁给晨光化工研究院的一位上海内迁青年职工，原因之一是对方身材较高，他们结婚后生育的子女也可以比本地孩子高一些。九十年代后，改革开放在全国各地深入发展，自贡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变化也很大，国企改革，市场竞争，使一些内迁工厂的经济效益有所下降，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好，内迁工厂职工的收入和福利等，也渐渐与自贡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差不多。这时，特别希望进入内迁工厂当其职工，特别希望与内迁工厂职工结婚的自贡青年市民，也就不多了。
内迁工厂在迁建初期，一般都受到当地的欢迎和照顾，尤其是内迁的国家部、委直属大厂，规模大，效益好，级别高，更一直受到尊敬。这种特殊的礼遇，也使内迁工厂的有些干部、职工，有意无意地滋生一定的自大意识，有过一定的“高人一等”的傲慢态度和轻蔑当地干部、群众的言谈举止。这些表现难免引起当地民众的反感和非议。对内迁工厂因社会历史原因在后来出现的经济效益下降，对有些内迁工厂的无奈停工、转产等，当地群众多心怀惋惜和同情。九十年代中期，东方锅炉厂的某届厂领导发生集体经济违法犯罪事件，则在自贡群众中引起不小震惊，造成极坏影响。
“三线建设”和内迁工厂都是当代中国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它们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对内地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过巨大且不乏历史意义的贡献，对内地乃至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内容丰富和品质提高，也产生过极大且不乏历史意义的影响。现在，中国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宏伟规划，“西部开发”成为其中的重头戏。当年数百万“三线建设”者尤其是数十万内迁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用“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壮举谱写了历史经验与教训，可以给今天的“西部开发”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