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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新石器时代罕额依遗址、丹巴县罕额依村石棺葬墓群、罕额依村康波古碉的比较研究，发现罕额依遗址、中路石棺墓与康波四角古碉使用了相同的建筑材料和砌石技术。三者在地理上的高度重合和石砌技艺的发展水平，以及文化含义上的相似，都说明罕额依遗址很有可能是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地。
[关键词]青藏高原；罕额依遗址；碉楼；石砌技艺传统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6-0030-07
关于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起源于嘉绒藏族地区，特别是大小金川和丹巴[1-4]，一是起源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5-7]。这些观点大多从碉楼的形制、历史记载、碉楼文化的特点进行讨论。近年来，新的研究发现，碉楼的分布具有与石棺葬及石砌建筑分布高度重合的特点[8]（P.227-241）。本文将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村内共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葬与古碉间的关系入手，讨论古碉起源的相关问题。
一、丹巴县罕额依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葬和碉楼的基本分布
罕额依遗址位于丹巴县东北约3公里的中路乡罕额依村，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小金河左岸的半山上，高出河面约600米，海拔2200余米，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葬和碉楼并存的村落。按照笔者的调查，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刹拉科寺位于罕额依村北部，罕额依遗址发掘现场在刹拉科寺东北角的北墙外侧。
遗址及其外围有大量石棺墓分布，仅仅在遗址的左右两侧就发现有两处石棺墓群。罕额依遗址东偏南约100余米的甲莫伙（藏语，意为地下埋葬的石棺墓数量巨大），由于自然坍塌，在耕地边缘形成的陡壁上出露约十余座石棺墓；另一处石棺墓群位于古遗址南偏西约200余米的帕柯处，山路沿途的耕地边缘可见石棺葬显露。罕额依村遗存的古碉楼有12座，古遗址西偏北约30米处的刹拉科寺西北角外有刹拉卡碉、刹拉科经堂碉，斯机波碉位于古遗址南，哥巴拉空经堂碉、三根碉位于古遗址东南。经堂碉是藏传佛教传入当地后，佛教殿堂与碉楼相结合的一种样式，历史悠久。
二、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的石砌建筑特点
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该遗址共有12层地层，分为三期。第10、11、12层为第一期；第6、7、8、9层为第二期；第1、2、3、4、5层为第三期。第一期大致距今5000-4500年之间[9]（P.61-74）；第二期大致距今4500-4100年之间；第三期大致距今3800-2000年之间。除第1层耕土层外，几乎每层都揭露出石砌房屋，数量达10余座。房屋多为平地起建，为长方形或近方的“回”字形石、木结构，呈东北—西南走向，以石块为主要建筑材料，由1-2层甚至多达4层片石层层平铺。①
在早期地层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房屋F17，它建于第12层，即中路罕额依遗址最早的地层。从石墙房屋的整体面貌看，罕额依人已经掌握了片石砌墙技术，墙体砌筑过程中，注意墙体内外墙面的平整度和内外、上下左右石块之间的错缝叠压关系，石块之间的空隙处用小石块填充，用拌有草杆的泥浆作石墙砌筑的粘接剂敷内、外墙壁。其间还发现多处含料礓石的黄土硬面，结构紧密，推测应为经过处理的房屋居住面。保存下来的房屋多不甚高，一般在0.7-1.5米左右，仅第2号房屋F2高约2.5米。墙体有的内外侧面平齐；有的内侧面平齐，外侧面凹凸不平；有的内侧面凹凸不平，外侧面平齐，墙角端直②，与当地碉楼及住房砌筑的石墙几乎一模一样，石砌建筑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位于第9层的房屋F14不止有石墙，屋内还发现柱洞及火塘③（图2）。推测遗址中早期的房屋可能是石墙与木柱承重的单层平頂房屋。
罕额依遗址第二期距今4500-4100年的房屋中，F2室内外有部分掉落的石块，说明残墙高度并不是石墙的原始高度，由于石墙厚度达40厘米，砌筑水平相当高，能承受二层荷载④（图3）。笔者推测可能是两层平顶房屋的残墙。
黄家祥先生在《略谈四川藏区的考古》一文认为“丹巴中路遗址的建筑遗存、细石器等与昌都卡若遗址的同类遗存也有相同和近似之处，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联系”[10]。昌都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建筑为窝棚式，在晚期才出现石墙房屋，距今3930±80年（树轮校正4315±135年）。卡若遗址发现的3座石墙半地穴式房屋，地穴均呈口大底小形态，四壁略向外傾斜，用卵石和毛石顺着穴壁砌筑石墙，石墙厚度一般在25-35厘米左右。砌墙时使用草泥、黄砂合成的粘合剂。3座房屋的墙角转折处多呈圆弧形，仅F30东北角为直角。[11]
从石砌技术的水平看，罕额依遗址是独立的石砌建筑，而卡若遗址的石墙尚需要地穴穴壁支撑；罕额依遗址使用片石，而卡若遗址使用卵石和毛石。可以说，罕额依遗址与卡若遗址石墙房屋建筑相似，但罕额依的石砌技术明显更成熟。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川西高原的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已经出现了独立的，不依赖地穴的石砌房屋，石砌房屋建筑技术水平很高。
三、中路石棺葬石加工技艺的特点
早在1938年，考古学界就发现了青藏高原地区石棺葬，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棺葬墓群在整个川、滇、藏交汇的横断山脉被大量发现，“从目前考古学年代证据看，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末年，目前在横断山区发现的绝大部分石棺葬均属于这一年代范围。”[8]（P.234）
中路石棺墓没有正式发掘，但1996年丹巴县文化馆在中路折龙征集到18件石棺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⑤。这些陶器具有以下特点：器型有饰羊头的平底双耳罐、四足菱口双耳罐、四足羊头双耳罐、三乳钉单耳罐、方口单耳罐、单耳罐、单耳杯、圈足单耳杯，高圈足双耳杯、四足提梁羊首壶、豆、圈足器。另有磨制石斧、铜手镯等。 这些陶器从器形上看，均与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陶器具有相似性。例如，罕额依遗址第三期最晚的地层单位房屋F1内出土了一件饰漩涡纹的双大耳罐，在造型特征、装饰风格上，都与石棺葬中征集的器物一致。
中路石棺墓征集的陶器，纹饰有细绳纹、弦纹、戳印纹等[12]（P.182），而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遗存陶器的纹饰也有粗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乳钉纹、刻划纹等。[9]（P.75）两者出土陶器的纹饰基本相似。
从材质看，中路石棺墓征集的陶器有夹砂、泥质红褐陶或红陶、泥质磨光黑皮陶、泥质灰陶。[12]（P.183）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陶色以灰陶为主，红褐次之，有少量褐陶及橙黄陶[9]（P.68），说明两者陶系基本相同。
中路石棺墓征集的陶器中夹有大量的云母片[12]（P.177），而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陶器的陶片中也夹有大量云母片[9]（P.61），显然两者的陶器均系用当地含有云母片的泥土制作而成。
因此，虽然中路乡罕额依村的石棺葬墓群没有正式发掘，但依据上述材料，可以推测其出现时期可能与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一定的文化重合。
石棺葬这一葬式，不仅与当地石砌建筑的传统技术有关，也反映了古人对于石的功能的传统认知和文化含义，因此人们生时居住于石砌建筑之中，死后葬于石棺墓，二者的文化知识系统具有统一性。
根据笔者现场调查，从已经暴露的石棺葬看，中路石棺葬的石砌技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加工程度较高。甲莫伙出露的石棺葬相当一部分为完整石棺，用石板镶嵌而成，平面呈长方形，头、足两端宽度相同。建造石棺的石板系用当地的千枚岩、板岩、片麻岩（当地称为荞面石）打制而成，加工的凿痕清晰可见。石棺的板面平直，侧板、挡板的厚薄一致，只有顶板选用较厚的石板。侧板、盖板、底板、头足两端档板均使用单块石板，也有不少石棺无底板。说明当时石砌材料的开采加工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笔者在甲莫伙考察石棺时还发现，石棺的脚端底部棺角处一侧砌有方形的排水孔道。另外与中路相邻，位于同一座山背侧的梭坡乡左比石棺墓，也发现底板下修建的排水孔道，这可能是罕额依先民为保护石棺墓所采取的防水措施。第二，墓葬形制与砌建方式多样。中路石棺墓的形制有长方形、正方形、六边形等。罕额依村甲莫伙耕地边缘坍塌的陡壁上，暴露出十余座石棺，排列有序。笔者在甲莫伙考察实测一座石棺，棺长为1.3米，宽0.6米，高0.68米。另一座石棺长2.25米。几卡依村一座石棺无底板，左右侧板各用二块未加工的石板，与头足档板镶嵌成近六边形，并由四块未加工的石板作盖板。另外还发现有上下两层棺室及两棺室并列共用侧板的石棺。第三，从石棺修建的形制看，结合了石棺和石砌建筑。修砌石棺时，是先在黄土中挖一长方形穴坑，在坑底用打造好的石板嵌成石棺，其后在左右侧板外用片石砌筑石墙，石块之间用泥浆粘合。笔者在甲莫伙、帕柯石棺墓群中均发现此种砌建的石棺墓。石棺葬毕后，将先掘出的黄土回填，然后在其填土上用石块砌筑多达9层左右的石墙。
四、罕额依遗址、中路石棺葬墓群与碉楼石砌技艺的关系
（一）石砌技艺的相似性
从建筑材料和砌筑方式上看，罕额依古遗址有大面积的石砌建筑遗址，而当地的石棺墓在墓顶、侧板外、排水孔道均砌有泥浆粘合的石墙。二者的石砌技艺完全一样。
丹巴素有“千碉之国”的美称，境内古碉楼数量众多、形式各异、功能齐全。20世纪90年代普查，全县存古碉562座。2011年北京清华同衡规划及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在编制《四川省丹巴县丹巴古碉群总体保护规划纲要》时，在调研过程中新发现17座⑥，另外在水子乡长纳村还有1座残缺的13角碉，故全县现存古碉楼总数达到580座。丹巴古碉建筑平面类型丰富，有4角、5角、8角、13角等不同形制，历史上还曾经存在过3角、6角碉型。其中3角、5角、6角、8角、13角為星形平面。我国目前现存的星形平面碉楼多分布在丹巴。据说藏区有3座13角碉，其中2座位于丹巴。13角碉造型独特，是藏区石砌建筑传统和技艺的典型代表。丹巴古碉外观高峻挺拔，高度多在15-50米之间，梭坡乡左比村俄切卡碉高达40米以上。丹巴古碉按功能分为战碉、寨碉、烽火碉、官寨碉、界碉、经堂碉等，按形态分为公碉、母碉等，可谓青藏高原碉楼集大成者。另外，丹巴还保存了丰富的古碉民俗文化。
丹巴古碉的建筑材料，多选用片（块）石及当地的粘土。由于片石具有一定的韧性，碉楼建好以后，历经风雨，片石越挤压越结实。
从三者的对比看，在建筑材料和石砌技艺上，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石棺葬墓群和古碉楼如出一辙。
从结构上看，中路乡罕额依遗址揭露出的房屋F2边长长为2.2米，宽为2米，建筑平面的形状近似正方形，F7的建筑平面形状同F2，其余房屋基址建筑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图2）⑦丹巴四角古碉建筑平面多呈正方形，呈矩形的四角碉数量不多，另有相当一部分四角碉建筑平面边长非常接近，近似于正方形。说明建碉的人群在建造四角碉的过程中，沿袭了中路罕额依先民掌握的砌筑接近正方形及长方形房屋建筑平面边长的比例。
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呈全封闭式，四面墙未设门道，为双层墙体，高度2.5米，是残存的石墙中最高的墙体。在房屋现存顶部西南侧用石板砌有4级台阶⑧（图3）。按此形制推测，墙的下部未砌筑阶梯，很可能使用独木梯上下。从墙体的高度和阶梯砌筑情况看，F2极有可能是二层平顶石墙房屋，进出的门设在第二层，从屋外地表架设独木梯至第二层，然后从第二层的楼梯口沿阶梯及架设于下部的独木梯上下。
与此对应，丹巴遗存的四角碉，大部分碉楼底层呈封闭式，除极个别在底层开设碉门外，大多在2-4层设置碉门，碉门距离地表的高度为2-6米以上。从碉墙外地表架设独木梯至设碉门的楼层后，再沿独木梯下至第一层或上至上边的楼层。中路乡克格依村康波碉，呷仁依村然卡卡碉的结构皆如此，这与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的结构、布局均相似。可以推断四角碉在砌筑过程中沿袭了F2的基本结构与风格，很可能是在F2这类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在文化含义上相似
关于古代人群最初修建碉楼的目的，学者有祭祀、军事防御等观点。[8]（P.54）从中路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古代先民建造这种独特建筑，可能兼有祭祀与军事防御两个目的。
罕额依遗址第二期最晚的地层中开始出现圆石饼，但数量少。第三期出土了大量呈圆形石饼形状的器物[9]（P.66），器体中部厚，边缘较薄，制作简单粗糙，厚度较均匀，中部有圆孔。其中一件中部断裂。这些圆形石饼器物极有可能就是石饼形器。圆石饼中有一件器体较厚，可能是石壁，位于一座长方形房屋内墙近墙角处。此处砌有两个壁龛，上壁龛顶部斜放一块一角朝内的三角片石，后部用黄泥敷抹，石壁平放上壁龛平台右部。（图7）⑨石壁、石饼形器是古代早期祭祀、祭天活动中盛行的礼器。罕额依石砌房屋中发现石壁、石饼形器，且石壁放于上壁龛，上壁龛极有可能就是祭祀神龛，石壁、石饼形器可能就是罕额依人祭祀的礼器。这说明石砌建筑与罕额依先民的精神生活和原始宗教信仰关系密切，古代先民最初修建碉楼的原因可能与祭祀有某种关联。
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了大量石砌房屋基址，房屋建筑结构独特。10余座石墙房屋中，除F7有门道外，其余多为封闭式石墙房屋。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先民最初修建碉楼这种独特建筑的目的。
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的房屋中，F7平面形状为近正方形，东北—西南走向，西北墙体与东北墙体交角处下部砌有小门，放置一块封门石，门内砌有3级踏步连结屋内。地面紧密、坚硬，系由掺有料礓石的黄土加工而成。墙体内壁有草拌泥敷抹的痕迹。F2平面形状近正方形，东北—西南走向，石墙高度为2.5米。石墙呈全封闭式，未设任何门道。在房屋现存顶部的西南侧用石板砌有4级台阶，下部无石砌阶梯。墙体内外壁均有黄泥敷抹的加工痕迹（图3）。B10地面用掺有料礓石的黄土加工，墙面用草拌泥或黄土敷抹，说明这二座房屋的地面、墙面都经过加工处理。在古代只有人类活动的场所才进行类似的加工处理。同时，罕额依遗址中房屋叠压打破关系复杂，说明遗址中的房屋是重复使用的。
从房屋F2的结构可以看出是一种独特的石砌建筑，在3000年以前，罕额依的先民为什么要建造这座异于当时人们居住的建筑呢？这与丹巴的地理位置、环境及古代先民的安全需要有关。丹巴位于大渡河源头，是古代民族迁徙的藏彝走廊的一部分，曾经是河湟地区古代居民沿横断山六江流域南迁的重要通道，人口流动复杂，文化多样性丰富。到了今天，仍然有有藏、汉、羌、回等世居民族，语言复杂多样，藏语康方言、安多方言、嘉绒语、尔龚语等都有使用，每一种语言使用区内各小区域又有差异。古遗址的发掘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均说明，古代这一带是人群不断迁移、流动的场所，部落、族群众多，各类大大小小的冲突也常常发生，居民修建房屋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7的用途非常明显，是罕额依先民的居住场所。F7这类房屋成为他们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袭，在各种冲突中保护自身安全的安身之所。而对于手持长矛、弓箭、石刀、石斧的人群，这类房屋形同无设防之地，入侵者极有可能轻易地推开封门石，破门而入。罕额依先民极需建造一种既能居住，更能提供安全的建筑。于是罕额依先民利用其高超的砌石技术，把F2的石墙砌至2.5米以上，底层不设门道，形成全封闭式，门开在2.5米以上的第二层，室外架设独木梯上下。碉楼体现其防御功能的部分主要有两大部分：其一为碉门的设置，底层的封闭式结构；其二为开设的通风、瞭望、射击孔。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已初步具有碉楼防御功能的第一部分：即碉门高开，底层为封闭石墙。从F2的结构、形态来看，这类建筑在其后的部落、族群之间的冲突中，起到了保护人群的作用。罕额依先民进一步意识到，门道高开，底层为封闭式的石墙结构的建筑能有效地保护人群的安全，这类建筑的高度与防御功能的强弱密切相关，建筑愈高，防御功能愈强。经过漫长的岁月，具有多层楼层的石碉建筑在中路乡建成。这种碉门高开，一层以下墙体为封闭石墙砌体的结构，遂成为青藏高原碉楼建筑的最基本的标准配置。
同时，中路石棺葬在石棺外垒砌石墙，也是将亡者安置在安全封闭的环境中的文化意识表现。可见，石砌的封闭空间对于石棺葬主人而言，也有同样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晚期，罕额依先民长期在此繁衍生息，砌筑了大量石质房屋居住。出于宗教信仰和安全的需求，建造了祭祀的神龛，制作了祭祀的礼器石壁、石饼形器。为应对复杂的自然和人的威胁，他们选择了可以满足军事防御目标的石砌建筑，并逐渐将其发展为碉楼。
五、罕额依遗址与碉楼的起源
青藏高原碉楼产生的年代久远，令人遗憾的是汉文史籍中有关碉楼产生的年代无记载，从考古发现来看，碉楼的雏形出现的年代早于两汉时期。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所公布的材料，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12层。发掘者通过对典型陶器的分析、对比，将遗址分为三期。地层的第10、11、12层为第一期；地层的第6、7、8、9层为第二期；地层的2、3、4、5层为第三期。[9]（P.61）第三期最晚的地层单位中出土有与岷江上游石棺墓晚期中的双大耳罐相同的器物，类似双大耳罐的器物出现的年代约在西汉武帝前后。因此，第三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800-2000年之间。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建于第5层，叠压并打破第6层，而第5层又是第三期较早的地层。F2位于第三期较早的地层，又是第三期较早的遗迹单位，而第三期所测定的年代是从典型房屋F2、F7、F5、F6中采集的碳素标本测出的，所以F2的年代亦应在距今3800-2000年之间。[9]（P.74）另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在《丹巴县中路遗址1989-1990年度发掘情况简介》中介绍：“遗址中已知的年代是第2号房子填土中木碳经碳十四断代测出的，其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前期……”B11。碳十四测定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第2号房屋F2的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从考古年代学来判断，这可能就是中路罕额依石砌碉楼雏形形成的大致年代。当然，碉楼是多楼层的高大石砌建筑，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只是碉楼的雏形，与完整的碉楼相比相去甚遠。 綜上所述，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的石砌房屋F2的结构、布局、中路石棺墓石砌技艺、中路古代遗存的四角碉三者在石砌建筑方面使用了相同的建筑材料和砌石技术。加上罕额依遗址、石棺葬墓群、中路乡克格依村四角碉康波碉间地理上的高度重合关系。可以看到，中路古代遗存的四角碉与石棺葬，二者和中路罕额依遗址关系非常密切，这种文化内涵的相似性说明中路石砌碉楼、石棺墓葬与古遗址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可能是石砌房屋在前，是石砌碉楼的母体，在石砌房屋的基础上产生了碉楼、石棺墓。
注释：
①②③④资料为发掘现场拍摄照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提供。
⑤资料由丹巴县文化馆提供。
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四川省丹巴县丹巴古碉群总体保护规划纲要，2012年，第14页。
⑦⑧⑨⑩资料为发掘现场拍摄照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提供。
B11此简介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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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青藏高原；罕额依遗址；碉楼；石砌技艺传统
中图分类号：C9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6-0030-07
关于青藏高原碉楼的起源，学术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主要的观点有两种：一是起源于嘉绒藏族地区，特别是大小金川和丹巴[1-4]，一是起源于岷江上游羌族地区[5-7]。这些观点大多从碉楼的形制、历史记载、碉楼文化的特点进行讨论。近年来，新的研究发现，碉楼的分布具有与石棺葬及石砌建筑分布高度重合的特点[8]（P.227-241）。本文将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村内共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葬与古碉间的关系入手，讨论古碉起源的相关问题。
一、丹巴县罕额依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葬和碉楼的基本分布
罕额依遗址位于丹巴县东北约3公里的中路乡罕额依村，地处大渡河上游支流小金河左岸的半山上，高出河面约600米，海拔2200余米，是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石棺葬和碉楼并存的村落。按照笔者的调查，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刹拉科寺位于罕额依村北部，罕额依遗址发掘现场在刹拉科寺东北角的北墙外侧。
遗址及其外围有大量石棺墓分布，仅仅在遗址的左右两侧就发现有两处石棺墓群。罕额依遗址东偏南约100余米的甲莫伙（藏语，意为地下埋葬的石棺墓数量巨大），由于自然坍塌，在耕地边缘形成的陡壁上出露约十余座石棺墓；另一处石棺墓群位于古遗址南偏西约200余米的帕柯处，山路沿途的耕地边缘可见石棺葬显露。罕额依村遗存的古碉楼有12座，古遗址西偏北约30米处的刹拉科寺西北角外有刹拉卡碉、刹拉科经堂碉，斯机波碉位于古遗址南，哥巴拉空经堂碉、三根碉位于古遗址东南。经堂碉是藏传佛教传入当地后，佛教殿堂与碉楼相结合的一种样式，历史悠久。
二、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的石砌建筑特点
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该遗址共有12层地层，分为三期。第10、11、12层为第一期；第6、7、8、9层为第二期；第1、2、3、4、5层为第三期。第一期大致距今5000-4500年之间[9]（P.61-74）；第二期大致距今4500-4100年之间；第三期大致距今3800-2000年之间。除第1层耕土层外，几乎每层都揭露出石砌房屋，数量达10余座。房屋多为平地起建，为长方形或近方的“回”字形石、木结构，呈东北—西南走向，以石块为主要建筑材料，由1-2层甚至多达4层片石层层平铺。①
在早期地层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房屋F17，它建于第12层，即中路罕额依遗址最早的地层。从石墙房屋的整体面貌看，罕额依人已经掌握了片石砌墙技术，墙体砌筑过程中，注意墙体内外墙面的平整度和内外、上下左右石块之间的错缝叠压关系，石块之间的空隙处用小石块填充，用拌有草杆的泥浆作石墙砌筑的粘接剂敷内、外墙壁。其间还发现多处含料礓石的黄土硬面，结构紧密，推测应为经过处理的房屋居住面。保存下来的房屋多不甚高，一般在0.7-1.5米左右，仅第2号房屋F2高约2.5米。墙体有的内外侧面平齐；有的内侧面平齐，外侧面凹凸不平；有的内侧面凹凸不平，外侧面平齐，墙角端直②，与当地碉楼及住房砌筑的石墙几乎一模一样，石砌建筑技术已达到很高的水平。
位于第9层的房屋F14不止有石墙，屋内还发现柱洞及火塘③（图2）。推测遗址中早期的房屋可能是石墙与木柱承重的单层平頂房屋。
罕额依遗址第二期距今4500-4100年的房屋中，F2室内外有部分掉落的石块，说明残墙高度并不是石墙的原始高度，由于石墙厚度达40厘米，砌筑水平相当高，能承受二层荷载④（图3）。笔者推测可能是两层平顶房屋的残墙。
黄家祥先生在《略谈四川藏区的考古》一文认为“丹巴中路遗址的建筑遗存、细石器等与昌都卡若遗址的同类遗存也有相同和近似之处，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联系”[10]。昌都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的建筑为窝棚式，在晚期才出现石墙房屋，距今3930±80年（树轮校正4315±135年）。卡若遗址发现的3座石墙半地穴式房屋，地穴均呈口大底小形态，四壁略向外傾斜，用卵石和毛石顺着穴壁砌筑石墙，石墙厚度一般在25-35厘米左右。砌墙时使用草泥、黄砂合成的粘合剂。3座房屋的墙角转折处多呈圆弧形，仅F30东北角为直角。[11]
从石砌技术的水平看，罕额依遗址是独立的石砌建筑，而卡若遗址的石墙尚需要地穴穴壁支撑；罕额依遗址使用片石，而卡若遗址使用卵石和毛石。可以说，罕额依遗址与卡若遗址石墙房屋建筑相似，但罕额依的石砌技术明显更成熟。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川西高原的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已经出现了独立的，不依赖地穴的石砌房屋，石砌房屋建筑技术水平很高。
三、中路石棺葬石加工技艺的特点
早在1938年，考古学界就发现了青藏高原地区石棺葬，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石棺葬墓群在整个川、滇、藏交汇的横断山脉被大量发现，“从目前考古学年代证据看，石棺葬的主要流行年代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汉末年，目前在横断山区发现的绝大部分石棺葬均属于这一年代范围。”[8]（P.234）
中路石棺墓没有正式发掘，但1996年丹巴县文化馆在中路折龙征集到18件石棺墓中出土的随葬品，主要是陶器⑤。这些陶器具有以下特点：器型有饰羊头的平底双耳罐、四足菱口双耳罐、四足羊头双耳罐、三乳钉单耳罐、方口单耳罐、单耳罐、单耳杯、圈足单耳杯，高圈足双耳杯、四足提梁羊首壶、豆、圈足器。另有磨制石斧、铜手镯等。 这些陶器从器形上看，均与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陶器具有相似性。例如，罕额依遗址第三期最晚的地层单位房屋F1内出土了一件饰漩涡纹的双大耳罐，在造型特征、装饰风格上，都与石棺葬中征集的器物一致。
中路石棺墓征集的陶器，纹饰有细绳纹、弦纹、戳印纹等[12]（P.182），而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遗存陶器的纹饰也有粗绳纹、附加堆纹、戳印纹、乳钉纹、刻划纹等。[9]（P.75）两者出土陶器的纹饰基本相似。
从材质看，中路石棺墓征集的陶器有夹砂、泥质红褐陶或红陶、泥质磨光黑皮陶、泥质灰陶。[12]（P.183）中路罕额依遗址第三期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次之；陶色以灰陶为主，红褐次之，有少量褐陶及橙黄陶[9]（P.68），说明两者陶系基本相同。
中路石棺墓征集的陶器中夹有大量的云母片[12]（P.177），而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陶器的陶片中也夹有大量云母片[9]（P.61），显然两者的陶器均系用当地含有云母片的泥土制作而成。
因此，虽然中路乡罕额依村的石棺葬墓群没有正式发掘，但依据上述材料，可以推测其出现时期可能与罕额依新石器时代遗址有一定的文化重合。
石棺葬这一葬式，不仅与当地石砌建筑的传统技术有关，也反映了古人对于石的功能的传统认知和文化含义，因此人们生时居住于石砌建筑之中，死后葬于石棺墓，二者的文化知识系统具有统一性。
根据笔者现场调查，从已经暴露的石棺葬看，中路石棺葬的石砌技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加工程度较高。甲莫伙出露的石棺葬相当一部分为完整石棺，用石板镶嵌而成，平面呈长方形，头、足两端宽度相同。建造石棺的石板系用当地的千枚岩、板岩、片麻岩（当地称为荞面石）打制而成，加工的凿痕清晰可见。石棺的板面平直，侧板、挡板的厚薄一致，只有顶板选用较厚的石板。侧板、盖板、底板、头足两端档板均使用单块石板，也有不少石棺无底板。说明当时石砌材料的开采加工技术达到较高的水平。笔者在甲莫伙考察石棺时还发现，石棺的脚端底部棺角处一侧砌有方形的排水孔道。另外与中路相邻，位于同一座山背侧的梭坡乡左比石棺墓，也发现底板下修建的排水孔道，这可能是罕额依先民为保护石棺墓所采取的防水措施。第二，墓葬形制与砌建方式多样。中路石棺墓的形制有长方形、正方形、六边形等。罕额依村甲莫伙耕地边缘坍塌的陡壁上，暴露出十余座石棺，排列有序。笔者在甲莫伙考察实测一座石棺，棺长为1.3米，宽0.6米，高0.68米。另一座石棺长2.25米。几卡依村一座石棺无底板，左右侧板各用二块未加工的石板，与头足档板镶嵌成近六边形，并由四块未加工的石板作盖板。另外还发现有上下两层棺室及两棺室并列共用侧板的石棺。第三，从石棺修建的形制看，结合了石棺和石砌建筑。修砌石棺时，是先在黄土中挖一长方形穴坑，在坑底用打造好的石板嵌成石棺，其后在左右侧板外用片石砌筑石墙，石块之间用泥浆粘合。笔者在甲莫伙、帕柯石棺墓群中均发现此种砌建的石棺墓。石棺葬毕后，将先掘出的黄土回填，然后在其填土上用石块砌筑多达9层左右的石墙。
四、罕额依遗址、中路石棺葬墓群与碉楼石砌技艺的关系
（一）石砌技艺的相似性
从建筑材料和砌筑方式上看，罕额依古遗址有大面积的石砌建筑遗址，而当地的石棺墓在墓顶、侧板外、排水孔道均砌有泥浆粘合的石墙。二者的石砌技艺完全一样。
丹巴素有“千碉之国”的美称，境内古碉楼数量众多、形式各异、功能齐全。20世纪90年代普查，全县存古碉562座。2011年北京清华同衡规划及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在编制《四川省丹巴县丹巴古碉群总体保护规划纲要》时，在调研过程中新发现17座⑥，另外在水子乡长纳村还有1座残缺的13角碉，故全县现存古碉楼总数达到580座。丹巴古碉建筑平面类型丰富，有4角、5角、8角、13角等不同形制，历史上还曾经存在过3角、6角碉型。其中3角、5角、6角、8角、13角為星形平面。我国目前现存的星形平面碉楼多分布在丹巴。据说藏区有3座13角碉，其中2座位于丹巴。13角碉造型独特，是藏区石砌建筑传统和技艺的典型代表。丹巴古碉外观高峻挺拔，高度多在15-50米之间，梭坡乡左比村俄切卡碉高达40米以上。丹巴古碉按功能分为战碉、寨碉、烽火碉、官寨碉、界碉、经堂碉等，按形态分为公碉、母碉等，可谓青藏高原碉楼集大成者。另外，丹巴还保存了丰富的古碉民俗文化。
丹巴古碉的建筑材料，多选用片（块）石及当地的粘土。由于片石具有一定的韧性，碉楼建好以后，历经风雨，片石越挤压越结实。
从三者的对比看，在建筑材料和石砌技艺上，丹巴中路罕额依遗址、石棺葬墓群和古碉楼如出一辙。
从结构上看，中路乡罕额依遗址揭露出的房屋F2边长长为2.2米，宽为2米，建筑平面的形状近似正方形，F7的建筑平面形状同F2，其余房屋基址建筑平面形状呈长方形。（图2）⑦丹巴四角古碉建筑平面多呈正方形，呈矩形的四角碉数量不多，另有相当一部分四角碉建筑平面边长非常接近，近似于正方形。说明建碉的人群在建造四角碉的过程中，沿袭了中路罕额依先民掌握的砌筑接近正方形及长方形房屋建筑平面边长的比例。
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呈全封闭式，四面墙未设门道，为双层墙体，高度2.5米，是残存的石墙中最高的墙体。在房屋现存顶部西南侧用石板砌有4级台阶⑧（图3）。按此形制推测，墙的下部未砌筑阶梯，很可能使用独木梯上下。从墙体的高度和阶梯砌筑情况看，F2极有可能是二层平顶石墙房屋，进出的门设在第二层，从屋外地表架设独木梯至第二层，然后从第二层的楼梯口沿阶梯及架设于下部的独木梯上下。
与此对应，丹巴遗存的四角碉，大部分碉楼底层呈封闭式，除极个别在底层开设碉门外，大多在2-4层设置碉门，碉门距离地表的高度为2-6米以上。从碉墙外地表架设独木梯至设碉门的楼层后，再沿独木梯下至第一层或上至上边的楼层。中路乡克格依村康波碉，呷仁依村然卡卡碉的结构皆如此，这与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的结构、布局均相似。可以推断四角碉在砌筑过程中沿袭了F2的基本结构与风格，很可能是在F2这类建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在文化含义上相似
关于古代人群最初修建碉楼的目的，学者有祭祀、军事防御等观点。[8]（P.54）从中路考古发现的情况看，古代先民建造这种独特建筑，可能兼有祭祀与军事防御两个目的。
罕额依遗址第二期最晚的地层中开始出现圆石饼，但数量少。第三期出土了大量呈圆形石饼形状的器物[9]（P.66），器体中部厚，边缘较薄，制作简单粗糙，厚度较均匀，中部有圆孔。其中一件中部断裂。这些圆形石饼器物极有可能就是石饼形器。圆石饼中有一件器体较厚，可能是石壁，位于一座长方形房屋内墙近墙角处。此处砌有两个壁龛，上壁龛顶部斜放一块一角朝内的三角片石，后部用黄泥敷抹，石壁平放上壁龛平台右部。（图7）⑨石壁、石饼形器是古代早期祭祀、祭天活动中盛行的礼器。罕额依石砌房屋中发现石壁、石饼形器，且石壁放于上壁龛，上壁龛极有可能就是祭祀神龛，石壁、石饼形器可能就是罕额依人祭祀的礼器。这说明石砌建筑与罕额依先民的精神生活和原始宗教信仰关系密切，古代先民最初修建碉楼的原因可能与祭祀有某种关联。
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了大量石砌房屋基址，房屋建筑结构独特。10余座石墙房屋中，除F7有门道外，其余多为封闭式石墙房屋。为我们揭示了古代先民最初修建碉楼这种独特建筑的目的。
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的房屋中，F7平面形状为近正方形，东北—西南走向，西北墙体与东北墙体交角处下部砌有小门，放置一块封门石，门内砌有3级踏步连结屋内。地面紧密、坚硬，系由掺有料礓石的黄土加工而成。墙体内壁有草拌泥敷抹的痕迹。F2平面形状近正方形，东北—西南走向，石墙高度为2.5米。石墙呈全封闭式，未设任何门道。在房屋现存顶部的西南侧用石板砌有4级台阶，下部无石砌阶梯。墙体内外壁均有黄泥敷抹的加工痕迹（图3）。B10地面用掺有料礓石的黄土加工，墙面用草拌泥或黄土敷抹，说明这二座房屋的地面、墙面都经过加工处理。在古代只有人类活动的场所才进行类似的加工处理。同时，罕额依遗址中房屋叠压打破关系复杂，说明遗址中的房屋是重复使用的。
从房屋F2的结构可以看出是一种独特的石砌建筑，在3000年以前，罕额依的先民为什么要建造这座异于当时人们居住的建筑呢？这与丹巴的地理位置、环境及古代先民的安全需要有关。丹巴位于大渡河源头，是古代民族迁徙的藏彝走廊的一部分，曾经是河湟地区古代居民沿横断山六江流域南迁的重要通道，人口流动复杂，文化多样性丰富。到了今天，仍然有有藏、汉、羌、回等世居民族，语言复杂多样，藏语康方言、安多方言、嘉绒语、尔龚语等都有使用，每一种语言使用区内各小区域又有差异。古遗址的发掘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均说明，古代这一带是人群不断迁移、流动的场所，部落、族群众多，各类大大小小的冲突也常常发生，居民修建房屋对安全性要求很高。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7的用途非常明显，是罕额依先民的居住场所。F7这类房屋成为他们遮风避雨，躲避野兽侵袭，在各种冲突中保护自身安全的安身之所。而对于手持长矛、弓箭、石刀、石斧的人群，这类房屋形同无设防之地，入侵者极有可能轻易地推开封门石，破门而入。罕额依先民极需建造一种既能居住，更能提供安全的建筑。于是罕额依先民利用其高超的砌石技术，把F2的石墙砌至2.5米以上，底层不设门道，形成全封闭式，门开在2.5米以上的第二层，室外架设独木梯上下。碉楼体现其防御功能的部分主要有两大部分：其一为碉门的设置，底层的封闭式结构；其二为开设的通风、瞭望、射击孔。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已初步具有碉楼防御功能的第一部分：即碉门高开，底层为封闭石墙。从F2的结构、形态来看，这类建筑在其后的部落、族群之间的冲突中，起到了保护人群的作用。罕额依先民进一步意识到，门道高开，底层为封闭式的石墙结构的建筑能有效地保护人群的安全，这类建筑的高度与防御功能的强弱密切相关，建筑愈高，防御功能愈强。经过漫长的岁月，具有多层楼层的石碉建筑在中路乡建成。这种碉门高开，一层以下墙体为封闭石墙砌体的结构，遂成为青藏高原碉楼建筑的最基本的标准配置。
同时，中路石棺葬在石棺外垒砌石墙，也是将亡者安置在安全封闭的环境中的文化意识表现。可见，石砌的封闭空间对于石棺葬主人而言，也有同样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新石器时代晚期，罕额依先民长期在此繁衍生息，砌筑了大量石质房屋居住。出于宗教信仰和安全的需求，建造了祭祀的神龛，制作了祭祀的礼器石壁、石饼形器。为应对复杂的自然和人的威胁，他们选择了可以满足军事防御目标的石砌建筑，并逐渐将其发展为碉楼。
五、罕额依遗址与碉楼的起源
青藏高原碉楼产生的年代久远，令人遗憾的是汉文史籍中有关碉楼产生的年代无记载，从考古发现来看，碉楼的雏形出现的年代早于两汉时期。根据《丹巴县中路乡罕额依遗址发掘简报》所公布的材料，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为12层。发掘者通过对典型陶器的分析、对比，将遗址分为三期。地层的第10、11、12层为第一期；地层的第6、7、8、9层为第二期；地层的2、3、4、5层为第三期。[9]（P.61）第三期最晚的地层单位中出土有与岷江上游石棺墓晚期中的双大耳罐相同的器物，类似双大耳罐的器物出现的年代约在西汉武帝前后。因此，第三期的年代大致为距今3800-2000年之间。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房屋F2建于第5层，叠压并打破第6层，而第5层又是第三期较早的地层。F2位于第三期较早的地层，又是第三期较早的遗迹单位，而第三期所测定的年代是从典型房屋F2、F7、F5、F6中采集的碳素标本测出的，所以F2的年代亦应在距今3800-2000年之间。[9]（P.74）另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在《丹巴县中路遗址1989-1990年度发掘情况简介》中介绍：“遗址中已知的年代是第2号房子填土中木碳经碳十四断代测出的，其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代前期……”B11。碳十四测定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第2号房屋F2的年代为距今3500年左右，从考古年代学来判断，这可能就是中路罕额依石砌碉楼雏形形成的大致年代。当然，碉楼是多楼层的高大石砌建筑，中路罕额依遗址中的F2只是碉楼的雏形，与完整的碉楼相比相去甚遠。 綜上所述，中路罕额依遗址出土的石砌房屋F2的结构、布局、中路石棺墓石砌技艺、中路古代遗存的四角碉三者在石砌建筑方面使用了相同的建筑材料和砌石技术。加上罕额依遗址、石棺葬墓群、中路乡克格依村四角碉康波碉间地理上的高度重合关系。可以看到，中路古代遗存的四角碉与石棺葬，二者和中路罕额依遗址关系非常密切，这种文化内涵的相似性说明中路石砌碉楼、石棺墓葬与古遗址之间存在着一种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可能是石砌房屋在前，是石砌碉楼的母体，在石砌房屋的基础上产生了碉楼、石棺墓。
注释：
①②③④资料为发掘现场拍摄照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提供。
⑤资料由丹巴县文化馆提供。
⑥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四川省丹巴县丹巴古碉群总体保护规划纲要，2012年，第14页。
⑦⑧⑨⑩资料为发掘现场拍摄照片，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提供。
B11此简介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局联合考古队组长陈祖军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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