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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年轻时在万木草堂受业于康有为（1858—1927），从他那里接受了今文经学的启蒙教育，懂得了变法图存的改良主义的救国之道，康有为是影响他一生的恩师。梁启超曾回忆当年求学时的情景说：“启超年十三，与其友陈千秋同学于学海堂……越三年，而康有为以布衣上书被放归，举国目为怪；千秋、启超好奇，相将谒之，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共请康开馆讲学，则所谓万木草堂是也。”民国建立后，康有为仍然充当保皇派，图谋清室复辟，梁启超在政治上即与康有为分道扬镳。但是，当康有为逝世后，梁启超尽管在天津已经辗转病榻，还是扶病及时赶到北京，为康有为设祭，并在著作中高度评价康有为的学术成就。当然，他很注意实事求是，并无谀词。其实，早在康有为还健在时，梁启超即写道：“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其所以自成家数、崛起一时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实之基础者亦以此；读《新学伪经考》而可见也。”真可谓知康有为者梁启超也。
梁启超与自己弟子的情谊，同样是很深厚的。蔡锷（1882—1916）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担任主讲时的学生，梁启超说他在四十名学生中，“称高才生焉”。后来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擢云南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起义，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袁世凯（1858—1916）将他调至北京，授将军，不久又委以经界局督办，但暗中却加以监视。袁世凯称帝的图谋日益公开化后，梁启超曾冒着很大风险，与蔡锷“密议倒袁”，后来精心策划蔡锷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取道越南回云南。抵昆明的第二天，就出任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总司令；而梁启超则秘密去广西，说服陆荣廷起义，并自称总参谋。在反袁斗争中，梁启超、蔡锷师生，患难与共，舍生忘死。蔡锷病逝日本后，梁启超备感哀痛，著文纪念，并在著述中多次写到蔡锷。直到蔡锷逝世十周年时，仍亲自至北海公园参加纪念活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家，成为近代第二代史学家中的中坚。如陈守实（1894—1974）教授，即为他的高足之一。陈守实先生对梁启超十分崇敬，把梁氏所辑明遗民、海外孤忠朱舜水（1600—1682）联语“气恒夺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当作座右铭，潜心史学，刻苦钻研。由他亲自指导守实先生完成的毕业论文《明史稿考证》，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书是万斯同的心血之作，而为王鸿绪剽窃、改篡。梁氏仔细审读了这篇文章后，在文稿封面写下评语：“此公案前贤虽已略发其覆，然率皆微词，未究全谳。得此文发奸伏，贞文先生（万斯同死后，门人私谥曰贞文先生）可瞑于九泉矣。然因此益令人切齿于原稿之淹没，其罪与杀人灭尸者同科也。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启超阅竟记。”梁氏与陈先生情谊深厚。陈先生在研究院求学期内写的日记中，曾惊叹“任师天资英发，在不可思议间，非学力所关也”。后来，梁氏因患便血病到协和医院治疗及随后在天津家中休养期间，陈先生都曾数次前往探视，聆听教诲，见梁病状，忧心如焚。梁氏在病中嘱陈先生办的事，他都尽力完成。
如王国维（1877—1927）在昆明湖自沉后，陈先生受梁氏之托，与其他弟子一起向研究院导师募捐，陈寅恪（1890—1969）等都积极响应，筹足一大笔钱，给王国维立碑。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去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也是由梁氏亲自安排的。梁氏还在病中书赠守实先生对联，集自温飞卿的《更漏子》、苏长公的《念奴娇》、牛希济的《生查子》、辛稼轩的《汉宫春》。全文是：“漱石仁弟乞写旧集词句：春欲暮，思无穷，应笑我早生华发；语已多，情未了，问何人会解连环。丁卯浴佛日梁启超。”此联现存，已成珍贵文物。
又如梁氏的另一位高足明清史专家谢国桢（1901—1982）教授，在清华期内，常常得到梁氏的指导。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后，即应邀随梁氏至其天津家中，担任其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的家庭教师，同时继续从梁氏问学。他们同桌吃饭，茶前饭后，经常听梁氏论学。后来，他回忆梁氏对他的隆情高谊时说：
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谈。先生朗诵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讲解，一字不遗。余叹先生记忆力之强，起而问之。先生笑曰：“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先生健于谈，喜于教诲……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引笔记之。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
梁启超是近代明清之际史学的开山祖师，谢国桢先生在他的亲炙下，予以发扬光大，成果累累，对彼此来说，都是幸何如也！谢先生曾吟哦“忆昔梁门空立雪，白头愧煞老门生”的诗句，那是过谦了。其实，应当说，若非梁门曾立雪，焉能中外传盛名？
国学大师章太炎（1868—1936）对本师、学侣、弟子的厚谊，也足为世人风范。
他的本师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俞氏是德清人，三十岁成进士，进了翰林院，旋放河南学政，两年后被罢官。归田后，他埋首学术，主攻朴学，旁及艺文。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尤为博大精深。他在著述之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培育英才。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七载之久，亲炙良师，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他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太炎的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这正是“师无道，即叛之”古训的体现。但尽管如此，并未影响太炎对本师的崇敬之情。 太炎一生交友甚多，鱼龙混杂，也极自负，但对亦师亦友的学问家，仍是很尊重的，与他们切磋学问，友谊匪浅。如：黄以周（1828—1899）是《周礼》专家，所著《礼书通考》达百卷之多，蔚为大观。太炎盛赞此书“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孙诒让（1848—1908），浙江瑞安人。所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皆传世之作。太炎对他很佩服，说：“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宋衡（1863—1911），平阳人，又名宋恕，通经学，讲仁爱，更精研佛学，太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字里行间，洋溢着太炎对这几位师友的深情。
胡适的学生很多，无论是在早年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校长，还是后来主持北京大学，他对学生的厚爱，殷殷教诲，都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其中一些人成为名满中外的大学者，对他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发起古史辨运动是受胡适讲课启发的结果。民国六年（1917）七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归国，九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讲授《中国哲学史》，所编讲义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从《诗经》开始，将唐、虞、夏、商抛在一边，直接从周宣王之后讲起，使学生耳目一新。顾颉刚在其所编《古史辨》第一册的序文中，回忆道：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在1919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1920年，胡适给顾颉刚写信，让他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借给他知不足斋本作为底本。并予以指点：“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这对顾颉刚来说，无疑是进一步的启示。当然，胡适嘱顾颉刚标点此书，也是知道他生活比较困难，好拿一笔稿费，贴补家用。此后，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不断通信讨论《红楼梦》，或赞同，或驳难，一方面，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加深了师生情、学友情。另一方面，顾颉刚再次感受到学习胡适治学方法的重要性。他曾经写道：“我从曹家的故事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状的复杂。”凡此，对顾颉刚后来的学术成就，是有深刻影响的。
罗尔纲教授是饮誉中外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严谨的学风，对史料的考证辨析功夫，受到史学界的一致好评。在他青年时代，胡适几乎是耳提面命的恩师。抗战期间，他著有《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追述他三十年代初期住在北京胡适家中边工作、边问学的情景。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看了这本书后，说：“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罗尔纲在此书的序中写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胡适很重视这本书，在给罗尔纲的信中，曾说这部自传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还大。他在这本书的序中深情地写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供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地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画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书，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胡适、罗尔纲师徒充满感情色彩的话，令人感动，但并无半点夸张。胡适是名流，家中常有贵客临门。每当罗尔纲遇到这些客人，胡适给客人介绍时，总要随口夸奖一两句，既是鼓励，更是安慰；有时家中有特别的宴会，胡适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接罗尔纲去做客一天：罗尔纲回广西探亲返京，胡适一天两次亲自去火车站迎接；有时一天给罗尔纲写两封信，指导他的学业；甚至因病住在医院，仍然在深夜伏案给罗尔纲写信，具体指导他研究湘军志，并逐条列出十个要点；如此等等。胡适对罗尔纲的关怀，从学业到生活，都是无微不至的。
（选自《读书文摘》）
梁启超与自己弟子的情谊，同样是很深厚的。蔡锷（1882—1916）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担任主讲时的学生，梁启超说他在四十名学生中，“称高才生焉”。后来蔡锷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归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擢云南三十七协协统。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与云南讲武学堂总办李根源在昆明起义，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1913年，袁世凯（1858—1916）将他调至北京，授将军，不久又委以经界局督办，但暗中却加以监视。袁世凯称帝的图谋日益公开化后，梁启超曾冒着很大风险，与蔡锷“密议倒袁”，后来精心策划蔡锷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取道越南回云南。抵昆明的第二天，就出任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总司令；而梁启超则秘密去广西，说服陆荣廷起义，并自称总参谋。在反袁斗争中，梁启超、蔡锷师生，患难与共，舍生忘死。蔡锷病逝日本后，梁启超备感哀痛，著文纪念，并在著述中多次写到蔡锷。直到蔡锷逝世十周年时，仍亲自至北海公园参加纪念活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家，成为近代第二代史学家中的中坚。如陈守实（1894—1974）教授，即为他的高足之一。陈守实先生对梁启超十分崇敬，把梁氏所辑明遗民、海外孤忠朱舜水（1600—1682）联语“气恒夺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当作座右铭，潜心史学，刻苦钻研。由他亲自指导守实先生完成的毕业论文《明史稿考证》，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书是万斯同的心血之作，而为王鸿绪剽窃、改篡。梁氏仔细审读了这篇文章后，在文稿封面写下评语：“此公案前贤虽已略发其覆，然率皆微词，未究全谳。得此文发奸伏，贞文先生（万斯同死后，门人私谥曰贞文先生）可瞑于九泉矣。然因此益令人切齿于原稿之淹没，其罪与杀人灭尸者同科也。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启超阅竟记。”梁氏与陈先生情谊深厚。陈先生在研究院求学期内写的日记中，曾惊叹“任师天资英发，在不可思议间，非学力所关也”。后来，梁氏因患便血病到协和医院治疗及随后在天津家中休养期间，陈先生都曾数次前往探视，聆听教诲，见梁病状，忧心如焚。梁氏在病中嘱陈先生办的事，他都尽力完成。
如王国维（1877—1927）在昆明湖自沉后，陈先生受梁氏之托，与其他弟子一起向研究院导师募捐，陈寅恪（1890—1969）等都积极响应，筹足一大笔钱，给王国维立碑。陈先生在清华研究院毕业后，去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也是由梁氏亲自安排的。梁氏还在病中书赠守实先生对联，集自温飞卿的《更漏子》、苏长公的《念奴娇》、牛希济的《生查子》、辛稼轩的《汉宫春》。全文是：“漱石仁弟乞写旧集词句：春欲暮，思无穷，应笑我早生华发；语已多，情未了，问何人会解连环。丁卯浴佛日梁启超。”此联现存，已成珍贵文物。
又如梁氏的另一位高足明清史专家谢国桢（1901—1982）教授，在清华期内，常常得到梁氏的指导。1926年，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结业后，即应邀随梁氏至其天津家中，担任其子女梁思达、梁思懿等人的家庭教师，同时继续从梁氏问学。他们同桌吃饭，茶前饭后，经常听梁氏论学。后来，他回忆梁氏对他的隆情高谊时说：
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谈。先生朗诵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讲解，一字不遗。余叹先生记忆力之强，起而问之。先生笑曰：“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先生健于谈，喜于教诲……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辄引笔记之。桢之所以略知史部簿录之学，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
梁启超是近代明清之际史学的开山祖师，谢国桢先生在他的亲炙下，予以发扬光大，成果累累，对彼此来说，都是幸何如也！谢先生曾吟哦“忆昔梁门空立雪，白头愧煞老门生”的诗句，那是过谦了。其实，应当说，若非梁门曾立雪，焉能中外传盛名？
国学大师章太炎（1868—1936）对本师、学侣、弟子的厚谊，也足为世人风范。
他的本师是清末朴学大师俞樾。俞氏是德清人，三十岁成进士，进了翰林院，旋放河南学政，两年后被罢官。归田后，他埋首学术，主攻朴学，旁及艺文。所著《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尤为博大精深。他在著述之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培育英才。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七载之久，亲炙良师，打下了坚实的治学基础。他对俞樾非常尊敬，至老不渝。俞氏卒后，他亲撰《俞先生传》，盛赞本师的学问成就。但是，太炎对俞樾并不盲从。俞樾对太炎的游历台湾，鼓吹反满，都很不满，太炎对此当然绝对不能苟同，特地写了一篇《谢本师》，针对俞樾说他“宣传革命是不忠，远去父母之邦是不孝；不忠不孝，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驳斥道：“弟子以治经侍先生，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岂以刘殷、崔浩期后生也？”这正是“师无道，即叛之”古训的体现。但尽管如此，并未影响太炎对本师的崇敬之情。 太炎一生交友甚多，鱼龙混杂，也极自负，但对亦师亦友的学问家，仍是很尊重的，与他们切磋学问，友谊匪浅。如：黄以周（1828—1899）是《周礼》专家，所著《礼书通考》达百卷之多，蔚为大观。太炎盛赞此书“与杜氏通典比隆，其校核异义过之，诸先儒不决之义尽明之矣”。孙诒让（1848—1908），浙江瑞安人。所著《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皆传世之作。太炎对他很佩服，说：“诒让学术，盖龙有金榜、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四家，其明大义，钩深穷高过之。”宋衡（1863—1911），平阳人，又名宋恕，通经学，讲仁爱，更精研佛学，太炎后来在文章中回忆说：“炳麟少治经，交平子始知佛藏……梵方之学，知微者莫如平子，视天台、华严诸家深远。”字里行间，洋溢着太炎对这几位师友的深情。
胡适的学生很多，无论是在早年的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担任校长，还是后来主持北京大学，他对学生的厚爱，殷殷教诲，都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其中一些人成为名满中外的大学者，对他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1893—1980），是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发起古史辨运动是受胡适讲课启发的结果。民国六年（1917）七月，胡适从美国学成归国，九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他讲授《中国哲学史》，所编讲义第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从《诗经》开始，将唐、虞、夏、商抛在一边，直接从周宣王之后讲起，使学生耳目一新。顾颉刚在其所编《古史辨》第一册的序文中，回忆道：
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我的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从此以后，我们对于适之先生非常信服。
顾颉刚在1919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读胡适之先生之《周秦诸子进化论》，我佩服极了。我方知我年来研究儒先言命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进化学说。”1920年，胡适给顾颉刚写信，让他标点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借给他知不足斋本作为底本。并予以指点：“我主张，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这对顾颉刚来说，无疑是进一步的启示。当然，胡适嘱顾颉刚标点此书，也是知道他生活比较困难，好拿一笔稿费，贴补家用。此后，胡适与顾颉刚、俞平伯不断通信讨论《红楼梦》，或赞同，或驳难，一方面，成就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加深了师生情、学友情。另一方面，顾颉刚再次感受到学习胡适治学方法的重要性。他曾经写道：“我从曹家的故事和《红楼梦》的本子里，又深感到史实与传说的变迁情状的复杂。”凡此，对顾颉刚后来的学术成就，是有深刻影响的。
罗尔纲教授是饮誉中外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严谨的学风，对史料的考证辨析功夫，受到史学界的一致好评。在他青年时代，胡适几乎是耳提面命的恩师。抗战期间，他著有《师门五年记》（原名《师门辱教记》），追述他三十年代初期住在北京胡适家中边工作、边问学的情景。著名历史学家严耕望看了这本书后，说：“深感此书不但示人何以为学，亦且示人何以为师，实为近数十年来之一奇书。”罗尔纲在此书的序中写道：“我这部小书，不是含笑的回忆录，而是一本带着羞惭的自白。其中所表现的不是我这个渺小的人生，而是一个平实慈祥的学者的教训，与他的那一颗爱护青年人的又慈悲又热诚的心。”胡适很重视这本书，在给罗尔纲的信中，曾说这部自传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三十五个荣誉博士还大。他在这本书的序中深情地写道：
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曾在我家里住过几年，帮助我做了许多事，其中最繁重的一件工作是抄写整理我父亲铁花先生的遗著。他绝对不肯收受报酬，每年还从他家中寄钱来供给他零用。他是我的助手，又是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但他总觉得他是在我家里做“徒弟”，除吃饭住房之外，不应该再受报酬了。……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的。……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督责。……我的批评，无论是口头，是书面，尔纲都记录下来。有些话是颇严厉的，他也很虚心地接受。有他那样一点一画不敢苟且的精神，加上虚心，加上他那无比的勤劳，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会有良好的学术成绩。……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小书，很使我怀念那几年的朋友乐趣。……从来没有人这样坦白详细地描写他做学问经验，从来也没有人留下这样亲切的一幅师友切磋乐趣的图画。
胡适、罗尔纲师徒充满感情色彩的话，令人感动，但并无半点夸张。胡适是名流，家中常有贵客临门。每当罗尔纲遇到这些客人，胡适给客人介绍时，总要随口夸奖一两句，既是鼓励，更是安慰；有时家中有特别的宴会，胡适便预先通知他的堂弟胡成之，接罗尔纲去做客一天：罗尔纲回广西探亲返京，胡适一天两次亲自去火车站迎接；有时一天给罗尔纲写两封信，指导他的学业；甚至因病住在医院，仍然在深夜伏案给罗尔纲写信，具体指导他研究湘军志，并逐条列出十个要点；如此等等。胡适对罗尔纲的关怀，从学业到生活，都是无微不至的。
（选自《读书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