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教育史上，中国传统书院的出现，一开始作为民间学术传播、图书收藏的私人讲学机构，对官办学校起到了竞争、冲击、补弊起废的作用。明清时期，政府通过经费控制、人员任用等办法逐步加强对书院的控制，淡化了中国传统书院自由讲学、著述的学术特色，及至现代中国，书院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作为文化传承机构，传统中国传统书院与现代西方高等教育中出现的高等研究院，它们之间有何异同？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诞生的不同学术研究机构，中国传统书院与西方高等研究院是否有相互学习、借鉴的地方？以上问题的回答，有利于中国高等教育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有益的平衡点。
　　关键词：文化传承；知识探究；书院；高等研究院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3-0082-02
　　中国传统书院（以下简称“书院”），经宋代兴盛，清末废止，历史源远流长，硕学鸿儒、自由讲学之风气，使一代代学者心向往之。书院的兴起，开辟了理学思想发展的高峰。比如，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白鹿洞书院，与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代表了书院发展的兴盛，传承了中华学术的血脉，其兴也勃焉。梁启超曾这样谈起书院的成立，“一面求智识的推求，一面求道术的修养”；胡适也说过，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因此，中国古代传统书院，一方面代表了中国经学传统，对奠定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打造思想自由及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使后世学人津津乐道。从学术角度上看，书院之精神气质与西方现代大学推崇研究高深学问、学术自由之目标契合。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人文化成—中国传统书院的特色
　　中国传统教育之精神，重人文道德而轻实用技术。自儒家孔孟以来，修齐治平，其开端之处在修，通过个人之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而书院作为教育的机构及文化传承的载体，其文化精神传承了儒家经学之传统，无论从导师、课程、授业、问学之方式方法，承袭中国传统教育之特色。如胡适曾说：“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龢然从风，不但学问上有相当的研究，就是风气上也有无形的转移，如朱文公的白鹿洞，胡定安的湖州，都是一例”；陈平原认为：“中西教育观念的差别却是实实在在的。依晚清以来通行的说法，后者重知识传授，前者重人格修养。”纵观历代中国书院，具有私人讲学特色，经费自给自足的特点，同时，一般有一位道学问品行出类拔萃者任“山长”，而四方学子慕名追随学者而来。学依人而教，人依学而效，形成独特的书院治学及研究特色，学者自由讲学、自由著书立说，不同学术观点及教学方法在不同的书院中存在，并依书院“山长”治学特色而形成不同学派，更进而开创一地方之学风。正如胡适所说，自修与研究，讲学与议政，独立办学独立思考，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通过传统书院而实现。
　　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富有家国情怀。如孟子“舍我其谁”的精神；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湖南岳麓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传诵千百年的格言警句，传递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及经国济世的情怀。书院的变革，至清末民初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清政府苦思救国良策，兴洋务运动，废科举兴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统统改造为西式学堂。对此，胡适曾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笔者认为，中国传统书院，其精神核心在于为学术而学术，而不在于科举。学子求学其间，在于求学问而不在于求出身。这种精神，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在市场化浪潮下被功利主义浮躁之风侵蚀的学术所缺乏的。因而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书院所津津乐道的人文化成的“文化精神”。
　　二、高端冲刺——西方高等研究院学术研究之特色
　　正如前文所说，中国自洋务运动以来，在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实行了全面西化，延续数千年的书院被西式学堂所取代，连同书院的文化精神内核也被西式学堂、大学的高效实用人才培养文化所取代。在书院存废的过程中，虽然有师夷之争及体用之分的争论，但西方大学其科技发达、技术领先、学术独立却是不争事实。书院之废除如同科举制一般，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的，国人纷纷求学于西方，因此之后才有蔡元培负笈德国而办北京大学，形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特色；也有庚子赔款而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从而奠定了当代大学高等教育之基础。西方大学其追求真理、理性至上，研究高深学问、追求学术自由的特色正好与中国传统书院追求道术修养和人文化成，形成互补。如两者互相融合，取长补短，对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及开拓人文教育领域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西方大学独特的高等研究院，对推动高深学术研究及科技进步的影响力，是中国传统书院所无法达到的境界。
　　伯顿·克拉克认为，大学具有三项基本功能：一是人才培养，二是科学研究，三是社会服务。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大学对提高人口素质和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大学原有的追求真理、为学术而学术以及研究高深学问的职能在当代以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为核心价值观的大学建设当中，有被弱化的危险。从20世纪60年代起，高等教育开始离开精英教育的轨道，向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方向发展。为应对大学的研究高深学问职能弱化的危险，西方大学除了对大学进行分类管理之外（既有社区学院，也有教学型大学，也有研究型大学），在大学内部，建设以科学研究且主要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而不以培养人才和应用研究为主要目的的高等研究院以推动高深学问研究的深入发展，并且为一流学者提供自由研究、自由讲学的平台，有效推动和保护了大学研究和精英教育的延续。著名的高等研究院比如爱因斯坦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在中国也有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等等。 　　三、融合借鉴——书院与高等研究院之异中求同
　　作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高等研究院，本身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国传统书院偏重于人文而轻实利，其核心价值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大学之道，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西方高等研究院偏重于科学而轻人文，其核心价值是“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有鉴于此，在当代高等教育提倡“通识教育”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书院和高等研究院的融合互补，有利于大学培养“通才”，也有利于大学对人文和科学教育的和合互补。
　　从文教精神的传承上看，中国传统书院重学轻术，重文化传承轻人才培养；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重科学轻人文，追求终极真理和高端科技轻文化影响。中国书院规模小，经费自给自足。往往由著名学者创建，集讲学、藏书、著述等功能为一体，学在民间，私人办学特色鲜明。因其与官学明显不同且不受政府制约，其学术研究独立自由。也因政府不给予资助，书院创建人因为经费问题，更多的是传承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经国济世的“入世”学术研究精神，通过治学而影响社会，而不以人才培养为目的。
　　从研究目的和研究层次上看，与中国传统书院不同，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建立之初便有明确的目的，即“为学术而学术”、“研究高深学问”、“追求精英教育”，是一种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大众高等教育精神的开拓发展，保留了古典西方大学的文化精神，从这个角度上说，也可以说西方高等研究院传承了古典大学精英教育及追求真理的学术传统；同时，不同于中国传统书院对人格修养和国家治理的强烈关注，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更多的是关注自然科学前沿及基础理论研究，但不追求产学研用的“短平快”研究，更多的是对终极真理的高深研究。并且，近年来，部分综合大学也建立了人文高等研究院，以强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前沿研究。
　　以上只是对中国传统书院和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简单比较。可惜的是，中国传统书院自清末洋务运动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已不复存在，但直到现在，书院精神还一直为传统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其自由讲学的精神，其融洽的师生关系，坐而论道、文化传承正是当代中国大学在追求排名、求全求大、学术功利化的背景下所欠缺的。而高等研究院在西方大学中方兴未艾，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学术的发展。但正如尼采对文艺复兴高扬人性的旗帜，以人性取代神性取得压倒一切的胜利的现象，高呼“上帝死了”。现代西方大学，在高等研究院崛起之后，也要避免以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压倒一切的现象。在高等教育场域，探索集中国传统书院“润物细无声”的文化特质及西方大学高等研究院“纯粹的研究”的学术气质视域融合的机构，以逼近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学术与文化、学术与人生等各种现象的真实，改进未来形态的高等教育机构。
　　参考文献：
　　[1]杨韶刚.道德教育心理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2]蔡怡.道德领导——新型的教育领导这[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
　　[3]陈平原.历史、传说与精神——中国大学百[M].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